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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B]讀書筆記——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B][/COLOR]

【作者：yiping1914】

[COLOR=blue]一
　　
鼎公王鼎鈞，1925年出生于山東蘭陵一個日漸沒落的耕讀傳家，自稱出身于地主家庭。

鼎公的故鄉蘭陵鎮，民國時屬於臨沂縣。鼎公在故鄉度過17年歲月，七七事變以前的鄉村生活依然和平安寧，鼎公在父母的庇護下過著與自然相伴，與書香共處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過來了，鼎公13歲，正是求知求識的年紀，跟著父母逃難，向南一直逃到宿遷，在基督教會的庇護下做難民，這期間，不但經歷了宿遷大轟炸，小小年紀的鼎公甚至學做乞丐出門要飯，“回想起來，當時的情勢真危險，一個在天地間無以自存的家庭，幾枚在覆巢下滾動不停的卵。”

台兒莊戰役之後，家鄉蘭陵變成了淪陷區。戰爭打亂了一切，政府遷移，軍隊退守，百姓無處可避，一家人又回到蘭陵。鼎公失學，和小夥伴一起跟著大戶人家的長工學做農活。淪陷區的百姓在侵略者的治下苟且生存，鼎公說：“……忽然覺得眼前的日子真是難煎難熬，我是像空心菜一樣生長著。”

1942年，在一位國軍偵探的幫助下，十七歲的鼎公離開家鄉去往安徽阜陽國立二十二中學讀書，隨著戰爭的進展，二十二中遷移到陝西漢陰，鼎公也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流亡學生。

抗戰勝利後，鼎公為了謀職謀生，為了承擔起長子的家庭責任（被骗）加入國軍憲兵六團，雖然那時他有家不能回。

從漢陰到西安，從南京到上海，從瀋陽到秦皇島，再到天津，鼎公像一顆滾動的石頭，歷經內戰的劫波，卻始終找不到回家的方向。1949年1月，解放軍攻佔天津，鼎公變成了俘虜，半個月後又被釋放，然後在尋找親人的路上顛沛流離，一度淪為乞丐，再度淪為俘虜，出逃後幾經磨難到上海。
　　　　
1949年5月，年輕的鼎公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帶著他的老父親擠上一艘運軍火的船到渡海登上了基隆港。這一步決定了他今後一生的命運，而邁出這一步的理由和政治或者意識形態並無關係，至少關係不大，不過是出於一種生存智慧，一種常識 —— 寧和熟悉的魔鬼打交道，不和陌生的天使做朋友。

24歲的鼎公雖然年輕卻飽經滄桑，親眼目睹了抗戰和內戰中的種種景象，對當時的他來說，生存是第一訴求，政黨政治是相對遙遠的問題，他既不欣賞國民黨，也不喜歡共產黨。他的父親是農民出身的知識份子，他從父親那裏學會用理性的眼睛看世界——冷眼看紅塵。

鼎公登上臺灣寶島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岸邊負責登記的官員討要了幾張表格紙，他坐在水泥地上寫了一篇稿子寄到臺北中央日報副刊，稿子很快被刊用，鼎公從此“煮字療饑”走上了文學之路。
　　　　
如今，僅有初中正式文憑的王鼎鈞已是海峽兩岸著名的作家、散文大家，1979年離開臺灣赴美國任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中文部主編。爾雅出版社稱他為“華文世界裏寫的最好的作家之一” 。他曾用“一勺金”為網名活躍於天涯網的關天茶舍和閑閒書話， 2007年起，考慮到年高目衰，為了保護眼睛專心撰寫回憶錄的最後一部《文學江湖》，“一勺金”退出了網路江湖。
　　　　
鼎公的回憶錄不但記錄了“個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家國之難” ，既值得讀也值得收藏，這不僅因為他年輕時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五、六十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和特務當道，也因為他是在傳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教義的共同薰染中成長起來的。作為基督徒，他是真誠的——鼎公說：“到了今天，為什麼還要說謊呢？” 作為“耕讀傳家”的子弟，他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在少年時代鼎公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在淪陷區失學的日子裏，他曾師從家鄉一位清末進士的兒子“瘋爺”習字學詩。

