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再析太平天囯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囯这段历史为期并不远，而且留存真实、可查可考的资料齐全和丰富，为什么又会赞美和毁誉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呢？
我以为先是孙中山先生单纯的借太平天囯号召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起来造反，用以作为推翻满清统治的手段。日本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说孙先生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又褒称太平天囯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留日学生刘成禺写《太平天囯战史》，孙中山先生作序，此书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发行。该书史实误漏甚多，没有史学价值，纯粹是一本号召反清的宣传册子。
孙先生在序言中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
当时孙先生认为太平天囯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这就可以证明孙先生对太平天囯知之甚少，洪秀全是什么样的人，太平天囯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他知道的不多，因为没有读到太平天囯的史料，仅仅知道洪秀全喊出了“今满妖咸豊，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天所不容，所诛者也”的豪言壮语，因为耐不住压在大汉族人心中二百年沉重的巨石，因为心中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实则是为自己賁发的呐喊所触动。
既然他对太平天囯不甚了了，那么他因为斗争需要的推崇就会是真理么？人无完人啊，他的盲目推崇，给一代成功的政治家以籍口，造成历史认识的极大混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把伟人所有的话都当成真理。我认为先生只是借洪秀全“驱逐鞑子”的口号，而后来人巧借先生之言为个人政治目的服务。
当时在孙先生倡导下，借宣传太平天囯反满清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为其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但从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看，作者对太平天囯制度、服饰等知之几乎为零，完全是臆造描述绘画出来的。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刊出苏曼殊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章太炎题词。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二十四岁，对翼王石达开也是一无所知，她身处变革时代，热血沸腾，以心境理想而画，会是真的么？其画也是臆造的！后来她的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我的判断就出于此。
还有广为传唱的章太炎《逐满歌》：“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南社诗人高天梅托石达开名写诗多首，自行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以讹传讹，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诗词小调、故事戏曲，使那些本来模糊不清的乱世魔王一个个都成了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了。
孙中山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推翻满清，宣传中背离史实，是可以理解的，虽有后遗症却是不难治愈的。此做法让后继的权力者引用为不容置疑的教典，却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误人子弟啊，谁在误子孙后代啊！

孙中山先生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虽赞赏了太平天囯的“民族主义”，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囯“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孙先生在《民权主义》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太平天囯不是我们的榜样，“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而这些话许多人偏偏视而不见。

1949年后，中国把太平天囯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拔高成“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只能歌颂，不准批评。以至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百口一词说：“英雄、斗士……”。
最初肯定太平天囯的是有无产阶级史学家之誉的范文澜， 1943年他在陕西延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为纪念洪秀全撰写成《中国近代史》书稿中“太平天囯革命”一章，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连载，后由延安新华书店印版发行单行本《太平天囯革命运动》。《解放日报》发表时称《太平天囯革命运动（初稿）》，《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编入第三章时称“太平天囯革命”，将“太平天囯”定调为“近代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

现代史学家罗尔纲在1949年前就认为太平天囯是“农民起义”，1949年后肯定洪秀全更是不遗余力，他把太平天囯列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王朝，用正史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囯史》。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冲击，其根本性质在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土壤，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甚至把洪秀全从金田起义起就妻妾成群的传闻，认定是敌人的诬蔑。

那就看看天父诗和洪秀全“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吧，里面清楚的记述了后宫“不记姓名、位次”的嫔妃，是以数字编排的事实。
据《洪大全供词》：“洪秀全眈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
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这些资料罗先生不会不知道啊！他读史料肯定比我们早，比我们全，而得此结论实在令人费解。
请读他的《太平天囯史稿》中的一段话：
“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它把农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峰。
它制定了显著的纲领制度，如废除地主阶段的土地占有制；如准备革命成功后建立轮船、铁路、工产、矿产等近代工业；如套求人与人平等，男女平等，‘天下跟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大同思想；如创行人民选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如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传播有关的生产知识；如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进步文化政策。
但是，太平天国究竟还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它还保存有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保守性、自私性。”
真的是这样吗？

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囯终身不懈，完成《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两书，收集了太平天囯的绝大部分史料。他语出惊人、骇人听闻——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不知道他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敢苟同。
其实他也不赞同太平天囯的这种政体，他把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时“民有民治民享”的话改成“共有共治共享”套用在太平天囯的头上，实在是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

