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B]夜读王鼎钧[/B][/ALIGN]
文/插柳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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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大小之分是很明显的。大作家的心理能量，本人的身份容纳不了，他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拥有多大的权力，都无法承载心理能的质量，因而必须寻求释放渠道，现实生活中，又无法释放出来，他只能当作家。

王鼎钧在那个时代生于那个家庭是他的幸运：父亲法政学校毕业，是见过世面的乡绅，母亲是基督徒。家风为他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让他放眼世界，不固守僵死的传统，不受惯性推拉。他在新旧文化交替中见证了多元的渐进过程，感受和推知了世界的脉动。王氏家族，家庭矛盾深重，亲人之间的伤害不亚于或甚于他人的伤害。不同意识形态的介入，放大了分歧。他在流亡中学就读其间，与对日作者的五叔建立了通信联系，看到了谅解的曙光，也体验到血浓于水的亲情。此经历，在他心中的份量很重，乃至影响了他的价值观。童年、故乡、亲情，是怀旧的内容，游子易美化故乡，进而美化传统，改变记忆，掩饰过往的丑恶与腐朽。经过修改的记忆影响到观念，在抽象意义上美化传统，比具体美化还要糟糕。王鼎钧始终保持清醒，将“大家庭”比作一只把肮脏吞到肚里的猫。王鼎钧的童年，尽管伴有苦涩却依然美好，战前的田园风光，没遭重大冲撞的古风，是作者渴望捍卫和重建的境界，之后的一切努力，都有此目的。可是，时代的风浪，把他卷得离此境界越来越远，可他依然苦苦守望。在实践中无从体现，却打造了他的人格。于是，传统的集体无意识在心中显现出艺术原型，升腾为巨大的能量：发现生活底层美德和重构价值的能量。如果不是日军侵华和后来的内战，王鼎钧可能平平安安走过一生，即便是当作家，也不是这样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强加给他的苦痛成就了他。当然，前提是老天让他穿过枪林弹雨依然活到和平年代。

现实无情地摧毁着旧的价值以及旧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身在边缘心在核心的王鼎钧，无力挽回，他却在痛心疾首的同时，清醒地观察某些东西的腐烂，并分析原因，接受事实，企图在自己心中生出新肌，在适当的时候移植到社会机体上。就是在这样的无奈与隐性的兴灭继绝之中，打造了一颗既能入世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心。在此意义上，旧世界腐烂过程中所释放的气息，成为作家的营养和动力。王鼎钧的回忆录和艺术散文，写的都是大舞台上的小人物。小人物同样有嘉言懿行，有创举，有真情，有幽默感。大人物则不同，时代因素和个人的创造力，把他推向高位，一旦成为大人物，面具就厚得让人见不到他的真身了，而且进入程式之后，创造力也就枯竭了。他们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但因为身居高位依然影响历史。王鼎钧不写他们，只是作为背景使用。这样，他的作品就表现出新鲜生动。王鼎钧善于经营意象，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逼而言在此。这样，可以收编和凝聚原型之外的其他气息，丰富笔下的形象。由于是凝聚而不是嫁接和拼贴，尽管意义繁复甚至多元，但“象”是单纯的，其涵盖面超出了读者能够预设的主题。在形式上，王鼎钧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一首诗的变体，所以单纯而不单薄，意味丰富，又为读者提供阅读快感。尽管王鼎钧的文体出位，结构变幻，语言如江河、雷电、雨云，但其骨架仍是正楷基础上的变化。原因之一是其父是政法学校的毕业生，家教在他心中扎根。他母亲是基督徒，善用圣经隐喻来说明道理。王鼎钧对圣经的理解，不像一般的基督徒解经，他把圣经当寓言和预言而不当成信史，不作教条理解。

对家庭和政党之争的思考，如果站在民族的座标上，思维成果就是民族的财富，站在人类的立场，就是人类的财富。有此雄心者大有人在，有此视野者却寥寥无几。这是由个人的心理图式决定的，早年所受教育和后来的经历也起到很大作用。而把思索表达出来，需要定力、机遇和高寿。