鼎公以散文的筆法寫回憶錄，行文充滿了流暢的節奏和優美的旋律，讀來如詩如歌；鼎公的文字樸素精妙，典故、俗語，運用嫺熟，且不乏幽默感。《昨天的雲》中那個東張西望的頑皮孩童，《怒目少年》中那個苦悶掙扎的青春少年，在《關山奪路》裏終於歷練而成為一個有正義感也有思想和理智的青年王鼎鈞。
　　　　
出版這套書的爾雅出版社說：

“中國人是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流血成河的年代已經遙遠，我們的子孫不該全部忘記，一個沒有歷史愛恨的民族，他的子民會活得沒有方向。”（省略號是原有的）

這套書做得很好，紙質光潔卻不重，切口齊整，裝訂精良，印刷清晰，繁體字豎版，讀著有一種久違了的親切感。不過，不無挑剔地說，貌似也有幾個別字，這或許是中文打字的弊病？本書從孔夫子網上書城訂購，感謝這個網站。
　　

二

鼎公（一勺金）在閑閒書話有一個回復，稱所寫回憶錄是自己的，但內容多是回憶別人。

鼎公的四卷回憶錄中，寫到的“別人”非常多，給我影響深刻的有兩類，一類是他自認對自己影響很大的人，或者記憶深刻留下潛在影響的人，還一類則是有一點連帶關係的歷史名人；後一類人中李仙洲是重頭。先看看鼎公所言“給了我很大影響”的那些故人。
　　
（一） 廉正清明的范縣長

範築先，1933年——1936年任國民政府山東臨沂縣縣長，此時，鼎公還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鼎公說“能在這樣一個好官的治理之下為民，也是風水有靈，三生有幸。” 范縣長的特點有三，第一不愛財，第二不畏死，第三，呵呵，可用現在時髦的辭彙來表述：“勤政為民”。

鼎公說：“士紳和一般工商學的利益究竟不能完全一直，因此有些良法美意不免遭士紳封殺。這個缺點，當時的制度無法補救，只有靠‘賢臣’走出那分層負責層層節制的官僚體系，以個人魅力個人意志衝破士紳構架的長城，出入那‘天蒼蒼野茫茫’的世界。”

範築先就是那時的一個賢臣。“後來他調到聊城去升為行政督察專員。不久，對日抗戰發生，日軍進攻聊城。范先生曾在北洋軍中做過旅長，原是一員虎將。他守土不去，激戰中陣亡，吾鄉尊長王言誠先生浴血參與此役，突圍得免。”
　　

（二） 帶有左傾思想的大老師王思璞（荊石）

王思璞是鼎公的族內尊長，鼎公就讀的縣立小學原是蘭陵私立小學，由幾位在外讀書的學人利用家鄉的孔廟辦起來。璞公是小學校的元老，“輩分高，學問好，創校有功，人人尊為大老師，是本族的聖賢。” 他的二弟人稱二老師，是：“小說作家和革命鬥士”，三弟三老師則是“自學有成的經濟學者”。

大老師民國初年在外讀書，學的是鐵路交通，畢業後不滿官場的腐敗，“還家不仕，拆廟興學” ，“把文化的命脈在我們家鄉接通了” ；
　　
大老師思想開明，他通過教學把外面的新生事物引進家鄉——話劇、木刻、白話文學和外國文學；
　　
大老師思想左傾，不但自己三讀《資本論》，還把馬克思引進家鄉，他贊成社會主義，同情尊重窮苦而肯奮鬥的人。
　　
鼎公說：“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是，七七事變發生，蘭陵人奮起抗戰，國共競賽，各顯神通，大老師最欣賞最器重最用心調教的學生，全在紅旗下排了隊，……”
　　

（三）留在大陸的抗戰將士——五叔

五叔是王鼎鈞父親的同父異母兄弟，和平的歲月裏，大家庭的矛盾致使兄弟不和，不相往來。“九.一八事變”後，五叔參軍，投奔抗日名將吉鴻昌帳下，吉鴻昌被鋪犧牲後，五叔投考南京中央軍校就讀於炮科。畢業後曾參加武漢會戰，長沙會戰，1942年調雲南任第五軍九十六師炮兵營長，參加滇緬之戰，經歷野人山撤退，“九十六師在山中絕糧，殺蟒獵虎為食，終於越過此山。三千里絕地，六個月勝負，無一人降，無一人叛，抱病扶傷攀高黎貢山進入雲南。” 之後，參加緬北大反攻，直到抗戰勝利。

