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开始贴错地方了，现在从小说那边搬过来。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曾经有好几个学生问过我，这两句之间有什么联系？当年教我19世纪英国文学的教授最大的毛病就是刹不住闸，尤其是问到教案以外的事情，一个话题套着一个话题就说下去了，最后连最初的问题都忘了。为了避免步他后尘，我总是遏制住讲解“兴”的冲动，简单地回答：“微风和那思念可能都是温柔的感觉。”要多说两句呢，“微风吹动我的头发”以及前面的几句歌词都是为“叫我如何不想她”做铺垫，定下浪漫的调子。再要多说，就涉及“兴”这一诗歌中虽基本，但却不那么常用的写作手法。
作诗讲究“赋、比、兴”，“赋”和“比”用得较多，其概念比较清楚：“赋”是平铺直叙，“比”是比喻，即在不同事物中找到共同的特点，拿来相比。以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为例，这首诗主要用“赋”，但“疑是地上霜”是拿月光的白色和霜来作比。当然，从霜还可以联想到寒冷，由视觉转到感觉，让人想到游子孤独一人的凄冷。霜还可能让其他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所以说“意象大于概念”。用“比”往往比“赋”表达得更丰富、更生动。
关于比喻，需要强调的是，比喻不是比较。比较是拿同类事物相比：拿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比，拿你的妻子和我的妻子比；或者，象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那样，拿其他开国皇帝和自己相比。比较是大家经常做的事，不是诗人的专利，没有诗意。比喻才是诗人的拿手好戏。诗人独具慧眼，善于在不同的事物中看到其他人未曾看到的共同点，做出新颖、精彩的比喻。例如岑参在那首著名边塞军旅送别诗中把飞雪比作盛开的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如贺铸在《青玉案》中将纷乱不绝的惆怅心情比作“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受近代西方文学评论家的影响，人们似乎越来越欣赏奇喻(conceit)，即在表面上看来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中找到共同点并做出的比喻。圆规和婚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英国玄学派诗人代表堂恩（John Donne）作诗道：婚姻就像圆规，一条腿是男人，一条是女人；只要女人那条腿原地不动，男人再怎么转，也走不远，而且终究要回来。现代妇女多半不喜欢这个比喻，她们把可嫁的男人比作停车位：“要想得到较好的车位，得赶早赶巧或者排队；否则它不是离得太远，就是要求你的腿残废。”比喻要新鲜，但也不是越离奇越好。比喻得恰当，令人击节赞叹。比喻得隐晦，令人不知所云。有的比喻要依靠一堆解释才能勉强看懂，即便有些寓意，也每每索然无味。近几十年，有个趋势，一些诗人滥用奇喻，把表面和内在都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堆砌在一起，制造唯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意象，写出诸如“绿色的思想，在坚硬的空气中，化为悔恨的熔岩”之类莫名其妙的诗句。这也是诗人和读者分道扬镳、愈行愈远的原因之一。
“兴”没有“赋”和“比”用得那么多，但在歌中比在诗中用得多些。尤其在陕北的信天游中常见，往往用在一段歌的开头：
天上乌云搅黑云，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哒想起你哪哒哭。
风尘不动树梢摆，梦里也不见你回来。
白脖子鸦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
荞面皮粘上了豆腐渣，提起我有男人活受寡。
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咱二人相好能不能？
以上各行是六支不同信天游的前两句。第一句和第二句没有什么语义上的联系，仅仅为歌词定下节奏和音韵。当然，您要是挖掘一下，也可能找到意义上的某些关联：乌云和思念者的心情相似，前沟雨后沟晴就像唱歌的人不能确定两人的感情一样，但其它四句的关联就很不明显了。“兴”在很多民歌和儿歌里都是这样，这种手法不像比喻，不是寻求某种相似点来举物喻事，而主要是用来奠定歌词的节奏。这在简单的儿歌里看得更清楚，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再来看看美国人反战游行时最常喊的口号：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war!（一二三四，我们不送死！）这些数字和后面要说的话没有任何语义联系，而是像喊号子一样，只是用来统一节奏。事实上，“兴”的起源，很可能就是来自喊号子。萧兵在今年出版的《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中论证说甲金文“兴”字乃表示四手共举一夯杵。打夯时，领唱选辞、定调、择韵，由“首句喻”，唤出下文，引起动机，“兴”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手法一旦为文人所用，自然就会发展。《诗经》首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窈淑女，君子好逑”中“兴”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奠定节奏，还令人联想，“关关”乃雌雄雎鸠唱和之音，自然会引发男子选择配偶的念头，而且那河边还常有采荇的漂亮姑娘。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其实，全诗与孔雀毫无关系，但那美丽的大鸟为什么要徘徊呢？定有隐衷。这既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又定下缠绵悱恻的情调，不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五”。
