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畯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畯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畯委任周其昌为三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三团的同时，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蒋介石在哀叹之余，抓紧制定应变计划——在坚守长江南岸防线的同时，将嫡系精锐部队撤往台湾，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为此，责成国防部命令伞兵司令部：“着伞兵部队分作3个梯队，分别于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团顺序，从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误。”

　　这个命令意味着蒋介石逃跑计划的实施。刘农畯立即将此情况通过周其昌转告了我地下党。

　　接到情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的伞兵团晚些时候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起义的方案，让伞兵三团在调防途中起义。同时，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决定把对策反伞兵三团的3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归上海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这几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关系。

　　此时，南撤计划又有了新变化。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接到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刘农畯心中一惊。因为目前官兵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另外与二团合编梯队行动多有不便。他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

　　这时候的上海滩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军警宪正一齐出动，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搜捕。此时的张执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转移去了苏北根据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伞兵三团起义一事则移交给田云樵负责。他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还要确保三团单独调防，这样才能保证起义万无一失。于是通过内线来干扰和推迟南撤的行动计划。

　　3天后，伞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报告：“伞兵三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三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此时的段仲宇，已调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专管海陆运输船只调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三团一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三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一、二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

　　这正是大家所企盼的。刘农畯接到三团推迟南撤的命令后，内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烦，便急切要求会见新的联络员舒忻，商讨起义具体事宜。

　　4月7日，舒忻受张登、田云樵之命，在浦东三林塘刘农畯大恐难成功。因为江南是国民党的天下，难逃海上空军的追击，伞兵不习海战，必致船毁人亡……
“为什么一定要在江南起义呢？我们的看法，可以在江北起义！”舒忻知道，刘农畯作为一名上校团长，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他在军事上的考虑也有道理，于是耐心地说：“长江以北，除青岛外，沿海的山东、江苏地区都已全部解放；兵舰出长江口后，可先向南驶，以蒙蔽敌舰监视，待夜里再悄悄折向北方，直驰连云港。若遇紧急情况，可在苏北沿海随时靠岸。”

　　刘农畯听了这番话，对局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解除了顾虑，同意了在驰往连云港途中起义的意见。

　　4月9日上午，田云樵、舒忻、陈家懋、刘农畯等人乔装打扮，陆续来到上海“大沪饭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楼雅座，对起义具体事项一一研究。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畯、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三团起义指挥部”，刘农畯任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党支部，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武装纠察队，密切监督和处理突发情况。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云樵，在碰头会上郑重宣布：“起义途中，情况变幻莫测，要及时正确应变。对于胆敢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决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