鼎公在流亡中學國立二十二中學讀書時，五叔曾兩次寄錢接濟他，並且恢復了和二哥的書信來往；抗戰勝利後鼎公參加國軍憲兵部隊，而脫離軍職的五叔知道後反而斷了和侄兒的聯繫，並重新切斷和二哥的聯繫，一切都因為五叔反對內戰，信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五叔只恨侄兒不該棄學從軍，不瞭解鼎公承擔長子責任的急切心理。1949年，鼎公帶著父親逃難到臺灣，五叔卻在大陸隱居做自食其力的農民。

五叔不問政治，政治卻不放過五叔，很快，五叔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被判長期勞改，萬幸的是沒有發回原籍，而是留在昆明農場，適宜的氣候和還算寬鬆的政治環境使五叔得以活到刑滿釋放。

令人酸楚的是，五叔在文革結束後希望找到鼎公這個海外關係替他申請平反，而鼎公只在兩岸關係緩和後才能做到，此時五叔已經去世了。鼎公為他奔波申請到一紙“原判撤銷，宣告無罪”的證書，以告慰五叔的在天之靈及為五叔受苦受難的兒女做一個出身證明！

“英勇的抗日軍官”王毓珍，1984年在雲南去世，享年七十七歲，據說他最後留下的絕筆遺墨竟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我想過，他老人家能來臺灣有多好！現在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臺灣清查人的歷史問題，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他和吉鴻昌的那一段如何能交代清楚？豈不後患無窮？唉，五叔這人，由於一心一意打日本，到頭來竟是中國之大沒有容身之地了！”

　　
（四） 舊文化的殉道者——瘋爺

瘋爺也算是鼎公的校外老師，瘋爺還是淪陷區所謂漢奸保長的一個突出個例，其實也可能不算個例。台兒莊戰役之後，鼎公的家鄉變成了“後方”淪陷區，“日軍在殺人放火之後想到治民”，日軍開始找一些當地耆宿來任偽職，照我們現在很多人的看法，這些出任偽職的這都是漢奸，但是我們並沒有認真地去瞭解這類人具體都做了些什麼以及他們任偽職的心態，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不去瞭解。

瘋爺叫王意和，是鼎公的爺爺輩，住在蘭陵鎮插柳口，是蘭陵最後一個清朝進士衍公的兒子，“每天昏飲，心中醉時勝醒。日本人想利用他，遊擊隊想吃掉他” 。

日軍入鋸蘭陵的第一年，要把公路兩邊步槍射程以內的，一人多高未收穫的高粱全部砍掉，糧食是莊戶人家的命根，鄉人請瘋爺出面，瘋爺“慨然親赴‘大日本警備隊’陳說一番”，日本人同意不砍高粱但是要瘋爺承擔護路，瘋爺又暗中遊說各路遊擊隊，懇請一切軍事行動待高粱收成以後。

瘋爺被當地遊擊隊捕獲過，後回到插柳口不再和日本人打交道，這樣，在日本人的檔案裏，瘋爺是“遊擊隊領袖”，而遊擊隊則說他是漢奸領袖。

少年鼎公曾有一段時間隨父親到瘋爺那裏住，父親是瘋爺的清客同時教瘋爺的女兒“論孟”，鼎公則跟著瘋爺學詩習字。瘋爺教鼎公習“八分”，曰：“八分接近楷書，比楷書容易藏拙”，教鼎公如何看字，“看到那字像用刀子刻在你腦子上”，鼎公後來顛沛流離歷盡磨難，一手漂亮的楷書為他帶來過不幸中的幸運；瘋爺指導鼎公習字一絲不苟，教他讀詩作詩卻恣意瀟灑，不拘一格，輕平仄，重意境，重全詩的氣勢，鼎公舊詩功底深厚，後來得以在文學上成大氣候，早年瘋爺的指教功不可沒。鼎公離開瘋爺前所遞交的最後一篇作業是一首律詩，少年鼎公對恩師的真情盎然紙上。
　　
　　 一代書香共酒香 人間劫後留芬芳
　　 祖宗基業千斤鼎 亂世文章九轉腸
　　 盞底風波問醉醒 夢中歌哭動陰陽
　　 無知童子有情樹 回首凝望柳幾行
　　

