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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blue][B]兩岸悲歡60年[/B][/COLOR]

    [COLOR=blue](文/吳生)

    60年是中國人特別看重的一甲子,真有道理。60年後對1949這個特殊年代的回顧,果然比十年前紀念50年、半世紀的時候來得豐富多彩。許多重大變遷,像中國的經濟發展、兩岸和解,50年時還有點模模糊糊,有點波折,到60年就豁然明朗了,但這個豁然明朗來之不易。很多人早已著手,把這段時期發生的大小故事記錄下來,著書出版,讓後來者看個明白,想個透徹,一起來回顧這段大時代的多變歷史。這些日子沉浸其間,幾乎廢寢忘食,現就2009年出版的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齊邦媛的「巨流河」,以及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中第四冊「文學江湖」談一些自己的感想。

    上世紀中葉,中國歷經慘痛的八年抗戰、四年內戰,男女老少,強弱富窮,無人不在劫中。

    我的祖母曾經在杭州辦宏文學校,抗戰時帶領學生走過流亡路,損失了家產,還損失了大部分聽力。小時候,她用聾人特別大的嗓音給我講唐詩。誦讀杜甫的「三吏三別」,有時是這幾句,有時是那幾句,她總難免聲音顫抖,淚光閃動。讀到「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滿臉都是我看不懂的讚嘆和憧憬。

    ▋[B]向失敗者致敬 傾注感情[/B]

    從小至今,看過記敘、描述戰爭殘酷恐怖的書籍、電影不計其數。儘管如此,讀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還是被她的健筆深深觸動。

    龍應台用洋溢的感情寫了一群1949年「失敗者」的故事:

    美君和槐生的苦難故事,由於女兒龍應台的成就、龍應台兒子的自由健康成長而昇華,顯出炫目光彩;管管、弦說起少年時慘痛經歷以淚洗面,詩人的名聲使他們今天的眼淚晶瑩耀目;亂世誕生在越南富國島鐵絲網後面的孩子楊天嘯,後來成了中華民國陸軍最高統帥;詩人席慕蓉、作家白先勇、電腦業巨子林百里……曾經在香港避難;馬英九的母親秦厚修當年在香港荔園遊樂場賣門票;戰時辦學的錢穆在自己辦的新亞書院,為樽節開支,每月只支領200元,比遊樂場做工的秦厚修還少拿100元;年輕學者余英時追隨錢穆努力寫稿謀生;商業巨子蔣震曾住難民麇集的香港調景嶺,再去塞班島受美國CIA特種訓練,只差一步就被空投大陸,直接下地獄……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即使是那些在兵燹災害中慘死的亡魂,那些個人晚景淒涼的故事,也像龍應台的父母美君和槐生的故事一樣。今天世界、社會的發展進步,映照著它們的苦難,散發光輝。

    這些失敗者的苦難呈現在祭壇上,斐然文采凸顯出它們的聖潔。他們接受事業成功的後代、享受著相對民主自由的後代的致敬,實至名歸:「沒有你哪有我?」

    這是一本經過認真準備,「寫給全體中國人看的書」。港台海外之外,作者曾特地到北京去推介這本書,強調寫的是戰爭殘酷,寫的是失敗者,向失敗者致敬。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聯想。

    龍應台記述的前輩先賢,當時因失敗黯然離開大陸去到港、台、海外。由於他們的不屈不撓、堅忍努力,終於為後代開創了始料未及的光明前途。作者向失敗者致敬,順理成章。

    我的父母就是在那個時代分離的。父親遠颺海外,錦衣玉食不能紓解心頭之痛,英年鬱鬱而終;母親留在大陸,歷經各種政治運動打擊,痛苦難以想像。有次在電視上看到一則廣告說:要知道地球的重量,可以問問單親媽媽。我驟然想到母親,心如遭電擊,忍不住淚如泉湧。

    勝利、失敗、可敬、不可敬的畫分,對我父母這樣的中國人來說,不合情理。命運不如我的中國人很多,這樣的畫分對他們來說,也不合情理。將無數悲慘世界中的中國人畫為一部分「失敗者」的陪襯,更不近情理。

    失敗是因為鬥爭,有無數中國人連失敗的機會都沒有,一直在絕望的暗夜中艱難度日,憂鬱死亡。多數人的苦難黯淡無光、深沉綿長,很多人的故事還被施加迫害者搞得色澤黑暗,氣味敗壞,讓後人無可救贖地生不出自豪感來。

    除了悲憫,我沒法對更多的失敗者致敬。

    人群中有失敗者,則必有勝利者;有可敬的人,則必有不可敬的人。回顧中國60年變遷之際,為什麼要以大陸為界,特意畫分出一些失敗者來致敬呢?