传统社会是超稳定结构。上一代人的舞台留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使他们的生活方式维持不变。作家通过咀嚼沉淀了的生活，写出作品，后人不感到陈旧。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生活舞台几乎一天一个样。触动作家灵魂的深刻经历，往往在青壮之前。经过反思，生出意义，就有可能过时。要想使作品拥有读者，有知音，必须升华和抽象，选择具有永恒和终极意义的内容来表现，这是时代向作家提出的挑战。

作者本人当过宪兵，在流亡中学所受的战时教育。这些背景，限制了作者的虚构冲动。此后的文学创作，在求真和抒情上大放异彩，虚构时比较拘谨。但是，圣经的隐喻，使作者善于经营寓言体散文；求真，使文章逼真，精确，像纪实文学；心理能强大，于是有《左心房漩涡》。应对充满险象的环境，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从事文学创作，这三项使命几乎伴随着王鼎钧的一生。三者相互作用，使他处世谨慎，智慧，同时获得了深度。这一切，都为回忆录作了铺垫。

作家的经历，犹如星座的点与线，艺术作品就像通过想象的填充而呈现出来的形象。想象源于最初的立意，呈现出来的艺术品是否鲜活、生动，靠艺术修养。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别不在于经历，心灵深度和思维质量决定的体验强度，以及“赋形”与“表意”的取向，艺术品质量高下，是由转化的强度决定的。人有模仿的天性，对于自己崇拜的人物，会不自觉地模仿他的言谈举止，处世方式，或者将其人生态度化成自己的生存智慧，改变自己的心理图式。外乡人潘子皋的人缘，疯爷的使酒骂座，从不同方面提升了作者的生存智慧。

在政治身份上，王鼎钧始终处在官府边缘，而他思考的问题，又处在中心，既人微言轻又一言九鼎。为了生计，为了承担家庭责任，目睹多少人间不平，他不能挺身而出，沉默又不甘心，甚至感到耻辱。于是走寓言一路，为了防止被文化特务识破，只能把寓体写成唯美主义的散文，以掩盖寓意。到了晚年，直言的欲望才得以满足。为此，请允许我做如下引申：人，为了生存好理想谋取什么，胜负固然重要，但是当眼前的胜利为今后的失败埋下祸根时，必须放弃努力，等待时机甚至接受暂时的失败。王鼎钧是一位对人类、对历史负责任的作家，我猜想，他认为社会变革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环境的影响如何体现，不能随意下结论。今天与过去不一样，并不能把今天的全部表现都当作社会变革的产物。有些变化，即使没有此前的变革，仍然会发生。因为科学技术、教育普及带来的生活变化，与政治变革和江山易主无关。要剔除其他因素，剥离其他变化的表象，筛选出社会政治变革唯一引发的生活改变进行研究才有意义。

常人看眼前，看周围，作家看长远、未来、永恒、无限，常人为自身谋利，作家想人类，理想高远。常人对目前的困难看得一清二楚，知道攻克什么，避开什么，作家以理想主义淡化、回避、藐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和障碍一个都没少，对作家的伤害依旧。所以大作家在处世上往往小儿科，王鼎钧对这样的人充满同情与理解，而自己却能区分开两个世界。人类以为自己处在生命的最高端，其实，所有动物都自以为是最高端。我们知道人类下端有猛虎、狮子、狼、鹿、羊，等等，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之上还有上帝。蚂蚁自以为最伟大，因为它的下端有细菌。所有生灵只能看到或感知到比自己高一级的生命和存在。动物往下可以看到多层，如食肉动物、食草动物、昆虫、植物，往上看，则看不到具体生命的物质存在形式，只能猜想和感应，如有的人能够感应到天、神灵、上帝。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虽然惧怕，如虎狼，却比自己低。对超过自己的存在，则是敬畏。病态的人，采取亵渎的方式。动物向上看，与人配合，虽然仅仅是奴隶，但是相对来说，活得就比较舒服一些，反之，自寻苦吃。人，对上帝的理解，不比动物对人的理解到位。王鼎钧发现，人在深渊、泥潭之中，看见一只手，抓住，上岸。第一反映是感恩，第二是此人高大、有力。如果此人的确高大，你对他的崇拜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如果你上岸之后，发现他还没有你高，那就只能剩下感恩。加入非要强迫自己承认他高大，事态的发展会很糟糕。

