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blue]                 [B] 王鼎钧回忆录《昨天的云》节选[/B]

                        [B] ——忆荆石老师[/B]
         
   

 [B]天降下民，作之师[/B]
     
   璞公荆石老师排行居长，人称“大老师”，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叫王思玷，人称“二老师”，三弟叫王思瑕，人称“三老师”。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

    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兰陵千门万户，如此取名字的仅此一家。

    大老师首先影响了他的二弟，使二老师成为小说作家和革命斗士；接着影响了他的三弟，使三老师成为自学有成的经济学者。同时，他影响我们的父兄，并且办学校影响我们。

    我没见过他青年时期的照片，等我有幸“亲炙”的时候，他已过中年，头发半白，手背上鼓起青筋，加上身材瘦小，名副其实的唤起“荆”和“石”的意像。但是，你绝不认为他是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感觉到尊严、权威，然而并不可怕。

    那时，我们开始发展少年期的顽皮，但是，在他老人家上课的时候，我们是鸦雀无声的。

    那时，我们逐渐有了拖拉逃避的恶习，但是，他老人家规定的作业，我们是准时呈交的。

    他老人家从未大声呵斥任何人，从未威吓警告任何人，从未用体罚或记过对付任何人。可是我们总是用心听他的话，努力照他说的去做，惟恐自己太笨，又惟恐他对我们的期望太低。

    那时，我们小孩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仰着脸听高谈阔论，时时可以发觉大老师是家乡的“意见领袖”。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有一位长辈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见空中出现了宫殿街道与人群。他以为南天门开了，他以为看见了门内的天堂，连忙跪下祈求神灵让他儿子做官。

    第二天，消息轰动全镇，但是大老师说，那不是南天门，那是光线折射造成的海市蜃楼，那根本是某地一座大庙的幻影。哦，原来如此!“南天门震撼”立刻消失。
 
  [B]开风气，天地间多了些子[/B]
   

   敝族在明末清初昌盛起来，在清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民国肇造，新学勃兴，我们家乡是个小地方，骤然跟新时代新潮流脱了节，幸亏还有青年子弟剪了辫子出去受教育，璞公玷公是其中之佼佼者。

    这兄弟俩本来是学铁路的，那时都相信“建设之要首在交通”，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是那时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那时军阀混战，政局不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做官的随时准备另找职业。这兄弟俩一看，算了一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   

    那时，家乡有四位有实力有声望的少壮精英支持办学，愿意跟大老师共同担任校董，他们的名讳是王思澄，王思庆，王思敬、王思璜。在他们的支持下，二老师亲自率众拆掉庙里的神像，改建教室。

    私立兰陵小学成立，大老师以校董主持行政，同时教国文，教历史，教美术，除了音乐以外，他都能教，是一位全能的教师。他和二老师自称义务教员，不支薪水，后来，与我祖父同辈的王松和来做过校长，松爷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他也没拿过一文报酬。

    通过教学，大老师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

    他引进注音符号，时间在国民政府通令正式以注音符号列入教材之前。拼音时，他先把前两个字母拼成一音，再用这个音去拼最后的韵母，可说是两段拼法，与各地流行的一次拼法不同。他似乎吸收了“反切”来推行拼音，这个两段拼法一直使用到“县立时代”，成为母校教学的一项特征。

    他引进话剧，不仅剧本，还有道具服装布景效果一整套东西。他编写的《正义的话》，自己导演，演出一个纯朴的乌托邦，国王和农夫在阡陌间对谈，上下之间没有隔阂和压迫。

    他引进木刻。他大概在1925年左右就把木刻列入美术课程。他要求学校供应木版和刻刀，只收成本费。学生把他刻成的作品拓下来，贴在木版上，描红一样照着刻。为了替学校筹款，他刻了一张很大的海报，画面主体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头上悬着一枚制钱，下面一行大字：“就差这把火!”这种“诉诸群众”的方式，也是他第一个在家乡使用。
    他引进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Q正传。他也引进了许地山。他本来不主张背诵，他以补充教材讲授《阿Q正传》的时候，偶然赞叹“这样精炼的白话文，应该背诵，值得背诵”。于是他老人家最喜爱的一些学生展开了背诵竞赛，几天以后，这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竟有好几个人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背出来。

    这些先进学长也背诵了荷马的《奥德赛》。

    还有，我必须记下来，他老人家引进了马克思。

    朱子说，有个朱晦庵，天地间就多了些子；没有朱晦庵，天地间就少了些子。大老师之于吾乡，也许就是如此了!