    有此一想,龍應台精選的故事光芒輻射的面積就有限了。「子孫安享平安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這本書是一部分人追念自家先人的祭文。

    齊邦媛的「巨流河」是另一種風格。巨流河即遼河,有魚龍出沒,潮汐翻捲,作者細緻綿密地寫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流淚播種,莊重收穫的歷史。

    翻開「巨流河」幾頁,看明白作者姓名來歷,我就不知不覺停下來,掩面長思。

    遼河旁邊的鐵嶺縣范家屯,距離瀋陽一小時車程,作者1924年初春在這裡出生。

    齊家女嬰未滿周歲時發高燒,氣若游絲。午夜時分,她祖母做最後努力,派一名長工騎馬到十里外的鎮上,終於請到一位能騎馬,而且願意在零下二、三十度嚴寒的深夜到鄉下去救一個嬰孩的醫生。當時,初生嬰兒死亡率高達40%,但是這個嬰兒活了下來。不久這位醫生再次到鄉下來,給了她雙重祝福,為她取名「邦媛」。

    此名源出「詩經?君子偕老」:「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引起我思索的就是這位仁術仁心,且有舊學修養的鄉下醫生。

    在中國,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很多願意在深夜冒著嚴寒騎馬到鄉下救人的醫生。但是我很確定地知道,今天,有這樣文化修養的普通人,別說在距離大城市一個小時車程的鄉下,就是在城市中心,也不多。

    這個消亡過程,就從60多年前開始。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包括很多他們的老師輩,連「三國演義」都得別人給他們講解。

    ▋[B]文化艱難傳承 讀者動容[/B]

    中國的文化傳承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地方,出了什麼問題?

    「巨流河」的意義就在這裡。這本書用最大篇幅記敘中國文化在異族入侵時艱難傳承的故事。無數志士仁人犧牲獻替,無數父母長輩血淚隱忍,支持著民族的下一代,無數幼童和青少年,在血火飄搖中堅毅向學。無數感人至深的人與事編成了大時代的壯麗畫面,讓今天的我們肅然動容。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故事,是畫面中鮮明的一抹。

    前東北軍將領齊世英在北平成立機構,照顧來自東北流落平津街頭的青年,於1934年籌款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招收2000名從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第一任校長是原吉林大學校長李錫恩,教師都是流亡北平的大學教師。

    日寇擴大侵略,華北局勢惡化後,中山中學先遷南京,再轉湖北漢口,不久又從漢口逃到湖南湘鄉,再從湘鄉流亡到廣西桂林。不久,羈留桂林的師生分成三隊,由桂林徒步走到貴州宜山縣的小鎮懷遠…。

    單從桂林到懷遠這一程760里路,孩子們就走了幾乎一個月:「那數百個十多歲的孩子,土黃色的校服已經多日未洗,自離開湘鄉後沒有睡過床鋪,蓬頭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邐走來…」父母皆無法從那些挑著行李,破衣草鞋的人群中辨認自己的兒女。

    這些中華少年沒有缺少長輩的關愛,儘管在日軍炮火延燒中倉皇逃命,他們年輕的眼睛看到了中國山川的壯麗,看到了豐美的土地和文化。顛沛流離中,無論何時,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只要安定下來,就弦歌不輟,正式上課,甚至舉行期考。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那些可敬的老師們除了各科課程,也傳授獻身與愛,自尊與自信。他們代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1990年代,中山中學在瀋陽復校,主要支持者就來自抗戰流亡返鄉的校友,包括吉林省省長、遼寧省委書記、瀋陽市長等。大家都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長行中含淚唱過: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中國沒有亡,中國能復興,因為幾代中國人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文化薪傳重任。除了東北中山中學,全國地無分南北,有千千萬萬所這樣的學校,有中學、大學,還有小學。

