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钟：重庆红卫兵墓:这里的历史静悄悄
2013年04月17日09:47  法治周末 我有话说(187人参与)
 
　　■口述：曾钟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退休教师、重庆红卫兵墓园民间研究者)
　　■采访、整理：宋学鹏(法治周末记者)
　　2003年的时候，我不知不觉闯进这片墓地(红卫兵墓园)，当时大门是敞开的，我信步走进去，墓园很清静，但视觉上的震撼对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么大的墓地规模，有这么多人死了埋在这里。墓地荒草丛生，树木倒下来压在墓上，墓碑上是厚厚的青苔，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两边的草有一人多深，非常荒凉，想看那些墓碑，非得要扒开浓密的荒草。我看到那些墓碑以后，心情很沉痛。
　　想起来，他们这些死者中，很多是跟我同龄的人，有的还是我的同学，他们在“文革”中，无端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墓碑今天依然冷寂地伫立在这片陵园之中，碑文中“烈士”的称谓和现实中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凸显出他们的身份在历史定位上的尴尬和无奈。那么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不是应该本着自己的良心、本着同学之情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当时就下定这个决心，要对这片墓地(死者)资料进行力所能及地搜集和整理。
　　烈士的墓园
　　我搜集资料是从2003年12月开始。现在，绝大数的墓我都搞清楚了。死者的姓名、年龄、死亡的时间、为什么死、怎么死的、死在哪儿等，这些就是我想收集整理的资料。
　　这块墓地实际上很有来头，历史上叫做复元寺墓地，因为这块墓地后面原来有个小庙——复元寺。严格地讲，这片墓地原来属于饶国模的私产。饶国模，1895年生于四川大足县国梁乡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兄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其弟为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率军出川参战，战死沙场，曾埋骨于此墓地中。1922年，她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她买下重庆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大有农场，并购置紧邻沙坪坝复元寺的一片贫瘠的土地，建立公墓，即复元寺墓。1939年，她将红岩村的房屋“租借”(未收取租金)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先后在红岩村养老时，得到了饶国模的照料。他们逝世后，由饶国模操办安葬在复元寺墓地中(现在他们的墓都迁入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
　　建国以后，这片墓地埋的是重庆市党政军因故死亡的要员，曾经埋过曹荻秋(重庆市第二任市长)的弟弟曹心哲、重庆市首任财政局局长汤俊成等地方高层，军队的领导死亡后都曾埋在这里。
　　1959年，重庆出现了为发展农业生产平坟的事，将坟地复耕，对死者的灵柩、遗骨采取了就地深埋的措施。周恩来总理以身示范，派人来重庆处理他父亲和邓颖超母亲遗骨的善后事宜，附带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抗战期间死亡同志(共13位同志)的遗骨，一并迁移到了沙坪公园旁边一个叫滴水岩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深坑重新掩埋。上世纪70年代初期，修建襄渝铁路的时候，铁路的路基要经过这片墓地，不得已，重庆市政府又出面把那些烈士的遗骨迁移到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现在在红岩村看到的那片墓地就是从这儿迁到滴水岩，从滴水岩又迁到红岩村的。
　　1959年迁坟之后，这片墓地还保留着重庆驻军部队的一些中高级将领的墓。这些人为什么埋在这里，估计是因为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埋在这里的缘故。所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片墓地一直是重庆地方党政军要员的墓地，因此也被称为烈士墓。由于重庆已经有一个名扬天下的烈士墓，为了区别起见，附近的老百姓就把这片墓地称为小烈士墓。这是这片墓地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的状况。
　　重庆的武斗
　　“文革”开始后，这片墓地最后演变成重庆八一五派武斗死者的墓地。重庆的武斗应该是1966年的12月4日爆发的，这也是“文革”时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大的武斗。武斗是在重庆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发生的。在这次武斗中，重庆市的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得溃不成军，武斗结束后，保守派的组织就消亡了。所以，重庆后来发生的武斗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
　　重庆的造反派，原名“八一五革命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重庆造反派内部发生了观念上的分裂，分成了两大派。比较温和的一派觉得现在他们已经夺权，造反成功了，就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激进的一派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革联会”不是大联合的产物，拒绝承认这个“新生红色政权”。于是造反派就分裂成了两个派别，分别叫砸派和保派。砸派要坚决砸烂“革联会”，保派就誓死保卫“革联会”。随着两派的观点越来越不可调和了，斗争也逐步激化，逐渐产生了许多小规模的武斗。
　　1967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到重庆来接见两派。接见后，重庆的砸派便将名字改成反到底派。砸派改名后，保派的名字失去了对应性，保派也就恢复为八一五派。重庆后面的武斗就变成了反到底派和八一五派之间的斗争。
　　在“文革”武斗中，重庆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重庆是一个江城，是以码头文化为主的城市，巴人尚武，史料记载周武王克殷的时候就是用巴人作为先导。重庆人继承了巴人的许多传统，性格耿直、勇猛好斗，遇到争执时互相不容易妥协，这应该是重庆武斗激烈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此外，重庆是中国最重要的军火工业基地，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国民党所有重要的兵工厂基本都迁到了重庆。这为重庆发生激烈武斗提供了外在条件。
