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黄秉一

                               一、

    初识黄秉一老师是在那个每块石头都可能变成告密者的文革时期。那时，文革已接近尾声，我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流放生涯，招工到县城一家石灰石料厂当普工。虽然劳动强度并未减低，但毕竟已晋升为工人阶级了，这对一名国民党高官的后代来说，已是十分理想的归宿。
    我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举荐下专程前去拜访的。对那些被阶级斗争的狂风骤雨无端击垮的读书人，我虽同情有加，却并无多少好感，因为我见过的众多右派，大多瑟瑟如惊弓之鸟，惶惶如丧家之犬，全然没有一点古代文人雅士失意不失志、失势不失威的峥峥骨气。但从我见到黄秉一老师的那一刻起，我对读书人重又激起了深深的敬意。
   那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一床一桌一椅，外加一口旧木箱。木箱里装载着主人两个朝代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当——几件和木箱历史同样久远的满缀补丁颜色难辨的衣裤。夜幕降临时，黄秉一点上一支蜡烛，在昏黄的烛影中，一个半百老人的孤寂宛如扑面而来，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当黄秉一一开口，所有的悲凉顿时一扫而空。他的声音沉稳而爽朗，没有丝毫惨遭磨难留下的畏怯与恓惶。尤其是在月亮出来后，他将我们带出房间，这时的他顿时变成了一位富甲一方慷慨豪放的乡间隐士。
    他为我们每人斟上一碗刚打来的山泉，指着清风明月高声朗诵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我的心不觉为之一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代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们开始了愉快而又睿智的交谈。
    抗战胜利那一年黄秉一正上大学，日寇投降使他打消了投笔从戎的决定，在时局动荡不定年代里，他怀着以身报国的赤子之心，与另两名同学一起组织了“狂飙文学社”。他们号称校园三剑客，编杂志、写传单、演讲、游行、集会个个胆识过人、身手不凡。然而，随着文学社的规模和影响渐渐扩大，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渐渐加深，最终分道扬镳。他们中唯一的女士远赴延安，另一人加入三青团去了北平，只有他始终恪守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留在湖南。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湖南日报社干了三年文艺副刊编辑，解放后到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当了一名讲师，直至被打成右派，发落到郴州桥口农场执行监外劳动改造。
    在说到“君子不党”时，他侃侃而谈道：
    “党的繁写是‘黨’，古意指在堂屋里开黑会，所以‘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贬义词，不像报纸上宣扬的那么光辉灿烂。我以为，无论什么党都是某种利益的结合，是某种共同利益把人们纠集在一起，这种共同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风马牛不相及。”
    “难道没有一个党的利益会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吗？”我好奇地问。
    “没有！”他斩钉切铁地回答。
    “像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党’呢？”
    “也一样！任何党本质上都是专制的。人民民主、人民的福利只有当各种政党、各种权力势均力敌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政治寡头们才会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而让利给人民。”
    在提到打右派一事时，他脸上不仅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怨恨与惶恐，反而隐隐流露出几分得意与自豪。
     “很多人整日怨天尤人，也难怪，他们都是无辜受辱，我这个右派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想，党要培养的是唯命是从视死如归的钢铁战士，我却想培养一些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人’，这样的教官不打成右派天理难容呀！”
     “我知道有的右派是因文获罪，有的右派是得罪了单位领导，有的右派是指标完不成而当了冤大头，你不是这些原因吧？”我说。
    “我是个与世无争只管埋头教书的人，见了权力绕道走，碰到名利退避三舍，所以我和领导、同僚、学生的关系都很好。”
“那他们凭什么给你定罪的呢？”我很想了解每位右派定罪的原因，因为我发现那些理由大多荒诞不经，如果有幸能集之大成，兴许能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子孙后代增添许多茶余饭后的笑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知道他们往我档案里塞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诡谲地笑了笑，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伤感。
我沉默了，看得出他在回避。也许是因为人多、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交情还没深到足以让他敞开心扉的程度。

