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先生不到40岁，但写出了中国人的痛处。我读罢感慨万千，转贴于此。
他为活着挽回了尊严——老舍投湖自尽四十周年祭
文/谢有顺
事件：1966年8月24日，伟大的作家老舍含冤投湖自尽。
在“文革”那个残酷的年代，活着没有什么光荣，死亡也并不可怕。如同谎言重复千遍之后会变成真理一样，非正常死亡持续频繁地发生，也会把人的心灵变得如同坚冰。死是容易的。许多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比死亡更可怕的事物出现了——人格的污辱，肉体的折磨，尊严的丧失，希望的破灭，理想变成了一场恶梦。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一大群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学贯中西，新中国成立后，本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奔向革命的广场，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连夜从国外归来，他们想，终于可以过上梦想中的新生活了。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他们所热爱的土地和人民，就用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嘲弄了这些知识分子，嘲弄了他们心中那些幼稚的革命冲动——从“反胡风”开始，到“批《武训传》”，“反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一次比一次残酷，最后给知识分子下的结论是：“臭老九”（新近读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才知道，“臭老九”一词可能是根据元朝对人的分等而说的。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将人分为十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读书人列于第九，还在倡优之下，所谓“七优八倡九儒十丐”。），“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职业：挑大粪，插秧，扫大街，冲厕所，戴纸帽游行，写检讨，挨批判，接受各种刑罚的折磨……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怆命运。新时代除下他们身上的西装的同时，也除下了他们因拥有知识而有的那点羞涩和尊严。他们普遍弯着腰谦恭地生活着，试图以改变自己来适应体制，但这根本无法平息来自“无产阶级”的愤怒，到1966年，似乎整个时代都在向知识分子咆哮：我们不需要你！叛徒！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3日，他挣扎着出院，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负责指挥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马上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等人一起，被拉到一个焚烧文化局戏曲道具的现场，接受批斗。他们被挂上各样的牌子，跪在火堆周围，要他们接受“革命之火”的洗礼， 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反而认为他态度不老实——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因为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凉鞋，唾沫……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决定不再低头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愤怒地扔掉手中的牌子。
当然是新一轮的批判，当然是审问到深夜，当然是勒令他明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回到家中，当他夫人帮他清洗伤口时，老舍冷静地说：人民是理解我的。
这个时候的老舍，内心已经作出了抉择。他一夜没睡。
让时光倒流。1949年7月，曹禺、楼适夷遵党组织的嘱托，写信请他回国；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59年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他的小院子里，亲切地询问老舍的健康情况，临走前，他严肃地对老舍的家人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俱往矣，新时代的仁慈与梦想。现实已没有什么光荣可言，公理和人性已经退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晚上，他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终于向着湖心纵身一跃——
堪恨秋肃夺英魂，秋水无情也吞声！
这一天，距邓拓、田家英自杀已近三个月，而傅雷、李达、李立三、容国团、严凤英、翦伯赞、吴晗、郑君里、遇罗光、赵树理、遇罗克、梁思成、张志新等文化名人的死也即将到来。但老舍的死是一个寓言。有关部门规定，遗体火化后不得保留骨灰——这是一种最彻底的消失，它暗合了某种体制的要求：当你成为时代的“叛徒”(“叛徒”一词在鲁迅笔下从来不是贬义的)时，时代就抹杀你的存在痕迹，以达到从根本上对你的取消。
耻辱还在继续。更多的知识分子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当中，把我们民族固有的非理性、盲从、窝里斗、偶像崇拜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看见了《皇帝的新装》这个童话的现代版本，却很少看见道出真相的小孩；我看见了告密和武斗，却很少看见正直和善良；我看见了血，却很少看见拭血的人；我看见有人倒下，却很少看见有人将他扶起来；我看见许多声泪俱下的控诉，却很少看见有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忏悔……比起肉体上的消灭，精神上的全面软化和噤若寒蝉是更大的黑暗。经过那场“触及灵魂”的运动，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变质。
似乎怪不了知识分子。当个人面对整个时代的压力时，个人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苛求他与整个时代对抗，除非少数特别伟大的心灵，才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遇见绝境，唯一有力的抗争方式就是自绝，此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为生存的尊严而自杀，我们容许妥协。
但老舍选择了自杀，选择了与水合作，他决不妥协。许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由此意识到了死也是一道武器，便纷纷模仿老舍。比起“文革”中层出无穷的怯懦、背叛和苟且偷生，老舍的死的确是一块碑石。他的死，为活着挽回了尊严，却将耻辱留给了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中国，留给了他身后还有良知的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