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年—1922年），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西墩人。
1842年7月30日，伍延芳生于新加坡，三年后后随父回国，居住在广州芳村。幼年进私塾读书，十三岁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
1861年，伍廷芳毕业，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与香港友人黄胜创办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又协办《香港华字报》。不久升任高等法院巡理厅首席译员。
1874年，伍廷芳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读法学，三年后取得大律师资格。
1877年，清公使郭嵩焘到伦敦，伍廷芳登门拜造访，谈话中伍称英国政体为“君主之，实民主之”，并做详加解释。
2月，经香港督轩尼诗和香港华人领袖推荐，伍廷芳回到港任律师，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后又被港府聘为法官兼立法局议员，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他反对歧视华人的不平等法律，呼吁废除公开笞刑，要求坚决遏制贩卖女童的行为。为华人利益奔走，“俨然为华人之代言人”。
1878年，伍廷芳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香港“太平绅士”。
1880年，伍廷芳与富商梁安等联名上书，请求成立华人商会。
1881年，伍廷芳提议在香港创建电车的计划、建议实施九龙湾的填海工程，他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业。
1882年，天津海关道黎兆棠推荐伍廷芳给李鸿章，李在接触后认为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即请伍作自己的幕僚，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伍廷芳入直隶总督府，任洋务委员前后十多年，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其间参与中法和约、马关条约等的商议签订。
伍廷芳到任后，主持处理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长崎时，中国水兵与巡捕互相斗殴的“案件”。
1896年，伍廷芳受清政府命为公使，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等国。
1887年，在公使职内，伍廷芳向朝廷上《奏为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请仿行各国印花税摺》等奏折，奏章文字反映了他渴求以西方的政治管理来变革大清的强烈意愿，这在满朝的官员中确实是凤毛麟角、眼光独到。
伍廷芳参与签订《中越边界通商章程》。
清朝廷赐伍廷芳官衔，令其任唐山铁路公司总办。
1892年，伍廷芳主持北洋官商铁路两局。
1897年2月，伍廷芳返香港探亲，受到港督罗便臣、驻港陆、海军司令、立法局全体议员及士绅们的热烈欢迎。
1899年，伍廷芳向朝庭上《奏请变通成法摺》称：“出使美、日、秘鲁大臣伍廷芳奏：为教案迭起，内治无权，拟请变通成法，亟图补救事。……事每起于至微，祸辄生于不测。今欲预弥其变，惟在内治有权。
查各国通例，凡他国人在本国者，皆归地方官管束，犯案皆归地方官讯办。惟中国商民往他国者，受治于他国之官；而他人来我中国者，则不受治于我，侈然而肆无所顾忌。冠履倒置，职是之由。……
方今强邻虎视，各欲得地以便私图。与之则启争，不与则致寇。……
若夫法律，原以齐民。……
夫法无不变，制贵因时。应请饬下部臣，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设，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渝旨，布告各国。……
谨奏。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伍廷芳”
同年伍廷芳奉命与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在：“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之下，要求中国“门户开放”，西方各国都应该“机会均等”的主张。伍廷芳认为这是避免中国被瓜分的最好办法，因此极力赞成并推动条约的签订。
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众大臣参与并主持清政府修订法律的工作，拟订出中国最早的商业法、民刑律草案。
伍廷芳力主删除《大清律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刑罚。他认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选。”提出：“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讯供时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其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
1903年，伍廷芳参与制订出台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组织法》、《商人条规》、《民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奖励发展工商业的多种条例规章，呈报请朝廷请予实施。可惜的是无论是修改的旧律还是新增定的新律，直至清朝灭亡也未在国内实施。
时伍廷芳说：“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他深刻地认识到：“自数百年来，四海萧骚，咸徂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迫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
1906年，伍廷芳夫人何妙龄，捐款建成何妙龄医院。
1907年，伍廷芳二次出任清朝政府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大臣。清末时，满朝文武伍廷芳是最熟识外国律例和国际公法，并能成为与西方交涉外交事务的第一人。在对外事务中，伍廷芳坚持“自强之枢纽是必须收回丧权辱权的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的观点。