                          二、

    约莫隔了一个月，我特意选了个月圆之夜，拎着一瓶酒几包点心外加自己心爱的洞箫，怀着前不久探访原始的万华岩溶洞时同样忐忑兴奋的心情，骑车飞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再一次登门拜访。我几乎是和明月同时出现在他眼前，他惊喜中略带几分诧异，连忙将我迎进家门。
    “你夜晚外出要不要请示‘党’？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去江边走一走，免得辜负了李白的那位挚友。”我不知道他处在怎样的政治状态中，所以这么问道。
    “现在没事了，以前教中学时离开校门就得请假，每周雷打不动还要交一份思想检查。自从贬到小学后，我反而自由多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啊！”
    于是，我们来到几里外的清江边，在一片阒无人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黄秉一饮了几口我带来的青梅酒，兴致格外高昂。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在我箫声的伴奏下用浑厚沉郁的嗓音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他的声音没有一丝老迈与苍凉，就像一位踌躇满志的而立之人的慷慨高歌。他的声音没有一丝颓丧与倦怠，宛如不息的江水拍击着堤岸、宛如无尽的山风击打着青松……我听着听着，眼中不知不觉涌满了泪花。
   音乐真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能在刹那间让两个陌生人一见倾心一见如故，它能于无形中让两颗封闭的孤寂的心曲径通幽心心相印。一曲终了，无需我多言他已拆除了所有心的设防，把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苦涩而又甜蜜的隐私向我和盘托出。
   “上次你问我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这还得从我的初恋说起。你还记得《狂飙文学社》的三剑客吧？去延安的那位同学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她和我一样出身书香门第，她祖父是清代进士，官至道台。父亲留学西洋，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她从小受过良好的中西方双重教育，棋琴书画无一不晓。她最敬佩的人是秋瑾，她既爱她‘悔当初何苦与君识：万种情，一杆笔’的多情多义，更爱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豪迈与刚烈。
   “当初我并没意识到那就是爱情。我们一起办文学社，一起投身校内校外的社会活动，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她是一位异性。随着文学社的壮大，她拼命想把社团拉入反饥饿、反迫害的反政府游行行列，而加入三青团的那位则鼓动大家投入开展新生活、建设新秩序的爱国运动。他们都拼命拉拢我，我始终不为所动。社团解散后，我一头扎入图书馆，想到书本中去探寻国共分裂的深层原因。
   “在我们那一届女生中，她的相貌不算最美的，但她的气质和韵味却无人能及。因此在男生的心目中她的地位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有人说她是当之无愧的校花，有人不以为然。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始终都是我心中尽善尽美的维拉斯。我看得出她对我的依恋，我也对她关爱有加，不过我只当那是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从没想过要捅破同学之间那张薄薄的糖纸。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我们分别后第一次重逢的时候。
   “她去延安的前夜约我到校园的小树林见面，那晚她说了很多奇怪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说她爸爸要送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深造，但又不肯说去哪里，更没说自己非去不可的理由。她说她希望我以后也能去，还说了燕妮和马克思的爱情故事，对他们革命同志般的爱情赞叹不已。我极力劝她打消辍学的念头，眼看就要毕业了，还有什么事比苦读了十年的学子领到毕业证更重要的呢？可是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没用，这让我有些沮丧，不过她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却给了我无比的慰藉和无限遐想的空间。
   “三年后，她兴致勃勃来军政大学找我，那时她已是湖北省妇联的一名干部。我们的重逢很自然很亲密，仿佛‘我会想你’那句话刚刚发生在昨天。当她得知我孤身一人时，看得出她很兴奋。当我问及她的感情生活时她说她以前太天真了，所谓革命同志般的爱情纯粹是子虚乌有，革命队伍中的人很现实，婚姻不过是利益的结合，根本无需爱情作基础。她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婚姻，也拒绝了革命同志的求婚，她认为那种单纯为结婚生子为目的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也许是对我的思恋阻止了你走进婚姻的殿堂吧？”如果不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害羞袭上心头，我差点就冲口说出这句话来。
   “那一天，我们整日迈步在湘江河畔，望着一艘又一艘帆船静静地从身边飘过。我们忘了时间，争先抢后地说了又说，都想把自己三年来的经历和感受早一秒告诉对方。夕阳西下时，我突然想到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于是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直到她的脸颊变得和岳麓山顶的落日一般通红通红红……”