    齊邦媛筆下,工整地描述了一系列大時代的人物,記憶出自心扉,讀來感人至深。天上人間,都是她一生所寄託緬懷,這些人物中,有她的父親齊世英,有她的多位恩師、摯友,最壯麗的形象是她一生的精神戀人張大飛。

    齊世英青年投身革命,為國為民,不辭艱險,常捨身忘家。在社會上,他有抱負,有操守。在他妻子心目中則始終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張大飛是抗日烈士之子,父親被日寇酷刑燒死。他14歲流亡關內,在齊家得到庇蔭,中學畢業就決心報國,參加空軍,一直在陳納德的飛虎隊中服役,身經百戰。抗戰勝利前夕,年方26歲的他在河南信陽空戰中殉國。

    作者對她的恩師,尤其對南開中學教國文「詩選」的孟志蓀、武漢大學教英詩的朱光潛,最為深情。

    孟老師的「語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內容滔滔深廣,又處處隨所授文章詩詞而激流奔放」,「任何人聽課都會被他吸引,感情隨他的指引而迴蕩起伏,進入唐宋詩文的境界,下課鈴響纔如夢初醒,回到現實」。

    朱光潛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他用「略帶安徽腔」的英語,把年輕學子引領入文學的神奇世界,使作者終生愛戀英文詩的聲韻。

    戰爭到最後關頭,1945年5月,張大飛血灑長空,世界大戰主要領袖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重慶200萬市民空前絕後送別飛虎隊領袖陳納德……

    蒼涼的聲音響起來,那是朱光潛在朗誦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啊,船長,我的船長」(O Captain! My Captain!),追悼那些不及見戰爭最後勝利的志士仁人。音調鏗鏘,如鼓聲送別,讓人椎心泣血,讓人呼號嘆息,讓人無限低迴:

    啊,船長!我的船長!
    可怕的航程已抵達終點;
    追求的勝利已經贏得;
    港口近了,聽啊,那鐘聲,人們歡欣鼓舞,所有的眼睛跟著我們的船平穩前進,它如此莊嚴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鮮紅的血滴落,
    我的船長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並且死亡。

    張大飛殉國後,齊邦媛意外地飛越萬里江山,從重慶回到光復後的上海,再到南京。她在破敗如廢墟的市中心新街口茫然徘徊,若有所思。「忽然看到一條布帶橫掛在一座禮拜堂前,上面寫著大字: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劍刺入我的眼,進入我的心,…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靈魂引領我來此。」

    時間過去半世紀,齊邦媛垂垂老矣。2000年5月,她在南京憑弔中山陵,想起在旅館看過南京地圖,紫金山旁邊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就向司機問路:「車子在山路上繞行的時候,我好似在夢遊境界,…這是萬萬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國父孫中山所寫「航空救國」的大石碑…。第二層是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3000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他那一欄簡單地寫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職。5月的陽光照著75歲的我,溫馨如他令我難忘的溫和聲音。到這裡來,莫非也是他的引領?」

    天若有情天亦老。張大飛的一生在齊邦媛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

    年輕的生命有對未來的執著嚮往,壯盛的生命傾全力為理想奮鬥,蒼老的生命有莊嚴的深情回顧。

    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的齊邦媛,有機會親近中國近代史上多位大學者,和許多獻身教育的優秀人才合作奮鬥,更培育人才無數。她從自己特定的角度見證了台灣社會60年走來的道路:從崎嶇曲折到初具規模,到漸上軌道…。

    她對自己走過每一段路程的冷靜記載中,常常透出掩不住的強烈感情,愛恨分明。寫情寫景,起伏有致,從戰火離亂中求學,一直寫到60年後和昔日同窗共聚,感嘆人生飄零,故事長,讀者不忍掩卷。這是她的生命詩篇。

    齊邦媛早年求學時,通過見聞接觸對共產黨有相當的認識。兩岸隔絕多年後,她重新參與兩岸文化交流,再次思考這些問題,對這個過程有清晰的記錄。這也是這條大「河」中長達數十年的完整迴流之一。

    1949年大陸易幟前,齊邦媛和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驚訝地發現身邊一個又一個能人、好人,當然也有乖戾特異的人,原來都是共產黨人。她還記得當年民心一片,整齊倒向共產黨時,自己的感慨、彷徨、驚怵和無奈。