“瘋爺之瘋，除了使酒罵座，還有歌哭無常。夏日靜夜，繁星臨空，瘋爺獨立中庭，仰天引吭，他老人家中氣充沛，聲音洪亮，我相信整個插柳口都能聽見。” 瘋爺是守舊之人，以大清遺民自居，喜愛《桃花扇》 ，少年鼎公親見他涕泗橫流朗誦《哀江南》 ，1949年瘋爺不知所終，“傳說他老人家拒絕渡江南逃，跳進長江去了！”
　　

鼎公的《插柳學詩》這一章節我讀了兩遍，我想，如果一勺金先生能將此文貼在閑閒書話，那一定是精品中的精品。不過一勺金以前在書話的一條跟帖中說過自己的回憶不宜貼在網上，那我且抄書一段吧。
　　
———— 我背誦杜甫詠昭君的一首七律，恰巧被他聽見。我說，“千山萬壑赴荊門”，他說，“不對，你會把杜甫氣死。” 我急忙打開書本查看，書上印的是“群山萬壑”。你想想吧，所謂群山，不過十座山八座山，十座山而有萬壑，平均一山千壑，可見山是大山、高山、深山，很有氣勢。倘若是千山萬壑，一山只有十壑，山就小了，零碎了，氣勢就不同了。

他老人家解詩，總是把深奧的詩句弄得很簡明，又把淺顯的句子弄得很複雜。“行去已無沽酒店，宿處多傍釣魚船”，這兩句詩並不難懂，已無沽酒店，表示沒有商店市集，多傍釣魚船，表示沒有房屋人家，一番荒涼景象。可是他老人家說，“行去已無沽酒店”是無計忘憂，“宿處多傍釣魚船”是到處有費盡心機爭功攘利的人。那麼詩人旅途上的實際景況如何？到底有沒有沽酒店，釣魚船？他說，這兩句詩好就好在寫的是實景，不是勉強編造出來。他說杜甫回到殘破的家鄉，見“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也是實景，也寫出另外的東西，畫棋局，表示老一輩將世事看淡看破，作釣鉤，表示年輕人的心態正好相反。

還有一次，我念“花近高樓傷客心”，他走過來聽見了，問：“花近高樓為什麼傷客心？” 我瞠目不知所對。他教我念下一句，下一句是“萬方多難此登臨”，他忽然興奮，連說：“這就對了！這就對了！” 他說，若按常理陳述，乃是“萬方多難傷客心，花近高樓此登臨，”老杜調動了一下。

為什麼要調動？是不是為了平仄？“平仄算什麼！” 抽完一袋煙，經過一番沉吟，他指出，“花近高樓此登臨”全句是實，為小境界，“萬方多難傷客心”全句是虛，為大境界，一句太重，一句太輕，調重之後，每一句都半實半虛，兩句詩彼此互相呼應，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氣勢，這才是詩。

（五）李仙洲——頑固派、戰犯、抗日名將

我們知道的李仙洲

李仙洲，山東長清（現齊河縣）人，黃埔一期畢業生，參加過東征、北伐、中原大戰、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中的忻口之戰、、武漢會戰、襄樊會戰、鄂西會戰，1947年2月萊蕪戰役受傷被俘，列為戰犯，1960年特赦，去世前是山東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參見百度網）
　　
關於抗日戰爭中的李仙洲，先看一段記錄：

1943年6月，朱程調任冀魯豫軍區第五（魯西南）軍分區司令員、中共魯西南地委委員。參與指揮了討伐頑軍李仙洲戰役，徹底粉碎了李頑侵佔湖西、魯西南的陰謀，開創了曹（縣）東南抗日根據地。（來自菏澤市情網——當代人物）

從上述話語可以看出，抗日戰爭中的李仙洲是被定義為“頑固派”的。
　　
關於“頑固派”的解釋：

頑軍，來自“國民黨頑固派”這一說法，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使用的辭彙，指的是抗日戰爭期間與中共勢力相對立的“國民黨軍隊”（國軍，全稱中國國民革命軍，今中華民國國軍）。中國共產黨有時將其與偽軍並用合稱偽頑，並將襲擊頑軍與襲擊偽軍同視為抗戰成果。但實際上其並非漢奸或偽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抗日的國軍。 中國共產黨所指的頑軍往往是抗日戰爭期間阻礙共產黨勢力發展的國民黨軍隊，其中一部分是參加對日作戰的。中共軍隊在和這些軍隊衝突時，往往稱其為“頑軍”或者“頑固派”，即“頑固反共”的意思。（來自維琪百科）

