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三十年后的思乡人
齐凤池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最重要的不是一生创作多少部歌剧，写出多少部交响乐，关键是能让听众记住多少个音符，这是最重要的。
尽管法国作曲家马思奈一生写了很多部歌剧，但人们能记住的，只有歌剧《泰伊斯》中的一段间奏曲《沉思》。其实，有了这一段间奏乐，就已经奠定了马思奈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了很多思乡的诗歌，但世界华人能记住，会背诵的只有他的《乡愁》。一首《乡愁》揪得华人心痛一辈子。
流落到美国的中国著名作曲家马思聪，他把一生的泪水和思念，都揉进在疼痛的思乡音符里，一首《思乡曲》就是他疼痛病根。
马思聪生前说过：“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
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手术失败，在美国费城宾州医院冰冷的手术床上，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
周总理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离开了他的祖国。
马思聪说道：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也成为了思乡之人。
乡愁哀怨，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日子里，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将自己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演绎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马思聪胞弟夫妇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
1985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校35周年纪念日，马思聪写下“礼能节众，乐能和众”的题词，送递北京。他没有回来。
在费城家居的客厅，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共同聆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命运交响乐》，马思聪失声痛哭起来。
身在美国的马思聪深居简出。两房一厅的家居，墙上挂着齐白石、张大千的字画，阳台上摆着的花草盆景，使用的台布、沙发巾、床单和被面，都是从唐人街买回来的中国货。
前几年的春节晚会上，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演奏《思乡曲》，听着吕思清的演奏，使我情不自禁的想到已故三十多年的中国著名作曲家马思聪。
听着《思乡曲》我的心里开始酸楚起来，眼睛湿润起来。马思聪这首小提琴曲，好像把音符写在了世界华人的心上。而吕思清的手指，在琴弦上行走，一下又踩痛了世界华人的脉管和神经。
马思聪，曲子的主题直刺海峡两岸人们疼痛的根部。可以说《思乡曲》把人们思乡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就心酸，泪水就泉水般地往外涌。
《思乡曲》悠扬凄婉，缠绵舒缓，听它总感觉不解渴。听了使人啜泣，不能放声痛哭。这就是《思乡曲》的美妙之处。其实，一首好的音乐不在长短，只要它已经接近了天籁就足够了。因为音乐不属于歌词，它只属于旋律。我说，全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播放贝多芬的作品。而《思乡曲》每时每刻都在黄皮肤的华夏儿女心灵里萦绕著。
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独坐窗前，将音乐的音量放低点，放到一个人听到为止。然后我仰望天空，看着那轮圆圆的月亮遐想。于是，音乐的意境和画面就浮在眼前……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意气风发的年代，意气风发的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校报题词：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
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
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1966年5月，一个星期天，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
6月，马思聪受到急进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
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
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当妻子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的时候，马思聪在偷偷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沨：“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马思聪的心“头”是有个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他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
1966年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女儿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走吧”。
这一走，就成了马思聪一生思念家乡疼痛根源。
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广州。
马思聪的尸骨安葬祖国，使我想到波兰作曲家肖邦临终时说的一句话，我可以把身体葬在法国，头一定安葬在我的祖国。马思聪的骨灰回到祖国，从此，他一生的思念和疼痛，终于有了归宿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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