王鼎钧始终在现实/理想、责任/幻想、守成/创造、物质/审美之间穿行，扮演不同角色。这两种场域，是对他构成撕扯还是互补，我们不得而知。正常情况，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中，不会安然若素，轻松自如。我以为，他把撕扯的痛苦化作了力量，滋养和推动两个生命坚韧地走下去。他的成功秘诀是没走福克纳攀登悬崖峭壁的路子，而是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以文养文。这与福克纳有人资助和能靠家庭供养而王鼎钧要养家糊口有关。王氏在无名作者阶段，为了谋生，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要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儿。好在那时候的台湾读者，有向上的正气。他首先寻求普通读者和一般编辑认可，在报纸副刊上打造一个容身平台，然后再扩展园地，提升自己，寻求文坛认可，最后再寻求历史认可。在艺术上，王鼎钧得益于戏剧的技巧：结构的起承转合，冲突，语言的流畅，可听。因为写广播剧，对此体会到位。他不卖弄自己的文言功夫，不生硬借鉴现代主义的技巧，一切以大众品位为标准。这样做，对一个经典作家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性：一旦满足现有成就，就固着到了那个点上，而不再有后来的升华。好在，他有底线，想超越，形成习惯后能够觉醒。

文学创作（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经典的文学），最容易的方式是虚构。因为任何材料通过重构都能成为艺术品，任何米粒都能变成爆米花，粘贴成不同的艺术造形。把上苍赐给他的传奇经历不加改造而变成作品是比较难的。这是因为，作者有一种使命，他不愿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改造为虚构，而要写成信史，官府不容忍，当时过境迁，他所经历的局部事件，后人可能因为兴趣的改变而不屑一顾。只有大作家，能够把个人经历保存在心中的“反应堆”里，且有把生出来的巨大心理能保存、升华、赋予意义的胸怀，在某些人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找到后人能够兴奋的角度，写出具有启示性的作品。王鼎钧之所以要用创作美文的方式写史，为的是公布真相。隐瞒、篡改、夸大家庭背景在成长中的作用，都是罪恶的。有的人没有出身背景，却因时代原因搭上了国际背景，外国势力半心半意地把他作为唯一押宝的对象。可是，阴差阳错，他成功了。之后，造神运动突出了的无家庭背景，别人以为他没有任何背景。成功之后，他对有背景的人，不是消灭就是照顾、利用。这就给后人制造了一个错觉，人才的成长不要背景，只要个人奋斗。其实，那是用隐瞒对世人的蒙蔽。王鼎钧的大半生都活在意识形态营造的氛围里，他有机会和能力正面写这某些人，可是他没写，只是通过曲笔如《随缘破密》，扫描了他们的精神。他始终用写意的方式省略或隐瞒一些什么，这又不完全像是春秋笔法。欲休还说是因为不能不说，欲说还休是隐恶扬善。作者在《开放的人生》中有一篇《其言也善》，言某人临死时隐瞒了他人对自己的陷害。我想，四部回忆录，第一部写家庭部分，只写了冰山一角，作者应该目睹了更多的相互伤害。第四部应该分为上下两册，可他用写意的方式省略了，这倒符合他自己的主张。王鼎钧看透一切，渴望保留真实的记忆，而保留记忆的方式之一是当作家。经历产生印象，印象成为记忆。印象不可靠，记忆更不可靠，随着时过境迁，内幕公开，有些人发现，自己的印象与事实不符，无意间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修改，以符合通行的说法；如果发现所记内容不利于生存和发展，流露出来会成为异类，就会刻意忘却那些记忆。而作家不敢忘却，不能忘却，他会不断收集材料，补充和加固记忆，提炼观点，生成意义。这样，历史事件在他心中不仅是活的，还不断向本质靠拢。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决定记忆。同一件事，大家共同经历，多年之后，两个不同阵营的人，会有两种记忆。王鼎钧有写史的心理倾向，因为需要谋生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弟弟王曾才就成了史学家）。在卖文为生时，仍有史家之眼，在艺术散文，只能用隐喻的方式部分体现，到回忆录才圆了梦。当然，他无意自修国史，只是对历史真相和历史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情有独钟。面对大山和城堡一样的历史，他用短章在周围打开一扇扇窗口，让读者窥见他所理解的一个个历史角落，自己合成历史图景。《怒目少年》被大陆校友指为不实，原因在此。另外，王鼎钧是作家，不是史官，他求善、求美，在处理史实上用写意手法，使得被彻底洗脑的人，因不接受他的观点而对事实也产生了怀疑。

