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老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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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老在开会
上一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世界上，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最爱开会的国家。无论是各级的官员干部，或是学校的教师学生，工厂的管理人员与工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它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但每个月、每个星期都必需在某个固定的时间里停工、停课参加例行的会议，还要随时听从上级的指示，参加一些增加的会议。但开会的内容大多是与政治有关、而与本身的工作无关。
在中国，有关政治的会议通常被冠以“政治学习”或“学习”之名。当有人告许你“今天下午 (或晚上) 我们有学习”这句话时，那就是说：今日这些时间他不用上班工作，而是要去参加与政治话题有关的什么会了。在开展某项重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时候，人们被规定必需参加的会议当然也就更多了。这时很多人都是日日夜夜在开会，而且这样的会一开就是十日八日，半个月一个月。还有些人是“脱产”只干开会这件事的。说了你未必相信，在政治运动多如牛毛的那个年代，开会竟成了中国人生活上不能缺少的部分，比穿衣吃饭还重要。就一个家庭来说，被规定必须去开会的，也不只是参加了工作的人。有时，就有一家子男女老少，在同一时刻里统通被人叫去开会的：夫妻双方均为职工的，两个人当然都要去单位开会。他们的小儿子在停课的学校里开会。而在农村的老爹老妈，则放下农活，被叫到生产队里开会。
组织开会是某些人的专长项目
某些中国人对于开会这件事是十分认真的。在世界上，开会这个项目似乎是他们的专长。很多会议尤其是有关重大政治活动方面的会议，都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经过精心策划积极准备的。他们有一句“不开无准备的会”的名言，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会议的种类、形式和内容是丰富多采的，可谓应有尽有。而会议的主题几乎都是政治性的，非政治内容的会议只占极少的比例。
此外，某些会议因为需要扩大声势和影响，还必需为它营造某些特别的气氛，而组织会前或者会后的张贴标语、报喜、宣誓、表忠、游行、示威等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工作量通常都很大，不过这都有指定的专人从事策划与管理。所以实施起来总是有条不紊，令人赞叹不止。譬如建国以来若干次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盛大集会与游行，从人员的组织、演习到现场的表演，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半点庇瘕。
与会愈多的官员身份愈高
在中国大陆，就官员这一部分人来说，有不少人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些会议，有时一天更要连续参加好几个会议。这些人大多身居较高的职位，管理的权限范围也大，所以很多很多的会议非他出席不可。这号人总是行色匆匆，以凸显他日理万机、身负重任的身份。你看他总在这个会议上讲了不多的几句话就走开了，接着又出席第二个会，再出席第三个会．．．．．．
形形式式的会
中国的会议规模大的可有几千人、成万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参加，这类大会常见的如各种政治运动的动员大会、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欢呼最高领袖发表重要指示的表忠大会和誓师大会、节日庆典的集会、欢迎外国政要人物到访的集会、全国性的或各部门各行业的各种名目的集会、各种各样的经验总结大会、模范人物的报告会、对先进人员和积极份子的表彰与授奖大会、对某一重大事件及其当事人的声讨大会和批判斗争大会、对重要罪犯的公审、宣判以及对死囚的执行大会等等。
大型的集会，气势非凡
大型会议是各种会议中之最，历来受到重视。为了开好这类会议，通常会投入大量的人员积极做好准备之后才付诸实施。有的大型会议还常伴有顶级艺术家的文艺表演与规模盛大的游行等活动，光发动参与游行的人员有时就达到几十万和上百万，像当年欢迎外国某亲王、某皇帝、某总统、某主席和某同志就是这样。虽说中国的人很多，人多好办事，多找些人来夹道欢迎并非难事，但毕竟工人要停工、学生要停课、干部要停止办公，计算起来，这就要耗费很多的金钱、精力和时间了。几十年来，在世界上跟中国一样阔气的、不惜把大量的人力和钱财用于搞大型集会和“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的国家，也只有三两个而已。而多数的外国领导人，他们却很精明，绝对不会干出这种既劳民又伤财的傻事。再说，他们的领导人也知道政府并没有这种权力，为了欢迎一个外国人，就可以下一个命令，叫几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放下一切工作，去干别的事情。如果刻意这样做是会受到弹劾的。总之，在使用纳税人的钱财上他们还是十分谨慎的。不过如今中国人也学乖了，二三十年来，过去那些欢迎洋伟人的浮华奢侈之作，如今已是少为或不再为之了。
广场开大会，别开生面