几十年来，对太平天囯的全盘肯定的根源是政治家为治国治民之需，引人步入古为今用的误区，取其一点，不及其余。造就成一言堂的政治环境，任何人包括史学家都不能乱说，更有甚者是很多人善长奉迎，为一己私利而符合鼓吹之。群众只能读到千篇一律的政治教科书，接受一种观点，最终深信了农民革命运动的论断。悲哉！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赞同《太平杂说》的论点。
潘旭澜《太平杂说》说得多么好啊：“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那么洪秀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先谈谋国，“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不是洪秀全。
李秀成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洪秀全初到广西桂县，居住两个月就畏其艰苦折回广东，具有推翻满清明确目的的冯云山，不愿放弃，独自一人深入更贫穷得紫荆山区传教，发展会众。洪秀全知冯云山稍有收获，再来桂县，借那么一点点气候，大摆权威，捣毁寺庙，鞭笞孔、孟塑像，终至惹恼了桂平县的一些读书人，联合官府抓了冯云山等人。他见状置会众和刚起的事业于不顾，连夜逃回广东。
冯云山把远在广州的洪秀全推为教主，一则是拿他写的那几本书为纲领（自己写不出），二则是引进泼赖之神，更增添上帝教的神秘。洪秀全称基督为长兄，自己是上帝次子，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
因为冯云山的被捕，洪秀全的出走，杨秀清、萧朝贵趁机借天父天兄附体下凡，攫取了拜上帝教的实权，为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主动让步，退居杨、萧之后，从此杨秀清总揽了太平天囯的军政大权。
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太平天囯发向全国的檄文《奉天讨胡檄》，只用杨、萧名义，而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实际是个挂名的领袖而已。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教主天王洪秀全深居宫帏，从不坐朝议国事，只接受东王送来的奏表，还概不见人，只见东、北、翼王三人。因此，南京城中一直传说没有天王这个人，清《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

从广西谋事造反到1853年称孤南京，到发兵西征北伐，再到1856年的南京内讧，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个木偶。杨秀清早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对其没有丝毫的尊重，数次假天父下凡之口批评洪秀全，甚至借天父之名要打洪秀全五十杖，经百官苦苦求求，才予“赦免”。洪秀全终于忍无可忍了，1856年夏，杀了杨秀全全家和部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昏天黑地。
洪秀全杀杨秀清时，是以“逼封万岁”的谋逆罪为由，密诏韦昌辉、石达开诛杀杨秀清。但在诛杀韦昌辉时又称韦昌辉杀东王是“无诏擅杀”。
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奸徒乎！枭雄乎？
南京太平天囯内讧后，洪秀全不再信任外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任意提拔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王，终于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
堂弟洪仁玕带来个《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不及一月便封为精忠军师。他一方面“旨准颁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方面不放弃拥有的半点特权，不接受新政。不久又因小事冷落了洪仁玕，最典型的叶公好龙。
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力撑危局，洪秀全在天京城里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大发横财。危急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
因此连罗尔纲也无法维护他了，在《湘军史料丛刊》序里写到：“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囯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批评洪秀全是亡国的主要责任人。
其实罗尔纲又错了，就是没有湘军，太平天国也必败无疑，况且湘军一直是以少打多，而且越战越勇。