                          三、

    他正说着，忽然一条一尺来长的鲤鱼猛地蹦上岸来，我正想起身去捉，它蹦蹦跳跳又弹回水中去了。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鸿雁传书。直到有一天，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拿着一叠信纸出现在我面前。我一接过那叠热情犹在仿佛有些烫手的信纸，顿时天旋地转、心如刀绞。我没有太多为自己今后可能遭遇的苦难担忧，而是为被心爱的人出卖肝肠寸断。当一个人对人性彻底丧失信心时，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远远盖过肉体上可能带来的任何折磨，对那些万念俱灰一心求死的人来说，肉体的折磨有时反倒会变成一种安慰和解脱。看到我既不争辩也不解释，平静得如一塘死水，从前与我关系还不错的校领导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再三解释这封信是湖北省组织部寄来的，学校压根没想要定我为右派，他还不断开导我，鼓励我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在那个运动不断、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革命年代，我寄给她的这封情书的确是把索命的钢刀！当时正值胡风下狱、郭沫若大肆吹捧秦始皇之际，我一时心血来潮，在对她浓浓的思恋中竟然鬼使神差地捎带了一段对时局和历史的评判。我先是把伟大领袖说成当代秦始皇，接着又历数了秦始皇的几大罪状。我本以为这不过是情人间的窃窃私语，外人永远不得而知，况且从前我每次一发牢骚，她总会苦口婆心地劝我，生怕我惹火烧身，没想到她这次居然把信交给了组织，让我成为了众矢之的！
    “接下来的经历和许多校园右派的经历大同小异：停课劳动、开批斗会、写检讨——再开批斗会、再写检讨……以后便是难熬的等待：或逮捕、或劳改、或下放、或留校继续批斗。那段时间，我断绝了除亲人以外的所有书信来往，我害怕自己的厄运随信件邮递到朋友们身上。至于她的来信，我看也不看就一把火烧掉。尽管我不再回信，可我还是源源不断收到她的信，每次接过那一张张被拆封后递给我的信纸时我都会感到一阵锥心的痛楚，就像一块伤疤频频遭到戳碰。无奈之下我央求负责监管信件的领导把她的信退回去，领导说没有理由，我坚持要他们在退回去的信封上写‘此人已死请勿再投’几个字。谁知从那以后，她的信依然像催命的金牌一封又一封飞到我的身旁，弄得我痛不欲生苦不堪言。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亲情挽救了我，尤其是我的大姐，母亲去世后她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那时我虽然还活着，但那种活法实在太压抑、太沉闷了，我经常不知不觉就会发出几声长长的生不如死的叹息。我就这么毫无激情与希望地挨过一天又一天，茫然地等待着组织对我的最后判决，我甚至暗中希望组织上能判我极刑，一枪了结今生的所有烦恼，因为我很清楚：即使不自杀，我也难逃抑郁成疾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四、

