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至5月间发生的大规模冲突流血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翌日并触发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居民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从此该事件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触发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所累积的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部队镇压。此事件中，造成许多伤亡；而死亡人数有少于一千人至万余人乃至数万人的概估，最后政府只好透过道歉.赔钱的方式加以赔偿。[1]。
由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官方与名学者支持组成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指出，二二八事件发生主因是：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不当及不讲求改革之道、事件后扩大镇压、实施清乡、逮捕枪决知识菁英和民众，而该镇压行为亦造成二二八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无关系，不过仍为日后台湾独立运动的兴起的原因之一。
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向美国、中国（时为中华民国）等同盟国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内的所有统治区域。而自甲午战争后被中国（当时为清朝）割让而成为日本外地的台湾，盟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的指示下，由中国(时为中华民国)代表盟军进行接管。虽然战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统治下，台湾的部份发展有不错的表现，但仍未能完全脱离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便开始转化为对同文同种中国的热烈期待，并在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来台接受日本投降时达到高潮。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
战后的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力革命活动日炽而依然动荡不安，虽然美国于1946年1月开始派遣马歇尔上将介入调解，但终归失败收场，并自同年6月起展开全面性的国共内战。受此影响，大陆的经济情势江河日下，当时通行的法币一再贬值，民生物资飞涨，又加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转向支持宣扬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政府军在一连串战略错误、作战失败下逐渐陷入被动、士气低落，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势力则越来越强大，而台湾也有共产党与左派思想人士暗中活动。
战后初期台湾银行所发行的「台币一百万元」本票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民生物资运往中国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2]（后来的币制改革中，1元新台币换四万旧币）[3]。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中国，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并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并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了台湾与中国贸易的经济管道，继续延续日本殖民地方式处理台湾，甚至变本加厉，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民感到失望。
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例如把持机关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常为媒体所报导，而暂驻台湾的大陆军队则是军纪败坏，例如乘车食餐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有偷抢拐骗、开枪伤人、奸污妇女等情事发生。此等缺点与日治时期日本官员的高行政效率、纪律严明形成强烈对比[4]，也使得台湾人民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民。
当时台湾刚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到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味，甫历经中日八年战争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当地文化感到适应不良[5]。从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不选择参战，却出现踊跃投军的现象，1943年自愿提出申请人数达60万以上，许多大陆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人，有一些台湾人在战后被视为汉奸，并受到缉捕。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大陆人不信任台湾人，认为台湾人被日本「奴化」[6]，这些误解再加上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会中国话，造成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社会权力或工作职位上均受不公平对待，即便台湾人士有所辩驳[7]。文化界和学生曾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陈仪为首的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
事件经过
导火线与台北的动乱
228事件起始点：南京西路与延平北路交接的现况
2005年底被拆除殆尽的原天马茶房旧址；空地上挂了条『向228英灵致敬』的布条。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点半左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今延平北路附近），发现一名40岁并育有一子一女的妇人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于是查缉员没收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林妇以家计困难，跪地求饶，但查缉员坚持不让步。林妇的纠缠让查缉员心生不耐，同时纷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围观民众，让查缉员大为紧张，又加上语言不通等因素，林妇被叶得根以枪托击伤头部。围观民众目睹此景后，愤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开枪示警，却失手击伤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当时年仅约二十岁，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至永乐町派出所，后转至警察总局，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凶，但由于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民众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隔天2月28日，因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工、罢市，许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之外，还要求公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群众抗议中，发生零星焚烧事件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请愿示威，过程中公署卫兵对市民无预警开枪扫射并造成伤亡，使民众情绪更为愤慨。抗议民众因此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导事件始末。至此，1年多来台湾人民的积怨加上台湾行政长官的处理不当，终于从3月1日起爆发了蔓延全岛的反抗政府事件[8]。
初期的政治交涉与武装冲突
一般认为，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质是一年半以来的积怨所爆发出来的排斥外省人的暴动。[9]之后所称的反抗大致上循着两条同时发生的路线在进行：一为「政治交涉路线」；另一为「武装抗争路线」[10]。一方面，台北与台湾各县市的各级民意代表及社会名流，纷纷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行政长官陈仪展开协商谈判，并对陈仪提出逮捕贪官污吏、废止行政长官公署、实施自治、在行政、司法、军事各方面起用台湾人等要求[11]。
陈仪以军警开枪射杀民众，各地起而反抗，其中以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趁机在台中号召「推翻国民政府」的二七部队最为有名[12]，各地的反抗也以这支势力维持最久。此外，较有规模的冲突还有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库的战斗、高雄驻军与反抗势力的冲突。台湾西部地区的冲突较为严重，东部地区则大都只有小骚动。
依照李筱峰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初期出现许多台湾人遭到屠杀的事件。
高雄的军事镇压
由国民党军队操作、架设在救火车上的机关枪。当时服务于联合国的Dr. M. Ottsen在台南亲眼看到该事件的发生。详细拍摄日期不详。
3月2日—3月4日间，已经有来自台北与台南的人士进入高雄，发生武装反抗国军冲突。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开始对高雄市区展开炮轰与扫射，并在3月6日派遣军队攻击高雄市政府、高雄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今 高雄中学），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议员在这场攻击行动中丧生，或是被逮捕后处死。
国军部队抵台镇压
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如解除临时颁布的戒严令。但事实上陈仪在致蒋介石电函中以「台湾民众缺乏国家意识，易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冀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理由，暗中要求国民党中央紧急派兵前来台湾镇压。3月8日，蒋渭川等人致电国军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明实际情形并请求暂缓派兵，然而南京方面并未查明实情，即火速调派由刘雨卿率领的国军第21师部队抵台戡乱，该队由基隆及高雄上岸，进行南北夹抄镇压，台湾全岛顿时陷入血腥整肃的大屠杀，各地对国军的反抗势力迅速溃败，连拥有警察武装的台中「二七部队」也无法有效抵挡，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脉入口南投县埔里乡并自行解散。与此同时，许多本省籍的菁英如省参议员王添灯、画家陈澄波、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等人均于此波攻击行动中惨遭杀害。
