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雅虎”2013年3月21日第001期读本好书介绍了鼎公。
序——编辑：文娜，王磊
王鼎钧先生的文学成就已不用多言，“人生三书”影响了一代人。他的一生也是个传奇，写出来，就是一段时代变迁史。
王鼎钧祖籍山东，一生飘零。幼时家破，少年流亡，青年抗日内战，最终随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几十年奔波流浪生涯，如今耄耋之年的他远离台湾，在纽约定居。“我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两大板块尽力党同伐异，不留余地。这两大板块不曾把我挤死，至少也把我的回忆录挤死。”
他穷尽心血写就了四部曲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曾以为无法出版。幸而时局流转，“物换星移，台湾顺利出版；天旋地转，大陆也可以出版。”
这是叼天之幸，王鼎钧说自己已无遗憾。
偶然折腰，但仍庆幸世界上有个台湾。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命运沉浮朝不保夕。一九四九年王鼎钧随军赴台，因为船小人多被挤掉下，危急中他伸手勾住栏杆，才留下一条性命。
要不要去台，王鼎钧慎之又慎再三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知识份子，母亲是基督教徒，叔父是黄埔军官，我自己当过宪兵。我具备这样五个条件，一颗子弹足以致命，我连中五枪。”
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自己选。在台湾生活的几十年，外有国民党怀疑和特务骚扰，内有不得不为的煎熬，其中的尴尬和辛酸，他并不讳言：
“你也许想问，五十年代，蒋介石在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有独裁专制之名，你们难道没有歌德文学、遵命文学？这个问题我不回避。蒋氏在世的日子，年年有祝寿节目，四次连任总统，都有庆典活动，敲锣打鼓的事我都参与了，我们认为这是出于礼俗的一个仪式，就像有人结婚，证婚人登台致辞，称赞郎才女貌，祝贺五世其昌，不发生道德问题。”
“偶然折腰，不是为了五斗米，而是为了重新站直”，王鼎钧至今仍然庆幸——“幸亏世界上有个台湾”。
“蒋氏治台虽然惹起许多争议，还没有到使人引以为耻的程度，台湾有他，纵不能引以为傲，总可以引以为幸，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之幸也是幸。文章华国，文人偶然做政权的装饰品，也还可以有有为有守，不失中庸。我们体谅杜甫苏轼，我们也佩服李敖柏杨魏京生，我们对朝政得失也常常提出委婉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常常成為柏杨的灵感。在这方面台湾毕竟‘彼善于此’，我们还有自己的空间。”
不过，尽管台湾的生活相对安好，王鼎钧心中仍存不安：“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向敌人学习’。我们常常夜里做梦，上半夜做一个梦被共产党抓去，要杀头，下半夜又做一个梦，被国民党抓去，也要杀头。”这种紧张生活一度让他身体疲乏，精神倦怠，对当时的生活心怀恐惧，也因此，王鼎钧最终定居美国。
近距离看日军，他们是拙劣的演员
岁月无情，转眼百年。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眼睛”的王鼎钧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以飨读者。
“回忆录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内战经验，有篇‘特殊的文章’，其一就是《天津俘虏营半月记》，据说，以前没有人这么冷静、这么真实写出亲身遭遇的这一段经历。另外一篇是日本投降，他们的女眷在东北沦为接收人员的性奴，据说，以前没有人这么详细、这么深刻写出这样一段近距离的见闻。还有就是有一篇追述国军后勤补给业务的腐化，以前没有人作过这样无情的揭露和深情的忏悔。”
八年抗战，民族之殇。被动承受这一灾难的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已经化为一种情绪留存下来，暴虐、残忍、变态，奸淫掳掠成了大陆文艺作品里他们的标签。而汉奸，也被脸谱化为奴颜卑膝、仗势欺人的存在。
王鼎钧在日军占领区呆过四年，每天与“汉奸”照面，也近距离接触过日兵。在他眼中，这些人跟国人所想和影视剧所看的有所不同。
“日军在接战地区和占领地区是两副面目。”“在接战地区，日军也纵容士兵奸淫妇女，中国人对这件事情的痛恨，尤甚于屠杀。他们的高级长官认为奸淫可以解决士兵的性苦闷，稳定军心。”在占领区，日军“安抚中国人，礼遇士绅，以他们有限的方式关怀穷人，许多人从他们手中领到消炎药、红药水，甚至奎宁丸。由于怀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是拙劣的演员。”
除了上面说到的两面性，在王鼎钧笔下，他们还有国人没看到的另一面。“八年抗战，日军虽然占领了广土众民，牺牲也很惨重。抗战后期，兵源不继，十六岁的孩子也征召入伍，派到中国占领区来接替老兵，让老兵上最前线。这些大孩子就可怜了，出操的时候，三八式步枪也比他高，他们懂什么，想家，半夜哭醒，而抗日武力昼夜计算他的生命，不知何时他就失踪了。他是皇军，上级告诫他要维持尊严，他在中国人面前总得装模作样，作威作福，可以说既可怜，又可笑。”