   
   [B]欲迥天地入扁舟[/B]

    大老师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仅见之于还家不仕，拆庙兴学，还有很多行谊。

    例如，他的书法。

    吾乡吾族以书法家衍公(王思衍)为荣，习字皆以衍公的楷书为范本。那时习字用毛边纸铺在范本上摹写，称之为“仿”，这底下的范本叫做“仿影”。

    衍公的墨宝并不易得，外人慕名求字，多半由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本家侄子)王松和以行草应付，颇能乱真，不过，若是本家子孙向老人家要一张“仿影”，几天内一定可以拿到真迹，不论远房近房，富家穷家，有求必应。

    衍公写出来的仿影，近颜似柳，端正厚重，均匀整齐而又雍容大方，正是清代士子必习的馆阁体。族人在这一字体的熏陶中成长，写出来的字差不多同一面目，外人戏称“兰陵体”。

    大老师不学兰陵体，他写汉隶，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要写得不同。

    还有，他主持的别开生面的婚礼。

    他的公子王纶和先生结婚，是吾乡一大盛事，世家联姻，郎才女貌，大老师又改革了婚礼。

    大老师的故居在兰陵西南隅，与我家祖宅为邻，门前有一行槐树，乡人称他家为“槐树底”。我们两家门外有广场相连，平坦洁净，供收割庄稼使用，乡人管这种广场叫“场”，他家和我家一带地区统称“西南场”。大婚之日，“场”中肩并肩腿碰腿挤满了观众。

    我是那次婚礼上的小观众，并且努力挤进了大门，眼见拜天地废除了叩首，改用鞠躬。新娘似乎未用红巾蒙头，即使有，也老早揭掉了，新娘新郎当时就站在院子里照相，大老师挤在观众当中着急，认为新郎的表情生硬，需要改进。他老人家也许认为这张照片应该像他在南京、上海所见，一双璧人露着幸福的笑容吧。
   
   [B]三读《资本论》，尊重穷苦人[/B]

    大老师三读资本论，赞成社会主义，欢迎共产党。我没听他亲口说，只听他的得意高足这么说，“槐树底”的子弟也这么说，人证凿凿，要怀疑也难。

    我只知道大老师同情——甚至尊重——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

    有一个人，算来和大老师同辈，半夜起来磨豆腐，天明上街卖豆腐，他儿子在小学读书，成绩极优。当他的太太沿街叫卖热豆腐的时候，那些大户人家深以辱没了王家姓氏为憾，惟有大老师，若在街头相遇，必定上前喊一声三嫂子。这一声三嫂子出自大老师之口，给他们全家的安慰激励是无法形容的。

    有一次，全县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参加。为了选拔代表，各班先举行班内比赛，选拔好手，各班好手再举行校内比赛，产生本校的代表。比赛由大老师主持其事，他特别识拔一个叫管文奎的同学。管文奎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做女佣抚养子女，是真正的贫户。大老师认为文奎的演讲有“擒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声音也响亮动听。文奎果然不负厚望，赢得这次比赛的亚军。

    那时，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大老师荆石老师之子王伦和先生，当年兰陵第一个举行新式婚礼的人，现已90多岁。
[imga]../images/upload/2010/07/14/205701.jpg[/imga]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二老师王思玷，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被茅盾称为"午夜彗星"，民国革命烈士，长眠于兰陵西南的田野上[imga]../images/upload/2010/07/14/210149.jpg[/imga][/COLOR]

[COLOR=red]这里推荐一篇关于介绍二老师王思玷的文章，是原贵州省文联主席田兵所写。田兵原名王言诚，是鼎公在兰陵的王氏族人，回忆录中有详细介绍。[/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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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ALIGN=CENTER][SIZE=3][B]忆 王 思 玷 老 师[/B][/SIZE][/ALIGN]  
[ALIGN=CENTER]文 /田兵[/ALIGN]