    明月已经当头，惨白的月光照在黄秉一脸上，使他显得格外凄清悲凉。深秋的江风袭来，已经有几分寒意。他又饮了几口酒，并在我的催促下吃了些点心，语气凝重地接着说下去。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我刚刚结束上午的清扫工作，脸上身上满是灰尘与落寞，拖着扫帚幽灵般朝住处走去。她背着一个黄色的挎包，风尘仆仆地猛然出现在我眼前。我顿时愣住了，一时不知该怎样处置自己的表情。我本想扭头离开，看到她眼中噙着泪花，只好把她带回房间。那是学校堆放清扫工具的杂物间，两块木板撑起我全部的生活空间。我让她坐在床上，自己靠墙坐在一个木桶上。房门始终开着，寒风一阵阵袭来仿佛要把我们从里到外冻成两个冰人。
    “沉默了一会，她好不容易止住心中的哽咽，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说：‘我不知道你会变成这样。’
    “‘还不是拜你所赐！’我再也控制不住满心的怒火，恶狠狠地冲出这样一句话，说完看到她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又接着说，‘是你把我的信交给组织才弄成这样的！你还想来看我怎么死吗？’
    “她顿时不知所措，一脸愕然地分辩道：‘我没有出卖你，你一定要相信我，如果真是我害你，我还会来看你吗？’
    “这一下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详细地对她说起那封湖北省组织部转来的信，说起我对她的怨恨以及我的绝望。突然，她猛地惊叫了起来：‘我知道是谁了！’她说一定是组织部那个追求她的副部长干的！难怪她每次收到信时总感觉好像有被拆过的痕迹，而且她根本没见过我说的那封信。她说她对我寄去的每封信都很谨慎，除了几封单纯寄托思念的之外，其他的信看完后当即便烧掉了。经历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她十分清楚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与荒唐可笑。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眼前的世界霎时又变得晴空万里。但在我的内心此时却正掀起一场猛烈的情感风暴：高兴、感动、羞愧、忧虑……交织在一起令我激动不已。我久久地深情地仰望着她，像万念俱灰的浮士德仰望那美丽绝伦的海伦……我沉默着，我知道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爱与感激，我只有用这浸满血与泪的深情的目光望着她，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让她了解、让她明白。她也久久地享受着这宁静的沉默，在我热烈的注视下渐渐绯红了双颊。我不知道在这种妙不可言的仙境中徜徉了多久，后来我终于被一阵猛烈的寒风拉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房门依旧开着，任北风呼啸而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关上房门，开始是为了自己，我担心她的到来会使自己乱上添乱罪上加罪，到后来却是为了她。好几次我想不顾一切地将房门关上，然后紧紧把她拥在怀里，但是我不敢，对一位近乎完美的女神，哪怕一丁点的伤害也会让我痛苦终身。
    “终于要分别了，在我帮她把挎包背到肩上的一刹那，她不顾一切地扑到我怀里，紧紧抱住了我。巨大的幸福立刻使我感到一阵晕眩，我本能地紧紧搂住了她。我们头挨着头、脸贴着脸，雕像般站了好一会。我贪婪地闻着她芬芳的体香，沉醉在温馨甜蜜的爱的琼浆里，忘记了所有的痛苦与不幸……她坚持不让我出门去送行，她还笑着说：‘又不是永别，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临走时，她斩钉切铁地对我说道：‘为了我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最佩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尤其是陪他们一同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们，我也要做那样的女人，无论你受什么样的处分，我都不会离开你，我愿陪你到海角天涯！
    “想不到那一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说到这里，黄秉一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是她退缩了吗？”我迫不及待地连声追问。
    “退缩的不是她，是我！”他好不容易才从悲痛中缓过气来，声音重又恢复了往日的坚毅与沉稳，“我已经得到一个女人宝贵的真爱，夫复何求？有人把女人的初吻初夜视若珍宝，我更看重心灵深处的真爱，只有那种精神的瑰宝永远不会褪色变质，能与你一起慢慢变老，使你身处地狱也不感到孤寂孤单！我已经深陷泥沼了，何苦把她也拖进来呢？她离开后，判决很快就下来了——下放郴县桥口农场执行漫无止境的劳动改造。从那以后我中断了和她的所有联系，我担心她会拼命寻找，特别要求校领导在她的退信上写上‘此人已失踪请勿再投’的字样。因为上次写‘此人已死’并未能阻止她的寻找，她三番五次投书到单位进行进行核实。
    “从那以后你们再没见过了吗？”
    “没有。”
    “你这么做对她对你不都太残酷了？”
    “是现实太残酷了！我相信她能挺过去，因为她理解我这番苦心。唯一使我不会后悔的是：我相信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会和我一样怀着对初恋的美好的记忆含笑九泉！
我沉默了，他对真爱如此坚定的信念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足以让我用一生的时间去细细品味。
    过了一会，我突然想起上次见面时有位朋友曾问过他“为什么不离开郴州”。早在文革初期，远在新疆的姐姐要他调到乌鲁木齐去教书，他当团长的姐夫已经联系好一所中学，只等他走马上任。结果他拒绝了，害得他姐姐难过了好一阵。我记得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反正我已经是一名老运动员了，再经历几次打击也无妨，我倒想看看一个人抗政治击打的能力究竟有多强，我也像那些挑战生命极限的人一样，总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想起这段话是因为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于是我问他：
     “你不愿去新疆是不是也有她的原因？”
     “那倒不是，我怕她找到我，甚至断绝了所有同学的联系。”
    对于他的这种回答我困惑了好多年，我认为他没有完全说真话，我认定除了上面的原因外，一定还有渴望与她见面的冲动在驱使他做出选择，只是他不愿承认罢了。这种困惑直到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以后才欣然释怀：他并没有骗我，因为那种冲动是潜伏在无意识中的，他根本意识不到！
    归来时已是凌晨，如果不是我再三坚持，黄秉一一定会在江边等着看日出。我想浪漫必须付出代价，那时已经临近深秋，午夜过后江边颇有几分凉意。到家后我们躺在床上抵足而眠——不，是抵足而坐，那张床实在太窄了，容不下两个成年人并排而卧，不过这也有个好处，正好让我们伴着月亮彻夜倾谈。