    單純地看畫面,有很多慷慨激昂、奮勇獻身的個人。仔細地看,可以在畫面背後發現,其中有一批人或明或暗在各個層面為新的國家做引導。

    那些做引導的知識分子,當年令很多人不安,冷靜回顧,當中其實不乏志士仁人。引導別的知識分子為新中國效力,就是他們的「報國」。有人說,當初那批骨幹背後是什麼人設計了方案,以後一步一步如何如何都是既定方針,但我不信。

    這背後一層又一層的人們都是普通人,普通有弱點的人。政治的腐敗,讓正直單純的知識分子走向政府的對立面。

    往事並不如煙,有無數浸透血淚的回憶、記載為證。

    清人顧炎武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是俗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來處。那些在少壯的時候認為「自己焉能沒有一份責任」的知識分子,到老來回首前塵往事,還能夠認同這句讓年輕的他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熱血沸騰的格言嗎?

    ▋[B]往事並不如煙 浸透血淚[/B]

    一位出版界朋友和我談起王鼎鈞的新書,回憶錄四部曲的第四本「文學江湖」。她是王鼎鈞的忠實粉絲:

    「鼎公功力了得,像白頭宮女說著天寶舊事,天呀,那是他自己心底血塊乾了數十年的紀事,但放眼看去,文字中似乎沒有一絲絲情緒波動…。」

    王鼎鈞把非常強烈的感情精緻地藏在他的文字中,看似波平浪靜,其實有深有淺,並不因時間推移稍減。讀者情緒四時不同,有感應的時候,讀到是處,會有觸雷的感覺。

    試看「文學江湖」中記敘1949年6月發生的山東煙台聯中冤案的一節:

    「…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兩人,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30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生忘死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作者精準冷靜寫出事件過程,寫到學生的呼號蒼涼,軍人的鐵血無情,場面驟時繃到最緊。作者從容借一位流亡學生的回憶,從長焦到廣角,拉出一個驚心動魄的大場面:槍聲響起,廣場中數千悲憤憔悴的學生「唰啦」一片,齊齊對著國旗跪了下來。一切都那麼清晰:廣場上黃塵飛揚又落下,悲憤驚恐的眼淚從黧黑骯髒的面頰慢慢流下來,經過長途流亡,浸透過雨水海水汗水淚水的年輕身體噴發出不潔的氣味…。為什麼對著國旗?國旗就在面前呀!

    死一般的寂靜。讀者在擔心:還有學生奮不顧身振臂高呼嗎?還有軍人刺刀見紅意猶未盡嗎?作者繼續拉動鏡頭到焦點以外,拉到千年之前「思悠悠,恨悠悠」的唐朝瓜洲古渡頭。那位回憶者筆名刻意取為「汴橋」,是呀,「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至此,作者不再矜持,他放下攝影機,對這群生死未卜的學生,面向今天直至未來的讀者,長聲呼號:「可憐的孩子,他們捨生忘死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大家為年輕的犧牲者同聲一哭。汴水流,泗水流,那是無盡的淚河!

    這段不到200字的記敘,字字閃著寒光。至冷至熱至悲至憤的激蕩,讓讀者不能自已。寫出這樣凝練精緻、深邃內斂的文字,需要何等的修養和功力?

    「文學江湖」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作者細細回顧一生文字姻緣。何意百煉鋼,竟成繞指柔。這本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台灣版。

    共產黨解放上海前夕,24歲的王鼎鈞帶著父親登船,在1949年5月31日抵達台灣基隆。上岸登記的時候,他向辦事人員要了幾張「十行紙」。隨後就坐在水泥地上,用隨身帶著的鋼筆寫了一篇稿。接著他找到郵局,用剩餘的紙做一個信封,把稿子寄給台北中央日報副刊。幾天以後,文章登出來。

    他勤於投稿,從未接到過退稿,前後用了50幾個筆名,也從未拜訪過任何一位主編。台北街頭熱鬧地方都有閱報欄,張貼當天報紙。王鼎鈞早上擠入人群,先看副刊。有時看到副刊上留下一個方形黑洞,他就到別的閱報欄查證。發現被人挖走的就是他的文章時,真是其樂何如。