維琪百科，目前至少在相當一部分人眼裏是反動網站，不過我們還可以從偉大領袖那裏找到關於頑固派的說法：

“有很多的頑固分子，他們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們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的人，就叫做頑固分子。要使這樣的頑固分子聽我們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如果把偉大領袖這篇雄文讀完，就知道上面所說的頑固分子就是指老蔣和他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包括和共軍發生“摩擦”的國軍，所以我們的主流話語也把抗日戰爭時期的國軍軍長李仙洲指稱為“李頑”。當然，李仙洲後來成了解放軍的俘虜，稱呼就變成“戰犯” ，以後又變成了政協委員，又恢復了他抗日名將的身份，這些都是後話。

我們所知道的李仙洲，大致如此。
　　
我不知道的李仙洲

下面有關李仙洲在抗戰中所做的另一件事，則是從鼎公的回憶錄中瞭解到。現在也有個說法，個人記憶未必準確，因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情感來回憶過去，難免有選擇性的記憶或選擇性的失憶，這話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只是說，從鼎公的回憶裏，我知道了過去我所不知道的李仙洲，至於鼎公的記憶是否真實，那就由他老人家負責了。

1942年春，九十二軍駐軍安徽阜陽。據上世紀八十年代李仙洲回憶：“從山東逃出來許多青年學生來到阜陽，向九十二軍軍部求助，他指示軍部暫時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聞風來。李氏覺得，‘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正是上學念書的時候，既不能使他們正式參軍，不能使他們長期流落，應該有個長久之計’。經過反復思考，又和當地士紳一再商量，得到他們的支持，於是創辦了專門收容山東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學’。”

1943年，經李仙洲努力陳立夫支持，成城中學改制為國立二十二中學，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核定編制核發經費，李仙洲任校長，學校帶有軍事訓練的色彩但並不是軍校，學校“教育的目標也曾以文武合一為名，實際上卻是偃武修文” ，不要求畢業學生從軍。“他對流亡學生的培育呵護儼然有大學校長之風。”

和民國時期所有的學校一樣，二十二中也經常鬧學潮，鼎公說：

“李仙洲是職業軍人，他在中國咬牙切齒、與日本殊死決戰的年代，同時在在國民黨防共溶共、唯恐不及的年代，那時軍權至上、亂世重典，那時思維粗糙，行事魯莽，他處理二十二中歷次風潮，還算心平氣和，寬容開明。他始終沒用政治構陷對付學生領袖，雖然學校有人放話出來，懷疑學生手中共操縱，卻從未出自李仙洲本人之口。”
　　

關於1943年李仙洲入魯，百度詞條是這樣說的：

“1942年2月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魯西挺進總指揮，蘇魯豫皖邊挺進軍第一路總指揮。接任于學忠的蘇魯戰區司令一職務，率部進入山東敵後、中途被八路軍攔截，損失過半。”

這個說法比較中立，沒有評論。

不過也有另外的說法：

“對於在山東的國民黨部隊，山東分局根據中央指示，採取不同的對策，堅持打擊頑固反共的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等頑固派；團結爭取魯蘇戰區司令于學忠及其在山東的東北軍。1943年初，當蔣介石準備調走反共不力的於學忠，派他的嫡系中央軍李仙洲入魯時，朱瑞和羅榮桓、黎玉等同志一起，對形勢作了周密的分析，經中央批准，採取拒李送於的正確方針，後來在羅榮桓同志領導下，粉碎了蔣介石的陰謀，李仙洲被迫撤出山東，大大改善了我黨我軍在山東的地位，為山東形勢的根本好轉奠定了基礎。”（劉居英《朱瑞——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來源，解放軍報）

這個說法比较主流。
　　
1943年春，李仙洲奉命率九十二軍進駐山東，接替于學忠的部隊。此行動的目的，國共雙方各有各的說法，國民黨說法是增援于 學忠（有一個說法是于 的部隊總是受到共軍的侵襲），共產黨的說法是企圖增強國民黨頑固派的勢力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雙方的說法都有道理，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都是正確的，只不過我們偉大領袖比蔣公同學眼光更遠大，謀略更高一籌，所以李仙洲在遭到日本軍和八路軍的殊途同歸的激烈阻擊後，灰溜溜地撤回安徽。

