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ed]這是顧錚先生有關小津安二郎的好文章. 文中對日本二戰時一般國民參加侵略戰爭的心態有很中肯的描寫. 除了軍國主義的積極鼓吹者外, 大部份日本人既不是戰爭狂熱支持者, 亦不是愛道德驅使而反戰人士. 正如文中所說, 他們只是當作是國民的一種職權, 完了事就是了. 要他們對自己國家不正義行為主動反醒是很困難的, 那需要有超拔的智慧與覺悟, 及面對千夫所指的勇氣 (這是指戰爭進行的時期, 戰敗後反思是另一回事了)
我也愛看小津的電影.[/COLOR]
《看电影》杂志有一篇文章介绍小津安二郎，说，小津如何如何，从国外回来后，小津如何如何。我就哼哼笑了一下。这个编辑有必要这么多情吗。从国外回来后。一句话带过。其实是，从中国战场回来后。
小津就是马龙白兰度说的那种人：一个有道德健全的人，同时又有能力利用原始本能去杀人，没有感情，没有激动，不会判断对错。
所以小津是个好导演，也是个好兵。
这是一篇介绍30多岁的小津安二郎在中国战场的文章。黑体是我加的。白色杏花纷纷飘落，小津的风度，接近于《现代启示录》中那位爱玩冲浪的空降兵中校了。这么说没有一点挖苦的意思。我喜欢他的电影，进而喜欢这个人，这篇文章一点也不影响这个喜爱。
文章最后两段是作者自己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人们很容易在一些事情上存在双重标准。要求别人的并不会用来要求自己。如果小津是中国人呢。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上战场前气定神闲，恐怕大家是不肯满意的，觉得他应该摩拳擦掌才对。其实小津上个战场和明星们演个建国大业，有什么不同呢。假若有一天改朝换代，明星们个个都有历史污点？让后人惊叹于他们一边是美学上的高度敏感，另一边则是道德与正义上的高度麻木？
作者最后从日本推及亚洲。不知道他的说亚洲该反思是不是包括中国该反思。最好包括。虽然中国人在日本面前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老要日本反思。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遵循的怕是同一种战争价值观吧：国民无需对此历史负责，相反，在战争中为国付出生命者，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与纪念。所以也不会看到有哪个中国人在对越战争的战场内外思考这战争是否正义，失去了一条腿的英雄可以在春晚高唱血染的风采。春晚就是我们的靖国神社。
文/顾铮
小津到过中国，时间为1937年9月到1939年7月，身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直属军部野战瓦斯部队第二中队步兵少士（1938年6月后升为中士）。
关于收到召集令的前后，小津在纪念1938年9月战死于中国战场的知友山中贞雄的一篇文字中有所描述：
山中接到召集令是在暑天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37年8月25日。我骤然感到战争迫在眉睫。次日下午，山中和泷泽英辅、岸松雄一起来到位于高轮的我家。我和池田忠雄、柳井隆雄正在商讨电影剧本，就把桌上的稿件推在一边，打开啤酒为他干杯。
谈了一阵上海战况之后，大家商量目前上战场应带些什么日用品，山中将它们一一细细记下。笔记本、小刀、万应膏、刮脸刀等等。
“伙计，花种得不错啊！”经山中一说，我才发现他正在瞧着庭院。院子里秋日将临的阳光下，雁来红盛开。周围恬静安谧，看着这一情景真难想象此时此刻上海正在激战。短短一语寄托着山中的今昔感慨。
不久山中就回去了。因为当天东宝制片厂给他举行壮行会。自那以后第十五天我也接到了召集令。（小津安二郎“雁来红记——至道院一周忌之际”，载《电影旬报》1939年9月11日号）
需要指出的是，到1937年9月接到战争召集令时，小津已是颇有成就的年轻导演，从1932到1934年，他的作品《生来才遇到》、《恶念》、《江湖戏班》连续三年被选为《电影旬报》十部佳片的第一位，一时名声显赫，就在1937年，他的作品《无限的前进》又被选为《电影旬报》十部佳片的第一位。正像他在文章里所写的那样，雁来红盛开，喝着啤酒，与同事商讨着电影剧本，过着他平静的导演生活，而与远在中国的战争毫不相干。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接到战争召集令，对小津而言，多少是有些突然甚至茫然吧。小津参战时的心态究竟如何，从他9月24日从大阪港起航时寄给朋友的明信片大略可以窥见，明信片上只写了这么一句：“去参加一次战争即回。”这近似满不在乎的口气，反映出，在小津眼里，战争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也许他把自己的参战仅仅理解为国民应当为国尽责的一种行为吧。
小津所属部队为华中派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是使用毒瓦斯作战的特种部队。毒瓦斯是国际法所禁止使用的武器，因此，这一部队是秘密的。中队配备了许多圆桶装的糜烂性毒瓦斯、路易氏毒瓦斯等等，还有坦克、轻装甲车、汽车等装备。当时的毒瓦斯最普通的是叫作“红筒”的一时性瓦斯。吸入这种毒瓦斯十分钟左右，人便痛苦地满地打滚。由于配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富有机动性，这支部队似乎颇受重视。该部于1937年9月进攻大杨镇，12月进攻南京，翌年2月至3月向徐州方面北上，其中，1938年2月17日至19日，北上徐州途中，在三十里铺发生的战斗是场鏖战。该部奉命去救援被围的驮马辎重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了两天才突围。4月至5月进攻徐州，6月至9月驻留南京，10月参加汉口作战，至1939年1月担任汉口附近的警备任务，3月参加南昌作战，并于同年9月返回日本。