王鼎钧的单篇作品，不以繁复的结构见长，而以文字的表现力令人称道。如果通读他的作品，则见出异常复杂的结构。这结构在于对人物命运的展示。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用变形处理，而是以本相出现，至多偏重于形与神的不同侧面。《情人眼》和《碎琉璃》有抒情，有唯美，但是能够看出作者的拘谨，这些文章，是清醒地写、清醒地改出来的，无酣畅淋漓，无忘情，更无一句放肆。体现作家性情的作品是《山里山外》和《左心房漩涡》。《随缘破密》虽然不是早期作品，也没有完全放开，只让有限情绪流露出来。直到回忆录，作者才真正展示自己。

王鼎钧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荆石、玷公、松爷、范筑先、李仙洲及其家人、师友，尽管个性鲜明，我认为他们不过是背景，推向前台的是疯爷、五叔、二姐。他们出现在回忆录中，是纪实人物，在艺术散文里成为半虚构或写意形象。疯爷爷在《昨天的云》里是纪实；在《哭屋》里混合了考场失意的舅舅形象；在《最后一首诗》（见《左心房漩涡》）里，幻化为江边的卖卜老人。二姐在《昨天的云》和《怒目少年》里，是纪实人物；在《山里山外》中，变形为艺术形象（虞歌和菊秋，虽然不是二姐的变形，却有她的影子）；《情人眼》里有一篇《想你》的抒情散文，那个“你”，我想就是二姐；到了《左心房漩涡》，二姐成了联通故国与异乡、今天与过去、不同价值观的精灵。五叔王毓珍，在《昨天的云》里出现过，在《怒目少年》中，作者饱含深情大书特书，《关山夺路》里又提一笔；到了《文学江湖》，作者在写《谍匪是怎样做成的》一文时，虽然没有旁及五叔，我想心里会有他的影子；《左心房漩涡》一书没有人名出现，所有的人物都是写意，熟悉背景的读者，也许能够猜得出哪个形象来自作者的哪位亲友；这里面，似乎没有五叔，可是，我觉得他的气息始终在文中弥漫。这三个人物，承载了作者文学创作的大部分主题：通过疯爷，反思中国文化在转型期的尴尬。通过五叔，反思民族精英在历史江河的急剧改道中，终极人性所经受的考验。王鼎钧通过二姐，揭示了社会思潮对一个水做的女孩子的塑造。二姐是一个影像，一个隐喻，远远超过真实人物本身的风采。她的意义，对时代风云的折射，是一出重头戏。作者之所以对她浓墨重彩，是因为她的人生道路，足以承载作者对历史走向的思考。她在《情人眼》和《山里山外》中，只露出冰山一角，到《左心房漩涡》正式登场，在回忆录中才全景表现。作者在外婆家见到二姐，她简直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聪慧而机敏，学识上超过他而又善解人意。作者自然对她既崇拜，又神往。去读流亡中学，她是旗帜、引力、楷模、方向、先驱。在阜阳以及西迁途中，她那“宝钗”的一面显露出来。之后，内战导致分手，各奔前程，几乎失去联系。多年来，作者一直对她进行美化，金妆玉裹，供奉在心头。疯爷、五叔、二姐三个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理想和难言之隐。

