儒道文化——专制的克星

                         一、

    最近网上出现一篇《儒道文化，专制的拐杖》的奇文，这篇奇文是作者数十年呕心沥血炮制出来的，该文一经问世附和者甚众。文章一开篇，他就开宗明义吹响了批判华夏传统文化的号角：
    “想做帝师的马基雅维里，他奉献给君王的《君主论》，虽然也愚民且不乏阿谀之态，如他奉劝君王在需要时必须既是狮子也是狐狸。这是一种西方式的透：暴力加欺骗。点到即止。而在国朝，同样想作帝师的先贤们，却说得更准确一些。如《道德经》中‘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和‘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比起老外，这话透得更具体更冷酷）； 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商鞅‘民愚则易治也’和‘有道之国，在于弱民’（终于集儒道两家愚民术之大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奇文作者的煽动下，跟帖者纷纷将最污秽最恶毒的语言泼向早已作古无法自辩的老子和孔子，这下奇文作者更加得意忘形了，他不断罗列出许许多多老子孔子的“黑言毒语”，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鸣得意的煽情文字刺激粉丝们发红的眼球和狂躁的心灵。
    “老子教唆统治者愚民虐民的话还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孔子教唆统治者愚民虐民的话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而优则仕’‘克已复礼为仁’……”
    很显然，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奇文作者依旧沉浸在文革语境中，以文革思维为基础，以文革大批判范文为知识底蕴。他断章取义地摘取自己需要的章节，望文生义地作出符合自己结论的臆断，不厌其烦地曲解歪批我们民族的经典，最为荒谬的是他居然把商鞅说成“集儒道两家愚民术之大成”的人！
    凡读过《商君书》的人都知道，商鞅在《商君书》中把孔子的六艺形象地比作六只祸国殃民的跳蚤，书中赫然写道：“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由此可知，商鞅深谙人民受教化后很难被君王控制的道理。此外，商鞅还公然宣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对老子孔子爱民敬民尊重生命的思想，商鞅如临大敌使出浑身解数对之大加鞑伐。正是因为商鞅不遗余力地鼓吹与实施，这才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的惨剧屡见不鲜，而且至今仍然余威未减。说商鞅是拱王弱民的始作俑者毫不为过，将屎盆子扣到老子和孔子头上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一个人除非摆脱了文革思维才有可能了解老子孔子思想的精髓，到那时他才会发现我国数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真相：以老子孔子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道文化，与以商鞅韩非拱王弱民思想为核心的法家文化以及以董仲舒为首假孔子之名行法家之实的伪儒家之间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华夏文明史。历史上出现的盛世与末世、明君与暴君、贤臣与佞臣的分野，正是这种善与恶、正与邪较量的必然结果。法家的治国理念可以让一个国家暂时强大，却不能让一个国家长盛不衰；可以让君王富甲天下雄霸四方，却不能让人民丰衣足食和谐安宁。于是，古代杰出的仁人志士才会前仆后继高举老子孔子的思想大旗，与维护皇权愚民虐民的法家思想展开殊死搏斗；于是，在我们民族的浩瀚历史长河中，才会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感天动地的壮士悲歌，才会不断涌现出许许多多舍己为民以身殉国的英雄豪杰。
    儒道文化非但不是专制的拐杖，反而是永远高悬在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提醒他们要爱民敬民尊重生命，因为“君轻民贵”“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为暴君不被祝福人人都可以得而诛之。

                    
                             二、
     
    现代人品读古代经典最容易犯以下三大错误：
    第一、望文生义。看到古文字就马上想到今天所流行的解释，既不去查古汉语词典，也不参阅历朝历代古人的注释。
    第二、断章取义。读到一段文字就贸然作出判断，既不将整段文字连贯起来进行推敲，也不与作者的一贯思想进行对比。
    第三、自以为是。由以上两项作出结论后便深信不疑，遇到不同意见既不反思也不争辩，只一味自说自话用不断重复来证明自己的准确无误。
    奇文作者就是这样品读经典的，下面我们就来对比原文逐条进行解读。
    1、“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 对此奇文作者如此点评道：“比起老外，这话透得更具体更冷酷”，据他考证老子这是在明目张胆教唆帝王愚弄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如果我们耐心读完整段文字，一切便会真相大白。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顺。”（《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下面是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的白话翻译（以下翻译同此）。
    译文：古时候善于以道治国的人，不要人民机巧明智，而要人民朴质敦厚。百姓智巧诡诈太多，就难治理。如果人民多智，治国的人又凭自己的智谋去治理他们，那么上下斗智，君臣相欺，国家怎会不乱？如果治国者不用智谋，不显露自己的本领，不开启人民的智谋，只以诚信待民，则全国上下必然相安无事，这岂不是国家的一大福祚？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古今治乱兴衰的标准界限。若能常怀这种标准在心，不以智治国，必能与道同体，而达玄德的境界。玄德既深又远，不同于普通的物事。当玄德愈见真朴时，万物也就回归了自己的本根，然后才能完全顺合自然，与道同体。
    2、“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奇文作者写到这里，禁不住恨恨不平地骂道：“这个老不死的，真够阴险毒辣的，说他是中国第一大恶人还真没冤枉他！”因为他是如此解读这段话的：“让民众虚心弱智、无知无欲，吃饱饭养壮身体供帝王驱。”事实果真如他所言吗？非也，真相恰恰相反！
    “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
