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写境与造境之说。
写境即写己所见，加以艺术修饰，再表现出来。如王维的《鹿寨》
造境是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而营造出相应的境界与氛围。如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
有时写境与造境的手法会同时使用，难分难解。但这不存在所谓的真假之说，因为所造之境，也必须是合理的，具有艺术感的。

后人敬仰的名家诗人，他们的诗歌，无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从诗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他们高尚的人格，悲怜的情怀，宽广的胸怀。
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内心阴暗猥琐，个性被扭曲，怎么敢写“我”？因此，判断真假文人有一条屡试不爽的标准：率真。

这段话有几个问题：
后人敬仰的名家诗人，他们的诗歌，无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从诗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他们高尚的人格，悲怜的情怀，宽广的胸怀。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内心阴暗猥琐，个性被扭曲，怎么敢写“我”？因此，判断真假文人有一条屡试不爽的标准：率真。

一、这句话部分正确。正确之处在于，许多名家，他们的诗歌，的确有相当部分是人生真实写照，从诗歌中看出他们的人生轨迹。但要注意到，他们所表现的人生轨迹是经过艺术加工渲染的。所以才折射出高尚的人格，悲怜的情怀和宽广的胸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诗歌表达的主题上的，人们需要歌颂真善美，和摒弃丑恶与虚伪。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审美的思想要求，所以诗人们在选材上有选甄别。他们将自己人生轨迹中符合了诗歌审美与思想要求上相称的那一部分突出了，把另一部分则选择性的摒弃了。但这不是说他们是虚伪的，而只能说是艺术的要求。所以，即便是历史上的小人与奸臣，也有能写出好诗。何况，大部分小人与奸臣思想上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小人与奸臣，有许多反而以忠臣贤人自居。另外，即便是小人与奸臣，他们不能高尚起来，也不代表他们不喜欢高尚，不标榜高尚。

二、艺术审美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做人的行为准则也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人只呈现其主要一部分而已。比如杜甫以沉郁顿挫著称，但也有香艳和不羁的作品；李白一贯潇洒自如，深刻与沉痛之作照样不少。后人只不过以其主要表现部分来对其作一个概括而已，这是不全面的。
所以率真只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法而已。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内心阴暗猥琐，个性被扭曲，固然不敢写真“我”。但社会上还存在着无数的“我”。前一个“我”即自己，只不过是社会这个大我的一面，社会的大“我”还有着方方面面，也是可以表达的素材。至于真假文人，不是以文章来作分别的。文人是一种行为，一种生活方式，靠几篇文章和嘴上说说，是不是对一个人是不是真文人作出判断的，必须通过其行为举止、处世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等方面来作出甄别。

三、文学是表达人生的。但表达人生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还包括了人生中所经历与面对的事情。有属于自己的，有属于别人，但自己看到的。这是一个宏大而纷繁的场面，不同的人，抓住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表达与阐述，依据自己的学养，感受，价值观，审美观，艺术修养等等，表现出来的结果因人而异。所以，只能说，在艺术审美观与艺术价值观的框架下，不同的作者根据自己不同的思想境界，人生体验，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形成一首诗。这首诗是一种综合性的呈现，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