                              五、

    接下来的几年是我的多事之秋，当然，对整个国家而言也一样：红太阳升天、四小鬼坠地、黑猫粉墨登场……在高层权力交替的空隙，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我与几位同仁组建了“荒地文学社”，并油印出版《荒地》丛刊，接着我的一组新诗在全国性刊物登出，最后是我被郴州文联破格聘请为《五岭》杂志的责任编辑。这些变化使我得失均等、喜忧参半。在文联工作的那几个月，我既为自己扩展了眼界深感欣慰，也为自己远离了底层生活万分苦恼。虽然文联经常组织大家下基层采风和体验生活，但那样的生活毕竟像浮云飘在天上。在一首《云的悲哀》中我记述过这种感受：“我多想追回过去的时光//重新开始那痛苦而欢乐的历程//在这远离大地的高空//只有无穷的寂寞伴我孤身”。诗中那幽灵似的云团在怀念过去，怀念自己还是泉水时的奔腾不息与勇于奉献：“即使剩下最后一掬//也要把前进的道路滋润……”。正是这种苦闷使我很快放弃了有大好前程的编辑工作，重新回到工厂干起自己的老本行。
    在文联工作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听到很多有关黄秉一的往事，那些往事是我无法从他本人口中得知的，这使我对他的钦佩与敬重与日俱增。他刚下放农场时，发现一位极具天赋的农家子弟，于是像老师和父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他不厌其烦地教那位弟子读书写作，给他买书买纸笔，帮他改稿、誊稿、寄稿……一直把他送上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谁知那位弟子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居然把自己的恩师送上了大批判的刑台。他将老师私下里说的一些“反动言论”，用一张张大字报予以无情揭露。在他的煽动下，全农场掀起了一场批斗高潮，让黄秉一尝尽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文革酷刑。我到文联时，那位文坛新秀已经摘取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功成名就成为专业作家云游四海去了，据说已经离了婚打算移民加拿大。听到他对黄秉一做的那些事，我真恨不得甩他两耳光，即使惹祸上身也在所不惜。
    可是，当我再次见到黄秉一提起那个负心汉的名字时，他竟然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
    “别听那些流言。”
    “那他算不算你的弟子？”我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也算是吧。”
    “他太不地道了，应该把这样的人推上道德的审判台！”我愤愤不平地说。
    “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必耿耿入怀？”他依然平心静气地说，“再说幸亏有他，我才摆脱了农工的苦役。”
    “人总不能忘恩负义踩着别人往上爬吧？虽然他的成功让你去了中学教书，但是还是因为他，你才被赶到这所鸟不拉屎的小学来的！”
    “他也有他的苦衷。”说到这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在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谁都免不了有犯错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了。当时正值年轻气盛，我把他的这种包容当成了纵容，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特别是读了房龙的《宽容》以后，我才深深理解了他，理解了宽容的难能可贵。
过了一会，我把带来的杂志送给他。他看完后，左手托起《荒地》右手托起《五岭》掂了几下，然后将《五岭》递给我说：
    “这本太轻了，你拿去送那些一心想成名成家的文学青年吧，放我这儿太浪费了。”
我很开心，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油印的32开本《荒地》只有薄薄十几页，铅印的16开本《五岭》厚达四五十页，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看它们都不在同一级别，他说《荒地》比《五岭》厚重，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后来在谈到我的作品，他说他特别喜欢《兽国的自由》，尤其是“给大象飞翔的自由，给毛驴歌唱的自由，给兔子结社集会的自由，给绵羊单独行动的自由”这几句。接下来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心花怒放的话：“我相信你这篇《兽国的自由》会比他那部获奖长篇活得更久。”他的肯定驱散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疑云，几个月来我始终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游离不定：我的灵感让我偏离了新诗轨道，坠入寓言的五里雾中，我不知道那些寓言将为我带来什么，我只知道它们会让我远离当今文坛、远离“茅盾文学奖”。
    “文学和音乐一样都是心灵的呐喊，把文学作品当敲门砖想要获取现实利益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创作带来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寄托在作品带来的结果上，而那些结果完全由别人掌握，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真正的艺术必须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真正的艺术品是属于当代以及后代所有人的，那些根据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作品，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消亡而消亡。”他的话如滚落的钢珠在我心上激起了清脆的共鸣。
    “是呀，我就是因为整天接待那些一心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文学青年几乎要窒息才离开的。”
    “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真正的艺术有时不但不能为作者带来荣耀，反而可能带来灾祸，尤其是在一个艺术必须无条件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所以只有那些能够安于寂寞无所畏惧的人才有望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佳作。”
    当时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危言耸听，直到写《红幽灵辞典》时，我这才体会到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因为这时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他曾经深深感受过的因言获罪的可怕与恐惧。