　　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67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武斗死了不少人，当时气温非常高，尸体无法保存，怎么办？八一五派运到重庆大学保存，他们想以此作为秋后算账的罪证。但后来重庆大学容纳不下了，最后他们就把尸体埋到沙坪公园里来。他们刚开始在沙坪公园到处埋人，很凌乱，不只是在现在的这块红卫兵墓地。
　　反到底派的墓比较分散，主要埋在重庆两路口体育场，在现在看到的贺龙雕像下面。后来这些墓都被推掉了，据我所知，反到底派到目前为止在重庆找不到一座墓。
　　修墓的攀比
　　武斗进入9月份后，重庆的武斗在中央的《九五命令》制止下，停止了下来。两派上交了武器，社会秩序恢复了相对的平静。这时候，八一五派各基层组织，以所属单位为主，开始修建大的坟墓和高大的墓碑，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建筑很单薄，但是当年绝对是高档的建筑。说一个笑话，什么叫“洛阳纸贵”，重庆市当时修这些墓的时候，用水磨石和水洗石装饰，修建中需要大量的方解石。方解石是一种大理石颗粒，当时是一种非常高档的建筑材料。为了修这片墓地，重庆的方解石石料全部被拉到这块墓地上用完了，甚至出现修墓的组织相互偷盗方解石的行为。
　　这片墓地，最早在这儿修墓的单位听说是重庆29中，时间大概是1967年的7月底。武斗在9月结束后，各个单位都纷纷效仿，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烈士陵园”。为什么在这里埋葬，因为“文革”以前这里埋葬着享受烈士待遇的军人的墓。八一五派肯定认为自己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士”属于烈士，所以埋在这里逻辑上很容易理解。
　　修墓不是八一五派自上而下的组织行为，这块墓地的形成实际上是互相效仿、相互攀比的结果。那个单位修了，我这个单位也要修，他们那个单位看到了也要修，因此这片墓地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非常混乱。墓的面积有大有小，有的非常豪华，有的仅仅是一个土丘堆。
　　一般来讲，谁占有的社会资源最多，谁的墓就修得最高大、最豪华。当时占有社会资源最多的单位一个是兵工厂，墓修得最豪华的也是兵工厂的八一五组织；还有就是财贸部门——当年控制最多社会生活资料的部门，财贸八一五战斗团修建的墓，气势宏大、装修精美。现在进到墓园，两个最豪华的墓，一个是空压厂的“八二三烈士纪念碑”，另一个就是财贸八一五的“烈士墓”了。
　　很多的墓就没有这么有背景的单位，比如说，我们学生的墓。我的两个同学埋在里面，他们的墓很普通。这些学生的墓，是学生们一起来搬搬砖、运点水泥，然后请校工来砌好，因此这些墓就不可能豪华。而且常常连砖和水泥都没有，怎么办？扛着枪、开着车，看到哪儿有砖头、哪个厂房有水泥就搬走。人家也敢怒不敢言，因为同学“牺牲”了，为了寄托哀思，给“烈士”修个墓，大家都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做事，没人敢说什么。
　　当时这片墓地在修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攀比之风。方解石一时“洛阳纸贵”，全部被整光了。最笑话的是两个小型学校——石桥铺中学和石桥铺民办中学，武斗中两个学校死了5个学生。石桥铺中学的“燎原兵团”和石桥铺民中的“育新纵队”两个学生组织联合在一起修一个合葬墓。他们当时立了一个雄心一定要修一个这片墓地中最豪华、最高大的墓。于是他们就在石桥铺街道，抓了几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用枪押来修墓。他们往往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经过多年的改造，手也很巧。但当合葬墓修到一半时，因为找不到修墓必需的原材料，修不下去了。
　　几个学生着急的不得了，修墓的“黑五类”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眼看修建的墓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怎么办？这时一个修墓的“黑五类”就给学生出主意：我们没有材料继续向上修建墓碑，可不可以修一个庑殿顶式结构，这样可以节约不少建造材料。那人在地上画了个图，学生们看了以后，觉得还可以，于是乎就修了。庑殿顶式结构是中国最高等建筑物中最传统的一个样式，在当时那么一个“革命”的年代采用这个样式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文革”初期，一直在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庑殿顶式结构是旧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但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这正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要破除的对象。所以，学生们最后修出来的墓，被称作是“最革命的革命者和最反动的反动者相结合的产物”，整个墓园中具有传统形式的就是这个墓。
　　1968年的10月15日以后，墓地的修建进入尾声，而且结束得非常突然，因此今天走进这片墓地，会看到有很多处未完工的墓。因为这个时候，重庆两大派奉命进行大联合。10月15日，两大派达成协议，解散两大派的总部。总部一解散，下面的分支机构就纷纷瓦解了，正在修建过程中的这些墓也就突然地停工了。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上山下乡，与这片墓地有关联的学生们都走了。因为地处偏僻，这片墓地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沉寂下来。
　　墓地的危机
　　“文革”后，1985年，有人向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沙坪公园里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这是这片墓地面临被拆除的第一次危机。
　　这件事发生后，当时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接到上级来信，要求重庆市委处理。如果他大笔一挥，拆除这个墓园，是一件既简单又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的做法，但廖伯康没有这样做。《红岩春秋》副主编何蜀曾到成都采访廖伯康，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拆掉这片墓地。廖伯康讲，他当时带着市委常委一干人来到墓地，当时的墓碑还没有风化，他看见一个女孩的墓碑，具体名字他记不清了——这块墓我也没找到，女孩13岁，于某年某月某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廖伯康说，这块墓碑对他心灵的撞击很大，觉得这是一段不能轻易抹去的历史。因此，他回去以后，针对这个问题在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开会研究，作出了一个决定，对这片墓地采取三不政策：不撤销、不开放、不宣传。这块墓地原先是没有围墙的，如果要执行这“三不”政策就有个技术上的难题，于是重庆市委就专门拨了几万元钱给沙坪坝区，给墓地修建一堵围墙，这基本上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样子。
