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忏悔
《潇湘晨报》记者 王晶晶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
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宋继超注意到，这两年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又开始多起来，“好像绕不过这个坎儿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说。
在一位经历“文革”的老人看来，今年夏天刮起的这股“道歉风”，因为有新闻背景，也与大家对“文革”的反思积淀了许多年、但媒体上呈现并不多有关。一位研究者则表示，几年前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该为“文革”时犯过的错误忏悔，这种认识会得到这样广泛的赞同。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刘伯勤和温庆福都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刘伯勤认为道歉是很个人化的行为，温庆福也表示：“不想为此事出名。应该宣传‘文革’中那么多的被害者，我算什么？”
在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来，现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无法赞成。“什么英雄，开玩笑了，这能算英雄吗？你毕竟干了个坏事，没有坏到底。人家给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没有坏到底就是了，咱没坏到底。”他说。
媒体寻找的人还有张红兵。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后，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资料。画家李斌打算将张红兵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这位画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时期的版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举着光芒四射的红宝书，另一只手攥着毛笔；还有就是他参与创作、被视为“伤痕美术”代表作的连环画《枫》、《伤痕》、《张志新》。
张红兵说，最近还有人想给他拍纪录片，要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他通过邮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采访问题，并发来短信：“这是我的忏悔工作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为埋葬‘文革’时代共同努力吧！”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是学者徐贲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徐贲以“文革”为例称，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直接见证者担负着记忆的责任，而且，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不记忆，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没有了，而是因为有人拒绝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
邯郸夏日的午后，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宋继超喝了口啤酒，说起最近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发经历。
那是在1961年，周恩来到宋继超的家乡伯延镇调研饥荒问题。小学班主任派宋继超在内的班干部紧跟着周总理，让他们听群众都说什么，并记下来。
那个时候，连树叶都被人们用来充饥。周恩来问马路旁边的树怎么没有叶子，公社干部说：“羊吃了”。“羊还能上树？”总理问。站在一旁的宋继超家的邻居看着公社干部，告诉总理：“他爹吃了！”
周恩来离开后，说出实情者遭到批斗。当晚，宋继超被叫过去，和邻居当面对质。他把白天听到的对话一五一十地汇报，没有去想这会给对方带来什么伤害。
“那时我就是个‘好孩子’。”他笑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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