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贵阳以后，（父亲的研究所支援三线搬迁到了贵阳）厄运终于还是降到了父亲的头上。批斗游街关牛棚，反动学术权威倒还好说，整人的人嫌不解气，硬是要给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因为你出过国，你在外国不干特务那你还干什么？里通外国现成的罪名，编都不用编。母亲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我们也不明白，更解释不清楚，事实上，母亲也没问过我，当然问过我哥我姐没有就不得而知了。不知是不是我爸对她说了什么，我总觉得母亲心情平静，好像知道我爸早晚会回家，会没事。至少在我看来情绪还正常。她大概也弄不明白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让我的两个妹妹趁我爸扫猪圈，除草时，把花生糖，她自做的小点心，偷偷摸摸地递给爸爸。我妹妹那时还小，人又特别机灵，一接到指令她们俩就跑到我爸劳动的地方蹭来蹭去假装在玩，看准时机，趁人不注意就把东西塞给我爸。一完成任务她们就乐颠颠地跑回去跟妈报功。而我，那时倒大不小的，做这样的事又怕又羞，自己说不清楚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很是纠结。

但是当上山下乡运动席卷而来，我的哥姐正好都赶上高中初中毕业，全部都要下去。虽然后来我大姐因为身体不好被赦免，但其他三个都乖乖地背起了行装，在六八年冬天的某一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家远走了。这件事让母亲完全失去了应对的能力。

我记得那一天送走了他们，家里一下子空空荡荡，大姐送他们去车站了，只剩下我们三个小的，我最小的妹妹才六岁。父亲仍然在牛棚，临走也没得见一面。但院子里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宣读下下乡子女的光荣榜，我相信父亲一定是听到的了。我突然找不到母亲了，心慌起来，多少年都是如此。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结果在卧室，看见妈背对着门跪坐在榻榻米上。我妈了一声，没想到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次！那年我十四岁，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明白妈为什么哭。以我当时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我还正美滋滋的为哥姐自豪呢。

后来很多年以后我不知是在哪一本知青文学的故事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上山下乡政策耽误的是是孩子，年轻的一代，但是真正伤害的却是他们的父母！当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走进广阔天地时，他们能想什么？他们懵懵懂懂，革命热情把他们烧得晕乎乎，告别家乡告别双亲的悲伤瞬间就被革命豪情掩盖了，几乎每一颗青春的心都在渴望奉献！这样的事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再重演）可是它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的。而对于父母而言，却无一不是忧心忡忡。十六七岁正是学习的好时机，一生要用的知识都需要从此时积累，然而他们却被送去种田，当然本来种种田也没什么，锻炼一下当然也可以，甚至一时不能养活自己也问题不大，但要命的是谁也不知这是一时还是一世。这种悬念无疑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种折磨。

客观的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一个大手笔。不然这全国高中初中六届上亿的毕业生往哪放，如何安置？！这些红卫兵们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天不怕地不怕地折腾了几年，闹也闹了，接见也接见了，最大的走资派也成了阶下囚了，如今把他们留在城里早晚是个祸害。毛主席认识到这些伢子们得有人管，得让他们接受接受再教育，让他们受点磨难，知道知道点厉害。在老毛的眼里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老毛眼里未来的国家由文盲组成，文盲听话好管让干嘛就干嘛！可对于一般老百姓人家，即使望子成龙成风已经不敢奢望了，但是至少还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还希望孩子自立，希望孩子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所以把孩子们生拉活扯地从父母身边拉开，然后让他们在农村扎根，让他们在那开花结果，这无疑是残忍的。所有的知青父母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家，但他们都只能在无着无落中等待，期望政府开恩，能让他们的孩子能被像赦免流放的犯人一样，让他们回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以后，七九年邓小平亲自批示，让所有的知青，只要自己愿意，无条件的回到自己的原处。这在当时无疑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是人心所向啊！

母亲当然不明白老毛的伟大策略，但她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不容违抗的力量，你必须服从，就像当年征兵入伍的日本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可是叫你去你就必须去，还得唱着高昂的歌。也许是什么东西引动了她记忆深处的某根弦，让她内心的无助和恐惧无法克制。