　　墓园在1990年代还经历过一次危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庆市学习深圳。深圳有个“锦绣中华”主题公园，重庆就依样画葫芦，把沙坪公园修建成“世界风光”主题公园，因此造了很多模仿国外建筑物的建筑，比如，美国自由女神像、古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等。在建造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出把这块墓地平掉。由于毁掉这片墓地，要层层打报告，不能随意说毁就毁。当时沙坪坝区政府议而未决，谁也不敢为这件事拍板。党内、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也提出反对意见，毁墓的事就搁置下来。
　　2009年年底，这片墓地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变成一个省级文化保护单位，这应该是一个德政。主张将此墓园申请为文化保护单位的是在美国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庆人张跃宏(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他常年关注这片墓地，每次回国探亲都要到墓地去看一下。2007年清明，他得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文革”期间的文物列入普查对象。他说，这是一个契机，应该推动保护这片墓地。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要是由我们民间人士提出来，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于是，当时就想到建议沙坪公园作为申报主体单位。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在网上下载了申报的表格，拟了一个草稿，我们几个人商讨修改之后，由我用邮件把该表格传给沙坪公园的秦本志，再由沙坪公园报上去。过了两年申请就批下来了，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喜过望，因为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就相当于省级(重庆时已经升为直辖市)。当年我国被列为省级文物单位的墓地有两个，一个是曹操墓，另一个就是沙坪坝公园的墓地。但曹操墓是否为真，现在学术界一直还有争议。
　　我认为本墓地定名定得不够准确，定成了“红卫兵”墓。这个名字留下了陈晓文研究的印痕，因为他在1993年勘察墓地后，曾编撰了《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碑文辑录》，所以他在草拟的申报表格中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一称谓。其实整个重庆的武斗，参加的主要是工人，这片墓地里面的死者也是工人居多，红卫兵在其次。但我想名称不是最重要，保留下来是最重要的。让后人通过这片墓，能够了解这段血和泪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心愿。
　　墓园的现状
　　1993年，墓地是封了的。陈晓文翻墙进入这片墓地，他对墓碑上的文字进行记录、整理，记录这片墓地有墓114座，保存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2003年，当我开始进行收集、整理资料时，墓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大门缺失，园内枯树蔽道，杂草丛生。2004年，我统计有127座墓，有些墓碑被人为毁坏，还有一些墓碑经自然风化而坍塌，墓址已被野草覆盖，但仔细观察仍可以看到墓基。经多年的搜集整理，我现已发现这片墓地目前有迹可查的墓至少132座。
　　有一种历史说法，这片墓地埋的八一五派武斗死者570多人；陈晓文对这片墓地究竟埋了多少人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过测算，结论是有500多人；以往也有群众团体搞的一些统计，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翔实资料佐证。因此，我就开始田野调查，长期跟踪收集有关资料。沙坪公园开放后，游人慢慢就多了，我根据到这片墓地来的人收集资料，对这片墓地里的每一个墓、每一个死者，姓甚名谁，年龄，家庭状况，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进行采集、整理。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完。因为资料收集很难，有时候可能一天收集到几条信息，有时候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月收集不到一条信息，也许这片墓地中掩埋的死者人数，将成为历史之谜。2008年5月，这片墓地重新被封了起来，我的调查工作进展也大幅度变缓。虽然我没有进行最后的统计，但有迹可循的肯定不到500人。
　　墓地命名为红卫兵墓，本身稍有不妥。因为这里面红卫兵人数少于工人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面埋葬的学生中，大学生四川外语学院有一个，重庆工业学院有一个，解放军有个院校有几个，其余绝大部分是中专生和中学生，也有小学生。死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1968年被流弹打死，埋在这里。死者中年龄最大的61岁，是重庆空压机厂的一个老工人，在1967年8月被流弹打死。
　　这几年春节和清明节期间，都有死者家属来祭祀，对外开放，包括我们这些收集资料的和游人都可以进去看。今年清明节，因为媒体的一篇报道就不对公众开放了，我们也没法进入墓园。
　　现在这块墓地是文物保护单位了，我收集整理资料的初衷部分得到实现，这是十分值得宽慰的事情。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后世前来这片墓地参观的人们，能通过我们今天所收集到的资料，了解这段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杜应国：同代人的吊唁——雨中谒重庆红卫兵墓群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鲁迅《野草•墓碣文》