经过一周的扫荡及镇压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于3月17日奉令来台宣抚，宣告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并声明政府将以和平宽大的方针处理，除奸徒共党图谋不轨者决予严惩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
当年派赴台湾镇压的第21师在事隔两年之后，于上海保卫战中，全军遭共军歼灭，而该支共军有些士兵是来自台湾的[13]。
清乡、扫荡与屠杀
虽然各种针对社会名流、乡绅和异议人士的捕杀行动表面上也暂时结束。但实际上政府在台湾各地才正式展开缜密的清乡工作。4月11日，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出面揭举「奸党全部阴谋」，同时强调绥靖工作将于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时并订颁连坐办法以肃清切反对势力。在此次行动当中留名的受难者，大都死于3月到5月之间[14]。之后零星的镇压继续持续了大约9个月[15]，许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国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枪决，其中坚不认罪者死前皆体无完肤[16]。在4月18日，陈仪发布「二二八事件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其中包括谢雪红、廖文毅、蒋渭川等共30个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严，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事件发生。
在基隆和平岛的冲绳人聚落，约有30余名在国民军队上岸后的扫荡中遇害[17]。
各族群在事件中的角色
台湾原住民的参与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参加反抗，邹族参与进攻嘉义水上机场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邹族的青壮年[18]，晚上11点左右开始从乐野出发，走向触口。当时集合了所有邹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枪枝及平常打猎用的猎枪，还带了山刀。邹族人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并进而围堵嘉义水上机场。之后由于主战、主和意见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邹族部队撤回山上。
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19]，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 必须提出的是，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并不多见，反倒是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中国大陆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在他的著作《上学记》中，提到自己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籍护士的保护。
影响
二二八纪念碑
二二八纪念碑内部之瓮与手印
根据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论是政治交涉路线，或者是武装抗争路线，他们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诉求，事实上都仅止于「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国做为认同的对象。但是，在这次事件以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针对台湾的高压统治，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逐渐加深，部份台湾人渐渐产生想要追求独立国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20]，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开创元老廖文毅与廖文奎兄弟。美国学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词，不仅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已成年台湾人之个人悲惨经验的一个象征。」[21]很多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史上，死伤最惨最多，影响最深广的历史事件。「二二八」已成为台湾人共同的梦魇、族群的共同潜意识；台湾人的意识、精神、情操、人间形象、人生理想，艺术创造，价值观念等等，都隐含了「二二八」的因子。[22]
因为二二八事件多少牵涉到国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归纳为外省人的欺压，而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之下，对此事件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在外省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将事件等同为共产主义、台独，造成外省族群对事件的负面看法。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外省人在公家机关依然受到优先录取，并在商界得以先获得有利消息，也导致本省人在婚姻上、就业上对外省人的排斥[23]。二二八事件爆发，张英超之父张月澄和「基隆颜家」颜国年的儿子颜沧海是少数被释放知识分子，张月澄在拘留所时曾亲眼见到林茂生和陈炘，最后两人都在事件中惨遭杀害；对此张英超表示：「二二八的影响确如一般所说，台湾的菁英阶层顿时噤若寒蝉，心态上混合了恐惧、绝望和不屑，瞬间从公共事物的领域退缩，对政府工作不再感到兴趣。……当他（张父）发觉同时代的知识菁英朋友消失无踪时，他也对生命的热诚挚意消褪殆尽，他的余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着自我封闭的日子。」[24]。
二二八事件造成台湾人对于军公教相关行业的畏惧及怯步，因而造成台澎地区军公教人员以外省籍比例较高的现象。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透过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了台湾人在政治与经济等各方面的参与，藉以保障外省人的优势，维护其党国体制的稳固。例如：在公务人员的考试录取名额上是以中国各省的人口数比例来制订的，所以，在台湾虽然以台籍人口为多，但录取的人数却是外省籍居多。[25]
台湾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后，到蒋经国时代晚期白色恐怖结束为止，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幅滑落，许多知识分子惧怕迫害不再谈论或涉足政治。而国民政府藉此加强对台湾地方的控制，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组织（如农会、渔会、水利会），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与国民党地方党部，以贿选买票来左右选举，职位分赃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也是今日台湾黑金政治的远因。近年来这些族群问题愈来愈激化，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仍然存在于部分台湾人的心中，并表现在言论和行为上，可见此事件对台湾有着深远的影响。
受害者的平反
随着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该事件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台湾外省籍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纪念馆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开馆。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
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开始逐步公开，予民众、学者进行研究。
政府态度
二二八事件早期在台湾为较为敏感话题，过去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例如1988年担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已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州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 ；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共党分子「幕后策划」，[26]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危害人类」的作为，没有明确歉意。
直到解严后，才有较为明显的检讨与大规模公开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起立默哀一分钟、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于1995年将台北市的新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时任总统李登辉亲临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
两岸对二二八事件的评价
中华民国政府在民主进步党上台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前，称二二八为一场叛乱，解严前更认为二二八是中共当局所策动的骚乱[27]。后才更名为二二八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二二八事件为所谓「二二八起义」，对起事者予以赞同态度。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香港亲共媒体《大公报》在报导二二八事件时亦多用起义形容[28]。
二二八事件受难者
罹难人数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刻意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29]，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0人至280,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30]，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31]。中间的数字则约是一万至三万人，例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32]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