大概是哥姐下乡后的第二个年头吧，我们接到侨办（侨务办公室）通知，说是华侨和外国人的子女可以不下乡。哥姐他们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可以回城了。母亲为此高兴得流了泪。当年下去的时候，几分钟把户口一下就完成了手续，可如今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记得我和我大姐，可能也有我妹，轮流陪着母亲一遍遍的往侨办跑，今天需要开这个证明，明天又需要那个，然后花好几天寄到哥姐的乡下，他们又要到跑几十里地之外的公社，然后任何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得让你白跑，重新再来一遍。

每次母亲去侨办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人家怎么问，母亲怎样回答，父亲不放心每一个细节，而且常常气急败坏，这样说不合适，那样讲不恰当。我们有时也跟着”辅导“，……母亲是好脾气，总是虚心接受辅导，可搞来搞去也是一脸的茫然。老妈哪里懂察言观色，哪里会随机应变！她的最拿手好戏就是实话实说，教也没用。后来我们琢磨出的办法就是压根不告诉她实情，只告诉她需要说的话，如问到其他问题就一律由我们来回答。不过好歹一年之后，哥姐先后都回来了，而且安排了工作。这一回母亲是功臣，父亲是一点忙也帮不上，虽然那时他已经从牛棚里放出来了。

现在想起来。我母亲的中文可真是不错了。虽说她很多时候用词不很准确，不太明白政治词汇报纸语言，但她生活用语没问题，出门做事完全能对付。她能看中文电影，能听中文收音机，能读中文报纸，读信，当然囫囵吞枣在所难免，但她毕竟能对付。而且最重要的是，母亲从来没去过什么补习班，完全自学成才。有语言学家研究报道说，日本人学语言的能力相对较差，可我移居英国后，看到很多客家人，潮州人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也一句英文不会说，我便怀疑起这所谓狗屁研究结果了，并且由衷地佩服母亲的学习能力。

我始终揪着的一颗心似乎可以坦然一些了。

读到这儿，我的感觉也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谢谢凛子的好文章，让我看到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其实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一样的遭遇，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我的老师李莎（李立三的夫人）来自苏联，我的同事纪绍君的夫人王曼黎（我的老师）来自苏联，我的忘年交翟云英女士的母亲安娜来自苏联。我的翻译启蒙刘仁（俄汉大词典总编刘泽荣的长子）的夫人也是来自苏联。在文革当中都是九死一生。那段历史不说也罢，说了揪心。

[QUOTE][b]下面引用由[u]lydst[/u]发表的内容：[/b]

我始终揪着的一颗心似乎可以坦然一些了。[/QUOTE]
是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那时我们不是住在父亲的单位里，或者我父亲像很多人那样被送到57干校什么的，真不知会怎么样。

[QUOTE][b]下面引用由[u]江南[/u]发表的内容：[/b]

读到这儿，我的感觉也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谢谢凛子的好文章，让我看到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其实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一样的遭遇，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我的老师李莎（李立三的夫人）来自苏联...[/QUOTE]

你说的对，哪个国家的人不停地被运动折腾都是一种考验。
只是说，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切都是更不不容易了，这也是自己移了民才体会到的。
想到江南兄体会也不少吧。

[QUOTE][b]下面引用由[u]Huangtian[/u]发表的内容：[/b]

[/QUOTE]
荒田先生还真说对了，我真是在心里憋了好久才写出来的。
谢谢鼓励。

[QUOTE][b]下面引用由[u]冰云[/u]发表的内容：[/b]

凛子写得很好！你的母亲和蔼可亲的模样，已经深深地驻留在我的心里！你这文章好好保存，可以拍电影！[/QUOTE]

是啊，那一代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好电影啊！
谢谢冰云分享。

[QUOTE][b]下面引用由[u]青花梅瓶[/u]发表的内容：[/b]

梅瓶自始至终揪着心，现在总算吁了一口气！凛子，从那个特殊时代过来的人，历史的风风雨雨已是寻常，看后来的知青文学，梅瓶说不出心里的滋味！
“我妈了一声，没想到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QUOTE]

谢谢梅瓶的语重心长，我一定好好地珍惜享受眼下的生活。这是对母亲的最好回报。
让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