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追念“文革”中被害的指挥家陆洪恩》
曾经教过我钢琴的江女士，也是我忘年的朋友，最近寄给了我一篇她近期写的文章。我一读之下，不禁热泪长流，心潮难平。
那是文革时发生的事，那段历史过去了。这样的人间惨剧，历史上有过，谁也无从挽救、我更无可奈何。将来的世界，恐怕还会重复同样的故事。文革中，我们大都受过苦，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身边的人，亲近的人，善良的人，才华横溢的人，可爱可敬的人，这样地逝去了，死得如此之惨烈、如此悲壮。谁能不动容？ 1968年4月27日，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之一，指挥家陆洪恩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公审枪决。有人这样描述道：“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之年的老人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吗？…….”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行”是“扩散反革命言论”！
他走上了刑场，面对着冷酷黑暗的枪口，在他亢奋的头脑里，有没有过着他人生的电影？他，有没有回想到抗战后那段时期，参加费穆先生创办的上海艺术剧团，为《杨贵妃》担当钢琴伴奏时的情形？有没有当年亲手改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话剧上演的情景？他的耳边，有没有响着50年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他专注敲打出的定音鼓的声音？有没有回想起56年全国第一次音乐周的情景？那时他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在陈毅元帅和周总理建议下为各国使节作一次专场演出。他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随着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句点，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转身向观众致意，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场下的各国来的朋友，心中充满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他的脑海中，有没有出现国庆十周年前夕，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写作管弦乐曲《年年欢》的灵思？59年“十一”，他亲自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做了实况转播，欢快明朗的旋律在上空回荡，把一个音乐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人间传播。没有人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但是，他一定是在心里高唱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庄严的弥撒》，微笑地看着天上慈祥的主，从容地走向了天堂。
1919年，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家庭里。孩子的父亲，一家公司的职员，在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孤儿院长大，又被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收养，给这个男孩取名陆洪恩。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上中学时迷上了音乐，就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键盘系。从此走上了追求音乐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他走了不长，却成就了很多。在四十九岁，他就被暴政结束了生命。留给人们的，只有不尽的回忆。
在上海一家布置优雅的咖啡厅里，一个小姑娘随母亲和姨妈一起去喝咖啡，见到了当时在咖啡厅弹钢琴的年轻的陆洪恩。“相过了女婿”，姨妈就把自己的唯一女儿嫁给了他。小姑娘也就成了陆洪恩的钢琴学生，她就是六十年后写了纪念文章的江女士。当年从细弱手指下流出的莫扎特的奏鸣曲流畅优美的音符，至今还流淌在她的生命中。因为生计的考虑，她没有能选择音乐为专攻，表姐夫曾为她遗憾。但他音乐上的不计报酬的指导，对她学习进取的鼓励和教育，他为她示范演奏的《波兰舞曲》，《夜曲》，他来她家用父亲饮酒畅谈，都成为她宝贵的回忆，他送给她的贝多芬《悲怆》总谱，还有歌德的《浮士德》，都成为她的珍藏。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决定在某一个选择之上。1949年5月，上海郊区炮声隆隆，上海名音乐家黄贻钧先生找到了陆洪恩，答应替他在香港建一个小乐团，他怦然心动。但在他尚未成行之际，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李之华，一个因时局关系逃到香港的地下党员托人带口信，劝他留下来。告诉他：“天快亮了，上海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百废待兴的中国，后来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50年，陆洪恩加入了乐团，53年成了副指挥，副队长，他的生命，他的人生，本来应该是布满了玫瑰的。三十多岁的他，走进了人生事业的收获时期。可是，噩运却开始靠近他。
艺术家陆洪恩，有一个不和美的家庭。妻子抱怨他生活上不拘小节，说话随便。这个本来就嗜好烟酒的人，变得更加无节制地吸烟饮酒。64年，他被诊断为轻度忧郁症（精神分裂），这本来是可以治愈的，但文革的降临，把他推向了毁灭。
一个人，富于思想，又有艺术气质，不通世故，加上精神上有病，在文革中，似乎必定会惹来罪名和祸患。
全国大肆批判《武训传》时，音乐家的好朋友黄贻钧跟着受批判，陆洪恩写一首打油诗送给他：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
全国轰动，骂我山门。在阴曹府，也受批判。
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当上面命令学习《讲话》，谈面向工农兵时，陆洪恩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终于，65年，陆洪恩的言论，酿就出所谓“陆洪恩反革命事件”。只听他在学习讨论会上说：“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他余意未尽，第二天又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继续讨论“三家村”的那个星期六的那个早晨，陆洪恩走出家门，妻子和上中学的儿子都反复叮嘱他不要再发言。他点点头说：“我明白。”就走出了家门。谁想，这就是他和家人最后的见面。会上来了一些陌生人，上来就批判他是“修正主义”。他被激怒了，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受刺激之下，他又喊道：“修正主义万岁！”人们被他惊呆了，有人突然喊：“陆洪恩是反革命！”一些人就把他扭送到了公安局。他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就这样，他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印象派的艺术家梵高，是一个精神上有病的人，但他的病，没有隔断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真理、对美的感知。反而激发了他的想象，他的灵感。他最美的创作，是在病态下做出的，但也是最真最美的。
陆洪恩65年入狱到68年被杀害，过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这期间，他什么时候是清醒的，什么时候是病态的，没有人确实知道。没有了镇静剂，没有烟抽。他时时会处于狂躁的状态，一度对于一切红色的东西，都会有让他发火。他还对一切有毛的东西反感。他的难友后来说，其实他很多时候，是非常清醒的，说出的话，现在想来，都是意外地充满了真知灼见。
刘文忠先生，是陆洪恩的难友。刘的哥哥刘文辉，是在文革中最早被杀害的政治犯。刘文忠跟陆洪恩一起同囚一室两年多。他79年出狱，写了一部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后来又写了《一個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图志》一书、还有文章《奥地利——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他回忆了陆洪恩在监狱的情形。下面的有关内容，是根据他的回忆整理的。
在监狱时，陆洪恩常常被拉去批斗，一次，从上海音乐学院被批斗回来，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却兴奋地告诉人说他陪斗的对象是他佩服的音乐家贺绿汀。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他反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他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无记恨。
在上海小剧场的批斗会上，他被逼令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他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还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革命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造反派们疯狂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当他回到牢房时，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难友劝他沉默，以免遭皮肉之苦，他却苦笑着，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
