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千日 (之一)
树 立
没有申请而被“光荣批准”不是怪事
20世纪60~70年代间的10年，离现在不是很遥远，但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许多
人已渐渐淡忘了。说起那时社会上出现的许多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一定会感到十分怪异和难以置信。比如说，你没有向你的领导申请过什么，可是却上了公布于众的红榜，说你被“光荣批准”到什么地方去了；接踵而来的，还有那向你和你一家人“报喜”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的热闹队伍。
这一回你被“光荣”地批准了什么？批准到哪里去？人家给你报的是什么“喜”？是要你上首都参加什么会议？是让你出国考察访问？还是被委以重任，升迁了职务？给你长了工钱？答曰：这统通不是。
朋友：你知道吗？在那个畸形的年代，一切事物都是颠三倒四的。1966年以及后来的10年，可以说是中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最混乱、最没有文化、最荒唐的年代。对平民百姓而言，在那个时候凡是被“光荣批准”、而且有人上门来“报喜”的，大多不是好事情，更不会是自巳想做之事。诸如：突如其来的，被你工作的单位“精简”了，“下放”了；正在学龄中的儿女，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被分派到农村、山寨、边疆那些偏僻贫瘠的地方，去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了，等等。即是当时所谓的“喜事”。至于我和我的一大批同事这一次遇到的“喜事”，则是被收缴了城市居民证和解除了工作，被遣送到寒风凛烈、人烟稀少的山沟里的五七干校去，而且这一去就是几年。
没有申请而被光荣批准，而且气氛搞得这么热烈，表面看来，这只是一场小小的可笑闹剧。殊不知：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在这样的闹剧中却受尽了折磨、羞辱和伤害，从此走上荆棘满途的坎坷道路，有的人更是陷入了不是囹圄的囹圄。
五七干校，改造知识份子的劳动场所
在1968年的初秋，社会上已经传出中央要全国所有机关、团体的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消息。到了10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要求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就全国来说，最先热烈响应这个指示并很快行动起来的，是居住在领袖身边的中央国家机关、团体和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据官方人士透露，他们的行动十分迅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河南和江西等18个省区办起了一百多所干校，有10几万名人员、几万名家属和几千个知识青年被遣送到这里来。接着，各省市也掀起了大办干校的热潮。
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个省市，对于干校校址的选择，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要远离京城、运离一切城市，尽可能把干校办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人烟稀少、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去。
对于伟大领袖的这一战略步署，广州当然紧跟了。其实，据知道内情的人透露，各个单位的领导同志早就得知上级的意图，建立干校的事他们早早就密锣紧鼓地在进行着，有的干校也早已“建成”，只等“学员”入学了 (他们把进干校“学习”的人不叫学生，而叫“学员”。)
干校的全名叫“五七干部学校”，听说“五七”这两个字起源于老人家叫人离开城市，到乡下劳动的一个什么“五七指示”。
在世界上，“五七干校”是仅见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很特殊的学校。这类学校连个小学都不像，它可以无需教师，也可以没有课室、实验室、礼堂和操场，仪器设备更是完全无用之物。因为实际上它不是学校，而是一个改造知识份子的劳动场所。几个上头信任的管理人员 (大学办的干校，当时还有派驻的军代表做领导)、几间稍能逃避风雨的旧房破屋，能够把遣送来劳动改造的对象安顿下来，加上一些贫瘠的田地，可以驱使他们在这里劳动，就是五七干校的全部装备。
继京城之后，广东省的各个地区和市县，也都纷纷办起了干校。粤北地区是广东省当年建立五七干校最多的地方。在英德、翁源、曲江、连县、连山、始兴、乐昌这一带，干校特别多。像英德县的红桥附近，就聚集着广州市好几所大学和省级机关的干校。许多干校的所在地，原来就是一些破落的农场；有的干校还是关押人犯的监狱，只因形势需要，立即换上了五七干校的牌子，监狱原来的高墙、岗楼和只开一个小小的门洞的厚厚铁门还来不及完全折除，就交给干校来使用，收纳一批批被遣送到这里来改造的知识份子。
被扫地出门的前夕
1968年严冬里的一日，我工作所在的大学贴出了一张很大很长的红榜，我和大批同事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上，上面写着我们被“光荣”批准到五七干校去。随后，大家被召集起来，听一个驻校工宣队领导的训话。讲话的人扳着面孔，以学校领导的身份向大家宣布：现在你们已不是学校的人了，三天内做好一切准备，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改造，才有出路！这个人在宣读这份决定的时候，那种阴森冷漠的神态和威严的声调，好像是一个牢头在对囚犯训话。话说完以后，每一个教师和职工随即被收缴了城市居民证和单位的工作证。
在那个时候，领导的话就是法律，而“五七指示”更像宪法，它是那么神圣和庄严，谁都不能有丝毫的违背或触犯。