再说太平天囯的宗教：太平天囯的拜上帝会仅仅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几个人名和礼仪名，洪秀全在教义中引用各种儒家经书，来印证《劝世良言》的“独一真神唯上帝”，印证中国古来就信奉上帝。
洪秀全《天条书》初刻本，中有引自《诗经》的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见《大雅•文王之什》）；“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见《商颂•长发》）。
引用《尚书》的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见《泰誓》）、“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引用《易经》的有：“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
引用《孟子》的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梁惠王》）。
洪秀全说，历史上中外都同“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
所谓反孔反儒，对自己有用的决不会反，洪秀全的思想和文章全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现在我们看看洪秀全到底留下些什么革命的文件。
洪秀全在《百正歌》中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该作何解呢！
太平天囯《天朝田亩制度》中，把农民指作贱民。由该何解！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说：“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这还不足以看出洪秀全从心底里就看不起春种秋收的农民，他到底代表了谁，是农民吗？还能称是农民领袖吗？
洪秀全的《天父诗》第一百一十六：“天兄耶稣下凡圣旨：天兄曰：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指刀，“飞”指杀。意思是洪秀全的众多老婆，凡有半点轻慢天王的，罪该杀头。
《天父诗》十七、十八首是对后宫嫔妃的管教规定：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还有《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有记载：“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写的是受刑后的惨状。其刑法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
这些都记述了洪秀全对后宫嫔妃的管理和使用各种酷刑的惨状。这些清规戒律和酷刑，就是洪秀全的男女平等么？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人一气理无二”的天人思想，与基督教无关，倒是与程朱理学、佛教哲学息息相通。
洪秀全还有“鬼心既革，《孝经》当明”、“《蓼莪》诗可读，胞与量宜恢”等句。《蓼莪》是《诗经•小雅》中的章句，洪秀全的用心是很清白的，就是要人们只“共奉上帝”。
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引用《中庸》中孔伋（子思）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话，又引用《诗经》中“天生蒸民”和《尚书》中的“天降下民”等语，然后说：“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
所有这些，不过是古为今用、蛊惑人心的宣教。
洪秀全的最终目的是用宗教为皇权服务，天王的神人合一是为皇权的独尊。所颁诏书，强调“三纲五常”，是为树立“天王”专制权威服务。癸好三年颁布的《天命诏旨书》，就充满了天王专制的言词。
1851年（太平天囯辛开元年），洪秀全在东乡颁旨：“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
7月14日他又紫荆山茶地颁旨：“皇上帝曰：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天王诏令：“同顶天父天兄纲常。”
以及洪秀全后来旨准镌刻的《幼学诗》中说，“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太平救世歌》中说：“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又借天父下凡，叫“众小媳，孝顺尔丈夫”，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并一再强调：“生杀由天子”，“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后来颁布的《福音敬录》中再次强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教规。
从中哪里可以看出一丝丝先进性、革命性？又同基督教义有哪点相同？

同样《天朝田亩制度》与基督教教义毫无关系，倒有点《周礼•地官》的影子。《周礼》卷十一《小司徒》中写道：“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汉郑玄在注文中释：“此皆先王所因农事而定军令者。”
《天朝田亩制度》里的建制规定是：“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一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五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
只要一对照，就明白此规定出自何处。
曾几何时，人们对《天朝田亩制度》推崇倍至，赞扬它是“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其根本性质在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发生场所，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殊不知平分土地的愿望也可以在《周礼》中看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
汉代郑玄的注和唐代贾彦的疏，大意均是：小司徒的职责是辅佐大司徒平均土地，为此应对人民进行核查，普遍了解男女、老幼、强弱者的人数；上地养七人，而能任强劳力者为三人（另一人是家长，还有一半即三人是弱劳力）；中地养六人，可任强劳力者两家五人；下地养五人，可任强劳力者平均两家各二人。
这里说的“上地”、“中地”、“下地”各可“再分上中下三等”，因此，土地共分成“九等”。所以郑玄再作解释说：“有夫有妇乃成家，从此二人为一等，至十人则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经唯言七六五者，据中地之三等，则知上地下地之三等。”
由此可知《天朝田亩制度》地分九等、均分土地、不分男妇的办法，来自于《周礼》，不是太平天囯的独创。不同的是《周礼》中说的是“给地”、“授”，而《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分田”、“分”。

你以为洪秀全会摒弃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吗？不会，绝对不会，他是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下长大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大脑中已根深蒂固，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个桎梏。为一己之私——出人头地（不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赶考为什么），固然他只会充分利用传统封建文化中有利于皇权、专制的语言和理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他根本不懂），更不可能是借西方的先进来谋求中国变革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而是一个思想紊乱、私欲极度膨胀，又极其无知、愚昧的独裁者，他的失败只有庆幸，决没有腕惜！
太平天囯后期，洪秀全的偏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至洪仁玕在《克敌诱惑论》中痛切地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他提出“革故鼎新”，采取措施，加强宗教神秘性，以维护洪秀全神人合一的地位，力图强化上帝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他阐发天父、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义，将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掺合进去，要天朝上下克服外界诱惑，辟邪崇正。
他在《资政新篇》中说：“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教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
在《钦定军次实录•辟邪崇正论》中的理欲说教更多：“遏欲存理之性，即所以获福避祸之道。”“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上大天堂者，惟我是问。”
在《英杰归真》里指出，“革故鼎新”最根本的要求是“悔罪改过，弃恶归善，弃伪归真，力求自新，转以新民，改邪术而行真理，去偶象而拜上帝，化愚顽而归良正，脱俗见而遵新化，视听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万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这样，“今日则脱鬼成人”，“今日则洗心革面”，“今日则咸与维新”，“前入魔鬼之网罗，几几地狱；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这样就实现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这些是洪仁玕一厢情愿要重振朝纲的纲领。

