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王弱民的始作俑者——商鞅

    独裁者的驭民宝典《商君书》，天下第一禁书，帝王专制的不传之秘，太子必学的专用教材。直至二十世纪末上海鲍鹏山教授公开讲解，此书才公开面世。《商君书》不到三万字，把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道理浅显、办法实在，哪怕你目不识丁，听后绝对会认为自己也能当皇帝！《商君书》比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早二千年。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家学说核心大都是教导君子修身之法；自申不害和商鞅等人后，有了政客推行帝王之术，教导君王如何治理天下。
    现存的《商君书》二十四篇，为“更法、垦令、农战、去强、说民、算地、开塞、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徕民、刑约（佚）、赏刑、 画策、境内、弱民、御盗（佚）、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今河南安阳）人，公孙氏，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功秦封于商，故后人称商鞅。幼好刑名之学，师从荀子专攻帝王之术，学成在魏不得伸展，携李悝《法经》投秦孝公，谏帝道、王道、霸道三策。秦孝公纳“霸道”，商鞅新法有成，留《商君书》传世。
    商鞅、公元前359年任秦左庶长；前352年为大良造，率兵围魏攻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前351年，率兵占领魏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前344年游说魏惠王僭越启用周天子礼制，离间魏、齐、楚等国的关系；前341年，趁魏、齐马陵之战后，谏秦孝公攻魏；前341年，商鞅攻魏，诱骗魏公子卬赴会俘之败魏军，因战功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前338年，秦孝公殁，秦惠王立，欲捕商鞅，商鞅逃回商邑举兵，兵败死受车裂之刑，灭其族。因为商鞅持政十九年，“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轻视教化，崇尚暴力，愚民和文化封锁，致其死而“秦人不怜”。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见(《商君书•更法篇》)。这是商鞅帝王之术的理论依据。
    商鞅提出的“壹”，就是统一、专一。“壹赏，壹刑，壹教(《赏刑》)”，君主要统一政策和措施；“上壹而民平”、“身作壹”(《垦令》、《农战》)，君主要始终如一地贯彻法令；“‘意必壹’、‘民壹意、(《垦令》)”，民众必须思想统一；他肯定“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农战》)，执行他的变法一年，国家就强盛十年，执行十年，则强盛百年，百年执行就会千年不衰。这个观点深深地打动了秦孝公，他终于如愿以偿，问鼎秦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下一代枭雄。商鞅是典型的急功近利现实主义者，他变法的立论、法令、条律，全是为加强和巩固君王权力而制定的。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实行变法，其理念和具体法令为：

    统一教令：
    排斥一切传统文化和现实学派，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敬”等礼仪标准和“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传统文化为祸国殃民的跳蚤，斥骂就是这些教义教坏了民众：“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商君书•农战》）。
这些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一千个农民中有一个读书人来鼓动，他们就不会安心农业和事战；一百个人中有一个懂技能的人，其他人就不会安心农业和应征当兵了；那些读诗书的人和学会技能的人就是不想在秦国种田当兵，长此下去，老百姓会不听政令，粮仓会没有积蓄，兵士会少，战斗力会弱，所以秦不能要读书人和匠人。
商鞅说“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商鞅书• 开塞》）”治理国家用礼义来教化民众，民众会不听话，就会作乱，作乱肯定会被杀，这时百姓所不喜欢、不愿看到的事情，而用百姓不喜欢的律令管理他们，民众虽然厌恶但必须遵守。继之他颁布“燔诗书而明法令”，烧掉诗书，以法为令，以吏为师。

    重农抑商：
    商鞅始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是“本业”，商业为“末业”；《史记》载秦“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秦“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商鞅废止“田里不鬻”，允许开荒，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实行重赋税，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严格限制商人经营项目和活动范围，重征商税，“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商人和农民都不准买卖粮食，农民没有粮才会努力种田。商人不买卖粮食，就没有盈利用来享乐，也无利可图了，商人会经商务农。农民努力种田，商人去务农，荒地一定被开垦得多。
商鞅德法令就是将人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缴纳粮食和布帛多的农户可免除本人劳役；凡弃本求末从事他业者，籍没家产家人贬为奴。招募他国无地农民来秦开荒居住。规定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耕种，否则罚双倍赋税。“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农民就不敢从事他业而一心作田，据专家考证，民众年收入的五分之四交秦官府。“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以人口收税，而且是重税，一定要让民众感到缺衣少食，才能促使他们开荒种田。民众不敢逃税，田里才会没野草，国库才会充盈，国家才会强盛。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秦国的农业发展，促进了秦国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