                               六、

    一天上午，我刚下班，黄秉一兴致勃勃到单位来找我。据我所知他几乎从没进过城，一是因为窘困，二是害怕冷眼。这天他穿了件崭新的中山装，显得格外神采奕奕。原来前不久组织上不但给他平了反，补了一万多块钱，恢复了副处级待遇，还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是到郴州某中学当校长，二是筹建主编《郴州科技报》。他选择了后者，今天就是来走马上任的。
    “你为什么不想当校长？”我问。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教育方针一旦错了，你再有能力也休想扭转乾坤。当个校长能干什么呢？无非上传下达混日子而已，丝毫改变不了教育的现状。要从事教育还不如像我过去那样教小学生来得实在。”他说。
    “你以为编杂志就能让你随心所欲吗？”
    “试试吧，现在改革开放了。即使我写不了东西，能为那些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出点力也好嘛！”他边说边催我和他一起去饭馆吃饭。
    那天他点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款待我，这让我深感愧疚。在我们交往的日子里，他最多只允许我买点心水果去看望，他说他过惯了清平的生活，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便是自己的姊妹也不例外。我只好暗自决定要在他生病时好好报答他，可他从没病过，也许是上天怜惜他，连意外伤害也是多次与他擦肩而过。现在他时来运转，我想报答他的愿望看来很难实现了。
    吃完饭他挑了我几篇寓言，还让我推荐了几位朋友的诗文。临别时，他踌躅满志地对我说：“我不要多，只要一个版面的文学副刊就够了！如果报纸能办下去，文艺副刊就交给你来编，不过，我可要剥削你呀！报纸刚刚筹建，资金和人手都不够，样样事捉襟见肘。你家里没装电话，这样吧，报纸一出我就寄到你单位来。”
    过了一个月迟迟不见报纸寄来，于是我去了报社。办公室里没有黄秉一，新出版的创刊号也不见他的名字，一问才知道他在半个月前就辞职了。我担心是我的寓言给他惹了麻烦，急忙到农场去找他。
    “为什么回家了？受处分了吗？”一见面我便忙不迭地问。
    “是我不想干了，他们一直还在做我的工作。”他不紧不慢地说，“宣传部审稿时文学副刊没通过，他们要的是歌颂改革开放的文章，而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看来我对改革开放寄予的希望太高了。”
    “你回来还当小学教师吗？”
    “教小孩子心里踏实，而且和孩子在一起人不容易老。那些尸位素餐的事可不是我这种人干得来的！”