常人与现实打交道，追求利益，知道世界不会围着他转；中等智力的人，会把影响事态发展的不同因素考虑周全，制定应对策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作家追求完美、深刻，在创作中表达情感，追求信念。他所营造的艺术世界，始终绕着他转，所有的人物都听他调遣，长此以往，形成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认为现实世界就是如此。因为在创作中从来都不碰壁，加上内心深处的神圣冲动，善意，还有扭转乾坤的野心，每每让他做出一些违背常规之举。福克纳在种族问题上不自量力，乃至碰得头破血流。其实，对事物进行推论时，常人求真，作家求生动，常人数学思考、科学思考，作家用美学思考。王鼎钧有两套心智：一套分析客观世界，用来谋生，一套沉浸于艺术世界，用于创作。早年靠生活积累和天资写作，中年靠艺术修养和责任心写作，晚年靠宗教给他的境界写作。

由于鸦片战争对中国政府的伤害，加之试图推翻清廷的知识人夸大和曲解了那些伤害，使得民众对西学既不适应又盲目敌视。欧风美誉席卷东方的严酷现实，又使国人对西方的财富和力量垂涎三尺。这一矛盾的精神状态，与废除文言推行白话引进西学相结合，断裂了中国文学精神。今天，我们把五四新文学认定为空中楼阁也许太过，但百年来的文学产品的确没有多少中国精神。在我看来，那是用西方的水混合中国的土，捏成“砸烂旧世界”的观念的泥人，没有与祖先的灵魂联通。王鼎钧的作品，不动声色地进行了接续，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

在意象的层面上，虚构的文学作品有概括力，但是，“意”是作家的意，毕竟简单，“象”可作无穷解释。可是，“象”一旦被“意”锁定，则不能无限引申。纪实作品在揭示人类命运上，可以把作家自己没有看清、没有完全了解的内容照实写进去，让文本呈现出作家所不能理解的深度，透出无限沧桑。

王鼎钧的回忆录与艺术散文，《昨天的云》对应《碎琉璃》，《怒目少年》对应《山里山外》，《关山夺路》对应《左心房漩涡》，《文学江湖》对应《情人眼》。前三部，比较明显，《文学江湖》几乎看不出来。因为，在写作《情人眼》时期，外部环境所规定的限度，还不允许作者充分挖掘素材，他只能部分使用。王鼎钧的智慧在于，不糟蹋素材，不浪费激情，不拿身家性命冒险。他选取最能展示自己的艺术功力、实现素材最大转化值的花絮加以表现，不去动用生活积累的主矿脉。到了晚年，见识、思考、功力、环境都适合充分表现了，再全景表现。

鲁迅在中国人需要仇恨和战斗的时候，唤起了国人残忍的一面，可惜，在国家需要和平、博爱、建设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把他作为一面精神旗帜高扬。王鼎钧在鲁迅精神大行其道的废墟上立起身来，传播、培养和平时期需要的生存智慧、宽容精神、建设技能，掀开了一页新的历史。王鼎钧与鲁迅，都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巨人，只是，鲁迅是暂时性的文化英雄。日军进犯家乡的大轰炸，在流弹横飞的平原地带逃反，西迁途中的敌军袭击，内战时的九死一生，均未使王鼎钧受伤。但内伤不亚于外伤，内伤促使作者思考，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普遍，由民族到人类。从兰陵走出的作家，超越了兰陵，从台湾走出，又超越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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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blue]  [B] 文学圣地的气流[/B]
                           [B]——王鼎钧故里行[/B] [/COLOR]
                    
                         [COLOR=blue] 山东枣庄师院    杨传珍 （插柳学诗）[/COLOR]