    译文：不标榜贤名，使人民不起争心；不珍惜难得的财货，不使人民起盗心；不显现名利的可贪，能使人民的心思不被惑乱。因此，圣人为政，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没有什么自作聪明的主张；满足人民的安饱，就不会有更大的贪求；减损人民的心志，便没有刚愎自用的行为；增强人民的体魄，就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哪里还会与人相争呢？若使人民常保有这样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望，纵使有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也不敢妄施伎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无为的态度来治世，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道理呢？
    3、“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这段话最受奇文作者诟病，他阴险地哂笑道：“真聪慧，知道人是杀得怕的，因此提醒君王制造恐惧和暴虐。就这点而言，秦以后的帝王，唯国朝太祖是彻底领悟了老子的精髓。所以太祖开国即破历代帝王大赦天下的惯例，改为大杀天下。”且慢！这段话还没完呢，等读完再笑也不迟呀，怕只怕等你读完就会哭笑不得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译文：人民若饱受虐政苛刑，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以死来威胁他又有何用？假使人民怕死，一有作奸犯法的人，就抓来杀死，那么还有谁敢再做坏事，触犯刑法？但事实并不如此，天下刑罚何其多，犯法的人却并未止步；万物的生死，早操在冥冥中司杀者的手中，又何必人去参与其谋？但是，世上一般的执政者，往往凭自己的私意枉杀人命，替代冥冥司杀者的职责，还自以为是替天行道，这就好像不知技巧而去替木匠砍断木头一样。凡是代木匠砍断木头的人，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4、“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刚读完这句，奇文作者又喋喋不休地诅咒起来：“这个没人性的老东西，在他眼中百姓比猪狗都不如！读遍《道德经》篇篇都是这样的糟粕！”然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若守于中。”（《道德经》第五章）。                      译文：天地没有仁与不仁的分别，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也没有仁与不仁的分别，对百姓一视同仁。天地之间，不正像风箱一样吗？虽空虚却不会穷竭，越动，它的风就越大。话说得太多，总有言尽词穷的时候，不如谨言慎行恪守中道。
    5、“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几句话简直如同爆竹，看得奇文作者神经都要崩裂了：“如此直白的教唆！如此露骨的叫嚣！”可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这恰恰是老子高超智慧与高尚情操的完美体现！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
    译文：“聪明和巧智伤害自然，所以弃绝它人民反而得到百倍的益处。仁和义束缚天性，所以弃绝它人民反而能恢复孝慈的天性。机巧和货利，能使人产生盗心，所以弃绝了它盗贼自然就绝迹。这三者都是巧饰的，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弃绝它们，而使人有所专属；这便是外在的表现纯真，内在保持质朴，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三、

    古今语境之不同致使后人对孔子产生诸多误解，而忠君思想首当其冲。这个天大的误会源自于古人和今人对“忠”字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感悟。研究过古文的人都知道，在孔子身处的春秋乱世，“忠”只有“尽心竭力”一种解释，至于忠于君王、忠于国家、忠于党，那是后人因时因事杜撰衍伸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和国家只是文人学士伸展才华与抱负的随机选项，孔子也不例外，他周游列国一心弘道，无数次途穷路绝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他始终忠心不二矢志不移。他忠于什么？忠于心中的仁、忠于身外的道、忠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
    可是，许多不明就里的后人却单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武断地将孔子定格为皇权崇拜的始作俑者。并以此作为孔子人格优劣的试金石，弄得世世代代文人学子引经据典争执不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出自《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说：“君王任用臣子要符合礼的规范，臣子侍奉君王要用忠心。”
    要想正确理解孔子所谓的“忠”，我们不妨参阅《孟子》的一段话：“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论语》中有段话也可作为佐证：“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外，还有孔子在《孝经•谏诤章》中说得更直白：“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 由此可见，孔子说的忠并非对君王毫无原则的愚忠，而是以仁义道德为原则的为民为国尽忠！
    明白了孔子心中“忠”的深刻含义，再来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易于反掌。不错，孔子强调秩序。身处乱世的孔子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理与心理的巨大创伤，他因此想用礼义恢复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强调的是“君要像君”，君不像君就是独夫民贼，人人可以群起攻之！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无异于将暴君钉上万劫不复的审判台。孟子深谙孔子的良苦用心，当别人问纣王被诛一事时他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孔子能在几千年前便将做人准则加在君王头上，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理念不是异曲同工吗？如此看来，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一样都是人类民主思想的先驱！
