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与专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提孝道有人立刻会想起“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古训，继而又会联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条，于是，最早鼓吹孝道的孔老先生“当仁不让”地成了封建专制体制的精神缔造者，于是，有人义愤填膺地将所有污秽的语言不问青红皂白地朝他泼去……
    细细考察一下此类思想形成的过程，你会发现反孔派们并非是在信口开河，而是有极其严密的推理过程。下面我先来分析一下他们的逻辑路径：
    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民主大潮席卷了大半个地球，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依然还笼罩在专制阴影中？
    接着分析问题：根据“内因为主外因为辅”的唯物辩证原则，某种专制体制能够延续数千年，一是政治原因，二是文化原因。政治上我们民族延续的是秦体制，文化上延续的是孔孟之道，而孝正是孔孟之道的基础。
    最后得出结论：“孝道”是我国专制体制之所以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骤然观之，这一番逻辑论证简直无懈可击。难怪许多接受过形式逻辑训练的人会对“讨伐孝道”大声点赞，因为他们丝毫察觉不到其中的错误。然而，如果细细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逻辑起点根本不堪一击。
    第一，反孔派们将自由与民主混为一谈，并硬生生地将“自由与专制”这对矛盾综合体割裂开来。他们还将“自由”等同于美国现代的民主模式，用“专制”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一以贯之，正是这种非黑即白矛盾对立的一分为二思维模式，才使他们对自己武断而偏颇的逻辑推论深信不疑。
    众所皆知，自由才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民主不过是追求自由的一种手段罢了。“自由与专制”这种矛盾也像“善与恶”等矛盾结合体一样，从古至今贯穿了历史的每一个断面。无论西方的民主制、寡头制还是共和制，无论东方的禅让制、帝制还是共和制，这一矛盾始终贯穿其中，甚至在同一朝代、同一帝王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既然绝对的善或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或专制同样也不存在，换言之它们必须相互参照同时共存。
    分不清民主与自由的人很可能用手段替代目的，结果远离了自由竟浑然不觉。罗伯斯庇尔从始至终都高举民主的大旗，却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专制暴政的泥塘；民选总统尼克松身在民主制极其完善的美利坚合众国，却鬼使神差地妄图用“水门”阻塞人类的自由之路。
    将民主绝对化的人会盲目迷信票数，他们以为只要是多数人的决定一定是公正的，却忘了自由斗士苏格拉底是被雅典公民用投票方式送上断头台的，也忘了专制恶魔希特勒同样是被民众的选票推上权力巅峰的。民众不是圣贤，他们可能被洗脑，可能被群体无意识所左右。勒庞说过“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从我国太平天国的毁庙灭儒到文革时道县的疯狂虐杀，无不证明了上述理论的正确。
    第二，反孔派们对清朝灭亡后我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在当代寻找“自由与专制”矛盾冲突的原因，不去剖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固执地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用“民族劣根性”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栽赃我们的先人。殊不知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存在承当责任，毫无根据地将自己的罪责归咎于古人的做派荒谬透顶！反孔派们自诩为民主启蒙的勇士，却忘了自己恰恰在混淆视听，让无辜的古人为今天的罪人承担罪责，这样做无异于为今天的罪魁祸首开脱罪责，无形中使自己成了罪恶的帮凶。
    第三，用“服从”来诠释孝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孔孟肯定秩序不假，因为他们深知对民众来说暴力泛滥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最可怕的，然而孔孟肯定秩序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以民为本”，否则孔子也不会大声疾呼“苛政猛于虎”，孟子更不会大胆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一个人对自己要批判的东西必须字斟句酌读懂读通，如果一知半解便望文生义肆意嘲弄，只会让自己成为当代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孔孟最推崇的君王是尧舜，尧舜推行的是禅让制，禅让制恰恰是服从与专制的克星，这浅显的道理很容易使反孔派们用逻辑构筑起来的大厦轰然崩塌。
    泰戈尔写过一篇寓言：印度经典名著《摩诃婆罗多》里住着一条书虫，它在封面与封底之间啃了一个洞。学者翻开书，揪住书虫的脑袋，怒斥道：“你为何恣意破坏经典？磨砺牙齿填饱你肚皮的粮食，在大地上比比皆是呀！”书虫回答：“您何必大动肝火，书里除了黑斑还有什么？让我里里外外吃个痛快算了，反正我不懂的都是糟粕！”
    何谓孝？孔子说得很明白：“父母唯其疾之忧。”“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无非是对父母的感恩。西方人假设了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然后通过爱上帝获取感恩心。我们的先人直接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感恩，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与基督教对人的教化异曲同工。
    反孔派们以讹传讹，误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明清戏曲台词说成是孔孟的教诲，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孔子家语》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其父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其打昏。曾子苏醒后连忙向父亲赔罪，随后回房弹琴而歌，以示毫无怨言。孔子闻之而怒，对弟子们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由此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并非孔子主张，孔子认为父母也和君王一样都要服从“天下大义”，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母并没权力要求子亡。推而广之，对君王也一样。一个臣子如果一味顺从君王，最终使君王陷于不义，那才是最大的不忠。孔子在《孝经•谏诤章》中说过：“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
    从孝敬父母开始获取感恩心，这是一个人迈向崇高的第一步。在人类所有的情爱中，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其他的爱则靠人类后天获取。当一个人感受到伟大无私的父母之爱而又懂得回报时，才能走出自恋的樊笼体验到对他人对世界的浓浓爱意，而只有通过那些爱他才能逐渐培养出诸多美德。
    有人用现代的博爱来否定孝道，他们忘了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能远离自恋的此岸抵达博爱的彼岸呢？
    有人用西方的平等来指责孝道的尊老敬上，他们忘了平等的基础是宽恕、宽恕的基础是仁慈，而爱父母则是仁慈的发端。
    有人还用卢梭的契约思想来否定孔孟之道，他们忘记了诚信正是契约的灵魂，一个没有道德操守不讲诚信的民族是永远无法迈入现代公民社会的！
    一个人的跌宕起伏功过荣辱、一个民族的进步与落后、辉煌与沉沦自有其与众不同与时俱在的原因，这需要我们从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历史细节中慢慢梳理，企图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办法的尝试既幼稚又狂妄，比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更加荒唐可笑。思想决不会一成不变，死的文字永远无法承载活的思想，因为思想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以被规定被限制，所有企图给思想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做法都是对思想的阉割与扼杀！反孔派错误的根源正在于此，拥孔派反其道而行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把孔子的话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谬误或真理。孔子的伟大恰恰在于从不对“仁”划定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正因如此他才会不偏不倚选择中庸之道，他的人生探索才会成为历朝历代的楷模。
    一个古老的民族只要她曾经辉煌过、曾经领先过世界其他民族，她的血液中就必然流淌着足以傲世的文化基因，如果因为暂时的迷惘与落后便全盘否定她的过去，那种精神的自虐只会让她永远迷惘与落后。奠基于孝之上的孔孟之道非但不是专制的拐杖，反倒是专制的克星，因为一个民族必须在道德的支撑下，才能用法制的砖块垒筑起自由民主的幸福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