                            七、

    花甲之年，黄秉一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以货真价实的童男之身娶了一位高大贤惠性格开朗的北方婆娘。他第二段姻缘同样也是一波三折。四年前他到新疆看望病重的姐姐，在那里他和她一见如故。她是姐姐的闺中密友，虽然相差十几岁，却情同姐妹无所不谈。那时她在小学教书，已和花心丈夫离了婚，独自抚养一双年幼的儿女。他姐姐察觉到他们之间已经擦出爱的火花，出于对女友的关爱极力从中阻挠，而黄秉一也因为担心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幸福而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一桩美事便这么耽搁了下来。他平反后，姐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她用自己全部的爱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于是，那位北方婆娘千里迢迢拖儿带女来到郴州，用她的温柔与善良驱散了黄秉一晚年的寂寞与孤单。
    接下来黄秉一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六年。小他十四岁的妻子工作之余包揽了全部家务，他退休后除了辅导儿女的学习，其余时间便读读书、散散步、打打门球。那时农场已改为农科所，他是门球队的主力，经常代表农科所老年门球队到市里参加比赛。他风趣幽默，成了所里所外人人乐意亲近的开心果。看到他苦尽甘来过上无忧无虑温馨和睦的幸福生活，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还有点美中不足，于是劝他写点什么，至少得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他说他试试。
    有一次我去见他，他正打完门球，体力明显衰退得很厉害，我劝他要注意休息，他也意识到了，答应以后不再参加比赛。接着我又说起写回忆录的事。
    “我试过了，难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以前写东西是一种快乐，现在却成了负担。‘好曲不离口、好拳不离手’，丢得太久，手生了。”
    “要不等哪天有兴致，你打电话给我，你说我记。”
    “我太平凡了，有什么好记的！”他顿了顿，接着说，“不过写一部磨难史还差强人意。反右抄家时搜走了我十几本日记和一百多封信，其中有一半是她的情书，如果再加上我的回信，怕也够一部长篇了。文革那次抄家，把我零零星星写的一些东西抄走了，后来红卫兵将它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当成大批判的材料。那个时候，不管情况多糟我都会偷偷摸摸写点什么，因为写作能给我快乐。不过每次一写完我就会立刻烧掉，唯恐留下后患。现在虽然又安闲又安全，情况却不同了，我已经找不到那种创作的快感。”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再不提回忆录的事了，我不想也不忍再去打扰他晚年的平静。过了两年他中风了，只能坐在轮椅上交谈，幸亏他的思维还十分清晰，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几乎和过去一样愉快而又睿智。有一次我离开时，他推着轮椅把我送到门口，乐呵呵地对我说：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快就会获得彻底解放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强忍着泪水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们喊了几十年‘解放全人类’，哪里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
    又过了两年，黄秉一老师在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家中去世了。他能够平静地活到古稀，让所有敬重他的人都深感欣慰。他是带着一丝遗憾走的，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保留一封初恋情人的书信，他不止一次说起过这事。而我最大的遗憾则是没能保留他的一篇文章，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他去世后我曾问过师娘，师娘说退休后见他写过东西，但他每次一写东西就痛哭流涕，于是她不准他写了，但是她知道他背地里仍然偷偷在写。她说他去世后她找过没找到，可能被他全烧了。我知道他是太渴求完美了，刚认识他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伴？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能吃能睡，没必要找个打饭平伙的人。” 不过我办《荒地》时曾向他索稿，他给过我一首《题苏仙岭》的七律，他说那是早年游苏仙岭时从断垣残壁上抄下来的，要我用佚名发表。我始终不知道那首诗究竟是不是他写的，但诗的豁达与洒脱倒很像他的风格，于是我一直保留至今，权当是他的作品，不时高声吟诵以抚慰自己对他的思念之苦：

                  身陷迷途知晦暗，
                  眼观云隙见分明。
                  勉登郴岭徘徊去，
                  一样蓝天总是青！