    當時副刊稿費標準不低。有了這一條煮字療飢,且與人無爭的小道,王鼎鈞安定下來。1950年1月,「掃蕩報」副刊主編蕭鐵請他擔任助手,參與編務。半年後該報停刊。他隨即進入中國廣播公司,從節目部資料員做起,不到半年就升任編撰…。王鼎鈞就這樣走上了寫作的不歸之路。

    多年來,文化人都尊王鼎鈞為「鼎公」。王鼎鈞說,這其實是他26歲時參加張道藩創辦的小說研究組時,同學們給他取的綽號。為的是他的文字「食古不化」。王鼎鈞文字早臻化境,當年「遊戲鼎公」成了現在的「儼然鼎公」。

    興趣所在,努力所向,加上因緣際會,王鼎鈞在半世紀前就是一位「多媒體」作家:新聞採訪、報紙副刊、雜誌專欄、廣播、小說、劇本、電影直至電視,這麼多方面的經驗,都來自極複雜環境中長時間的實踐,而且是成功的實踐。

    日本侵略中國,生靈塗炭。王鼎鈞很早就發現漢奸現象內涵豐富,他把不少觀察心得寫在前面幾本書中。「文學江湖」寫他在台灣30年的人性鍛鍊。特務是他不得不下功夫研究的對象之一。

    面對橫逆,任何時代都有橫眉冷對,拍案而起的人物。拍案而起,有「玉碎」美名。但是,有不少玉碎的英雄好漢事後被各式人等細細檢索,傳出來的消息是「瓦」碎而已。

    面對特務的糾纏,王鼎鈞像躲在太上老君煉丹爐裡的孫猴子,被文火、武火慢慢熏炙。他睜大眼睛熬著,直到火變成煙,煙飛灰滅,自己有了一對火眼金睛,軀體煉成不壞之身。

    眼看特務如附骨之疽,把王鼎鈞盯得緊緊的,讀者會有窒息感,心裡不由暗念「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但是我知道,王鼎鈞不會選擇玉碎。

    少小時他心裡就牽掛父母弟妹。九死一生的戰時,袋無分文的戰後,他常反思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從第一筆微薄稿費開始,他就為自己能夠養家興奮。人世間他的牽掛太多,他太理智,太想把事物的因果看個徹底明白。他明白,唯有寫作是他的最後執著,是他的生命使命:
    「我做別的事情內心都有矛盾像陶淵明『冰炭滿懷抱』,只有寫作時五行相生,五味調和。…我是付過『重價』的,現在如果不寫,對天地君親師都難交代。」

    「我劫後餘生,該死不死,…留下我來寫文章,寫回憶錄回饋社會。我寫文章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揀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

    讀王鼎鈞的書,有時使我想起「紅樓夢」中那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副對聯放在秦可卿房中「極俗」。但是,在人間世界,尤其在顛沛流離血火飄搖的戰爭時代,在魑魅魍魎出沒無常的革命時代,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才是獨善其身的法門。

    很多人有觀察精細深刻的本領。但是,把對社會人間的觀察從獨特的視角用獨特的語言寫出來,絕對「政治正確」,悲慘世界的故事也可以九分莊重一分詼諧,讓讀者含淚微笑,文字如鐵線勾勒,絕無苟且俗套…。王鼎鈞的眼力和文字功力,無人可望其項背。

    「文學江湖」中,作者寫到和他生命有過某種交集的人物逾百,或簡或繁,一幕幕場景淡如清風掠過水面,一個個人物皆鐵劃銀鉤,鮮有一筆虛與蛇委。其中,「難追難摹」的張道藩;「一半是名士,一半是鬥士」的魏景蒙;「帝王於我何有哉」的幽默奇才王大空;恃才傲物的黎中天;因匪諜案被捕判無期徒刑的李荊蓀;中廣強人邱楠…;這些故事不時有銀瓶乍破,鐵騎突出的亮點,餘韻不絕,讓人展讀再三,歡喜讚嘆。

    張道藩晚年和夫人團聚,和情人分手。蔣碧微遂出版回憶錄「道藩與我」,公佈兩人戀情。張道藩託人勸阻,說張道藩壽命來日無多,是不是等他身後再出書。蔣碧微說:「黃泉路上無老少,也許我比他早死。」