这样说来，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以及后来的武汉战役，小津所在的部队都参加了。
小津在战争中的心理状态，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佐藤书里选录了一封小津从战地写给中学时代朋友们的信，内容如下：
1938年3月24日，于定远。收到许多美味可口的薄脆饼干，谢谢！本日乃3月24日，春的彼岸今天就结束了。去年秋的彼岸的中日正午，从大阪启航至今，光阴荏苒，已经半载。自上海经南翔-嘉定-太仓-常熟-无锡-常州-金坛-丹阳-镇江，在这里渡扬子江，再经扬州-仪征-六合-滁县至定远与南支，主要公路行程150多里（日本里程，1里等于3.9公里——原译者按）。今在定远。近日精神益振。部队是于2月3日入城的。50多天，战友死了很多。伙伴中，和尚头部中弹，脑浆和血喷洒一地，一声未吭，当即毙命。药剂师臂部被枪射穿骨折。战死者火化，负伤的送返后方，部队人员骤减。附近一带还常有残兵出没，据闻是李宗仁直系部队的残部。西南只有20里之遥就是卢州，也不能疏忽。尤其是从最近二三天开始，他们转入攻势，乘夜包围定远向城内发射迫击炮弹。但我并不惊慌，枪炮声也早已习以为常，仍能酣然熟睡。子弹不容易击中我，而且也绝不能让它击中。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绿，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加之天气晴朗，把春风骀荡、春日和煦、春日迟迟这些汉字的形容词拿来套用，与此情此景完全合适。傍晚洗完水缸浴，挑上灯油与士兵奕棋。班长棋路最差。士兵生活也习以为常，身心俱好。一天的日子好歹总能对付过去。请勿念！真想吃碗炸虾盖碗饭、安倍川豆面年糕。忽然出现意想不到的食物，一定很引起食欲。想喝水，口对陶壶嘴猛饮粗茶，常常这么想也这么做了，看来我也日渐变成野人了。近来常常听说部队将换防，据传是换一部分。不知我是否属于那一部分。即使是谣传也无妨。这种事听起来舒服，很好。据说松井大将已经凯旋。此刻他可能刚洗完澡，坐在草垫上，就着松鱼的生鱼片，喝上一壶。眼下的日子是休整。谨望诸位多加保重
并致谢忱
此致
奥山正次郎先生
置盐高先生
吉田与藏先生
桥本泰太郎先生
（摘自《小津安二郎的书信》）
虽然也许是出于安慰国内朋友们的考虑，小津这封信写得非常平静，但其中恬淡甚至超然物外的形象，却是符合小津一贯的风格的。在随时都有性命之虞的非常时期，稍有空闲，小津居然能陶醉于敌国美妙的田园风光之中，他看待周围环境的眼光，与其说是来自一个殊死搏杀的士兵，不如说是来自一个素养良好的电影导演。事实上，即使在枪林弹雨中，小津所想到的仍然是电影，据密友野田高梧记载的他谈战争体验的话，有这样一些：
他说，遇上敌人夜袭时，我们立刻熄灭篝火，敌人的枪弹打得余烬火星四溅，每当火光一闪，我都看到映在身后的民家土壁上的我们的影子。当时我想，啊，这完全可以用在电影上。他还说过，那也是在夜间，敌人的狙击兵从前面的的树林中向我们射击，于是我们立刻还击，子弹掠过眼前的杏树，白色杏花纷纷飘落，非常好看…… （野田高梧“小津安二郎其人”，《电影旬报》1964年2月增刊号）
小津对战争的这些回忆，丝毫不见有残酷与丑恶之处，相反，他处处能够发现与感受令人欣喜之美。至于战争的正义性及道德上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更不在他回忆与反思的范围之内。一边是美学上的高度敏感，另一边则是道德与正义上的高度麻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不禁令我们好奇：一代电影宗师的小津，在其内心究竟是怎样达到平衡的？
佐藤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一种辩护。佐藤提出，平民或者“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对政治对社会问题通常会采取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
1939年，小津与池田忠雄共同创作了描写接到召集令后主人公的心情为题材的剧本《茶泡饭的滋味》。这一题材应讴歌战争鼓舞士气的，但因为写得比较消极，审查当局审查剧本时被驳回，没能拍成电影。说这件事显示了不赞成军国主义的小津人道主义者的面目也未尝不可，但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着重号为引者后加，下同）和他指责战后自吹曾“坚决反对战争”的家伙说“那是骗子”一样，那也是小津本来的心意。只是和1939的《茶泡饭的滋味》没有积极地鼓舞士气同样，小津于1956年拍摄的《早春》中讲“再也别打仗了”，“啊，让战争见鬼去吧”，如此等等也是消极的，犹豫不决的。这两种表现大概出自同一感情。我认为，那是出自这种感情：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自己难以负责的事大谈特谈就觉得贻笑于人了。小津的这种感情表现为令人焦急的对社会的消极态度。但是不能否定，这种怕贻羞于人的感情中，的确包含着真正的平民力量，也使人备感亲切。因为这种感情表现为对社会或政治问题持消极态度的同时，对于自己认为正确无误的事物也坚持到底的态度。这种感情有时甚至带有敢于违逆时代风潮般的叛逆性。