                                   悲泪望江山，

                                   先烈血染红！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我从首都开会归来，途中得以访问了我的故乡——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这也是“五四”以后，鲁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王思玷老师的出生地。而此时，恰恰也是王思玷老师为革命殉国五十六周年的时侯。
    怀着对这位曾被茅盾同志誉为文坛彗星的新文学先驱的思念之情，我和当年的同学王玉璞、王纶和、王善才等一起游览了王思玷老师在小说《偏枯》里所描写的那个寺院——北大寺，共同回忆了我们的老师王思玷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北大寺在兰陵镇北关。当年在这寺院的西庙墙外，就是我们王思玷老师笔下的《偏枯》主人公刘四的家。当年北大寺分东西两个，相距约半里路。西大寺白果树是雄的，光开花不结果；东大寺白果树是雌的，虽与雄树相距半里，但每年都能受粉，且结果很多，称为银杏。由于树大，收果上千斤，是庙上一大收入。刘四家就在靠北面的东大寺的西墙外，倚墙搭了间草屋，距白果树约十五公尺。由于住的是庙地，主事和尚就是东家，因之逢年过节，小和尚忙不过来时，刘四家的有时候帮和尚缝补缝补，或干些打水轧碾之类的零碎活。庙门外是古老的红石槽碾，庙东是一口全村有名的甜水井……现在庙的痕迹都无了，地址成了苍山县第五中学。连两公尺高的庙台土，都卖给酒厂了，只还有两三平方公尺未卖完的庙台。过去(我上学时)寺庙周围，一二里路空旷无人，是一个远离闹区的清净禅院，现在到处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满目是不相识的人。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庙西的白果树，虽然在王思玷老师的笔下，它将永远枝叶茂盛，但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皮皮了。这棵原来从唐朝栽起的大可十围的白果树，记得我在临沂县城上学时(约一九三六年)遭过一次雷火，仍被救活，只是损坏了几枝。事过四十五年，现在这棵白果树，只剩得约十公尺高，一公尺半宽，约两三公寸厚的一个皮皮了。皮皮上虽然还发得枝叶茂盛，但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为树了。至于相隔半里的西大寺，不但没有白果树，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不能明确指它座落在什么地方了。
    夕阳的红光洒满残缺的白果树的枝头，天气闷热得很，且时有隐隐雷声。我们几位同学，共同回忆起王思玷老师殉国的前前后后。我们几个，还有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的靳耀南、魏玉华等，算是他的最后一班学生。记得，他当时并不是正式老师。还有他的弟弟王思瑕，教史地很好，我们称为三老师。他是二老师，他们两个，都是为了家乡子弟，白尽义务、光教书、不拿薪金的老师。只有他的哥哥王思璞，教国文，是我们的班主任，算是拿薪金的正式老师，我们呼为大老师。他们兄弟三人，是“五四”运动以后传播新文化的先驱，是我们学校新文化思想的主宰。王思玷老师，在教书中的具体印象，我们都模糊了，只还笼统地记得：他虽是地主子弟出身，官宦人家的少爷，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特别同情穷人家的学生，更同情校外无钱入学的穷苦子弟。因此，他的侄子王纶和嫌穷学生脏时，曾被他当面申斥。他和他的哥哥，都是提倡办民校的，记得后来我上高小时，每天晚上，都要到民校当义务老师。再一个印象，就是偶然浮现的教人前进的才资，特别是为上海五卅惨案募捐讲话时的那种慷慨风貌，给我们永远留下了印象。
    王思玷老师殉国时，我才有十二岁。经过五十六年的岁月，心头还有影子，这说明王思玷老师的才资是出众的，不然，在我们的心头早就应该模糊了。