在各级学校或较大的机关团体，因为人员较多，他们经常会召开一些中型或较大型的会议。与会的通常有几百人到上千人。有时可有几千人或更多的人出席。凡是与会的人数太多而缺乏室内会堂的单位，这类会议通常是在户外空地露天举行的。听众这时每个人得自备一张矮小的椅子，排好队伍后在指定的户外某片空地上坐好。有时则不带椅子，个个都是席地而坐，这时总有许多人因为害怕弄脏裤子，屁股下会垫上一片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旧报纸或者破纸板一类的东西。等到宣布散会之时，大家如逢大赦，个个立起身来，拍拍屁股，就一哄而散，而屁股下面的东西，却忘记带走。这时会场的地面就会到处遗留着大量的破烂纸片。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东西，不规则地散布在黑褐色的泥土或黄绿色的草地上，使地面斑驳的色彩星罗棋布，光怪陆离，景象奇特非凡。
由于这类在广场开的会议场面一般较大，与会的人也多，会场主持者往往会通过利用大功率的扩音器来扩大报告人说话的声音，这时会场的四周会预先安装上好几个连接扩音器的高音喇叭。在与会者陆续进入会场的过程中和报告尚未开始之前，高音喇叭里会不停地播放出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当年这种既壮观又奇特的开会场面，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这类中型或较大型的报告会，常常是一开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在这里叫它是“一个单元”，也就是大约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的光景。会议的中间会有片刻的休息，让与会者离开小板凳起身松动松动筋骨，或者上厕所方便一下的。
受尽折磨的听众
中国大陆的政治干部很多，无可否认，做政治报告是他们的一项专长。在这个领域中他们之所以人材济济，这要归功于经常大搞政治运动，这些人从而得到反复的操练，熟悉其运作程序并取得胜利、圆满成功的经验，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
在中国大陆，做政治报告的人通常都是习惯坐着而不像课堂里的老师是站着讲话的。当报告人一上台就座之后，就有专人不断给泡上热茶，有的报告人还抽起了香烟。接着，就在频频饮茶和吞云吐雾之中舒舒服服地做报告。不少人的口才都很好，面对几百、几千的听众，都是神态自如，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两三个小时的话而毫无倦意。
但这个队伍毕竟也有良莠之分，有的人并不具有做报告的专长，这样的领导很像一位蹩脚的教师，讲起话来总是结结巴巴，杂乱无章，东拉西扯，不知所云。这些人别说做报告，就是照着别人给他写好了的讲话稿子念也念不好，读错了字连他自己永远也发觉不了。听众受尽了折磨。有人说几个钟头坐在那里根本是在活受罪。所以有时整个会场会乱成一片，走了神的听众有的在交头接耳，说着私房话；有的闭目养神，或呼呼入睡，个别的人还放肆地发出鼾声；女同志则常常埋着头，在用心编织她们心爱的毛线衣或干别的私活；有些胆子大一点的人很干脆，更偷偷地溜出了会场．．．．．
官阶愈高的人出席会议总是姗姗来迟
在中国大陆，经常参加开会的人，都知道凡是规模稍大一些的会议，领导都会郑重其事地发出通告，通告里明确地写出此会于何日何时何刻在何处召开，并且严格地要求与会者一定要准时到会。有时甚且要求听众必须提前到会。而结果是怎样呢？与会者倒是照通知规定的做了：准时到会或提前到会。而领导同志呢？他们自己作出的规定却无须遵守，老是姗姗来迟，这已成为惯例了。特别是那些官阶愈大的领导，架子也大，总是等到听众到齐并过了相当时间之后，他才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慢步踏入会场，登上主席台。好像不这样做不显出他的尊贵。这时，在台上的会议主持人看到这官儿来了，就起立迎接他登台，并带头引导场下群众热烈拍巴掌表示欢迎。不过由于大家等候他耗费的时间实在太久了，心里未免都有些怨气，因此拍的巴掌常常很稀疏，场面十分尴尬。
“婆婆”(主管)多的单位，大会常常开得很长
中国的各级学校，除了频繁的政治运动需要经常停课开会外，按照上级规定，他们的领导还必需定期给教师和学生做时事政策、形势教育报告。这类报告每年都要做好几次，全校师生员工几百人、上千人、几千人都必需参加。报告通常是由学校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亲自来做，以郑重其事，但有时也由副书记或校长充当。
在规模大的学校，书记和校长除正职的外， 还有副职的，而且副职常常不只一位，这两种人的正副职头头加在一起常常是五六位、有时多至七八位。这样的单位大家都称为“婆婆”(主管)多的单位。这种主要领导多的单位，它设置的部门也就比较多，常设的部门除党、团组织外，还有人事、保卫、工会、计划生育、爱国卫生、园林、基建。后勤生活．．．．．．等处级、科级小单位，每个小单位也都有自己的一两个头头，因此，学校里的大小头儿也即“婆婆”就更多了。开会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大会的政治报告主要部分由主要领导讲完之后，常有人接着上台做各种各样的“指示”或“补充”，有人是传达上级“文件”的，或者是宣布什么“规定”、念什么“通知”的，．．．．．所以讲话者就常常不只一位，而可能有二至三位，甚至三至四位了。各级领导这时就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上台露脸，喋喋不休地讲话。但很可惜，轮到这些人讲话的时候，“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会议已经接近未尾，群众听讲的耐心这时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大多数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人想到市场排队购物；有的人想回家做饭；有孩子的更希望尽快散会好去托儿所、幼儿园接小孩回家．．．．．．．整个会场人心浮动，交头接语者有之，口出怨声者有之，四处人声嘈杂，其场面如同墟市，也像临近散场的影剧院一样。但发言者却视而不见，他们根本不管台下有没有人愿意听讲，还是一本正经地讲完他要讲的话，从而把开会的时间拖得很长很长。