    反孔派责难孔子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他们将此当作孔子教唆君王愚民虐民的证据。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既然反对皇权，为什么又坚持采用皇权忠实维护者朱熹的解读，而置他人意见于不顾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如果真如朱熹解释的是“人民只要让他们按君王的话去做，而不必要告诉他们为什么那么做”，那么孔子的确死有余辜。然而，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断句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式一改，意思马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身为平民教育家的孔子一生致力于用礼乐教化百姓弘扬仁义，毫无愚民虐民的理由，他在这里真正要说的是：“人民如果懂得礼乐道德，就随他们去自由发挥；如果不懂得礼乐道德，那就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礼乐道德。”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孔子一贯的言行。时至今日，如果谁看到了这种解读而依旧坚持原来错误的解读的话，那就不再是认识问题，而是在有意颠倒黑白栽赃孔子属于性格问题了！
    此外，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歪曲成：“只有上层统治者的明智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愚蠢永远不可改变”，是反孔派攻击孔子的又一发炮弹。俗语说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难怪文革中全国的孔庙被红卫兵小将焚毁殆尽，原因即在此。
    要弄清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还需参阅孔子的另一段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原来孔子将人分为三类：“中人”天赋都差不多，“上知”指天生具有特殊禀赋的人，“下愚”则指那些天生禀赋差而又不肯学习的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们且不说孔子对人的划分是否科学，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他谈的是人性与教育问题，与政治毫不相干。硬要无限上纲上线，将“上知”“下愚”对立起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反孔派对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解释也极其偏颇，一偏颇便将孔子的教育目的变得俗不可耐了：“学习就是为了做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跻身统治阶级去剥削压迫劳苦大众！”
其实，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仕”通“事”，就是“完成事情”的意思。有诗为证：“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如果“仕”指做官，难道武王还要去做官不成？《论语》中“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整句话的意思是：“事情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取得进步；学习学好了，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事务中去（做官只是做事之一种而已）。”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很明显是由两段结构对称、语法严谨、内容密切相联的分句组合成的一个完整句子，绝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断章取义随心所欲胡乱臆断，如果把“学而优则仕”解释成“学习好了就去做官”，按此逻辑“仕而优则学”就应该解释为“做官好了就去学习”，这显然不合符官场规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克己复礼”和“孔老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骂人咒语。你想贬损对方就说他是“孔老二”，你想上纲上线置对方于死地就说他“克己复礼”。世事难料，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人对“孔老二”恨之入骨，对“克己复礼”深恶痛绝，真让人笑掉大牙！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说得多好：“克制自己的私欲，一切遵照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我真弄不明白，今天还在拼命谩骂孔子的人，他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如果是真心，那颗心一定迷失在偏见的荒原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四、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东方沉睡千年的雄狮，他惊恐、悲愤、仇恨、彷徨，走出国门四处寻觅救国救民的良方……
    二十世纪伊始，华夏儿女终于在孙中山带领下率先在世界东方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然而，自由仅仅昙花一现，神州大地重又被狂风暴雨赤日骄阳撕裂炙烤得百孔千疮哀鸿遍野……
新世纪莅临，古老中华的航船再一次驶回原点。于是，炎黄子孙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下求索。向左还是向右？一个个疑问绞索般缠绕着人们狂躁的神经，让人一刻也不得安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保持秦体制还是全盘西化照搬美国的民主模式？左派和右派在网上网下针锋相对频频交锋，但在反对以老子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点上，他们目标一致同仇敌忾，这奇怪的现象不由得引起我深深的沉思。
    左派要走的老路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一点毋庸置疑。全盘西化照搬美国的民主模式同样也吉凶难测，战火弥漫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便是前车之鉴。半个世纪前我们高喊打倒孔家店竖起共产主义大旗，可是我们民族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迈入普天狂欢的大同世界。朗朗乾坤何处寻坦途？茫茫寰宇哪里觅桃源？