    王思玷老师最早起的名字叫“王思璜”，后因重了东南场大地主王思璜的名字，因此改成“王思玷”。兰陵由于是个农业集镇，地主门前大都有个打谷场，这个“场”，也往往代表了地主的住宅或地主的代号。如说“东南场”，人们就知道是王思璜家；“西南场”，就知道是王思璇家。王思玷老师重了王思璜的名字，王思璜又比王思玷约年长十岁，因此根据当时不成文的习惯法，王思玷老师就必须把“璜”字改换。不然，人们就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王思玷老师原起的“璜”字，只在塾学用了几天，就改成了“玷”。记得他还用过“王亦(一)民”这个笔名投过稿。
    当时，兰陵最大的地主是三区长王思文家，因其父外号称“小红袄”，所以远近都称小红袄家，到过一百顷地(百亩为顷)。次大地主是东南场王思璜家，侍卫府王权和家，插柳口王思衍家(清末进士)。王思玷老师家是个中小地主，兄弟三人加上父母，约有三顷地。王思玷老师的曾祖名王淖，是清朝的举人，坐过江苏省奉贤、崇明两县的知县，为官清正，有政声。死于任所(据查：清代兰陵人做过奉贤、崇明知县并死于任所的只有一个，叫王晓荣，字春旭。“淖”字可能为记误——编者)，家口淹滞不能归，幸得奉贤县门生金兼善破产扶柩送回原籍安葬。祖父王绍翀，庶出受歧视。父王庚庸一生勤俭，无地主习气。当地群众说他是个武秀才(实际是马失前蹄未中)。因不修边幅，外号称“二胡子嘴”，晚辈们称他“二胡子嘴叔”或“二胡子嘴老爷”。因他门前有个水坑，人称 “汪沿上二胡子嘴家”。又因门前有棵槐树，也称“槐树底二胡子嘴家”。
    兰陵小学座落在东南隅圣人庙(文庙)和插花庙(俗称，原庙名忘了)上。两个庙合成一个小学，校舍相当宽广。原庙门是向南开的，但学校门是面北，因面北住家多，便于学生来往。小学的校长最初是王毓琳(王子玉，王善才的父亲)，此人是当地的明白人，土地虽只有二、三十亩，但他当过几次地主酒店的经理，当时也算兰陵的名人。抗日初期参加革命，建国后，任兰陵酒厂的第一任经理。我上学时，兰陵小学(区立第一小学)的校长已由王毓琳换成王思吉，又换成王思惩(保长王如和的父亲)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王思惩是大地主，又是头面人物，能够保证学校的用款。大约一九三一年时，区立第一小学改成县立第五小学，校长才是由县上派的。
    王思玷老师上学时，兰陵并没有公立小学(所谓洋学堂)。据长我十岁的王庭和兄(王锦堂，抗战时做新华书店工作，建国后，任过重庆西南大区新华书店的经理。现退休，住北京东堂子胡同四十七号)说：王思玷老师当时受学于他的父亲王思颖。王思颖是个清末的秀才，当时在“后光裕”(地主家店号)揽馆，当塾师。王思玷就在后光裕上学。当时有个东乡孔庄的叫杜若堂的学生也在后光裕上学，大概是后光裕的外甥，同王思玷老师感情较好。就因为这个杜姓学生，后来造成王思玷老师殉国的直接原因。
    王思玷老师上罢塾学后，又在何处上学我完全不记得了。听他侄子王纶和说，他又在临沂县城高等小学毕业，然后同王思璞兄弟二人进入南京铁道专门学校学习。他们兄弟三人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实际上真正拿工资的是王思璞，王思玷、王思瑕都是白尽义务的。王思玷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生活颇优裕，他和他的长兄、三弟，又是怎样走上同情劳苦人民的道路的呢？首先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给当时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于黑暗中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据王善才同学记忆，王思玷老师不仅自己读，还给学生讲鲁迅、茅盾等新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上海“五卅”惨案激起了广大人民(包括地主)的爱国热潮。当时的兰陵小学，就是为“五卅”惨案发起募捐的兰陵一带的大本营。他们不但自己募捐，还发动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募捐。据长我十岁的庭和兄说，二区长曾搭戏台，请戏班唱戏，邀请四乡庄长、乡长、保长看戏，从中募捐。当时清末进士王思衍捐款一百吊铜钱，深为当地人所重视。庭和兄还说二五年的夏天，他和王思璞老师、王思玷老师、王欣斋老师，还有袁永平(后来起义军司令)一起到岳城村去募捐，途经运埠屯村遇大雨，他们都淋湿了。
