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十年两苍茫
                                               ●张丙强
当我1996年还在凤翔县中学上学时，郭兴军就已经名满宝鸡文坛了，这是因为他在著名评论家常智奇麾下，做着一份名叫《炎黄》的文学杂志的责任编辑，更因为他发在《飞天》、《绿风》、《芒种》、《中国校园文学》等纯文学重点期刊上的一组组诗歌。
见到郭兴军却是在2002年的暮春，在一份宝鸡市文化局主办的名叫《文化、生活快报》的报社里，我有幸见到了郭兴军，他高大结实，面相憨厚，说一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话语。他刚从西秦之西那个叫陇县的小县赶过来，一脸油汗。他很敏感，和人谈话时，一脸紧张，让人觉得出他骨子里有着深深的自卑感。事又凑巧，接下来主编安排座次时，又将郭兴军与我安排在同一隔段内，这样，我们每天桌对桌面对面地办公，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熟知他。他为人处事都比较情绪化。一会儿激情洋溢，一会儿又瘟鸡一样蔫头耷耳，任你怎么劝，他也缓不过神来。你以为他受刺激了，正在惴惴不安时，他又“活”了过来，一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的样子。他外拙内秀，没有一般文学青年那种恃才傲物的轻狂，更多乡村青年的淳朴和聪慧。
在报社里的近一年时间，虽然我们每天都很忙，但我还是读了他当时发表的所有作品的剪贴本，厚厚的几摞作品，单就那数量，就给人一种心灵的震动。那是汗水的积聚，那是勤奋所散发出来的热量。这个郭兴军，看是愚笨，却有着骨血丰盈的浩瀚的内心世界，有着多年风雨炼就的准确的叙事功力和饱满平朴的语言利刃，与6年前相比，他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第二次见到郭兴军，是在2004年的夏天，其时他正在宝鸡市总工会家属楼的门房看大门，而我背着夸张的牛仔包、推着沉重的行李箱，正准备去新疆的“鱼米之乡”阿克苏日报社去上班。我在他逼仄狭小的房子里借住了一晚，说句老实话，当时第一眼见到他坐在那样破败的环境里，我的内心真的涌上一股难以抑制的辛酸。其实我一向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对情感之类的东西也是粗糙的，少有儿女情长的矫情，但在哪一刻，我的内心却有烧红的烙铁在烙烫一样，不断地涌起一浪又一浪的痉挛。这是社会问题，还是命运使然？直到第二天我们在火车站上匆忙地分手，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不是我愚笨，而是我怕想得太清了，自己会守不住泪水的大堤。
在新疆的两年里，我先后在《回族文学》杂志上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人在江湖》、在《大平原》杂志上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为爱情哭泣》、在《吐鲁番》杂志上读到他的小小说《没有说出口的爱》等一系列小说作品，我忽然一下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自己更为郭兴军。在那样低落的环境里，他依然勤奋，依然执着，可以想象，他在借助文学超越自卑感，是逃避现实生存苦闷的一种自我拯救。我真的很高兴，其间忍不住与他通过几次电话，本来想好好鼓励他一番，但话到嘴边，却变成另外的一种表达：先搞好生存问题。是的，在这个民族精神浮躁、市场经济带来道德危机的时代，潜心钻研文学在大家看来好象是一件神神怪怪的事情。虽然我理解他，在内心拍着巴掌支持他，但也一直为他艰难的生存捏了一把汗。
周围一些文学圈子里的人有时也会在我跟前提起郭兴军，他们常常惊异于他的写作速度，诗歌、散文、小说、故事多管齐下，而且质量也大都可以。我心里明白，那都是他在繁忙的讨生活之余，熬夜拼命的结果。因为语言关过了，所以他怎么写怎么是。
2006年3月中旬，我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宝鸡。在宝鸡市总工会5楼的《陕西工人报》宝鸡记者站，我又一次见到了郭兴军，并有幸结识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宝鸡诗坛曾颇负盛名的女诗人柳琴，虽然我只与她说了几句话，但从她质朴的话语里，我还是听出了她对郭兴军赞赏有加。当时郭兴军在哪里帮忙编一部劳模集。他还是老样子，诚恳而谦虚，拘谨而自卑。他很少说社会上的是是非非，只说了些创作上的苦恼与困惑，可见他是一个把文学创作视为第一生命的人。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郭兴军，虽然是匆匆一晤，但在我们之间却有着亲人般的默契。
十年了，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面对面的交流上，我和郭兴军从未以兄弟相称过，但在心里，我早已把他当作一个至情至性的兄长来看待了。他是一个被文学情结困扰的乡下人，一个永远被心灵的热望魅惑着的作家。
十年来，虽然我们聚少离多，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他，只要看到报刊亭出售的报刊上有他的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尽管我的收入并不丰厚，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尽管各种花钱的诱惑很多，但我只管买我的。不为别的，我只为从他行云流水般的字里行间，从他不断成长的讯息里，找到内心由衷的喜悦。
                     
                                  (2006年4月26日于南疆阿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