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学农中，我们班对外形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在学农杀青的晚会上，我们班“浪里白条一种手式指挥，众多光头锃亮的齐声合唱”，更是让系里其他几个班看到了一个 “崛起”（叫雄起也行）。
“浪里白条”有两体育长项，一是游泳（前边已提到），另一是足球，因为好像巴西队有个卡卡。加上姓就成了我给他的名。他是成都人，中等个，戴眼镜，皮气好得惊人，有点蔫怪。他当时是班干部。我们班的合唱，唱的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好像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不知是谁的主意，让音乐方面和我差不多的匡卡卡来当我们的指挥。他的合唱指挥可真的是“擀面杖吹火”。按说我们班音乐方面能人很多，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像刘芳亮，不光会使枪，也会歌唱，但就是不爱出头露像。“让杜丘跳楼的大夫”靳大侠，音乐上也很有一套，也不愿挺头（日后在全校聚餐大会上指挥我们餐桌的大声唱《外婆的澎湖湾》唱得当时全食堂鸦雀）。幕后的能人在一两天里“速成”了我们班的指挥，但“浪里白条”速成的只会一种手势。演出时我们绷住不笑，“一切行动听指挥”，光头跟着手式走，歌也唱得齐刷刷的，但“大刀”好像都砍到了西瓜上。
当年,我们自己都不是自己的,但我们的天天还是挺乐呵的。回忆点从前的事，心里就觉着温暖。就像《友谊地久天长》第一句唱的：那过去的好时光。哼起，心里就暖洋洋。其实，过去的时光就比今天的好吗？也不见得。过去，觉得《红灯记》里鸠山说的话不对，人不为己，天怎么就会诛地怎么就会灭你呢？到后来没过多少日子，党不当俺们的娘了，只管他们的亲生。到那时，哎咳，想起鸠山说得没错，就是话的度数高点。
一九七九年,是血燃风采的一年。国家在找路,路在何方?文艺在 “伤痕”,伤在人心里。人的思想都在“布朗”，像容器里的气体分子。咱伟大的振荡国家，前所未有地振荡。就像个要去刷漆提着的油漆罐，人人就是油漆分子。油漆在用以前，刷油漆的人要一阵猛晃。人在筒里给晃得热血喷张四肢抡开。那一年，日后定义为改革开放的元年。“改革开放”，当年好像还没这么说，只是画圈老人一个云手，让华政委回家练字去了。激情澎湃的耀邦，出来“领风骚”。毛主席被三七开了，继续在天安门广场睡着。
政治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克林顿的“太爱”，在那年好像不怎么招人待见了。但政治还是治着年轻的小伙年轻的姑娘。我们班那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罢政治课成功。
那年下半年，我们政治课一如继往的无聊，教我们的是个小老太，把个马列政治经济学在“乱七”的基础上，教得更“八糟”了，用四川话讲，就是听课听得人磨皮擦痒。但那会人都知道：活着就得忍耐。也不知是谁，有可能就是我，说：我们不能再忍耐。“星星之火”遇着干柴。烈火烧干柴，是鬼也害怕。
我去和政治老师理论：政治是不是科学？
政治老师说：当然是。
科学有两个特怔：可验证，可讨论。政治可以什么？我再问。
教我们政治的陈老太不跟我理论了。后来是换人接着讲还是就不上了，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罢课成功了。真可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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