文人就是这样，更注重意义上的关联，于是，诗词中的“兴”又往往含有“比”。《诗经》里庆贺新婚的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桃花的鲜嫩，桃子的丰硕，桃叶的茂盛，不仅是用来渲染喜庆的气氛，而且也可以用来暗喻新娘美丽、子女健硕、家庭兴旺。此处，与其说是“兴”，我看还不如说是“比”。正如一词多义，一种修辞手法也可能与其它手法重叠。“兴”就经常包含了“赋”和“比”。请看《木兰辞》的起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多数评家认为这就是“兴”的用法，依我看，则不尽然。因为“唧唧”可有三指：一是指木兰叹息声，二是指木兰织布声，三是指虫鸣声；按第一和第二指，“唧唧复唧唧”就是“赋”，就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木兰的叹息或织布声。按第三指，即可以说它是“比”，即用这虫鸣的象声词来比喻木兰的织布声或叹息声，也可以说它是“兴”，即用这重复的虫鸣声来为全诗定调，并渲染气氛。
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合”，什么都融汇在一起，万象归一。不要说作诗的不同手法了，就连视觉艺术也要和文字艺术合起来讨论，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西方传统文化注重“分”，什么都要分到保持其特性的最基本单位来进行研究。德国作家莱辛看到雕像《拉奥孔》和史诗中描写的颇有差异，便深入研究，演绎出一部同名的美学著作，指导视觉艺术和文字艺术各不相同的创作方法。我认为，做研究一定要强调“分”，什么都混为一谈就什么都不用谈了，坐禅就是了。写诗既然有“赋、比、兴”三种手法，就应该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平铺直叙的“赋”显然是为文的最基本手法，一切文体都离不开它，多数诗歌都有大量的“赋”，而不仅仅由比喻构成，尽管很多诗人认为，“比”是诗的灵魂。而“兴”这种朴素的表现手法在歌中用得较多，它主要关乎韵律，为全文定调，并营造气氛，也可能通过联想引出下文。但搞创作不妨融会贯通，可以“合”。不仅图文并茂的好书大家都爱看，而且不同的艺术形式还有相通之处，创作时既要扬长避短，也要互相借鉴，更不用说同类艺术中的不同手法了。“兴”中有“比”不失为诗歌有效的开篇手法。实际上，西方人的诗歌也会这样“合”，也有运用了带“比”的“兴”，而且用得相当成功，不仅有歌的节奏，还有诗的意蕴，请看朗费罗的这首短诗：
箭与歌 The Arrow and the Song
我向空中射一枝箭，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不知它落到哪里；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它飞得好快呵，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眼睛跟不上它的踪迹。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我向空中唱一支歌，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不知它落到何方；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谁有这样尖、这样强的眼力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能追上歌声的飞翔？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很久很久以后，在橡树上 Long, long afterward, in an oak,
我找到那枝箭，还不曾折断；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还有那支歌，也被我找到，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从头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间。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初读第一段，这似乎就是平铺直叙。若不是因为押韵及节奏感，这简直就像分行的散文。但读了第二段，才明白第一段既是起兴，又是比喻；既定下了全诗的节奏和韵律，又设立了与唱歌吟诗相比的对象。前两段用词、意象如此近似，虽然诗人没有明说，其比喻也不言自明。第三段合龙，把箭与歌的归宿排列在同一段里，突出了两者的相似点，加强了比喻的效果，令读者产生喜悦而难忘的美感。英文原诗每段节奏一致，美中不足的只有为押韵而强用的unbroke这个并不存在的字，但在上下文中，其意义清楚无误，可以算作诗人对其特权的应用。杨德豫翻译得不错，但第三段的节奏和前两段不一致，让人为之遗憾。英汉两种语言毕竟差异太大，翻译要做到形神兼备，谈何容易！但在诗歌创作上，人类的心灵却是相通的。东西方的诗人都要运用形象思维，都对节奏和音韵十分敏感，都会应用“赋、比、兴”。
注：
诗歌的“兴”比较复杂，“赋比兴”是诗歌的写法，“风雅颂”是诗歌的种类。“六义”把这些概念一锅烩了。在《毛诗序》、《周礼》等较早的文献中，“六义”的排序为：风、赋、比、兴、雅、颂。而在汉以后的文献中，“六义”的排序为：风、雅、颂、赋、比、兴。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才开始澄清：“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是另一回事，是指诗的不同功能。
作为写法，顾颉刚从歌谣起兴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兴”的意义只在于协韵起头，与意义无关。朱自清等人则对顾说提出了批评和补充，指出借物起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诗意无关的“纯兴诗”，另一种是“兴”而带有“比”意的诗。钱钟书更结合古今儿歌中的实例，认定古人李仲蒙“触物起情谓之兴”的说法“最切近诗歌之理”。黄振民着眼于“兴”与“比”的异同，对顾颉刚的说法作了进一步引申，认为“兴”为“篇首之比”，并区分出“无意之兴”作为“有意之兴”的源头。我希望在以上短文中，用自己的话和例子，把基于这些观点的拙见讲清楚了，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200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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