鼎公說：

“但是，入魯並不順利，日軍出動空軍和裝甲車截堵，共軍也傾力伏擊。……日軍共軍本是敵手，但在防堵國軍入魯一事，理異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謀而合。”

“那時國軍共軍已由同床異夢演變為兄弟鬩牆。共軍認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國府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兩者根本無法調和。西諺說：‘當敵人在你前面，你當然希望朋友在你後面’。那時，在山東，不論國軍共軍，當他面對敵人的時候，後面已無朋友。”


三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關於“國民黨為何一敗塗地”，在臺灣，一時成為各種場合裏人人談論的問題。眾說紛紜彙集為兩大觀點：“這一邊說，中共能夠席捲天下，因為他徹底控制了人民……另一種說法完全不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唯一的原因是大陸人民沒有民主自由，……”

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首要的原因當然可以歸結為得人心者得天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能得人心？可不要上來就對我說因為他偉大光榮正確，這個說法太簡單，等於不說。從常識的角度出發，要知道，絕大多數老百姓是不管什麼偉大光榮正確與否的，就如王鼎鈞先生，他選擇逃跑也不關乎政治正確還是錯誤，他關心的是個人生存。

國民政府及軍隊的腐敗；世界的潮流和國內知識份子的傾向；還有“共諜”無處不在——“東北潰敗，四十萬精銳幾乎全軍覆沒，新六軍潘軍長逃到葫蘆島，新聞記者問他失敗的原因，他憤憤的說：‘我們這一場戰役簡直是共產黨指揮的！’那時大家不知道參謀本部主管作戰的次長和處長都是共諜。軍長一言透露消息，中央對東北戰事的決策和指揮犯了許多錯誤。” “我在《掃蕩報》副刊工作的時候，接連發生重大新聞，參謀長次長吳石伏法，韓戰發生，美國第七艦隊保衛臺灣。吳石官拜中將，在參謀本部主管作戰，握有軍事的最高機密，這樣一個人居然是中共臥底的高級間諜。”

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無需贅敘，鼎公抗戰勝利後參加國軍憲警部隊，在他的回憶裏對於軍隊的腐敗也多有陳述。不過，循著鼎公的回憶，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鼎公過去是國軍的一員兵士，後來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公民。至於鼎公的 “腦袋”和“屁股”之關係問題，在此存留不議。　　
　　
1.軍隊的歸屬感，這是鼎公從少年時代到內戰結束一直深有體會銘刻在心的。
　　
抗戰期間僵持階段，論陷中的蘭陵，各方遊擊隊來來往往，“有國民黨支持的，也有共產黨支持的，也有單幹戶”，那時的小道流行語是：“日本人抱窩，國民黨吃喝，八路軍唱歌”。這些，少年鼎公都看在眼裏。鼎公的父親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帶著少年鼎公參加國民黨支持的“吃吃喝喝”的遊擊隊“第十二支隊”。

少年鼎公在駐村幫助一個老太太提水，老太太說“以前沒有見過你，你是八路軍吧？” 鼎公說：不知怎麼，我受到很大刺激，內心震動。連這麼一件小事也得八路軍才做的出來，十二支隊還能混得下去嗎？
　　
十二支隊的每天兩餐都是當地農民給送，鼎公親眼看見一個小頭領把罐子裏的高粱稀飯踢翻，用槍托把瓦罐搗碎，命令農民中午以前把新的好吃好喝送到。鼎公是向農民們學習過農活的，瞭解農民的艱辛，他很難過，想到“有些遊擊隊幫老百姓挑水推磨呢。” 副司令爺爺教訓他說，當兵的是不能給老百姓挑水推磨的！
　　
抗戰勝利後，青年鼎公有家不能歸，為了謀生去從軍。新兵訓練讓鼎公又一次看到國軍和百姓的對立。新兵訓練就是挨打，挨打的原因不消說，挨打的罪名數“老百姓”為首。
　　
“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活老百姓，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鼎公說：“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背，但是你不該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該借此醜化老百姓，以教育出幾百萬鄙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
　　
“也就是這個時候吧，解放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復區農家的灶門，親親熱熱地叫聲老大娘老大爺：‘解放軍把鬼子打退了，蔣介石要下山摘桃子……’”
　　
鼎公的這段話讓我想起很久以前的那支歌：“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 不管這是宣傳還是真情，那時候中共的軍隊確實處處注意軍民關係。
　　
鼎公到臺灣後痛定思痛：“以我親身體驗，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得到老百姓支持？”
　　
“那時國軍從不結合民眾，他們不讀史，不知道一個農夫關係戰爭勝負，大軍安危。在他們看來，老百姓都是‘匪’，中央軍好像不是跟共軍作戰，而是跟全體老百姓作戰。”
　　
這樣的軍隊，如何打贏內戰？
　　
陳志讓教授說：“再看看毛澤東練兵的方法，那是毛澤東軍事路線的一部分，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為以黨治軍定下了方針。這有三個要點：打破軍隊與政工人員的隔閡，打破軍人與群眾的隔閡，打破軍官與士兵的隔閡。他要的是平等精神的軍隊、人民的軍隊。”