    她手上握有張道藩早年寫給她的情書,一直嚴密收藏。「道藩與我」由小說家章君穀執筆。但是連章君穀也沒有看見過那些情書。「兩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蔣碧微自己整理嵌入,可見蔣用心之深。」

    蔣碧微過世時,家裡東西無人收拾,有人在地上撿到了張道藩自傳的手抄原稿。

    前後寥寥千餘字,將遲暮時分的一代江南名媛蔣碧微刻畫得入木三分。

    王鼎鈞與小說家姜貴忘年之交惺惺相惜。兩人相交十餘年。姜貴不合時宜的名士氣派,特立獨行的冷峻語言,讀來使人想笑又想哭。

    看到台灣人新造的飯店有于右任寫的招牌,他說:「在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中華民國就像這座大樓一樣,一切屬於台灣,只有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筆。」

    看到蔣介石銅像:「在我們有生之年,這些玩意兒都會變成廢銅爛鐵,論斤出售。」

    電影散場,夜闌人靜:「在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舞台演宋美齡如演慈禧太后,演蔣介石如演張宗昌。」

    姜貴對王鼎鈞做事作文從無一句指教,唯一忠告是「有一天,台灣話是國語,教你的孩子好好學台灣話。」

    姜貴對小說家亮軒說:王鼎鈞這個人,每隔一段時間要找他談談。

    王鼎鈞也認為,姜貴這個人,每隔一段時間要找他談談:「我一向主張找失意的人談天。跟得意的人談話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見性情,而且有閑暇。」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然笑春風。這些走入歷史的人物音容宛在,讀來令人低迴不已。

    統觀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寫的是他少年時代家庭生活。

    雖然戰爭雷電的隱隱閃光開始從天邊逼近,生活依舊柔和舒展,1938年日軍進犯山東,少年王鼎鈞第一次當難民。一起出逃的有一位顧娘天天出去討飯,為王家節省伙食。她說:

    「我是難民。難民討飯不丟人。」

    王鼎鈞怦然心動:

    「我能去嗎?我也去好不好?」

    乞丐必備兩件東西,要飯包和打狗棍不能兼顧。顧娘砍一棵荊棘修成傘狀,小王拿著這件怪異的獨門防身兵刃,就出門了。結果第一次就討來一個大大的溫熱的煎餅。鄉紳父親不卑不亢,囑咐兒子把弟弟妹妹找來三人分食…。即使要飯,還是窮而不困的氣象。

    一家人回到蘭陵後,儘可能照常生活。小小蒙童依舊是沃土裡的種子,進士第學詩的故事令人神往。

    「怒目少年」寫抗戰流亡學生生活,故事中有一個經常出沒的人物:國軍第28集團軍總司令兼92軍軍長李仙洲。「李氏不菸不酒,不嫖不賭…,處事開明公正」。為了收容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青年,他在1942年辦了一所中學,各方青年聞風而至。第二年這所中學正式成為國立22中。戰事不順遂,辦學更艱難。李仙洲本人命運多舛,但對這所學校和學生自始至終有一份誠意的關懷。王鼎鈞筆下,李仙洲是他敬愛的老校長。

    「關山奪路」寫王鼎鈞內戰時期親身遭遇。四本回憶錄中其餘三本都涵蓋十幾年到幾十年的時光,只有這第三本細細記錄僅四年的經歷:他從學生到憲兵,從國軍到共軍,再回到國軍…,冷峻道出戰爭凶險,逆境中被扭曲人心的殘酷。然後,王鼎鈞把他在台灣30年生活經驗集中在文學生活上寫成「文學江湖」。

    世事輪轉,人心依舊,唯智者明察萬里。

    距離「文學江湖」的結尾,又有30年時間過去。王鼎鈞迄今寫作不輟,思想敏銳如昔。期待王鼎鈞繼續「把胸中的鮮花撕成花瓣揮灑散落」,把回憶錄四部曲擴展成五部曲,寫出他的思考,則後世幸甚。(吳生)

     
    2009-12-24 [/COLOR]
    淡淡书香 清清陋室 静静庭院 浓浓原野 云云苍山 霭霭兰陵 茫茫大地 瀚瀚星河 漫漫人生 悠悠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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