在他身上，经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添。看守说他放毒，还经常把他反铐。结果他的手臂红肿，鲜血淋淋。长时期地遭受摧残，批斗、毒打、反铐，他纤弱的背，变得弯驼，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而他却在祈祷，他常常向主耶稣祷告。他常说："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他说：江青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他还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说完，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恶气，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美妙乐曲之中。
他热爱音乐，每天都会哼唱《英雄曲》与《庄严弥撒》，他说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向黑暗挑战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曲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他跟难友谈到他在奥地利学术交流期间的情景，说起维也纳的美丽、高雅和繁荣，是全世界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非常向往的“音乐之都”。说整个城市，不管富人、穷人都热爱音乐，市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公园、广场或者街角，观看艺术表演和音乐演奏。他诉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谈到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促使产生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还介绍世界音乐流派，包括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等等。
就这样，一边是不尽批斗，毒打，一边音乐家不断的祈祷，对音乐的礼拜和沉浸。陆洪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衰老。但是无力动弹的他还常翕动嘴角，低哼着《英雄交响曲》、《庄严弥撒》，似乎在借用音乐的强劲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
刘先生对他最后的时候的回忆，让人心碎。
一天，看守把饭倒在地上，让反铐着陆洪恩像狗一样在地上趴着吃。刘文忠上去喂他，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 陆洪恩再也忍受不住了，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地拖去，又是一顿暴打。看得出奄奄一息的音乐家不想活了。刘无数次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同监牢友知道刘的话对他可能有用，就让刘帮他们劝他说：“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可陆洪恩听了，总是苦笑着摇摇头。
反铐着双手无法着地睡觉，每当夜深大家睡后，刘文忠都会悄悄地帮他把反铐转成正铐。那天夜深，帮他转铐时，他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钢琴老师，他们有一个儿子。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兩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儿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奥地利，在维也纳贝多芬的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
不久，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不断地自语“毛……毛……毛毛……”他发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同监的人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天，训导员把牢房里的十四人叫到训导室，在历数陆洪恩的所谓罪行后，说：“1144（陆的编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同牢房的十三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莫名。训导室里死一样沉默。片刻，只听陆洪恩痛快地开口了：“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又说：“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越说越激昂：“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他接着说：“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而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的话音结束，刘文忠看了看墙上的钟，他演讲了足足十五分钟。这是审讯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异场面。在场的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灵上被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一直在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你1144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他们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都为知识分子，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这些犯人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了字。犯人们被带回牢房，陆洪恩被留下来，他坐在地上，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不动。
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把陆洪恩推进来，他双手反铐，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着进来的。他脸面全是血，奄奄一息。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大家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一夜未合眼，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12点钟，人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一边帮他整理东西，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说，他的口信一定帮他带出去。陆洪恩镇静自若，拖着镣铐，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被刘文忠扶着，跨出了牢门。
四天后，牢门上小框洞里例外地丢进一张4月27日的《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
江女士在文中提到，杀害陆洪恩的直接原因，是因为68年4月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惊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一时没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名单上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我想，即便不是“炮打张春桥”，陆洪恩恐怕也很难躲过被害的厄运。
79年出狱的刘文忠，在2004年，来到奥地利维也纳，在贝多芬墓地前，他献上了一束鲜花，代陆老师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就是这一年，他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出版，在上海的知识界传诵。读到陆洪恩故事的人，帮助刘文忠找到了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听到自己父亲临终前的经过，年近六十的陆于为嚎啕大哭。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牢狱里被逼疯而走上绝路的，完全没想到他的头脑竟这样清醒，这样无畏，以致最后被这样残忍地迫害而死。他说他被发配新疆十四年，母亲和舅舅胡国定多次写报告请求为陆洪恩平反，都被驳回。后来用陆洪恩64年“四清运动”时得过精神病为由，1979年，这个冤案才得到平反。没有人知道父亲的尸骨在何处，他捧着一个装了指挥棒的骨灰盒，参加了追悼会。这些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人。父亲的死像一个噩梦，把他搞怕了。直到现在，他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女儿。
今年，是陆洪恩冥寿九十周年，也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四人帮”是永远地去了，无法再逍遥。希望永远也不要有这样血，这样的泪，永远也不要有屠杀者的逍遥。
江女士说，她写纪念文章，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 回忆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从开始与陆洪恩相识、相交到相知，无数往事时时涌上心头，无法忘却；由此而来的种种悲愤更是无法排遣。如今只有叙述我对他的追忆，让世人对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告慰故人，并借以略微抚平我心中的哀伤。”
希望江女士和陆于为相见时不再泪流如雨，希望刘文忠先生能有一个平静快乐的晚年。当我再次听到贝多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英雄交响曲》，想起《庄严的弥撒》，想起陆洪恩这个名字。我会闭上眼睛，为天上的他祈祷一会儿。
2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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