• 杨亮功调查报告死190人，伤1761人。
• 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
• 《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
• 台湾警备司令部 死3200人。
• 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
• 监察委员何汉文 至少死7000至8000人。
• 《纽约时报》记者宝丁专电 死1万人。
• 台湾旅沪六团体 死1万人以上。
• 民政厅长蒋渭川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
•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
• 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 死2万多人。
• 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33]
受难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陈澄波：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 陈炘：企业家，「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34][35]的弟弟。当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蒋渭川逃过一劫，但其亲人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老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救治，不治身亡。
•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 黄妈典：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 李瑞峰：律师。
•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1929年）；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 刘青山：安徽人，烟酒公卖局职员。住院时，被抗议民众闯入杀害。
• 吕赫若：日治时期作家，本名吕石雄；「二二八事件」后逃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打游击，后来下落不明。（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鹿窟纪念碑有提到）
• 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 宋斐如：行政长官公署唯一台籍高级官员（教育处副处长），《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枪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 王添灯：日治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宪兵用汽油烧死。
• 王育霖：日治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处死。
• 吴金炼：《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导被害。
• 吴鸿麒：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吴伯雄的伯父。
• 萧朝金：日治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７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36]。
• 朱点人：日治时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时遇害。（1949年过世，不能算是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这是白色恐怖受难者）
[相关史料与研究
在解严前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发生后的四十年当中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禁忌，解严后情况趋变。相关文献枚举数端如下：
事件亲身参与者的口述历史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声。前卫出版社。
• 阮美姝，2003，孤寂煎熬六十年。前卫出版社。
• 陈明忠，2005，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台北：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
• 沈秀华，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1，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2，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4，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许雪姬等，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张文义、沈秀华，1992，噶玛兰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嘉义北回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报。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a，嘉义驿前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b，诸罗山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c，嘉云平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车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
•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
• 张炎宪、胡慧玲、黎中光，1995，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1996，台北都会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1996，淡水河域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口述历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专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昭阳回忆录(台北延平学院关闭)口述历史,新台湾文库26
官方重要史料汇编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陈兴唐，1992，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北：人间。
• 国史馆，1997，国史馆藏二二八档案史料(上、中、下)。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 国史馆，2008，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一至十八册)。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 林德龙编，1992，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陈芳明导读。 台北：自立晚报。
• 王景弘编译，2002，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相关学术研究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 陈翠莲，1995，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
• 陈芳明编，1988，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Irvine，Calif.：台湾出版社。
• 陈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运动初探。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 戴国辉、叶芸芸，1992，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流。
• 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1992，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
• Hung, Chien-di. 2000.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Ph.D. diss., Drew University.
• Kerr, George H. 1965.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赖泽涵、马若孟、魏萼，1993，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台北：时报文化。
• Phillips, Steven E. 1998.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lite under Nationalist Chinese Rule, 1945-1950.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 夏春祥，2000，媒介记忆与新闻仪式：二二八事件新闻的文本分析（1947-2000）。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博士论文。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
• 张炎宪、陈美蓉、杨雅慧编，1998，二二八事件研究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其它
• 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接收日本人占领区也造成当地民众严重不满，也是共产党迅速夺得中国大陆原因之一。
• 二二八事件的引爆点有另外一种说法，显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取缔私烟造成，而是一个当时从中国大陆来台的军人向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女士）买烟，因当时语言不通的关系造成群众冲突，进而爆发此一事件。[37]然而，另外一份同样访问林明珠女士的数据又显示以上的说法与事实不合，[38]更让一生追寻调查二二八历史资料的阮美姝出面严厉反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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