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碑帖并举
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向前之际，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随着国门的洞开，西风的渐进，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潮贴着五花八门的标签登陆中国，华夏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向来引领潮流的北京，自然首当其冲，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一批先锋派书家应运而生，向传统的书法艺术发起了挑战，一种故弄玄虚、张牙舞爪、荒诞不经、俗浅骇怪的书法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类似江湖杂耍的“倒书、反书、左右两手正反书、画书、脚书”，引为时髦，被称为“现代书法艺术”。
此时，正国的楷书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无非是临摹古人、重复前辈而已。如何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是他面临的首要课题。
是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追风赶潮？还是遵循传统，继承发展，锐意创新？这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股风潮面前，正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书法艺术必须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书法艺术必须创新，不断发展，但应该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脱离传统，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由此，他把既崇传统、又融时代，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把作品定位在“雅格”之中，丰富和强化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作为自己的追求。
正国把目光投向了碑版。那历经风雨剥蚀的断碣残碑所袒露的浩然之气，四射魅力，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帖学和碑学两大阶段。自魏晋到隋唐，再到宋、元、明，及至前清，历朝历代的书家均崇尚法帖，尤以“二王”和颜柳欧赵的经典法帖作为审美标准和审美理论。到了清朝中期，随着古代碑版的大量出土，碑学由此而兴，由刘庸和邓石如首开碑学先河，到咸丰以后碑学尤为兴盛，蔚然成风。先后有包世臣、康有为、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名家完成了变革创新，其影响深远，绵延至今。
碑学之所以风生水起，备受人们青睐，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帖学的楷书虽然秀丽典雅，但像小家碧玉，不够大气，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由碑学衍化而来的字，则大气磅礴，仪态万千，刚劲苍勃，古拙沉雄，用以题写亭台馆阁、茶楼酒肆、名胜古迹、商家牌匾，慑人眼目，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清末民初京城许多著名商家的牌匾，几乎都从碑学而来。现代碑学有大成者，首推一代风流郭沫若，其题写的“故宫博物院”、“荣宝斋”、“鸿宾楼”等匾额享誉京华，名动华夏。当代书家中当推李铎先生，其题写的“北海公园”、“朝阳剧场”、“蓝岛大厦”，以及为许多名胜古迹题写的牌匾，堪称经典。
今人学字，或崇尚帖学，或崇尚碑学。
对正国而言，他既喜欢帖学的阴柔之美，和谐之美，又喜欢碑学的阳刚之美，崇高之美。正国认为，帖学和碑学都是华夏文化的宝贵遗产，各有千秋，各有风采，各有魅力，各领风骚。两者同宗，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既不能抑碑扬帖，也不能抑帖扬碑，而应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广集博采，兼收并蓄。
在拜师李铎之前，正国一直走的是帖学之路。《黄自元间架结构摘要92法》、《黄自元临九成宫醴泉铭》是帖学的经典范本，它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正国获益匪浅，奠定了坚实的楷书基础。但另一方面又给他带来了“后患无穷”。这是因为《黄自元间架结构摘要92法》，法度极为森严，严到不能越雷池半步，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刻板呆滞。
学习了十几年的《92法》，使正国形成了一种“惯性”和“定势”，严重地禁锢了思想，捆绑了手脚。很长一段时间，正国深陷于这种“惯性”和“定势”而不能自拔。
按照李铎老师“临立变创”的学字四字诀，正国在“变”字上苦下功夫。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刻意求变，却是效果甚微。写来写去，又回到帖学的老路。这使正国认识到，必须摆脱黄自元的影响。师法传统，走出传统，才能跳出框框，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刘熙载云：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
一句“变而贯”，使正国豁然开朗：以碑入楷，碑帖并举。
于是他在保持原有的“楷风”基础上，把碑体植入楷书。他广泛研读各种碑版，拓本，利用节假日穿梭于北京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大街小巷，观摩各种牌匾、楹联、匾额、题词。有时看到一副好联，一块好匾，一块好碑，他就坐下来，一边观赏，一边用手指头在膝盖上反复临摹，直到熟记在心。晚上回来，再用毛笔反复临摹练习。
有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突破。
正国不断地从前人的法帖和碑刻中吸取营养，他吸收了颜真卿的方严正大，柳公权的骨力遒劲，欧阳询的气势森严，卫夫人的方笔凝重，王羲之的势巧形密。南碑的遒劲苍勃，北碑的气象雄浑。他的字逐渐形成方笔切入，中锋运笔，使转圆润，转承跌宕，提按清晰，顿挫分明，侧露兼具，八面出锋的楷书风貌。
两年以后，正国的父亲来到北京探亲，看到他的字惊叫起来：伢子，你的字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比原来写的要活多了？
父亲虽然不谙书法，但他看出了正国的字跟以前已经截然不同。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这一句话提醒了正国，他拿出以前的作品对照比较，可不是，自己的字变了，也就是说他在不知不觉中跳出了框框。这大概就是水到渠成吧。
时下的书家众多，但是碑帖两栖的书家不多。
正国是名副其实的碑帖两栖书家。既能书写蝇头小楷，又能驾驭升斗大字。今天我们观赏他的书法作品，既有鲜明的书卷气，又有浓郁的金石味。
他书写的《岳阳楼记》、《桃花源记》、唐诗宋词，以及用寸楷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作品，是帖学的经典产物，清朗奇趣，萧散静雅，含蓄凝练，飘逸秀美，气韵流畅，精能古雅。
而高耸在哈尔滨银行大楼上的“哈尔滨银行”五个擘窠大字，以及他个人书展上展示的每个字两米见方的“厚德载物”四个擘窠大字，则是他师法碑学的经典作品，气象森严，雄浑庄重，崩崖截铁，卧鼎悬冰。皇皇庙堂之气，令观者无不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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