    袁永平，是兰陵西北三里路的洪沟崖村前的袁楼人，后逃荒到兰陵西南十二里路的底阁村。因此，袁也说是洪沟崖人，也说是袁楼人，也说是底阁人，对外统称兰陵人。袁当时也是小学教员(在兰陵附近某村教书)好象是在外面干过什么事情，也算是兰陵一带的明白人。这时候全国的政治形势是：一九二四年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南方革命军准备北伐，北洋军阀横行的时代将要结束了。这消息已经传到兰陵一带，已经波动了兰陵一带的青年人和头面人物。
    王思璞、王思玷老师，他们是兰陵一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积极从事教学，希望能达到教育、文化救国的目的。并领导学生掀神像(小学的神像，就是他们领导掀掉的)，批判有神论，向学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中外名人的著作。还提倡办夜校，推举校外人士孙传经(孙仲典，抗日战争中被捕后壮烈牺牲)为夜校校长，自编教材，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兰陵小学的夜校，延续很长。我记得王思玷老师殉国以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我还担任过夜校的教员。另外，还积极发动学生剪辫子(我上学时，已经没有带辫子的)，宣传妇女放脚。当时兰陵一带的刘干臣、张苇村、王松和等，都是地下国民党员，当时是进步的。兰陵的王子刚、孙传经、袁永平等人都同这些地下国民党员(他们自己也可能是国民党员)有一定来往。因之也就形成一股进步势力，积极响应北伐。约计一九二五年春，兰陵的王子玉(据王善才说，他是兴中会员，后成为国民党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后未再登记)，袁永平等这帮进步人士，便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设在河南开封的办事处(按地区可能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发生联系，兰陵的王赓和、王思吉、王如和等一般地主子弟，和王子玉的三弟袁永敬等都曾到开封受训，说是什么黄埔军校分校。受训，也是准备起义的。但这伙受训的还没有回来，家中袁永平等人就举事了。据说是和开封办事处主任李继海接头的，交接员叫张耀南。这次起事，我记得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天气颇冷的时候)，王思玷老师是袁永平的秘书(王锦堂说还可能是后勤部长)。跟王思玷老师一起从兰陵一同去参加起义军的是王增福，此人是一九二五年兰陵小学毕业，家庭靠烧砖瓦为生，住在兰陵外城南门里路西，离花林墙不远(王锦堂语）。
    袁永平起义军的正式名义，我已记不起来，据王善才说是“国民革命第一路军”，但王玉璞同志找到了当时袁部第二大队战士：一个叫曹永福，另一个叫杨怀章。他们二人都说袁的大旗上写着“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贴在临沂城里的布告是“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司令部——司令袁永平”。王思玷老师的侄子王纶和也说：在一九三六年给王思玷老师补开追悼会时，写的是“第二路军”，但前面还有几个字，究竟是“自治”或“游击”记不清了。从此看来，很可能两个战士说的“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是准确的。第一路军的名义，很可能是留给在开封受训的那伙人回来准备组织的军队的。据说这支军队也已经组织好了。司令是王思璜(受训人王思吉的哥，王如和的叔)，参谋是王子玉。只是王善才把这支待起义军队，记为“第二路军”了。因为袁永平的起义第二年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待起义的军队就未敢动。所以未敢动，我想：这跟领导人如王思璜、王思吉等全是大地主出身有一定关系。当时的这些地主的头面人物，看见袁永平失败以后未敢再动，也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袁永平的起义军初成立时，正是连年歉收，民不聊生的时侯，所以起义后不几天，就扩展到两三万人，攻下了距兰陵一百四十里路的临沂县城。这是山东有名的晋时的琅琊郡城，东临沂河，周围有很深的护城河，四门有吊桥，形势险要，是鲁南重镇。