王鼎钧曾经在《怒目少年》一书中说过，“做什么也不能做汉奸”，然而对身处沦陷区的顺民来说，汉奸并不是全部意义上的卖国贼。他的叙述中有这样的细节：“沦陷区的日军捉到抗日志士仍然要杀，如果当地士绅联名举报，他们也可以放。”“汉奸在日本占领军和中国老百姓之间的缓冲地带，他们那一套阳奉阴违，七折八扣，也减轻了老百姓所受的损害。但是经手三分肥，哪里河水不洗船，他们也会乘机损人利己，是非功过，一言难尽。一般来说，陷区百姓对汉奸没有恶感。”
当下国内的抗日文学和影视剧作品总是一力塑造高大全，人物形象和事件非常片面。事实上，生命不可测，人性也阴暗幽深，丑化敌人、美化自己并不是面对历史的好方法。一个好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探求的是复杂环境下的人性变迁，追求的是准确描写历史激变。战火纷飞中，生与死不能左右，怎样生怎样死，是个人选择，能够坚持人伦大义可敬可叹，但也免不了有人违背良心与认知，说上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内中的纠结，正是最值探讨之地。王鼎钧也认为，取材于此的影视剧文学品基本都忽略了这一点。
受想行识写时代：印象中的共产党人可亲可敬又可怕
抗战胜利后王鼎钧受国民党召唤入伍，这段行伍生涯他在《关山夺路》一书中有很详细的描写。两军对峙，国军重形式，共产党人重内容。我们能从他的书中看到当时共产党人的困窘处境：冷风如刀的松花江畔，单衣、布鞋的共产党人依然在行军、看哨、挖铁路，蹲久了就站不起来，站久了就走不了，因为人都已经被冻僵。我们也能看到国军的另一面：整军纪，拼刺刀，希望这样练就一支铁血军队。国民党溃败全国大撤退时，有些校官尉官嘻哈笑称“完了，完了，解散了！”，王鼎钧不禁借人言发感慨，这些人或许就是“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的复杂心理写照。
王鼎钧在书中和之前的很多专访中都说过，大人物不写回忆录，也写不了回忆录。他有传世之志，想用自己的受想行识写一个时代变迁。回首过往，这段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里都离不开共产党的身影，问及他对共产党的印象，王鼎钧回答的非常认真：
“我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不同的感受。第一册回忆录，抗战发生之前，我的家乡，我觉得共产党人可亲；第二册回忆录，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后方，我觉得共产党人可敬；第三册回忆录，内战四年，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我觉得共产党人有些可怕了！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无私无我，都使我觉得不似人间。所以我对管理俘虏的指导员说，共产党人对人性的要求太髙，我没法配合，我只有回到封建的、散漫的、落伍的国民党治下去生存。”
时光过去几十载，虽然身居海外，但王鼎钧的目光从未远离过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巨变太多，王鼎钧也许有些疑惑：“今昔对比，我有些怀念那些可爱的可敬的甚至可怕的共产党人了！这样大的问题不是我能讨论的，你问我今天的感觉，我顺便这样说了。”
离散与飘零：“乡愁是我们这一种人普遍的有病呻吟”
抗日期间，王鼎钧流亡在外求学，老师问学生们：“抗战胜利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王鼎钧说他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这应是少年流亡时的宏愿，然而世事变迁，接下来几十年的生涯他奔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天命之年又迁到大洋彼岸，回故乡终究只是一个愿望。
对于怀乡与乡愁，王鼎钧曾撰文说“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乡”，“即使那村子已成一片禾黍，地上的石头、地下的蝼蛄也会对着来此寻亲访友的人自动呼叫起来。”然而一世飘零，现在再回头看过往，他对此又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在被问到“现在有没有想要回到故乡的愿望”时，流浪人王鼎钧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知道英文里头有句话，‘世上最好的酒出产在自己的故乡’。这是诗，不是现实。故乡是摇篮，我怎能回到摇篮？故乡是初恋，我怎能回到初恋？”
叶落无法归根是常态，他自觉“乡愁是我们这一种人普遍的有病呻吟，国民党人物乡愁代表想反攻，中共人物乡愁代表想回归，都是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流浪人选择自己的人生哲学，对他而言，乡愁早已退出生活，成为苍茫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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