【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首要的原因當然可以歸結為得人心者得天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能得人心？】


2. 宣傳（文宣）：從抗戰到內戰
　　
共產黨的宣傳攻勢，階級鬥爭藝術同樣不須贅述，從鼎公的回憶裏倒是可以看到，相比之下老蔣同學之笨，之愚。曾在“中央日報”任職的新聞界元老王新命回憶，與中共對外宣傳造勢的同時，國民黨中央禁止報紙評論中共的行為，營造氣氛，為和談留餘地。
　　
另一位新聞界耆宿雷嘯岑（馬五先生）回憶，“國共軍事衝突期間，有一位將級軍官陣亡，遺體運回南京，國府中央禁止刊登新聞，禁止軍方參加治喪，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對立。”
　　
“蔣氏似乎表現了儒家的人生哲學，他一直用宋明理學對付中共的唯物辯證法，始終沒占上風。抗戰期間，蔣氏一再批評中共沒有信義，閻錫山告訴他，立場相同的人才有信義可講，國共兩黨立場相反，你說人家沒有信義，人家自己說這是革命。蔣氏愛將，官拜參謀本部作戰廳長的郭汝瑰在他的回憶錄裏說，他的蔣校長曾對中共代表董必武講‘絜矩之道’，意思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同。西方人說，國共內戰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戰爭，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國孔孟文化與馬列文化的戰爭。”
　　
3.國共談判
　　
國共雙方在抗戰的僵持階段已經摩擦來摩擦去的，雙方本是不共戴天之敵，“那時流行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共軍一面說，一面攻打國軍，國軍也還擊反攻或主動攻擊。這一方說，國軍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國人，另一方說，共軍是蘇聯的爪牙，不是中國人。事實上都是中國人，一經詮釋都成了外國人。”
　　
只有美國佬馬歇爾不懂中國國情，非要居中調停，最後調了個灰頭土臉兩邊不落好。
　　
“雙十協定”協而不定，“十月底，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率國軍北上接受，行軍至河北磁縣境內遭共軍伏擊，軍長高樹勳率部投共，他是國軍第一個起義投共的軍長；副總司令馬法武被俘，開國軍一連串總司令被俘之先河。”
　　
馬歇爾希望國共雙方都停火等待談判的結果，可是國共雙方都告狀說對方開火進攻，“停戰小組”不辨真相。這時有人提出了以現狀圖為證的辦法，把國共雙方據守之處都在地圖上標明，一旦有開火事件，調停組可到現場“按圖索驥”查看到底誰出線了。
　　
鼎公說：“幾十年後我才看到一篇文章，它說當初為了促成東北停火，民主人士，社會賢達曾經提出這個‘有圖為證’的辦法，他們拿著這個辦法去找周恩來。這篇文章說，周恩來對他們‘放聲大哭’，周氏說，美國欺負我們，國名黨欺負我們，倒也罷了，怎麼你們民主人士，社會賢達也來欺負我們？眾人愕然無聲，只有東北籍的莫德惠也放聲大哭，我不知道周恩來為什麼哭，我知道莫德惠為什麼哭，莫氏知道內戰無可避免，東北註定要生靈塗炭了！”
　　
關於周恩來對著居中調解的民主人士哭，在梁漱溟的“雜憶”裏看到過，不過梁漱溟沒有提到“有圖為證”之法，也沒有說周恩來和莫德惠“放聲大哭”，只說他們流淚了。鼎公看到的文章我們看不到，在此也只好存疑不論或者就此判斷寫文章的人故意誇大誤導讀者也未必不可能。
　　
四十年代的內戰過去六十多年了，關於內戰爆發的具體原因至今恐怕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說法，今天看不到海峽兩岸對此的爭辯了，但是國共雙方當年各自的說法還是各自堅持著，只不過不說了，就是出版這套書的爾雅出版社，也不過是一串“……”涵蓋了一切，真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啊！
　　
4.知識份子一邊倒。
　　
知識份子的傾向固然有國民黨腐敗無能之原因，但是也有世界潮流的影響，知識份子本該是最看重民主自由的，但是，“共產黨自以為天降大任，立志赤化世界，所以要求人人過軍隊和幫會那樣的生活，以便向外發展。在共產黨文獻中，‘自由’是毒蛇猛獸，‘民主’是‘蘇維埃式的民主’，白紙黑字，有經有典，人家從不遮掩。可是卻又那麼多的青年學子、大學教授、報社主筆，大叫大鬧，認為只有共產黨能給他們自由民主，其癡迷一如墜入情網，這就怪了。”
　　
這段話是青年王鼎鈞在流亡學校讀書時聽到教員們的談論，鼎公後來能夠持一雙冷眼看紅塵，當年教員們的談論想必也是一個潛在的影響，雖然他十幾年後才明白在那個時代，左傾是世界潮流。
　　
“那時關內關外，每當共軍受挫，國軍得手的時候，也就是和平的呼聲很高的時候。左派的媒體，中立的賢達，純真的學人，平時有各種分歧，卻在這一點上異口同聲。他們奔走呼號，痛陳中國人民在戰爭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國民政府大幅度讓步謀和，表現了驚人的執著和熱情。……（兩年半以後，李宗仁主政，向共產黨求和，這些人卻全部保持沉默，並未對中共提出類似的要求，又不免使人懷疑他們當初的公正。）”
　　
但是，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在山東臨沂，陳毅將軍批評“天下太平思想”，反對“卸甲歸田”，宣稱“自古只有打出來的江山”，鼎公那時隨軍駐紮南京，他愛好文學喜歡讀書讀報，書很難找，報紙很多，所以他天天看報紙：“我看報紙知道中共呼籲和平，高音蓋過一切。”
　　
   