   我的文学圣地不是巴黎，不是圣彼得堡，不是斯德格尔摩，而是山东的兰陵。1991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兰陵朝圣，吸纳这里的文学地气。
   是因为荀子吗？不是，我虽然敬畏这位先贤的深刻，却不喜欢他的精明，默认他的性恶论，却对他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两个王权专制的设计者不以为然。是因为李白的《客中行》吗？我喜欢李白，却没大看中他的这首诗。那么，是王思玷？不错，这位新文学的先驱，曾经是我心中的圣人，我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五四新文学的另一面相。可是，1991年，当我读了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我的文心迅即被俘虏，东张西望的目光得以集中，耶稣门徒皈依基督一样皈依了王鼎钧。兰陵这个孕育了王鼎钧的鲁南小镇，自然成为我心中的文学圣地。
   说起来，我的出生地距兰陵只有十几华里，小时候，一刮东北风，我就能闻到醇厚的酒香，也经常听到家人断断续续的说起兰陵王氏知书达理的故事。书香和酒香，与兰陵浑然一体。
   大概是1990年吧，我和徐州教育学院的张远芬院长谈起王思玷，谈起诗人田兵（王言诚），谈起兰陵王氏家族在清一代出了六个进士，感叹这块土地文气的旺盛。张远芬问我，你知不知道王鼎钧？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王冠才？我说我没听说过。他遗憾地摇摇头，说，王鼎钧也是兰陵人，原名王冠才，他的文学成就，超过王思玷。我们两人当时的这番对话，如果不是后来的接续，可能会被我忘记的。感谢上帝，1991年的某一天，我到作家王善民家里拜访，他把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送给了我。
   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走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甚至可以说，在读《左心房漩涡》的那一刻，一个高贵的灵魂就动摇了我的精神系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又陆续拜读了《情人眼》、《碎琉璃》、《山里山外》、《灵感》、《单身汉的体温》、“人生三书”、“作文三书”、《昨天的云》。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我于是想到王鼎钧的家乡兰陵去朝觐。
   置身这个孕育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兰陵古镇，我没有见到出现在王鼎钧笔下的城墙，也没有见到一处四合院。这里只有简陋的店铺，满街的商品广告。酒香没有了，只有刺鼻的酒精味儿。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这里的神圣。
   我不知道，哪片建筑下面，是王鼎钧家的旧宅基，可是我知道，这样在兰陵镇走一趟，我的脚印一定能够踩在王鼎钧踩过的地方，说不定，我们的脚印能够重叠。
   那是暑天，阳光好像有重量，压得我热汗奔流。乱糟糟的大街上，尘土和塑料袋相互追逐。我连声叹息，为王鼎钧离开了这块土地而庆幸。如果他现在仍然生于斯长于斯，那些改变了汉语面貌的文章，会出现在世上吗？如果他还在兰陵，是普通农民、小学教员，还是已经在“三年困难”时期就结束了生命？如果他有幸成为政府供养的专业作家，我这个对文学痴迷的人，会看重他的作品吗？莫说他在文体和语体上的创造，他文章的立意，能够继承“五四”进而走出“五四”吗？我不否认“五四”精神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气象，但是，“五四”精神哺育出来的一代作家，注定了不会成为中国人永远的骄傲。曾经注目过“五四”新文学的王鼎钧，与“五四”擦肩而过。五四很复杂，后人解读为启蒙与救亡。单说启蒙，那时候所谓的启蒙，不是开启民智，是培养国人的理想、勇气和血性，是牺牲精神，是反叛传统，救亡则是在宣传抗日的同时，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纯文学作家的王鼎钧，只接受了“五四”白话文这个书写工具，而没有继承五四精神。