　　（下續）

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长年蜗居在家，极少外出。这次借探望儿子的机会来到重庆，便想到有名的“文革（红卫兵）墓群”去看看。儿子就读于川外，即将毕业离校。四年前送他入学时，就曾动过寻访此墓群的念头。那时，已经读过丁帆先生发表在《随笔》上的文章，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奇迹般的所在，从此念兹在兹。但偌大的重庆，线索点无，教人从何寻起？再加来去匆匆，有限的时间都颠腾在跟儿子办入学手续的忙乱里，终不得不抱憾而归。这次不同了，时间充裕不说，很巧的是，行前同样是在《随笔》上，又读到侯艺兵先生的一篇文章，谈的也是重庆的文革红卫兵墓群，而且，文中还披露了墓群的具体位置--沙坪公园内一处僻静的坡地上。有了如此明确的方位，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

　　清早，偕妻子从下榻的川外宾馆冒雨前往。儿子提前赶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所以这一趟，变成了一个家庭的集体探访了。我们打了个的，直奔沙坪公园而去。

　　公园不售门票，可以自由出入。这在处处都需掏钱的今天，似不多见。入园后，我们径直沿着中间那条主道朝园后走。途中曾向一位年纪较长的本地游客打问。对方初听，略显意外，稍有迟疑后说：“再往前去有个湖，湖边有个台子，台上有人在那练歌，过了台子就到了。”我们谢过前行，很快就见到了湖，却没见到有人练歌的台子。儿子说应往左绕过湖去，我却坚持继续往前--我想，我应该凭感觉找到这地方。结果，不觉就来到了园后，举目四顾，却见不到任何墓群的影子，只好从儿子意，原路返回湖后的路再往左绕。这一下还真找准了方向。没走多远，就见到路旁有座杂草丛生的坟墓，我呯然一动，以为就是它了。走上前去，拔开杂草一看，却是座军人墓，不免有些失望，刚抬起头来四下张顾，突见就在这墓的后上方，有道围墙，围墙内树木森森，浓荫密布，几座棱角坚硬的碑尖，正透过树影，从围墙顶上闪露出来。我心中一喜，到了。

　　不出所料，绕过脚下的军人墓，往前几步，便见路边有条斜铺的小径，沿小径而上，就来到了这围墙的入口也即这墓群的大门。两扇栅栏似的铁门，锈迹斑斑，迎面洞开。大门右侧的水泥墙上，不知何人用红漆写下“文革墓群”几个大字，正与侯文披露的照片相同。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换了好几个角度，都无法避开那些遮挡镜头的杂草树木，只得勉强照了几张入口照，然后步入园内。


　　　　　　　　　　　　　　　（一）

　　进得门来，但见中间一条甬道，笔直地往前延伸。墓茔左右横列，参差错落，占地有大有小，墓碑或高或低，并不规整一致。碑形多为尖顶或方尖顶式，也有仿人民英雄纪念碑式的。碑上题字则多为“死难烈士万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武斗时期最风行的毛氏话语--诗词、题辞之类。碑座上刻有死者的名字，背面附有简单的介绍：年龄、性别、死亡时间以及导致死亡的事件等，落署多为死者生前所属的组织。不过，由于年久日深，风雨浸蚀，有不少碑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剥落，有的甚至漫漶不清，连姓名都难见踪迹了。这也难怪，几乎所有的墓碑都是用水泥、砂石混合塑成（我好象没见到一座石碑），即使有的建得高大、挺拔，到底是“泥胎”做的，经不住岁月的剥蚀。

　　我沿着甬道，左行右绕，费力地穿行在那些坟茔之间，一边拍照，一边扒开乱草，仔细辨认碑座上的文字。由于每座墓占地不一，有的疏朗开阔，有的逼仄拥挤，再加上乱草杂木的遮挡，要看清每座墓基上的文字确实殊非易事。天上的小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墓园里湿漉漉一片，满地的枯枝、败叶，散发出阵阵薰人的腐植土味。坟墓四周，茂密的荒草、藤蔓和各种叫不出名来的野生植物，恣意疯长，许多坟墓都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愈加透出一种荒凉中特有的繁茂。当年植下的苍松翠柏，大多已被那些长势良好的野生杂木所掩盖。看来，在没有人工护养的条件下，墓园里的生存机制又回归到最原始的丛林法则，那些自然竞争中的强者，一个个后来居上，快速成长，以自身特有的强悍，抢夺着那有限的阳光、水分，终于喧宾夺主地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宰。在它们那枝繁叶茂的高大身躯的笼罩下，整个墓园浓荫蔽日，光线晦暗，更加透出一股阴郁、森冷的荒寂气息。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墓园中再没有人影。儿子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样一个寥落无人的所在，为什么独独对这样一堆显然早被人遗忘的荒坟感兴趣。妻子大概知道，但她恐怕不会有更多的兴致。在跟着也看了几座墓碑之后便大叫蚊子厉害。这些在草丛中安居的小动物，突然受到惊扰，立即发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便逮住合适的血型一顿猛攻。不得已，她们母子只好撑着雨伞站在原地等候，任我一人在那垒垒荒塚间穿行。这样似乎更好。因为他们或许有所不知，除了凭吊我的这些同时代人之外，我更想以一个红卫兵的身份，来实地体验一下一个苟活的生者在面对这些年龄相近、身份类同的亡魂时，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而这是需要孤独的。