四

臺灣的白色恐怖
　　
鼎公在臺灣文學江湖裏打拼三十年，他自稱經歷了抗戰和內戰後，人格破碎，在台三十年都無法彌合！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給鼎公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鼎公的弟弟妹妹親身經歷了1949年的澎湖煙臺聯中冤案，倖免於難。
　　
鼎公說：“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1947年），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
　　
1949年6月，遷往臺灣的煙臺聯合中學師生因抗議澎湖防守司令部違反約定強征剛滿16及未滿16歲的學生入伍，受到血腥鎮壓，防衛司令部藉此“做”出一件“匪諜案”，校長張敏之、鄒鑒和六名學生被判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
　　
“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紀錄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党立委謝聰敏、範異（？）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復是‘為國家留些顏面！’ 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最後的堡壘。”
　　
 臺灣曾有一條法律，凡是在大陸上和中共人員有過接觸的人，都要向政府辦理“自清”，鼎公在內戰中做過解放軍俘虜，自知是個“黑點”，所以一向小心謹慎，在一九五一年最恐怖的歲月裏，鼎公甚至有過連續一個多月不敢邁出公司大門的經歷。但是鼎公又保持了清醒的理性，不願意違背良知依附強權歌功頌德，很自然成為情治機關的注意對象，一不留神還被保安司令部請去吃了一次蛋炒飯。“吃過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飯”就像我們這裏喝過某部門的茶一樣，是一句暗語，一項資格。
　　
想到此我不得不感歎，海峽兩岸同祖同宗血濃於水呀！
　　　　
以後，鼎公經歷了長時間的騷擾，談話、探試、跟蹤、盯梢，甚至被拉攏去參與“情治”。儘管如此，儘管在國民黨治下切忌“起而行”，但是臺灣畢竟還可以“坐而言”，鼎公可以“煮字療饑”，可以靠文字養活自己及老父親，資助弟妹讀書，父親從小教育他要承擔起長子的責任，鼎公到臺灣後終於不負老父親的期望，並且，進而成為兩岸知名的文學家。
　　
鼎公曾到金門馬祖參觀，站在“前哨”從望遠鏡裏看大陸故鄉，“新潮比浪高，附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太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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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厚重的历史，一篇精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