被“光荣”批准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人们并没有一丝一毫光荣的感觉，倒是个个满脸愁云，不知如何是好。历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许多人对以后“不再是学校的人”倒无牵挂，早就想离开这个被称为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池浅王八多”、“与党争夺年青一代”的是非之地了，只是离校才给三天的期限未免过短。事出突然，一下子要离开这个已经生活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地方，给叫走人，每一个人总有些事情要办理吧！别的事不说，只是排队迁移粮食关系和户口、收拾行李、安顿好家小，就要花费好些时间呀。老实讲，单身的教职工叫走就走，困难看来还是小一点，而身边有孩子的教职工，尤其是双职工的就不一样了，一旦两个人都被同时叫下放，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同住，这个家庭就得立即解体，简直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孩子没人看管，许多人无路可走，至此只有咬紧牙关，也让孩子“下放”，一起到干校去走五七道路了！
身为大学里的教学人员，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说来都是读书人吧，还是干着教书这一行业的读书人，他们的家里可以没有任何值钱之物，甚至一贫如洗，无隔宿之粮，但却人人都拥有不少书藉、教学资料和报刊杂志，这些都是他们的最心爱之物。现在人已被学校清除，教师做不成了，到干校去，以后一生打交道的只是泥土和农活，旦刻之间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无用和受累的东西，下干校前每个人都得忍痛把它处理掉。
于是，学校附近的一间肮肮脏脏的废品收购站霎时成了闹市，连日这里人山人海，来了一批批把书藉当做废物卖掉的大学教师，他们在这里排起了一列长长的队伍，耐心地等候店主接过那些曾经伴随他 (她) 们日日夜夜的心爱物品，逐一分类、过秤、计价，最后签名收钱。许多人到现在还依稀记得：那时，16开整本的书册叫“大书”，收购价每市斤 (500克) 大概是一角八分钱；而32开的算是“小书”，一斤只能卖一角五分钱；至于各种大小、厚薄不一的资料、文件、讲义和笔记簿都只能算是“杂纸”，一斤祗值八分饯。
有的教师偷偷地说：这些东西早就该出手了。在这史无前例的时代，它不但对知识份子无益，反而有害。红卫兵在破四旧、抄家的时候，他们翻箱倒囊，虽然连米缸和柴堆都翻开了，但更重要的是清查你家里藏的书刊杂志和一切文稿，只要是一张写有字句的纸条，他们总想在里头找到反动的罪证，多揪出几个反革命来邀功。
粮店店前满是人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排队迁移粮食关系。在那个年代，按照国家规定，凡是中国人都得凭证吃饭。居住在城缜的人称为居民，政府对城镇的居民实施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根据每一个居民的年龄、性别和工种的不同，会给你评定一份口粮的标准，并将这个标准记载入粮食管理部门的档案中，然后发给一个粮食购买证，每个人都得凭证按时到指定的粮店购买定量的粮食，才有饭吃。现在要下放了，按照规定人得随购粮凭证迁走，没有粮食凭证的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是无法生存的。
且看这支下放干部队伍
大清早，开赴位于粤北的五七干校下放队伍．早早就集合起来，等候出发了。
这是一支人物结构十分复杂的队伍。被“光荣下放”的，不只有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人，还有不少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龙钟老者，幼稚无知的孩童，甚至还有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幼儿。更令人倍感意外的，是全校人人皆知的、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和他的老婆竟也在这个队伍之中。
听说这男姓患者原是毕业后留校的一位助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得了重度的精神分裂症，长期不能正常上班，医治了好几年不但自己的病情没有丝毫减轻，连老婆也患上类似的疾病了，这对可怜的夫妻今天竟携带着两个只有几岁的儿女，也奉命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此外，××系有跛足残疾的×××也光荣地成为下放人员，人们发现这个明摆着是个残废人的身子，在出发的队伍中一起一伏，举着艰难的足步紧跟着大伙爬上汽车。
下放人群中体格瘦弱的，患有肺病、肝病的，高度近视眼和其它慢性病的人也不少。
〖最高指示〗不是说去五七干校的，是“老、弱、病、残者外”吗？，怎么这些人也都来了？是不是要这老、弱、病、残四个条件都齐全了才可免除下放？
看看这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带着杯盆碗勺，水桶被窝的人群，许多年长的人不禁联想起兵荒马乱的当年，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起那永远抹之不去的逃避战祸，离家出走时的情景。
不过，话说回来，被单位没收了工作证，清除出了教师队伍，宣布不再是学校的人，看来当然是件不幸的事，但仔细想想，如果和那些至今虽然人身还在学校、但却被人当做牛鬼蛇神关在牛栏里，并且终日在挨受残酷的批斗和羞辱的同事相比，我们还是幸运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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