　　　　　　　　　　　　　　　（二）

　　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按照以往惯例，这是“严防死守”的年份，不会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见诸媒体。多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控制和管束，甚至习惯了将文革视之为禁忌。于是，在有意遮蔽和强制遗忘的双重威压下，后来者们已不知文革为何物，亲历者们则多数已经忘却或麻木。于是，在当下中国--至少在文革问题上（事实上远不止此），竟出现了罕见的全民大失语，谁也不敢去碰触这个敏感的“公众话题”。人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改变--从来如此。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沉醉在一片“盛世”的富庶和满足里，在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在流俗和时尚的蛊惑中，人们忘乎其所，纵意追随，竞相奔忙在“致富”“发财”的快活中，满耳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颂辞，哪里有一丝怨鬼冤魂的影子？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忧虑、惶恐乃至不安呢？

　　因此，当我置身于这片已被公众记忆遗忘了的墓地，独自去面对那些似熟悉又模糊的年轻面影，并又重新读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时代话语时，心中真有一种时空错位，隔世相逢的感觉。就有如一座埋藏在脚底下的宫殿，虽然近在咫尺，天天都与你隔土相伴，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你不小心撞开了那条通往其间的暗道，走进去，你才发现，那里隐藏着另一个世界，你就像一个外来者，代表着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回访。所不同的是，我闯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是我也曾经生活过的十分熟悉的世界。所以，徜徉其间，那些斑驳、残缺的文字，散发出的是一种久违的亢奋和激情，一种既熟悉又陌生还似乎很遥远的空泛与狂热。我犹如乘着幻想中的时间机器，穿越在消逝的岁月中，一下又回到了那个我也曾置身其间的历史现场：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的演讲、辩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情激愤的批斗会、誓师会，漫天飞舞的传单，响彻云霄的口号，举着红旗佩满袖章的人流，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大字报…… 从批“三家村”、批“黑帮”“黑线”到批老师批同学批校长；从斗“牛鬼蛇神”到斗“走资派”、“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从“炮轰”、“火烧”到造反夺权，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大联合而后大分裂；“针锋相对，文攻武卫”，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捉对厮杀。梭标铁棍之下，血肉模糊；枪林弹雨之中，脑浆涂地。多少人出生入死？多少人因伤致残？又有多少人命喪黄泉？他们之中，有的或许已经成年，但更多的却都是些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是所谓的青春花季。他们懂得什么叫信仰？什么叫革命？懂得所谓“生”的意义或“人”的价值吗？他们甚至还不懂得“爱”，不懂得“恨”，更不懂得“死”，就稀里糊涂地送了命，这究竟是谁之罪？是谁扰乱了他们的平静，迷惑了他们的心性？又是谁让他们去相互敌对，自相残杀，从而酿成了这场旷古罕见的大悲剧？对于这样的悲剧，这样一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祸乱和浩劫，为什么不允许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在文革禁忌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掩盖着什么？导致文革产生的根源与强制遗忘、拒绝反思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逻辑关联？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高唱“彻底否定”的同时又百般忌讳不敢面对？这是一块怎样的心病？其中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隐秘与玄机呢？


　　　　　　　　　　　　　　　（三）

　　听说这墓地里的死者，最小的仅有14岁。果不其然，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座四人合葬墓。墓碑上载明：“邹卫选，男，14岁；邓木生，男，16岁；刘显梅，女，18岁；艾东，男，20岁”。下有一行小字：“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1967年8月18日英勇牺牲”。落署为“新十九中红卫兵兵团、八•一五战斗团”。

　　“十四岁”，“六七年”，也就是说，这孩子当时至多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比我还小两岁，矮一级。这样的“小小少年”，在今天，不正是父母拢在身边，百般骄宠的宝贝吗？而他却居然已经在为“捍卫”什么而“英勇牺牲”了。想想而今的“少爷小姐”一代，命运缔造者的苛酷与无情真叫人心寒。在另一座甚至连姓名也不完整的墓前，我还发现了一名16岁的少年。这是一座独葬墓，墓碑上书“死难烈士万岁”几个大字，碑座上的名字为“曹宗□烈士”，姓名的最后一字已完全风化剥落。下面同样有一行小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光荣牺牲，男，时年十六岁”。落署为红岩一中，未见组织名称。还有一座没注明年龄的，也是独葬墓，墓碑塑得更显气派。碑上题辞：“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火海，誓死保卫毛主席”。碑名题“江丕嘉烈士”，下注一行小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优秀战士”。

　　除学生而外，还有不少的工人或职员。有一座合葬墓，我数了数，共葬有八人，而且打破常规，罕有例外地一一注明了出生。讲究阶级，注重出身与“血统”，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标记，将之刻上墓碑，则是文革革命葬仪的创新之举，无意中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难以消抹的物证，自然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碑上题刻“死难烈士、二七烈士纪念碑之墓”，读之不免怪异，既已“纪念碑”又何来“之墓”，岂非画蛇添足？再看碑后，上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碑铭，碑座上则赫然题有“讣告”两字，全文如下：

