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与新儒家之个见
   
    基于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要素而产生的传统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教育内容，孔子教学当然也脱离不了这些传统文化；《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不同的是，孔子希翼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于是孔子打破统治者的垄断教育局面，变“学在官府”为“私人讲学”，力求让他的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下层，以至到整个民族。

    孔子主张“德治”，提出“仁”、“礼”、“孝”，是自己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一种诉求，也是孔子对人论社会的一种期盼，也是孔子在实施教育时得教材大纲。孔子的“仁”，是我国最早提出“人”是“仁”之本的理念，《礼运•大同篇》中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表述其丰富而深刻的人本思想，而且还勾画出天下乐融融的理想社会：“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是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其实孔子在提出“以德治国”，同时提出以法治国的道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孔子毕生主要精力是从事教育，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其教育态度，如“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教学相长”、“ 因材施教”、“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等等。以及修身养性的传世教导，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吾日三省吾”、“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等等，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宏论，已成为中华文化之瑰宝，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了，他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道德楷模”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是啊，二千多年来，孔子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不能不说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关键而深远的影响。
民主自由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下“天下为公”四字，作为自己毕生的座右铭。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维护其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冷遇，社会动荡，读书人纷纷著书立说，针对社会现象和政治时弊提出各种办法，一时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子、孔子、墨子、庄子以及孟子、荀子等人，就为后来的秦、汉皇权奠定霸业的理论基础。

    当家天下的帝王出现了时，他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野心、为专制统治的需要，搜寻者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文章、言论、思想、理论来为自己正名，网罗能为己用的读书人，施以利禄，断章整理、分句曲解，上升为帝王之术的理论依据，再在全国和全民族中进行灌输，力求将民众教训成顺民，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家、家、家……”。

    秦始皇继承推行商鞅的强化君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自称“始皇帝”，规定皇位传子孙，乃至“传之无穷”。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禁止私学，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民间私藏《诗》、《书》，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被坑杀的人“皆诵法孔子”。）

    西汉董仲舒从皇权的需要出发，断章取义地以孔孟学说为基础，借鉴诸子百家的观点，取所需加以发展，故弄阴阳五行之玄虚，建立为帝王服务的新学。这就是历史上被代代帝王推崇的新儒家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代表作有《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皇朝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逐渐成为统治阶层必不可少的典籍。

    自汉以后，家孔子之名的新儒家就取得“国家意识”的身份，因此在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和其御用文人便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无数次的修订，孔子的原意完全面目全非了。

    魏晋时期儒学演变成玄学。唐又尊儒家为主导，同时往里掺杂些道教和佛教，韩愈的天命论和纲常论影响至深。宋发展为理学，周敦颐、程颢、程颐建述，朱熹集大成。元明清时期，政府都以朱熹理学为统治。清康熙年间，出现了汉学与宋学之争，汉学家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戴震说程、朱、陆、王都不是正统儒道，作《原善》、《诸言》、《孟子字义疏证》等文章疏理出纯粹的孔孟之道，这不过是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是皇权中的儒学的道统之争。

    历史长河中，也不乏反对儒学的学者，明王阳明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心学。元邓牧著书否定君权。明李贽指责儒家，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隐居著述，激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倡“法治”反对“人治”；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批判理学，反对君主政治；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观点，同时批判了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

    细看中国历史，被举上神坛的“孔圣人”，被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御用文人玩弄于朝堂之上和大千世界之中，这种演变该怪谁？

    而孔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等等的论点，以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省刑罚，薄税敛”等主张，就被历代的统治阶级有目的、有意识的淡化或隐密。
孔孟明确提出，君王残暴就是独夫，杀之是正当的，国家的根本在个体的人，高喊出蔑视君权的“民贵君轻”，其人本思想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经典不仅成为君主的思想统治工具，但同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现在的韩国和日本，至今在伦理和礼仪等方面还明显地凸显着儒家仁、义、礼观点的影响。

    特别是在台湾，台湾长期以来，从小学、中学就把儒家典籍作为教科书，甚至要求学生背诵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中的经典文章，台湾这些年来，大量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思想、理念，但同时并没有抛弃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兼容并蓄，才有了现在现代化的台湾。1966年“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将孔孟和儒学打入十八层地狱，台湾却在这个时期兴起儒学，从此，台湾的中等学校的“文化基本教材”，就是“四书”为范围的课程。台湾的胡适、梁实秋、傅斯年、李济、郭廷以、钱穆、余英时等等先生，哪个不是大儒学家，而且他们又是坚定地自由主义者，儒学为基础，兼修其他学问，成就了他们，你能说儒学只讲专权而不讲自由吗。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经典读物，有人言：孔子是世界的孔子，论语》是世界的《论语》，其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强烈，的确具有普世价值；因为《论语》中存在着的如仁爱、和平、公正、诚信、友善等等人文主义文化精髓，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和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同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再说儒家思想毕竟影响了中国二千年，成为我国文化、社会人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任何思想、文政治等等没有绝对正确的，孔孟和后来形成的儒学也是一样，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一概排斥之。

    总之，我认为孔子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是其教育理念、做人正理和处事方法，绝不是教导帝王为一己之私去如何愚昧百姓、欺负百姓，就因为孔子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进行了一些劝诫和憧憬而否定他，就断言他是帝王之术的鼻祖，加以痛斥辱骂，依此理，那么发明火药的和发现原子的科学家都该受到诅咒，因为后人将其发展成了杀人的武器。

    从时政的批判出发，从政治弊端的批判出发，从愤世嫉俗的立场出发，一味的曲解孔孟原话的本意，用现代的政治、哲学思维来辱骂孔子，甚至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孔子说出现代民主自由的实质内容，实在是蛮不讲理和不学无术的行为。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