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也 和 历 史 无 关
　　
　　读到刘荒田“这个午后和历史无关”一文，荒田竟然在大街上和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撞个满怀，大家只是互相said sorry罢了，但是在伟大的祖国，此事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发生了，也一定会与历史有关。
　　身份显示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权威的外部表现。在原始社会，权威性是靠蛮力而获得的，部落成员中最强壮的居于“等级”之首，最嬴瘦的居于“等级”之末。古代封建君主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傲慢无礼地显示他们的权威，是因为他拥有卫队，打手，和监狱——这些东西随时都可以用来对待反对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和炫耀发达肌肉的原始部落的大力士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到了现代，下层人民开始谋求联合，以反对封建君主。多数人的力量终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的暴君被赶下了台，从那时候，新兴的权威便不得不通过施阴谋，洒手段的方式来维护期高级的身份。
　　今天的高级组织们显示他们高级地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时间；二是服务。时间用时少于需要，摆出一副使人总是觉得他是个大忙人；服务永远是多于需要。对于真正权势者来说，服务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服务人员永远不能少，他们总沉默无言，或用身体语言来指示助手，他们常常是高高在上，坐在高处，居高临下地俯视，只有这些架势才能显示他们的高级。
　　习近平的爸爸，原来是广东省委书记，退下岗位的时候，长期住在深圳迎宾馆的一栋楼房里。一天，因为面颊部，靠近腮腺的地方不舒服，叫了我和口腔医院院长一同去看病。我和院长被车子送到迎宾馆，下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走到迎宾馆最后的一栋房子，经一些穿着白衬衣，深黑色裤子的壮实男人引导，来到一个大客厅里，客厅是空空荡荡，里边摆着一张长条形的沙发。我和院长进到大厅，站着，并没有人指示我们该做什么。两个人只是呆板地站着。“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的诗句，忽然浮现出来，此时此景和诗句中的情景非常吻合。相隔了一段时间，巍巍然地走出来一个老头子，蹒跚地坐在沙发上，既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也没有和我们说话，更没有和我们介绍病情，这里不像是一个诊室，也不像是一个会客室，也许书记以此表示自己的清廉，所以客厅的布置是简单的，可是有很空虚的感觉。从刚才的表现，就足以显示出他的身份，也许已经是成为习惯，所以他根本就不觉得什么。如此的人物的住处，如此的布局已经是礼贤下士的了，如果是在省委或是在中南海，其格局根本就不能和这里相比。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人指示这就是习书记。我就按常规走前去，给书记做检查，伸手去检查他的额面部，可是手刚刚伸出，这老人家就高声地说：“你洗了手没有”，当时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你是病人，你才污染源的呢，理应我看完病去洗手消毒，这才是正常的程序，而现在却反过来，要我先洗手，你以为是要进手术室的吗，这完全是违反正常的程序，但是在大人物面前，我也不能说什么的，此时，我又想起俄国，克雷洛夫的一段话：“要和气对待弱者，要把欺凌弱者看做丢人的事，弱者的报复常常十分厉害，所以不要妄自尊大，不要以为威力就是一切”，于是我急中生智地说：“洗了”，其实我是真的没有洗手，鉴于大人物的傲慢，我就用此对付罢了。经我如此的狡辩，老人家才让我们检查诊断，其实，他也并没有什么的大病，只是咽喉轻度的发炎，觉得不舒服的罢了。我们也没有给他开什么药，就走出大厅。在封建社会，郎中们最怕的就是做御医，是因为诊断治疗正确的，是应该的，稍有瑕疵，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和院长都是谨小慎微地处理。
　　一天去罗副市长家里，为他的小孩看乙型肝炎。当时，我是和中山医学院的一位肝病教授一同去看病，到了市长家，当时的深圳特区才刚刚成立，市长的家居，并不豪华，市长本人，还算随和，但是他的夫人，可能是妇随夫贵吧，摆出一副王熙凤被邀请到宁国府当管家似的气派，一个下人婆子迟到，她便下令打她几十板子，以示他的威严。叔本华说得好：“嘴巴说出的是人的思想，而面孔说出的是思想的本质”，市长夫人，虽然没有王熙凤的架势，但是从她对我和中山医教授的面孔，就知道他内在的思想。她对我们并不热情，也没有给我们打招呼，只是以高贵的姿态，挺起腰杆地站着，用头摇摇，示意我们坐下，在看病的时候，她站在傍边，并提出了许多问题，语调是带有质问的性质，使得我和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也感到威力所在。看完病后，市长倒是热情地招呼我们，到一个高级的饭馆去用餐。苏格拉底说过：“高尚和慷慨，下贱和卑吝，谦虚和聪慧，骄傲和愚蠢，也就一定表现在神色和姿势上，不管是站着还是在活动”，读过苏格拉底的话语，你就不是一清二楚地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吗。
　　一天我坐在病房简陋的办公室里，所谓的办公室，就是摆着几张破旧的台子和凳子，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医生的办公室。我们医生，正在讨论病情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人在门边探头，我一看，原来是罗副市长和他的儿子，我马上迎了上去，把他们引到我们那简陋的办公室，随便地拉了两张凳子，招呼他们坐下。原来罗市长是专程来找我给他的儿子看病的，当时，我真的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于是，就详细地给他儿子看病。当时我心想，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呢？后来才知道市长下野了。
　　深圳建设兵团的团长，来深圳多年了，还没有到过香港，一心扑到工作上，因为劳累，得了重症肝炎，住进我们科室里。特区成立之初，我们医院是从宝安县医院化身而来的，宝安县，当时在佛山专区，是最落后的一个县，设备当然比不上广州大医院，可是团长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进来就睡在我们的普通病房里，后来我们认为他的病情严重，就腾出了一间病室给他，而且还特意和妇产科联系，弄来引产的死胎，给他做胚胎肝的输注，还特地请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肝病教授来会诊，在诊治的过程中，团长非常配合我们的治疗，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额外的要求，虽然诊治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我们医务人员，从没有觉得团长特殊，所以大家都毫无怨言地给团长治疗，可惜，因为他的病情严重，最后还是和我们永别，永别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觉得难受。
　　上面的几次遭遇，说明了什么东西的呢？大家来猜想吧。

谢谢荒田兄的激赏，其实我是受你的散文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