　　“我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全体战士沉痛哀悼：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在1967年，我团优秀战士：

　　李叶明（男21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王万绪（男，25岁，工人出生，转业军人）、关昌志（男，24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陈兆□〈字迹不清〉（男，27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李正旺（男，15岁，工人出生，本人学生）、何朝炳（男，22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周科许（男，26岁，工人出生，转业军人）、姚远志（男，22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在‘七•七’、‘八•八’、江北‘八•三一’反革命事件和文攻武卫中壮烈牺牲。1968．10．1日”

　　忽然心生疑窦：似这样的多人合葬墓，当年下葬时是葬的尸体呢，还是骨灰？若是尸体，仅碑下的那一片五尺之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容下八具尸身的；若是骨灰，又有资料介绍目击者的回忆，说当年的葬礼都很隆重，除了鸣枪，放炮以致哀悼外，死者多装殓于棺椁中。或许，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吧？不然，那座人数最多共葬有三十七人的大墓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

　　单从外表看，这也是整个墓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墓碑之一。除了高大、气派（约六、七米高），占地较宽外，修建上也很讲究，碑形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样式，端庄方正，表面抹以一层光滑的水泥涂料，碑下还建有装饰性的墓栏。碑面题字虽有部分脱落，仍可明显认出“八•一五烈士纪念碑”的字样。碑座上刻有“悼词”一篇，行款自右而左，竖式排列。一笔行草，字体潇洒娴熟，还兼有几分劲逸，颇见书法功底。在那个年代，还敢按照旧式款样，从右而左（“右”可是当年最大的忌讳）地书写烈士碑文，实属罕有的大胆了。看来书写者一定是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表面光滑的涂抹层很容易剝落，所以，悼词正文亦难逃此厄运，所幸大体还算完整，特抄以留存。其词云：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以上几字脱落）的亲密战友许子卓……（脱落，下同）□（三）十七位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国防工厂，保护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一九六七年七•八……的护厂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述及死因的墓碑上，都要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雷同的话，“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似不足为奇。但细加思考，便会发现，这表面的套话，实则正是一句解读其悲剧缘由的命运关键词，这既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又是对他们的无谓之死所签署、加盖的一份合法性证明。他们正是凭此获得了“烈士”的尊号与殊荣。没有这一条，他们不会去慷慨赴死；没有这一条，他们也不会被尊为“烈士”而隆重地安葬于斯。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也正因为这一条，才令他们的死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并最终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尴尬与难堪，孤独与落寞。他们是不幸的，更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拥有的合法性太有限，太短暂，也太可笑。所以，他们只能是转瞬即逝的“英雄”，是那段集体颠狂，精神迷失的历史可怜的牺牲品和殉葬人。一旦迷雾散去，光环失落，他们就被还原为一堆什么也不是的怨鬼冤魂。在巨大的历史隔膜面前，后人读不懂他们，还当他们是一群中了邪的疯子，愚不可及，不可理喻。

　　在不少墓碑上，我发现有参观者用各种划痕写下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写道：“文革怨鬼，各人要去死……”云云，语间的不解、冷漠、幸灾乐祸等等，颇令我不安，难过，我感到一种无言的悲凉与沉重。呜呼，逝者已矣，来者何堪？对今人而言，他们已是昨夜的星辰昨夜的风，历史无情，沧桑变幻，昔日“了却君王天下事”，又谁知而今竟“留得身后薄幸名”。这固然是他们的悲哀，但后人不明究里，隔靴搔痒，“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与警示，则那斑斑血泪，累累伤痕，就真真是逝水无痕，毫无意义了。幸而，我还读到了另一些迥异有别的留言，诸如“历史在这里沉思”、“悲哉”、“沉痛的历史”、“以史为鉴”等等，等等。看来，到这里来的凭吊者，也不乏有那么一些清醒的智者，能够洞穿个中隐含的意蕴与价值。


　　　　　　　　　　　　　　　（四）

　　我知道，重庆的武斗，即使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几名的，尤其是一九六七年的七、八月间可称高潮。在那段时间里，打得难解难分的重庆两大派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战死。与国内几座同样以武斗著名的大城市如武汉、上海、南宁等相比，重庆的特别之处是拥有几家大型的兵工厂，这就为两大派的武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步枪、机枪、冲锋枪等这些轻武器外，两派都动用了从高射机枪到坦克、装甲车、乃至野战炮等等这一类的重型武器，其惨烈程度自可想而知。重庆武斗死了多少人？精确数字恐怕没人知道。多年后，在一本名为《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的书中披露，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川死者为1，544名，伤者为三万多人，也不知其材料来源是否可靠。即使可靠，这样的数据恐怕也是“不完全统计”。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两派的战死者固然可能都会有数，但还有那些无辜的死者、伤者和失踪者呢，谁能将他们统计在内？