上台露脸领导太多，无辜孩童同样受累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受开会之苦的，大慨只有成年人吧！其实不然，在这里，十岁八岁的孩子也同样在受罪。我案头摆的一份广州《信息时报》的一道显要新闻，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新闻的通栏标题是“庆六一，领导伯伯滔滔不绝”。副题是：“学校儿童节庆祝活动都是开会，孩子在烈日下成为受罪的道具。”这张报纸为了让社会充分关注这个问题，还同时刊登了“求求台上伯伯快把话讲完”的新闻。 副题是：“庆六一，大人一个接一个上台训话，台下孩子们被晒得满头大汗”。此外，还伴发了题名为“别让儿童节成为遭罪节”的专栏论述。
在今日的中国，有新闻传媒敢于如此大胆议论开会之事，对几十年来爱开长会、首长一个个上台说套话的传统做法提出了非议，人们都刮目相待，感到时代是在进步。传媒们这种为孩童请命，不怕得罪领导伯伯们的精神，真是难得。
必须正襟危坐的时刻
人们至今还清楚记得，在中国大陆当年，如果开的是政治运动动员大会或批判斗争一类的集会，这时谁都不敢迟到、早退或缺席，会场秩序也格外的‘好’。不论讲话的人讲得好还是不好，也不论你听懂还是听不懂，爱听还是不爱听，每一个与会的人都得正襟危坐，认真参与。这时会场总是弥漫着一种森严、肃穆的气氛，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通常都是神态冷漠，个个扳起了面孔，半点笑容也没有。做报告的人说话的语气也异于往日，因为要起威摄作用，所以声色俱厉，嗓音比平时高出了好多分贝，好叫人听了害怕。在这种状态下听众常有一种不祥、甚至大祸临头的感觉，尤其是那些每逢运动常遭整肃的“老运动员”，更是提心吊胆，惶恐不已。
别小看这些规模最小的会
在中国大陆，最小的会就是只有十几个人或者几个人参加的“学习小组”会了。但你可不要小看这一类规模看起来很小的会议。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各个大小部门、各级学校、以至小小的国营或公私合营商店，都会把它们的每一个成员分别编入各个固定的学习小组里，每个小组都有由领导指派的组长主持开会学习事务。按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定期开会，每个“组员”必须到会参加“学习”。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必须事先请假并得到批准，不得随意缺席。
在小组会里，日常的学习大致有以下几种内容：或是由小组长宣读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与指示；或是宣布学习领袖的一篇著作、或报纸上的一篇社论。组长宣布完毕之后，就让大家先“认真”阅读这些东西，然后开展讨论。在没有电视屏幕的年代，有时是叫众人集体面对一个喇叭，倾听无线电波从空中渠道传来的重要广播的。听完播音之后，通常也要开展讨论。
领导对小组会里开展讨论一事十分重视，几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要求与会的每一个人都要发言。并说出自己的体会。长久不发言的人被认为是思想落后者。某些认为是重要的学习讨论，有时要延续进行好多天甚至一两个月。领导们绝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也不论耗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究竟有无什么实效和对日常工作有什么影响。
担惊受怕的民主生活会
有一种叫“民主生活”的小会，也叫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是每一个基层组织 (学习小组) 必须定期召开的会。在这里，人们遵从伟大领袖的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树立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倡导人与人之间要不顾情面，经常开展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和斗争要认为是给对方以帮助；而被批评的人则要虚心接受，放下面子，不怕羞耻，公开亮出自己的隐私和罪过，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组织的信任。
开展政治运动的时候，需要开更多的小组会，小组内平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时巳不合时宜，领导会反复鼓动大家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时，某些积极份子会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一些人的问题；某些人则很快地成为运动的靶子。在各个单位里，凡是政治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斗争的人自此抬不起头来。在中国大陆，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受到批判斗争的人被称为老运动员。
一切工作都得为开会让路
凡是开会学习的时候，任何日常的工作都要停下来，为开会让路，军令如山，这是谁都不能阻挡的。开会学习之时，学校不再上课，商店统统关门不再营业，政府的办事机关一律停止办公，此时此刻，你如果想到商店购买某种物品，那怕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茶、米、油、盐甚至是治病的药物，或者想到政府机关办理迁移户口、领取什么证件或咨询某一事情，因为大门口都贴着「政治学习，停止办公」或「学习时间，停止营业」一类的条子而只有望门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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