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初
正月三五盈盈,想起些少年情。
我中学毕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对当年的很多欢快，当年的很多人和事，当年的很多滑稽，我却能清楚的记得。我有病。
二00年回国，我找到了我们中学时的班长，一见面，吓了我一大跳：比我小大半岁的他，脸上竟“刀劈斧刻”。我俩中学毕业后就一直没见过，只知道他“很不容易”。由他提议，我出钱请我们当年班上的十几位男生女生吃一顿，聚一聚，聊一聊，互相看一看。
我回国，恪守俩原则：1，别人不问，不说美国；2，说中文，尽量不夹英文。我们同学里，大概就两个人到过美国。除了我的那一位，到过美国一年，打过大半年工。席间，这位老兄，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美国的打工，美国的红灯（区），还时不时地问我，仿佛在让我帮他确认什么。我看看那些看着我那哥们的我又不懂的眼神，应付道：那是，一天洗碗挣的钱，大概不够扑倒一盏“红灯”。
我这哥儿们，上中学时就喜欢和我较劲：打乒乓，下象棋，考数学，写作文。二十多年后，到美国给我打个电话：你现在挣多少钱？我答：我说多少你能高兴？在美国，我俩没见上一面。回中国的同学聚会上，当着当年众同学的面把美国说成：白天打工晚上红灯。他，一个人四个叉。我，“打工扑灯”？我出钱，让他爽，我有病。
回国，你得学着不高兴时能装得高兴。
二00六年，我担心在人间逛荡的日子不多了，专门回国过春节。这次（咱国WTO几年），朋友们请我吃饭了。第一次，我们八个人一起吃饭，吃了几下，没人说话，我想说，但不知说啥？猛然，想起王国维，当着三十年后重逢的老同学们，趁高兴便脱口而出：人生就如三句诗。大伙都看我（眼神里有愕然），我说：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小停，我从他人眼神里和“没反应”里看到：这家伙吃了二十年洋面包，咋给神经了？我很受伤，急忙把后边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过了几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同学同吃同喝聚会。饭后，我因为讨厌面对着那些杯盘狼籍诉说 “昔日”。我于是建议去卡拉(我根本不知国内现在的卡拉),刚好我们有一同学在当片警,手机一下,全体白吃白喝白卡拉。一见我这片警同学（好像是个队长，穿一我分不清的公安还是保安服），双手紧握，四目相对：打倒美帝国主义。他说。“坚决”，我说，然后哈哈。
我是九四年回国知道卡拉的，我觉得OK，因为有人给我唱涛声依旧，而我在美国念书七年，已是脑半呆。这次我们二十多个往日一起追梦的伙伴去一起高歌神聊，那该多么“人生难得”！然而，今日的卡拉，OK的分贝跟咱中国人的豪情一样，能把房顶掀翻。有人唱了头一首，我就被吓住了。我使坏，点过几年可能的“第一夫人”（该叫国母？），的《珠穆朗玛》，不曾想，我一好朋友的太太把它“随便”了。你不能不惊叹，已翻身的国人的唱歌功夫。再后头，男高女低：《妹妹坐船头》，哒哒哒；男低女高：《好人一路平安》。我忙着找到那位农村女同学给人道歉：当年我真不该那么说（当年，她是学习委员，我曾说了个啥，她哭了一天，为此，老师专门到我家）。她，爽朗一笑：你咋还记着呢？如今，她都奶奶了，地租给国家还是人家，他们只需天天麻将，还邀请我去她家吃手擀面，看看他们的地主生活。下次再回国，我一定得去。
大家唱了半晌，快没劲了，突然《涛声依旧》。OK房安静了，我心里咯噔，斜眼一看，我们班昔日的文艺委员，今日的大款，我的同桌。我有些尴尬，装着镇静，说：要是张继还活着，没准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大家没反应。这会，有个同学（上边说过的那个哥儿们，他琴拉得好，歌也唱得好）邀我唱一个。我说：你们唱得那么好，我哪敢唱？经不住他说，唱个东方红。我唱了个《同一首歌》，我唱得挺投入的（有没掌声，我不记得，据我老丈人评论，我就只能唱：糊涂的爱）。后来我俩还一起唱了首《怒潮》的插曲。朋友或战友，应该珍惜那走远的“好时光”。
国内的朋友们，现在很是欢快，非常“改革”，非常开放，男生女生互搂，欢歌跳韩国舞。还好，没人邀请我；而我，卡拉完后，莫名其妙地还得到一头衔：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
才二十多点年，才到中年，我在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的国家，呆头呆脑地念书，老老实实地干活，不经意，让老同学们觉得我“布尔什维克”了？我得去看《列宁在一九一八》，好像老列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时髦了？嘴上还是行动？
信（如今，看听人说话，要看脸红否。如红，真话也）？在我的国家，还有没有？反正当我说起“抱柱而死”的成语时，好像我的后辈们都以为我在发呓语。人生如戏，如吗？人如戏子，是否？
我对我的国家（尽管我的护照蓝了）真的陌生了，因为我不懂了“中国的道理”。
从“昨夜西风雕碧树”走向“灯火已黄昏”或“他在灯火栏栅处”，就一段长长的路。
在这路上，每个人都在走。
尽管遗忘可以带来快活，但回忆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纪念了历史，我们会生活得更加坦然和清楚，虽然看不清以后的日子。今天是十五，月亮很圆。
己丑年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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