或许平民一词应换言成工匠。虽说平民一般是非政治性的。然而实际上当政治成为时代潮流时，他们往往比政治性的知识阶级更加积极地采取政治性态度。那时候，他们如果对于政治仍然持消极态度，那无非是对政治问题毫不关心，不然就是相信自己由远比政治更有意义的事业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后者多见于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小津的非社会、非政治的态度，就是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一类的态度。凡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对工作本身感到十分有人生意义的人，要求他们对社会和对政治表明某种态度，他们就以为似乎别人是在多管闲事。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在做绝对有自信的事时才有资格对人趾高气扬，因而本能地憎恶那些没有充分把握便对人摆出一副领导者面孔的人，并把自己采取那种态度看作是非常可耻的。小津认为：“再也别打仗了”，“让战争见鬼去吧”之类的话是可以说的，但也许即使只说这样的话，他也感觉羞愧吧。
从中国战场回来后不久写成的《茶泡饭的滋味》，正是由这种羞耻感诞生的作品。时代已被完全涂成战争色彩，而小津被当作从中国战场凯旋的勇士。人们注视着作为一个士兵经过战争体验的小津将怎样地变化。但小津根本没有变化。自以为上过战场就有资格谈论战争，这对小津来说无疑是件非常可耻的事。小津一定会这样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有拍摄精彩电影才能的工匠而与社会联系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发表一番关于战时国民应取什么态度的演说的人。
……其次我认为（《茶泡饭的滋味》中）“不管上战场还是留在东京，在玩命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这句台词含义很深。表面上看，这不过是重复当时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内一般平民必须以前线士兵同样的心情从事工作这一道德观，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小津本人的自画像投影于主人公身上，那么，可以认为这是小津自负心的表现，它表明，即使如《淑女忘了什么》那样的好莱坞电影式的、资产阶级趣味的情节剧我也是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拍成的。也许有人过早地认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小津本人的自画像，但不能否认，接到召集令后先舒舒服服睡个午觉的主人公的形象，和从大阪启航赴中国战场时满不在乎地在明信片上只写一笔“去打一次仗即回”的小津形象，是一脉相通的。
大概小津在考虑战争与自己的关系时，首先规定了自己是拍摄好莱坞电影式作品的，一般说来与爱国主义思想毫无干系的电影匠人（或称艺术家也无甚差别），确认自己也是以士兵对待战争般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的，因而没有丝毫必要改变自己。然后，他自问自答：那么在这种彻底的自我肯定的前提下配合战争，作品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这样，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就是说，小津在这部作品中费尽心机地试图配合战争。然而，审查当局却不认为这种程度的配合战争算作配合战争，倒是把它看做是一味追怀战前享乐风俗的作品。（佐藤书，255页以下）
我不知道，佐藤的这个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小津的实际。这里我也不想去讨论，佐藤所说的这种平民式的非政治态度是否合理。我想说的是，佐藤这种想法在日本应当是有代表性的，它至少反映了日本战后一部分自认有理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想法，——这个想法的根本就是认为国民（包括艺术家）无需对国家的政治、社会负责，为国尽一己之能工作乃至捐躯，是国民应尽的职责；进而言之，无论对华战争是否正义，国民无需对此历史负责，相反，在战争中为国付出生命者，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与纪念。有了这样的想法，在日本屡有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西方，对纳粹德国战争暴行的反思，几乎构成战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直到2001年，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德里达到中国演讲，萦绕心怀的还是有关宽恕的问题。相比之下，在亚洲，对于日本的战争暴行，却没有引起深刻的社会思想心理反思，更遑论构成战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亚洲的一种悲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不会反思的东方，必然是一个重蹈覆辙的东方。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不能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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