    有人责怪孔子未能对“仁”给出一个准确定义，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孔子伟大高明之所在。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准确定义就意味着自己说出来的“道”变成了“常道”，就意味着人世间从此有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绝对标准，意味着中庸再也没有了容身之所，于是，绝对真理（客观真理）从此便可以大行其道，固执己见偏执狂妄之徒必将多于过江之鲫。
     有人凭借逻辑推导出孔子维护封建专制的本质，他们认为中国封建专制体制能延续几千年，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这是典型的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方式：首先他们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简单地用“封建专制”予以否定，接着又武断地认为是孔子思想维系了屹立不到的秦体制。他们也不想一想，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能用“封建专制”四个字盖棺论定吗？他们哪里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恰恰与中庸思想水火不容！孔子奉行阴阳平衡和谐中庸的思维模式，中庸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得以产生的有力保证！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个朝代的鼎盛时期都是孔孟民本思想占据上风之时，反之则是真儒遭难假儒大行其道之时。
    当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指向马克思时同样也令人大跌眼镜。在东方共产主义世界中，凡经历过阶级斗争大清洗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怒火发泄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身上，有人甚至还咬牙切齿称其为恶魔。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人格高尚的君子，在人格上侮辱他们毫无道理，一个人能殚精竭力为弱势群体奋斗终身，难道不高尚不伟大吗？他们提出用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假设，主观上并不主张残酷的清洗，我们毫无理由让他们为后人犯下的罪过担责。我们应该扬弃的是他传承黑格尔的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种极端思想都能把天使变成魔鬼，反之，老子孔子的中庸思想却能将魔鬼变成天使。
    还有人因为没有在孔子书中发现“民主”字样，便以此推断他是“专制的教唆者”，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民主不是可以用文字准确表述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两党轮换、君主立宪、联邦制统统都是每个国家自己独创出来的形式，民主必须靠本国民众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去实现，复制他国的形式无异于邯郸学步，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可悲下场。毋庸置疑，真正的民主不是说出来的大道理，更不是某些固定不变的形式。真正的民主必须体现在每句话每个行动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讲起民主来头头是道，在与他人交往时却处处显现出专制霸道作风，那只说明他根本不懂民主，无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泰国红衫军和蓝衫军的街头之争就是这样，还有许多梦想靠暴力夺取政权实现民主的人也是这样。
    反传统文化的人整天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挂在嘴边，极力鼓吹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可是他们忘了现代最先进的思想都是从传统思想中脱颖而出的，完全与传统思想脱钩的奇思异想不是诳语就是胡话，狂人洪秀全便是最好的例证。将现代与古代割裂并人为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何等荒谬绝伦呀！儒道文化非但不是专制的拐杖，反倒是专制的克星，因为那些古代经典名著中蕴含着现代民主基因！
    民主的基础是什么？不正是尊重与包容吗？一个既不宽容又爱走极端的民族能实现民主吗？法治的灵魂是什么？不正是规则与自律吗？一个既不讲理又不懂礼的民族能实现法治吗？契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不正是信义与诚实吗？一个从不讲诚信的民族能具有契约精神吗？
    二十一世纪的华夏儿女真该静下心来好好读读先圣的著述，要知道《周易》《论语》《道德经》中暗藏了多少现代文明的遗传密码呀！“仁、义、礼、智、信”非但不是什么封建糟粕，反倒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仁爱是秩序的基石、忠义是法治的基石、礼和是民主的基石、睿智是平等的基石、诚信是和谐的基石。
    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局绝不是背负传统文化包袱所导致，而是因为抛弃了老子阴阳平衡理性睿智的思辨方式和孔子仁慈宽容和谐纯正的中庸之道，剖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负面效应才是今天思想界的首要任务，拒绝极端回归理性、彻底抛弃一分为二矛盾对立思维模式才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
    中华民族的未来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由也好民主也罢谁也无法越俎代庖。外来的革命草和向阳花只会给神州大地带来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那曾经迷漫整个国土让亿万同胞几近窒息的赤潮就是最好的教训。明天那绚烂多彩的民主之花，只能从民族的文化根基中萌生绽放，一个民族如果自断根基，他就再也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新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