1908年10月，伍廷芳主持签定《中美公断条约》。
1909年8月，伍廷芳主持签订《中秘条约》。
11月，伍廷芳呈《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最早缔建中国与中南美各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1910年，出使美洲回来伍廷芳向清廷呈递《奏请剪发不易服摺》，提出剪去清朝入关二百年来的留发蓄在脑后的长辫，此议大为朝廷所忌恨。伍乃称病“浩然归去”，寓居上海，自号“观渡庐老人”，进行灵学的研究。
他在上海“以身为率”，剪去了辫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伍廷芳在上海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并致函清廷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劝清帝退位。
上海宣告独立后，伍廷芳与陈其美、张骞等人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11月中旬，脱离满清的的南方各省军政府代表，推举伍廷芳为南方阵营临时外交代表，负责对清和世界的各项外交事务。
12月18日，伍廷芳担任南方民军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华公使致电南北和谈代表：“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22日，“共和统一会”发布意见书，认为战争继续会导致列强干涉。因此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迫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就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他主持发布《司法部咨各省都督停止刑讯文》，在这份文件中伍廷芳提出废峻法、刑讯，重视证据，提出改变中国数千年旧法的积弊的构想和轻刑慎法、司法独立的主张。
他的思想在三月间的姚荣泽案的审判中得到充分体现：
旧清朝山阳令姚荣泽，将领导淮安反清独立的民运领导人周实枪毙、阮式剖腹挖心。沪军都督陈其美电告伍廷芳，要求严惩姚荣泽，陈其美的主张是把姚抓起来开个公审大会，枪毙了事。伍廷芳则不然，获信后即在上海设法庭，用西方庭审的方式，设陪审员和辩护人来进行公开审判。
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民国刚建，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办法。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尊重法律。
为此，必须“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3人为陪审员。并准其聘请辩护人到堂辩护，审讯时任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入三弊。”
为此，伍廷芳与陈其美四次争辩，坚持要依法审理，相持下，最后在孙中山的干预下，案件才得以按照伍廷芳拟订的审理方案和预定日期进行，依法判决姚荣泽死刑。这就是闻名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4月，临时政府迁北京，伍廷芳拒绝袁世凯高等顾问的聘任。
10月，伍廷芳辞谢袁世凯奖授“勋一位”的殊荣。
伍廷芳隐退上海，居家五年，一心攻读儒、佛、耶、回的书。期间他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举为首领，被“共和党”列为理事，均不受职。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伍廷芳斥洪宪帝制如同儿戏，所谓“劝进团”、“请愿团”根本就不代表民意，坚决反对帝制复辟。
袁世凯死后，11月，伍廷芳应黎元洪邀，到北京就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最初黎元洪相邀他时，他曾回电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
伍廷芳笃信灵学，他说：“世人每以灵魂一字，毫无根据，视为空空洞洞，其实人都看错，不分轻重，不明其假，须知人之灵魂：永远不死。”据《平等阁笔记》载，“伍廷芳游美曾赠一鬼魂一束鲜花，那鬼魂马上捧花隐去。”1920年11月12日《申报》发表《伍博士演讲通神学》。演讲中，伍廷芳称自己“在美国时，与鬼同拍照，见有三鬼立吾身后，一为前英国公使，一为美国人，一为中国带小帽者，我不知其为何人，此照尚在”。
1917年，由美、日各国支持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权力之争，伍廷芳是站在总统一边的。
5月，伍廷芳代总理，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29日，段祺瑞宣布“独立”，北京一时出现了两个政府的混乱局面。
6月，总统黎元洪请长江巡阅使张勋进北京抗御段祺瑞，张勋的辫子军进北京后，就公开宣布复辟帝制，12日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黎同意签署命令，伍廷芳以代总理身份拒绝签署解散国会令，他坚称：“头可断，此令不可署。”
9月，伍廷芳去职南下，参加孙中山的广州护法军政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1918年，桂系军人主持广州护法军政府，改设七总裁，推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其意是在排斥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伍廷芳劝孙以顾全大局，不轻易去职，致使护法运动夭折，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委派他为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务会议。
不久，孙中山先生实因无法推行民主建国的主张，辞职去了上海；伍廷芳留任军政府，仍任总裁兼外长、财长。
1919年6月，伍廷芳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各国外交使团谈判，达成了按百分之十三的比例提取关税余款的协议（中方13%）。
1920年春，伍廷芳经手关税余款，先后五次共得三百九十余万元。桂系岑春煊为扩充自己的实力，4月免去伍廷芳外长、财长职务，以其独控金钱。于是伍廷芳发表宣言：誓与孙中山、唐绍仪等坚持护法。并携印信和余款离广州到上海，自此就一直紧跟孙中山先生。
1921年冬，伍廷芳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协助恢复护法军政府。