太平天囯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
洪秀全一面借用儒学的理念和语言，一面却把儒、释、道学统称为“歪理邪说”，把孔孟及孔孟的信徒都视为“妖魔鬼怪”，对儒家经典，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惟恐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一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严禁拜上帝教圣书（钦定太平天囯文本）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太平天囯中“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编撰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子的故事，鞭打孔子的理由是：“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太平天日》中天父皇上帝责问孔丘：“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子错在“声名反大过于”上帝。
为清除孔子的影响，树立上帝的权威，就是太平天囯反孔的实质。
无怪乎曾国藩惊呼：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洪秀全虽也开科取士，设榜招贤。然上帝教“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和反孔焚书的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
史载洪秀全对文化人：“贼掳我官吏绅矜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事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算己也。”
故李秀成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凭这具话，其胜败可立判哉！
由于太平天国的冲击，汉学一度形容枯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因其宜矣。”后来，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指出：“洪杨之役……江、皖、浙靡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雕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考证学本已在落潮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胡适说“残破穷困的基础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
一时的祸乱，确使中国落后了许多年啊！可怕呀！

说句题外的话，开始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860年到南京被洪秀全赐以“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的洋教士罗孝全，在了解太平天囯后说：
太平天国“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一样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在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边条线上走。”他迅速地不辞而别，洪秀全为他的逃跑狠狠地责罚了洪仁玕。
还有受到太平天囯各王礼遇的洋人富赐礼在《天京游记》里说：
“我不是传教士，对于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据的评语，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
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梗。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已有许多本圣经送给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见甚深，一见有传教士即以古代圣徒西里儿、奥古士丁等之言来驳斥。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
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第一日他退让一点，但未几又说传教士错了。他从新翻译圣经，我们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砂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经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
其不伦不类的宗教教义是先进还是倒退，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太平天囯对传统文化习俗全盘否定，企图以泊来的宗教洋名称夺取权力，同时又把孔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据为己“用”。太自相矛盾了，这也凸现了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你以为洪秀全能忘记中华的传统文化吗！当然是不会的，他是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自然“四书五经”对他的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四书五经”的桎梏。他尽走偏门，借用二千年前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只言片语，为自己的一己私欲找理论根据。
所以说，天王洪秀全决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借西方的先进思想来谋求中国变革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紊乱、行为乖张、私欲膨胀、愚昧残暴的独裁者。
纵观太平天囯，承袭的依旧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
一、“奉天承运”：中国自先秦、特别是秦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均自称是“天子”，是天帝的儿子，秉承天命来进行统治，用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秦末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要借助于天命。
陈胜、吴广用“篝火狐鸣”的办法示意“大楚兴，陈胜王”是秉承天命和天意。东汉末年黄巾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
元末红巾军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太平天囯同样运用这种“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思维模式。太平天囯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
在太平天囯《天命诏旨书》等文献中，全部充斥着“天命”字样，都在说明洪秀全作太平天囯天王，实是“天命所归”。
二、“改朝换代”：自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都是改朝换代。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只是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改朝换代”而已。
太平天囯在东乡建制后，一直具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它强调“天王开辟君王”，“嗣后当有万万年不易之纪纲”。一再宣称“洪家天子杨家将”，“壮天威而成王业”。宣扬待到“小天堂威风”，“后来自有高封”。这些说教，浸透了创立“新朝”、“万世一系”的思想。
这种“改朝换代”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农民战争的祁求模式。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是最具蛊惑力的一种号召物。
唐朝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提出“平均”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试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劫财以均平”相号召；明末李自成则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帜。谋求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皇朝。
太平天囯同样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的主张，在口头上大喊把“平均”化作一种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这个制度在萌芽中就是只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制度。
以它来完成自己的“改朝换代”，岂不怪哉。

曾国藩是当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维护者，曾国藩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天国，完全是太平天囯的愚昧落后、专制暴政的必然结果。这场浩劫成就了曾国藩之功名，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