　　重庆对立的两大派分别为“八•一五”和“反到底”。前者来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学的部分学生因声援重庆师专的学生组织而与重庆市委当局发生对立和冲突的一次事件，后这些学生成立的造反组织就以之命名。因其资格老，影响大，是所谓“响当当的造反派”，所以，在后来的运动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并因此而成为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临时）“革联会”（全称为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成立）中的主流派，处于掌权地位。而“反到底”则是在组建革联会的过程中因对权力再分配不满而分离出来的另一部分造反派，以反对革联会而得名。或许正是因为处于掌权地位，而沙坪坝在当年又正属“八•一五”的势力范围，所以该派的死者才享有这样一片颇为可观的墓地，墓碑也大多建得气派。可惜不知“反到底”的烈士们待遇如何。据说，似这样的文革死难者墓地，在重庆及其周边各县，原本还有好几处，但时过境迁，后来全部都给拆除了，扒平了，就剩这仅存的一处--据说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处。而它之得以保存下来，似乎纯属偶然。早些年也曾有人建议将之拆毁，幸得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先生持审慎态度，决定修建围墙将之暂时封存，如此有意无意之间，方使之得以保全下来。不管怎样，此乃明智之举，既避免了“犯讳”，又为那段历史留下了“活口”--一处以实物遗迹留存的活见证，可称功德无量。年来又有消息称，此墓地将再被开发，建作他用，引得网上一片反对之声。有人将之比作巴金先生倡建的文革博物馆的一部分，呼吁应妥善保存。可见兹事体大，不可妄动。幸又有报道称前说为谣传，一场纷扰，方告平息。但已足见这块“宝地”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流连其间，读着那些依旧热得发烧，烫得灼人的时代话语，真有如在永不腐烂的冻土带见到保存完好的猛犸象一般，其活鲜鲜的原生态模样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即如丁帆先生文中抄录的这段碑文，就充满了逼人的时代气息（遗憾，我没来得及找到这座墓碑）：

　　“七月山城上空乌云布，八月嘉陵江畔碧血飞，英雄的‘八•一五’革命派惨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屠杀，我三七造反团的优秀战士，你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用生命和鲜血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豪言壮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安息吧，亲爱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三O七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战斗团。
　　1968年2月10日 ”

　　我想起了在火山灰下掩埋了一千多年的厐贝城。突然有一天，当这座沉睡已久的古城睁开双眼，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灾难定格的瞬间，一个在封闭中被凝固下来的千年不变的历史画面：完整的城市布局、历历可见的街区、富丽堂皇的建筑、生动艳丽的壁画、以及原封不动的死亡姿态等等。原先被疑为只属于神话与传说的文明古城，不仅得以证实，而且，有关这座”失落之城“的诸多历史信息和文明细节--包括灾难发生时的许多细节，才第一次为人所知。以此推之，这块举世无双，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地，若能永久保存，那么，它将给后人的精神考古--未来的文革史乃至思想史研究，提供何等重要的资讯与实证！这是一块绝无仅有的”活“标本，一块无可替代的精神化石。谁毁灭它，谁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五）

　　忽而心生奇想，如果历史按照那些碑文所期冀的方向发展，如果当初驱使他们去慷慨捐躯的那一切都是真理而非虚幻，一句话，如果文革真的被他们”进行到底“，那么结果又会怎样？那个为他们所憧憬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会变成现实吗？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果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那样纯粹吗？换言之，他们真的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成为这个理想社会的奠基人？进而成为万民顶礼祭拜的”英雄“、”烈士“？

　　我想了想，回答是肯定的：绝无可能，也绝对不会。因为，文革的逻辑已经注定，在一个乾纲独断的极权体制下，要想依靠专制者个人（无论这个人多么英明、伟大）的魅力或权威，去构建出容许民众参与政治，甚而能对各级官吏施行有效的监督和罢免的所谓”大民主政制“，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悖论，一个用花言巧语小心掩盖起来的二律背反。按照这样的二律背反，起点与终点对立，前提与结果矛盾，这样的逻辑显然不能成立。故而其演绎过程只能是：要么起点否定终点，要么结果颠覆前提，并最终颠覆领袖--这在个人专断登峰造极，绝对权威不容染指的权力架构下又如何可能呢？所以，文革实质上只有一个选项，一种可能，那就是：起点保障终点，结果服从前提。这就是逻辑的力量。事实证明，逻辑比语言更有力。决定历史及其演进过程的是逻辑而不是语言。在逻辑的强大推演下，文革所有美丽的语言都暴露出了它的苍白、无力，乃至狰狞和丑陋。所以，文革时期，那些曾令亿万人激动不已的标语、口号、理论、宣传，以及推想、预测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一堆美丽的泡沫，一个依靠谎言和欺骗、愚昧与迷狂而精心编织起来的骗局，其实质犹如鲁迅所言，就是暪和骗。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文革死难者们在今天的尴尬结局，注定了他们被遗忘与被遗弃的命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如此看来，我想以一个苟活者的身分重返现场，既想保持某种事后的清醒，又要体味当初的迷妄，这又如何可能呢？我想起了鲁迅《墓碣文》中的一段话：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能知？……”

　　这是一个无法跨越的悖论。回到当初，置身其间，难免“创痛酷烈”，当局者迷，又如何能知其“本味”，勘破个中玄机？而要抽身出来，“痛定之后”，以一种事后的理知和冷静去探知其味，则“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能知？”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的先哲早就说过。