   按说，我是最容易对“五四”精神照单全收的人。我早年的经历，最容易转化为反叛意识，心灵和肉体上所受的摧残，极为适合借用鲁迅的思路予以表现。可是，在1976年之前，我没有机会阅读当时被钦定为文学与思想正宗的鲁迅杂感。我的表现欲，只能服从来自生命深处的冲动。当然，我对专制势力的疾恶如仇，还是与鲁迅的某些思想相通。我从来都矫情地自谦过自己缺少文学天赋，自认为是一个有能力把不完整的信息理出情节的人，是一个能够把乏味的事实变成有趣话题的人。这种人也许不少，但是能够成为作家的人不多，就像漫天飞舞的柳絮中具有发芽潜质的种籽很多，最终能够长成大树的却寥寥无几一样。中国经历了文革前17年的禁锢和十年浩劫，1979年言路松动之后，许多文学之苗破土而出。但是，特殊的环境决定着特殊的精神生态，举国上下文学资源的匮乏，决定了这些人的根系单薄。他们仅靠生命冲动，靠亲历的生活和有限的文字功夫，以及“鸟在笼子里的自由”，经营出幼稚浅嫩的作品，自以为已经大逆不道甚至石破天惊，其实没有跳出“遵命文学”的圈子。因为当时的文坛一片荒芜，这些作品得到官方认可和读者关注。这些人，一经成名，就迅速接受招安，身份地位的改善，并不意味着艺术品格的登堂入室，可是他们却自以为修成正果。此后，虽然境界没有长进，文章再也没有达到“处江湖之远”时的水准，却晋升为“国家一级作家”。而后，又身兼编辑、评论家、文学奖的评委、文学官员什么的，为了保住交椅，于是不择手段压制掩埋后来者，或者以文学杂志掌门人的身份优势，灌输自己的文学理念，广收门徒，使后来者拜倒在他们脚下，成为小他们两号三号的文学侏儒，以陪衬他们这些巨人。  
   对此，我是不甘心的，因为我的经历，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要求制作出轻薄短小的玩意儿，想自己转化成厚重坚挺的作品，又苦于找不到途经。只能在文坛之外着急。
   看着一个个浅薄之徒在文坛兴风作浪，我心生不平。早年所受的迫害与当下所受的压抑搅在一起，我几乎发疯。感谢上帝，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幸遇到鼎公，让我明白了文学的正路是爱而不是恨，文学虽然是主观的、个人的，但不是只为自己说话的，也不是为党派说话的，甚至也不能仅仅为自己的民族说话。伟大的作家，是人类的作家。在现代交通和通讯使得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的今天，在人类能够同享精神产品的今天，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没有成为人类作家的抱负，不想成为穿越时空的作家，与其经营文字，还不如去从事其他不需要智慧与良心检验的职业。这样一想，我的心境平和了，对那些以小格局换取了暂时大名气的作家们，既不眼红也不欣赏，对早年伤害我的人，也不再耿耿于怀。
   那一趟兰陵之行，我感悟很多，因为密度很大，当时自己也没有化开，理解不透。可是，我坚定了沿着王鼎钧所走的路走下去的信念。
   我接受的学校正规教育很少，只有六年小学（其中三年是在文革之中），两年中专（还是医科）。今天，站在远处的坐标上回顾这些，我应该为没上文革时的初中和高中远离了那时候的恶劣教育感到幸运。据说，人脑的容量很大，能够容纳得下比任何学者头脑中的知识多出十倍二十倍的知识。如果我在文革中没有失学，那时候所装进去的东西占据不了多少空间。可是，人对信息的接纳与拒绝机制，对知识的编码与认定，却容易固定，一旦固定，形成了顽固的格子，就很难击破。好在，我的意识里，没有多少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八个月的牢狱之灾，所受的只是皮肉之苦，容易平复，容易消除。不像我的两个亲戚，在特殊年代接受了特殊方式的洗脑。我的一个表哥，天资聪明，文革期间，思想反动，拒绝接受国家意志。他想尽办法窃取当时只让干部看的《参考消息》报，为的是搜集外界攻击国家的消息。这样一路下来，他的脑子里不知不觉装满了主流话语。2002年，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意识比当年的红卫兵还可笑。另一个远亲在1971年因反革命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他成为写宣传段子的“小秀才”。1980年平反释放，安排到县文化馆做创作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始终处在“拨乱反正”之前的“极左”境界，成为实足的“宣传炮灰”，在圈子里被当作笑料。我一度没有意识到失学是命运对我的恩赐，想起自己没能读中学，就痛心疾首。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抛家舍业，到一所大学去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当然，没有忘记带上王鼎钧的全部著作……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王鼎钧认为是文学正路的路上探索。虽然，我至今也没有进入中国文坛的主流，但我的文学根系蓬勃了。十八年读王，我直接得到的营养，足以让那些红得发紫的作家望尘莫及，而我通过读王所开阔的视野、提升的境界和学到的方法，又远远超过直接得到的财富。