1922年4月，广东陈炯明反对北伐，孙中山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职，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
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委伍廷芳任外长兼财长。孙中山离广州到桂林筹备成立北伐大本营的时，委托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
6月16日，陈炯明指挥部下叶举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登军舰与叛军对抗。17日，伍廷芳从围困中逃出，登上永丰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他已深知时日不多了，说的话虽悲哀却是衷心的留恋。孙中山对他说：“今日我必须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又令伍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必须严守中立，切勿帮助叛军；伍廷芳立即奔走在各国领事馆，通告孙中山总统的态度。
忙碌中的伍廷芳突然病发，住入医院，6月23日逝世，时年八十岁，葬广州越秀山。伍廷芳年长孙中山二十四岁，却是孙先生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伍廷芳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反复向中外人强调：“中国须要革命，革命须要孙中山领导。”
孙中山知噩耗，极伤心地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孙中山亲撰千字墓志铭：“公姓伍氏，讳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知公弥深，敬公弥笃，谨揭其生平志事关系国家之大者，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楷模焉。”
如今广州市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东侧，立着孙中山先生撰文、谭延闿书写的《伍廷芳墓表》白色大理石碑。
伍廷芳逝世两周年，孙中山委胡汉民墓前拜祭，亲写挽联：
“革命未成功，扶植邦基思硕果；善邻应有道，绸缪国际赖坚郎。”
先生给与了伍廷芳很高的评价。
伍廷芳遗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牍》。
他出使西方多年，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设》、《斐律滨赛会记》和《美国视察记》等著述。在灵学上，他也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鬼的世界问题》等书。
辛亥革命后，伍廷芳继续致力于中国法律的修改，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
伍廷芳认为，要共和、立宪、民权，必须是三权分立。他说：“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三者之中，以司法独立最为重要。
伍廷芳认为司法独立，是指审判官独掌法权，神圣不可侵犯。具体如：若无合格法律传票，不能擅入铺屋捕人、搜查及封禁房屋铺户；被捕的人，必须在24小时内由法官当众审讯，行政官不能问案等等。伍廷芳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等等。同时他利用司法总长的职权，在审判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
伍廷芳始终拥护民主共和体制，强调国民享有平等权和自由权，也强调自由当以守法为前提；他强调改良司法，即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为此呼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伍廷芳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始终坚持国与国平等的立场，坚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奴颜婢膝，不谄事列强，是民族不弯的脊梁。
举三例以证：
一、
1887年，在日本长崎发生中国水兵与巡捕互斗的事件，针对日本人的强硬态度，伍廷芳提出了《长崎（中国）兵（与日本巡捕）互斗处理办法》：
“1、事件中，中国船员死8人，受伤42人；而日本人仅死2名，伤27名；中国船员“诚属惨矣”，“主客不敌，势所必然”。日本政府并无照会表示悼念之意，这“似于交涉和宜未免失当。”
2、不能单凭中国兵的口供和所请律师的话，亦不尽信日本人辩解和日本巡捕所聘律师之词。
3、如日本政府强词夺理，又不允请公正大员，或请大员而不依其评断，我国不能不予以重视。即使我国不使用武力，也似宜撤回驻该国大臣、理事官等，绝其友谊。”
其字里行间铿锵有力，亦大义凛然！
二、
伍廷芳在香港督府华民政务司任职时，遇到一个案件：一英国醉汉在马路上无故踢死一个华人。这件命案一到公堂，英国法官是百般袒护，意图为其脱罪。
伍廷芳据理与英国法官力辩，当时香港的媒体报道称：
“华人博士（伍廷芳）挺身而起，根据法理，竭力争辩，在法堂几次吵闹。最后又在港督面前互相訾骂，港督只好双方调解，最后那英国人被判监五年，赔偿巨资，恤死者家属”。
三、
西方国家盛行赛马的赌博活动，列强在上海西郊设有赛马场，每年春秋两季开展赛马活动；西方列强的条例规定在赛马时，中国人不准上阅览台观赛。对这种民族歧视，伍廷芳很愤慨，数次公开斥责说：公共场所不能“遂摒绝一民族乎”。
在中国历史上，伍廷劳是自费留学第一人，是在英国获法律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是持有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人；他还是在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的创办人之一，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华人立法局议员，他不朽已！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张忠绂、1936年。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78年。
《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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