    我的邻居，有好几个参加了起义军，有一个叫赵起善的 (赵秀如的大儿子)，据他的二弟赵起春回来说：进临沂城时，是仿当时大刀会(有的称红枪会或五举道)喝“符” (用朱砂写在黄裱纸上的咒语，然后烧成灰，用白开水或白酒喝下去，叫喝“符”，因迷信说喝“符”后刀枪不入，子弹打不进去)以后的样子，光着臂，戴红兜肚，不说话，端着红枪或大刀，或钢枪，从四门“嗨！嗨！嗨！”地闯进去的。当时北洋军的保卫团约有一千多人，未敢抵抗，向起义军投降。这一胜利震动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鲁南地区。遗憾的是：当时起义军没有缴保卫团的枪，只是接受了投降，原编制未动。以致待他们发现了起义军的弱点，摸清了起义军的情况后，他们便暗地勾结了江苏的军队(时称苏军)，来了个内外夹击。起义军仓促应战，被打出城来。
    起义军出城后，军阀利用落后的正统思想，发号施令，不许各县各乡供给起义军给养。又加上村寨的地主武装，守着各寨的土围子，不让起义军入村就食，这样就增加了起义军的困难。大约一九二六年暮春的时侯，起义军转战到沂水县界湖村，跟地主武装发生重大冲突，双方伤亡很大。这一次攻打界湖村，伤了起义军的元气。离兰陵二里地的桥头村有名的起义军的战将张鸿立、张鸿勋(传说枪刀不入)也都跑回家来(后堕落为地主的打手)。我的邻居赵起善大腿负伤，被抬回家来。东庙上传说能呼风唤雨的道士郭和坤阵亡了。
    这一仗下来后，起义军的声势就低下来了。就在到处碰壁，接应无望的情况下，袁永平为了保存实力，以待南方革命军的接应，所以就来了个假投降。敌人也就利用这个弱点，来了个假意授“招安”。这样，起义军的赫赫领袖袁永平，就被北洋军阀的走狗翟文林诳杀了。
    袁永平司令一死，士气就涣散了，王思玷老师虽是有头脑的人，但在这种时候也难以挽回了。他带着一部分残兵，转战数月，想回兰陵一带潜伏，待机再起，军行至兰陵东北几十里路的车辋村附近的孔庄，他想起了塾学杜若堂同学家住在孔庄，杜家也是地主中有名望的人。于是王思玷便只身到孔庄，想会见杜某，目的是借同学关系，为部队找点吃的，哪知地主武装守住寨门，不让进村。他递了张名片去，杜某一看是“王思玷”，便说：“我的同学是王思璜，这是王思玷，可能冒充！”实际上，杜某是知道王思玷是谁的，他所以这样说，无非是说给比他们家更有势力更有实权的人听，借此表白他与起义军没有关系。
    由于他的同学杜若堂未能爽快地接见他，孔庄这个土围子里的更反动更有势力的地主和他们的武装，便认为是冒充的奸细。当王思玷老师回头走时，便被他们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上述是王庭和兄告诉我的情况。但王纶和说同学是杜月升。这个杜若堂也可能是同学之父，也可能是更反动的地主)。也还是这个杜姓同学家去收的尸，也还是他们通知了王思玷老师的家中。大老师王思璞，在使人把尸体抬回家中，扶尸痛哭的时侯，还嘱咐家人记着：杀害王思玷老师的是孔庄杜若堂。据说这个孔庄，一直是个封建疙瘩，非常反动。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动土围子不但不供给八路军“给养”，不许八路军进村，而且别的村庄给八路军送给养时，他还把东西截下，完全和日寇汉奸站在一个立场上。最后请示了师领导，才把这个反动据点消灭了。
    王思玷老师自随袁永平起义，经过胜利，经过失败，经过多少次敌强我弱的战斗都活过来了，谁也不曾想到，在离家园只有几十里路的孔庄，却倒下了！为了一个地主崽子的同学，实在是可悲。这样一个当众生懵懵之时的脚踏实地的革命者，山东鲁南文坛上的浩天彗星殒落了。可怜为国为民的壮志未酬，就与世长辞了，那像江河横溢似的文学才气，再不能继续发挥了。正如邳县运河师范张远芬老师说的“千古文章未尽才”！这使后辈人望山河永叹！真正是：

                       千古文章未尽才，

                       战场百折都过来；

                       谁想孔庄留遗恨，

                       浩天星殒万世哀。

 

                           （选自《午夜慧星》人民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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