　　那么，我还是宁愿保持这事后的清醒为好了。“抉心自食”，毕竟只能是那个疯狂岁月里的疯狂之举，当迷雾散去，天空重又恢复澄明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和反思，是牢记和警惕。

　　　　　　　　　　　　　　　（六）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不觉间，我已在这墓园里游荡了两个多小时，是离去的时候了。在妻子和儿子的催促下，我结束了自己这趟仓促的探访，这次没有仪式的凭吊。

　　然出得门来，我却有如失魂落魄一般，几步一回头，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惝怳与空落，心中的滋味，真可说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我想，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再来。

　　沿着那条斜缓的小径下来，迎头撞上一群刚结束了练歌的中老年男女，一个个正憋足气，意犹未尽地反复唱着那句“……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的高音。

　　我想起来了，这是由德德玛唱红了的那首“牧羊姑娘高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的流行歌曲。我心中一颤，仿佛醒过来一般，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伴随着那渐行渐远的歌声，我又回到了这个欢声笑语的世界，这个充满了日常的庸碌和琐碎，平淡与纷繁的世界……

　　2006年6月28日，自重庆访墓群归来后第13日


　　附记：
　　第二天，因返程的车次在晚上，还有半天时间，我想再到那墓群看看，顺便也补拍几张照片，抄几段合适的碑文。不想，当我带着相机，迈步走上那条斜坡上的小径时，迎面却被一位青年拦住，他要我就在下面耍，不要进去。我惊问其故，他没说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随口敷衍说，里面在打扫卫生， 现在不能进去云云。 我看这青年既未佩戴什么工作人员的标志，又不像是有意给我刁难，便直言相告，说自己是外地人，来一趟不容易，请他通融通融，让我进去看看。青年见我说得诚恳，便松了口，说那就赶紧进去看看吧，但时间不能久。见我有些狐疑，他又补充说，今天上头要来检查，怕被领导撞见了，又该说我们不负责任了。言毕，又关照一句，这里不能照相。我见如此勉强，便装了他一根烟，索性站住，就跟他聊了起来。

　　从他口中，我得知这里共葬有121座坟墓（ 另说113座），合计五百多人。最大的墓葬有37人。我问这墓地平常有没有人来，他说来的还不少，主要都是外地人，还有台湾、香港的，也有一些外国人。我又问，重庆人知道这里的多不多，他说老年人知道的多些，青年人一般不知道，也不会来。我称赞他年纪不大，对这墓园的情况倒很熟悉。他说，他对那段历史也知道不多，了解一点，是因为协助重大（重庆大学）的一位教授工作；教授名曾钟，对这块墓地已经研究了好多年，里面那些死者的情况差不多全让他搞清了。还说这位曾教授告诉他，如果时机成熟，以后会写一本书。不过，他又赶紧补充说，人家曾教授做这个可不是为了钱，也不为名，曾教授说了，是为了搞清那段历史，对死者有个交待。我听了，不由对这位曾教授肃然起敬起来，乃向他打听能否找到这位曾教授的联系方式。小伙子有些犹豫， 跟着就说：你星期一再来吧，星期一曾教授要到这里来，有什么都可以问他。我忙解释说自己是当晚的车，呆不多会就得走了。他见我真的感兴趣，干脆说，那你留下个电话来吧，我帮你转给曾教授，请他跟你联系。我一听，喜出望外，忙掏出纸笔，留下了我的电话。

　　但直到现在，曾教授仍没有跟我联系。

　　尽管如此，我对这位无由谋面的研究者依然满怀敬意。我也十分感谢那位不知名的青年，是他让我确切地知道，在重庆，还有这样的有心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那段历史，关注着这片荒芜的墓群。这就够了。

　　辞别了那位青年，不知何故，我心里忽觉踏实了许多。

　　仅以此文——
　　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并向所有因文革而罹难的无辜者致哀

　　2006年6月30日阅后再记，9月修改
汕头文革博物馆现在已不只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塔园对文革的反思给了历史一个回音，但这个民族是善忘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回音不至于消失。

塔园里的文革反思
1996年的一天，退休干部彭启安参加汕头澄海塔山风景区的揭幕仪式，看见半山一片乱坟，当得这些坟知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后，他想到在这建立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之后他开始四处募资与奔波，陆续以“文革”为主题建设塔园，2005年元旦，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期间也经历过1998年被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后有2009年的“关三门”事件，但彭启安老人和塔园依然坚持了下来，只是塔园正名”文革博物馆“却依然没能实现。
建塔园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之后每年的8月8月公祭礼都按时举行，虽然有些年份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彭启安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随着彭启安思索的深入，“文革”博物馆现在已远远不止是一处凭吊死难者的陵园，今年8月8日，塔园举行了第7个年头的公祭礼，塔园对文革的反思给了历史一个回音，但这个民族是善忘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个回音不至消失。
本文系网易真话独家稿件。如有任何线索、反馈和意见，请发邮件至zhenhuapindao@163.com。真话微信号：zhenhuapindao

不單止是善忘, 還有些人刻意扭曲歷史事件, 希望借屍還魂. 他們能否得逞, 就視乎我們後人如何堅守我們的原則: 堅持真實, 拒絕謊言!

看完了，不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