   王鼎钧是有着大悲恸的人，他所承受和见到的痛苦，都是空前的。他的胸怀和智慧在于知道这属于历史悲剧，不是人类的永恒宿命，由时代所激发、放大的恶，不是人性的本质。对历史悲剧的正视、对某种主义的唾弃，并不意味着对人性的失望。剑属于战士，笔属于诗人，实用主义属于政治家。作家与政要有时候势不两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理想打造世界，在争夺这同一个领域时，作家呈现的真相常常否定官方编造的版本。所以，只有坐牢的文学，没有做官的文学。尽管如此，他并没在政治上犯忌，也没和官府合作。他要生存，活下来，养家活口，不与政治风潮拔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鼎钧自称读书不多。我的理解是，比起那些以阅读为职业的人，他读的教科书的确是少了一些。而教材只是工具，只是视野，置身教材之上，可以眺望许多东西，但那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创造。王鼎钧的根扎在了社会生命深处，扎在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他吸取的是生命气息，走的是“取法乎下，而得乎上”一路，而不是学院派的“互文”式经营。
   人类的精神财富，有的以教材为体系存在，有的是以碎片和结晶的形式存在。学院派接受教材，天才往往看重结晶和碎片，学院派在接受体系和建构体系时平均用力，而作家常常在断层中从事创造。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是靠作家的智慧与天性琢磨出来的，作家愈是不倦地扩展他认知和感受的经验，他对自身性情的发掘和呈现愈见广阔、鲜明和有力，也愈会使他的艺术独特而完美。
   2006年，我斗胆筹办了“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在制定论坛议程时，许多与会者提出，要寻访王鼎钧先生的故居。我不知怎么是好，因为，在兰陵，只能找到王鼎钧故居的旧址，他家的四合院已经没有了踪迹。至于他 “插柳学诗”的进士第，别说没有剩下一砖一瓦，就连柳树也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充当了燃料。作家离开家乡快70年了，在许多游子纷纷回乡探亲的大潮中，王鼎钧因为不能乘坐飞机而没有回乡，我觉得这是文学史的幸运，他如果回到魂牵梦萦的兰陵，看到眼前的一切，哪还有写作《昨天的云》的心情？他不应该回来，以便保留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他对故乡的牵挂，也应该是世界公民对祖国的大牵挂。如果在世俗的意义上牵挂乡亲，即便把退休金全部捐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
   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去了兰陵。本来，我是准备陪同的，而且要在王鼎钧旧居的地基上，与王鼎钧著作的出版人隐地先生合影留念。没想到偏不凑巧，会务中出现了棘手问题，我只能留下来弥补。我不知道，那些漂洋过海来到兰陵的人，面对台湾散文八大家之一的王鼎钧不存在的旧居，会有何感想？
   王鼎钧以他的文章回报了故乡，可是故乡却有愧于王鼎钧，他增加了中国文学的厚度，祖国的读者却没有投注相应的热情。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一个在一年之内为某个著作家带来上千万版税收入的中国，“人生三书”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
   在“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闭幕之后，我再一次来到兰陵。站在看不到文学景观的街头，感受着从我心中穿过的文学气流，我为自己这些年来能够读到王鼎钧的作品感到幸运，也为那些渴望过一种形而上生活的读者早一天读到王鼎钧的作品而祈祷。
 
 

插柳学诗先生对王鼎钧文学的研究掷地有声，读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