                            八、

    黄秉一老师已经渐行渐远，他的影像被岁月的尘霾涂抹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淡……我也渐渐迈入老年，慢慢记不清他的眼睛孰大孰小、记不清他的眉毛是浓是淡。我真后悔没在他生前偷偷为他拍一张照片留下来。在照相的问题他一直很固执，即便在处境改观后他仍不改初衷。他说“一个人无论多美丽、魁梧，终究都要消亡，只有人的精神能永存。你看孔子，几千年了依然还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是的，老师说得很对，此刻，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正随着时光的洗刷变得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让我敬佩、让我唏嘘。
    老师去世后，我很少去他的坟头拜祭，因为我知道黄土掩埋的只是他的形体，他的精魂早已随风到天涯。想念他的时候，我会去我们曾经漫步过的江边田头徘徊，回忆他吟诵“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时的样子。
    作为中国以言获罪的最大群体中的一员，黄秉一老师还算是幸运的。回首往昔，有多少人死在批斗台上！有多少人自缢于家中！有多少人等不及平反便郁郁而终！三百万人呀，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受那些苦、遭那些难？他们仅仅是因为不肯说假话，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活着的人为那些死去的冤魂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块纪念碑为他们而立！没有一座公墓安放他们的骸骨！
     黄秉一老师是卑微的，卑微得就像清江里的一滴水、荒地里的一棵草。他没有丰功伟绩、没有名篇巨著、甚至没有留下后代，但他却能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此长久地回忆与怀念，凭的就是我们华夏儿女那种纯良敦厚、刚正不阿、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那种精神从盘古开天地传承至今，使我们的人民在经受了几千年的腥风血雨后仍然保持着善良、忠诚、宽容、坚毅的秉性，保持着宁折不弯的铮铮骨气，保持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
    我也是卑微的，卑微得没有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修墓建碑，我只能用手中这支无力的笔，为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立一块丰碑，以便我们的后人可以前来凭吊与纪念。

                           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一位正直的耆老，
                 历史同他开了一个凄惨的玩笑：
                 活着，他像罪犯一样忍辱负重，
                 死了，人们才将他的“右派”摘掉！

一口氣讀完七章，黄秉一老师千古！
“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活着的人为那些死去的冤魂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块纪念碑为他们而立！没有一座公墓安放他们的骸骨！”甚至至今還有人以唱紅牟利。納粹分子清算了，我們給整人的運動做的結論卻遠遠未夠。

不能在一生中遇上黃秉一老師這樣的錚錚漢子, 遺憾啊!

我相信, 世上只要有像黃老師這樣的人存在, 任何專制, 愚民的手段最後都不會得逞. 如姓郭的那卑鄙小人更是永遠被人唾罵!

[QUOTE][b]下面引用由[u]蕭振[/u]发表的内容：[/b]

一口氣讀完七章，黄秉一老师千古！
“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活着的人为那些死去的冤魂做了些什么呢？没有！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块纪念碑为他们而立！没有一座公墓安放他们的骸骨！”甚至至今還有人以唱紅牟利...[/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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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一个人如果不能深刻反思自己的过去，不能痛改前非，是断然不能进步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QUOTE][b]下面引用由[u]小土豆[/u]发表的内容：[/b]

不能在一生中遇上黃秉一老師這樣的錚錚漢子, 遺憾啊!

我相信, 世上只要有像黃老師這樣的人存在, 任何專制, 愚民的手段最後都不會得逞. 如姓郭的那卑鄙小人更是永遠被人唾罵![/QUOTE]

我也相信：只要多一些像黄秉一这样的铮铮汉子，我们的国家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QUOTE][b]下面引用由[u]河阳嫣然[/u]发表的内容：[/b]

没读完
再来读[/QUOTE]

没读完就顶贴，谢谢了！

[QUOTE][b]下面引用由[u]自由[/u]发表的内容：[/b]

党的繁写是‘黨’，古意指在堂屋里开黑会，所以‘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的党，可能解析为堂下的兄弟吧，已经失去了贬义，但是还没有失去其真正的意义，那不是吗，同样利益的人聚集在一起...[/QUOTE]

说得对极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国家才能真正摆脱“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尴尬局面。每个人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相信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