    强调弱民：
    “有道之国，在于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凡此种种，在《商君书》的不同篇章里大同小异的表述出现过多次。
    只有“弱民”和“愚民”才好管理。人一旦有知识了就会“高言伪议（《商君书•农战》）”，对国家的政令品头论足；还能“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商君书•农战》）”，投效其他诸侯国以求官职；所以应当使民众“务学诗书”、“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商君书•农战》），民众一旦掌握了知识和文化，就会起不安心现状，会去蛊惑民心，使众多的国民与君王离心离德。所以，要想富国强兵，吞并其他国家，就必须让国民不读书，远离知识。
     “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的政策宽松，不听话的人就多。所以一定要执行国富民贫的政策。而且制定政策不应当受民众的影响，民众敢于反抗国家的政策，就证明民众的势力大了，反之就是国家的势力大；政策宽松只会让民众中不听话的人增多。所以治国就是让国家强、百民穷，充分认识到这点，推行相应的政策，国家才会强大起来。宽松富民的政策，只会让国家贫瘠、国势衰弱，所以只有让民众始终处于弱势，国家才会强大。“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就是最早的以“夷”制“夷”之方略，利用民众中强霸彪悍横蛮之人管理老实善良的民众，社会才会安定。这些才是最有效的治国方略。

    奖励杀戮：
    杀人越多军功越大，奖赏越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制定军功爵制，根据军功授予爵位，功爵二十级：1公士，2上造，3簪枭，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商君书•境内》规定“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规定作战中秦军百将、屯长拿不回敌人头，自己就被处斩；得敌人33颗头颅以上，升官一级。在军队围攻敌城池，斩获敌人头八千颗以上者，野战中斩敌人头两千颗以上者，所有参战将吏都可获赏，升官一级。《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奖赏品位田地、住宅和奴仆人。这个规定的出台，秦军就成了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军狂杀俘虏可理解了。

    酷刑治国：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商君书•开塞》）”治国应刑罚多奖赏少，成功的国家，九分刑罚一分奖赏。贫弱的国家，是奖赏九分刑罚一分，商鞅坚定地认为只有刑罚才是治国的良药。所以制定一系列残酷的法令和刑罚。
    公元前356年，商鞅实行编户制，在李悝《法经》里增加什伍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者赏，匿报者腰斩，实行轻罪重刑制度，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一家藏“违犯法令者”，什、伍连坐同罪同罚。官吏执法，百姓“以吏为师”。强调“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天下各种政令不同，现在必须统一在秦政之下。鼓励告发打小报告。见《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史记集解》引《新序》日：“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指责商鞅的刑罚过于残酷，杜甫《述古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也抱怨商鞅执法过于严苛。这些严厉苛刻的刑法让老百姓噤若寒蝉，更不敢反抗和逃亡。《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挑起民众中的相互猜忌、相互举报，推行严厉的举报奖惩法令是治民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举报违反秦政令者、不满秦政者、妄议朝政者、不务农从事他业者、与外国人交往者（“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私自读书和法律条令者等等是秦公民的责任，举报则视犯事者地位影响给奖励；犯事者视情节处以流放、籍没家产发配为奴隶、杀头、腰斩直至车裂的刑罚。隐瞒不报者一律腰斩，还连累他人，因为法律是一家有罪，九家同罪连坐。
商鞅实是今古酷吏第一人。

    通过商鞅的变法，秦国民众全变成了两种人：一农民，二战士。
    商鞅把秦全国民众分为壮男、壮女、老弱三军，闲时务农战时应征，同时以利益（战利品）、刑罚将秦民训练成虎狼，“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整个秦国就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秦兵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虎狼。
    商鞅真有才，像他那样的天才也是经历了几千年才有一个，古老传说中的商汤名相伊尹，最大的功绩在教导民众烹饪和药物调理，其目的在亲民；周相姜尚辅周除暴纣，立“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方针，教君王爱民惠民，留《六韬》惠世。
商鞅不同，“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摒弃一切古法、道义，彻头彻尾地站在维护君主个人利益的立场，教导他们怎样强化集权、巩固帝王统治；怎样剥夺地方权力、削弱豪门权贵；愚民、虐民控制老百姓；这就是商鞅对二千多年帝制存在的最大贡献。
    《史记》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他在变法中实行了一些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的确得罪了很多秦国的王公贵族，就导致了他一失去秦孝公的护佑，立马就命丧黄泉的结果。
    商鞅了不起的地方在的“废井田、开阡陌”政策，首创区域管理，“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主政，县丞辅佐，县尉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设县令、县丞，地方官员由国君任免。严禁窝里斗，即“邑斗”，禁止秦内部各村镇豪权者为争夺土地奴隶的相互械斗，极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至此中央帝制初具雏形，占有土地奴役剥削农民的生产方式形成，中国社会的分封制被彻底破坏了。
    不可否认，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最具成效的改革，因为它奠定了秦扫六合一统中原的基础。虽说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新型的社会管理形式的需要，但商鞅确实是中国二千多年家天下帝王独裁专制的始祖，说他是“拱王弱民”的始作俑者，确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