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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新华人”文学的发韧
海外华人文学的现状和将来：“从边缘走向主流”
施建伟
一、“新华人”的崛起及其文化诉求：“从边缘走向主流”
近年来，一些海外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的研讨会常常以“漂流文学”为议题，更有人把海外华人文学定位为“漂流文学”。
其实，“漂流”不过是许多海外华人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一种生存状态。如果说，“漂流”是企图从现实中找到历史的传统和连续，那么它的原点是历史，现实不过是过去家园的延伸。因此，以“漂流”为母题的华人文学常常是“文字还乡”的“老照片”，是过去记忆的再现。虽然，“漂流”的母题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自己的精品，但是，许多作家自认为漂流文学远离母土文学无法进入居住国文学主流，是边缘文学，以此自悲。直到上世纪末和新新世纪以来，海外华人文学才开始突破传统的乡愁情结所营造的悲情氛围。
变更的动因是多层面的。以北美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益强盛的祖国令海外华人有了底气。一部分美华作家着力刻划了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在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另一部分美华作家则关注到新移民群体的生活，这些来自两岸三地的新移民在渡过了艰难的留学生生活后，凭籍自己的学历、见识、技能和苦干精神，进入科技界、学界和商界，活跃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原先摇摆在故土之情与对新土地的认同之间的华人，摆脱了移民群体常有的社会封闭性和文化排他性的局限，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的理念靠拢。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新华人”的群体正在崛起。
这位学者列举了“新华人”在新世纪的独特优势：“首先，新华人具有两种语言以上的能力，熟悉东西方文化，这种多元化的特征足以克服狭隘的种族优越和文化优越，成为调和东西文明冲突的平台；其次，新华人具有在发达国家生活的辉煌经验，也经历了落后国家遭受欺负的痛苦经验，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南北矛盾中扮演沟通对话的角色；再次，新华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认同束缚，在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寻求公义平等的理想实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肤色不再是权威的象征。新华人必须义无反顾地从边缘走向主流。”(注一)
好一个“从边缘走向主流”！这不仅是当今新一代海外华人的心声，也是炎黄子孙近百年的历史期待。因为名列世界四大古文明的中华文化的古老传统和昔日的光荣，总是会唤起一切炎黄子孙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然而，近现代海外华人文学的特定历史语境却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被列强和帝国主义排挤出世界文明中心，沦落为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近百年来，一代代华人在文化复兴的口号下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特定历史语境的抗争──当然也包括辜鸿铭式、林语堂式的另类的逆反。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身处“退隐”逆境中对返回历史原点的憧憬。前述“新华人”的诉求，正折射出海外华人在新世纪对“复出”的期待。
以乡愁悲情、漂泊无奈为母题的“边缘文学”，自然难以承载崛起中的“新华人”的各种诉求。因为前辈作家以“边缘文学”自我定位实际上是一定的历史语境的产物，反观前辈移民的主体不外乎两大类型：一是因贫困、饥饿、战乱的威胁而不惜远涉重洋，以求一线生机；二是因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异见而被迫或自愿的放逐，多少带有政治流亡的性质。目前，来自两岸三地的新一代移民的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与当年在穷途末路上血泪挣扎的“猪仔”、“华工”或放歌乡愁悲情的漂流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理想的追求者和新事业的开创者。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正是文学对时代要求的及时应答：当“新华人”群落为自己的诉求寻觅文学载体时，《美华文学》、《中外论坛》、《华人世界》等华文报刊应运而生，而新兴的网络文学更是如火如荼，再加上原有的华文报纸的文学副刊，北美华人文学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展示成果的平台。创刊于新世纪的《华人世界》的发刊词，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学宣言；反映了“新华人”群落的文化诉求：
文化的渴望是生命中最深的渴望，我们需要母语的滋润，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精神家园。
光阴荏苒，他们把自己移植在他乡异土。我们拼搏，为了嬴得新生命的阳光，我们挣扎，
为的是灵魂的浴火重生。然而，我们未曾忘记生命深处的那份真挚，我们深切感知海外华
人的精神需求。于是，我们用自己的不眠之夜，诞生了这本《华人世界》。(注二)
这篇发刊词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表明新一代华人要在前辈血泪斑斑的移民史上谱写他们浴火重生后的新歌。虽然他们仍在拼搏、乃至苦斗，但是他们却毫不掩饰那一份自信：一扫漂流乡愁的悲情，满怀“嬴得新生命的阳光”的豪放。
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在回忆往事时会说：这篇发刊词是一篇有时代意义的文学宣言，它宣告了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华人文学”──的发韧。
发刊词凸现了一代“新华人”的文化诉求：从“边缘”重返“中心”！
本文借用了“新华人”的符号，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文的语言环境中，“新华人”的“新”字并不是指移民时间的先后，或移民的年龄或出身，而是特指该群体的精神风貌的一个定语。所以，“新华人”群落不但包括那些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来自两岸三地的新移民，而且业包括那些奋发进取的老移民。总之，“新华人”在本文中是特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有文化内涵的海外华人群落的符号。
“新华人”群落在文学上的对应面，除了一部分能反映“新华人”诉求的“新移民文学”文本之外，越来越多的“新华人”醉心于将网络文学作为自身文化诉求的载体，钱建军的网络作品所以风靡一时，反映了“新华人”在载体的选择上的前瞻性、时代性和科学性。
二、观念的更新和转型：文学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唤
近年来，不少新一代的华人作家对老一代以“边缘”自居又自悲的定位，表示强烈反弹。他们说：“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从不歧视其生长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严歌苓语)(注三)
旅美华人作家陈瑞琳曾以一个“变”字来概括海外华人作家群的特点，她以北美华人作家为例：认为：“或许是时代的变化，或许是心智的成熟，比诸上一代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他们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在分析新移民文学的繁荣时，针对题材内容上的嬗变，她又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新移民文学发端于八十年代后期，滥觞于九十年代，经历了由浮躁、粗糙到沉潜、过滤的初级阶段，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已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命运的反思，对中西文化夹缝里的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年轻一代如何在海外创立华人的新形象，如何在经济、政治地位上寻求突破，又如何营造自己民族的文化环境，就成为新移民文学声势浩大的主旋律。”(注四)
毫无疑问，上述的“主旋律”和“新形象”都是对“漂泊”母题的突破。
行内人士已经预言：无论是从社会人生的积累，还是从文学意识的酝酿和崛起，涌现新移民文学成熟作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注五)而我以为，应该是一个反映“新华人”形象的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看来，从“边缘”返回“中心”的文化诉求已经强烈地冲击着海外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现有的理念和框架。
事实正是这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批描写海外华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的佳作相继问世，这些作品视野大为开阔，接触的社会生活也更为广泛而深入，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与那些一味寻求自我慰藉、表现自恋意识、充满哀怨悲情的文本完全不同，反映“新华人”生活的文本一般都充满着奋发有为的亮丽色泽，显示出一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新华人”的精神风貌。这些文本大都以“认同”、“融入”的文化母题，取代了乡愁、乡思、乡恋的文化记忆。
有人从奈波尔(
V. S. Naipaul )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例中得到鼓舞，认为海外华人文学不必以“永远的边缘文学”而自卑，因为为了反映在侨居地落地生根的这一代华人的心声，不少海外华人作家以笔耕为志业，努力地忠实纪录华人社群的历史和对人生的看法，早已突破了“漂泊”的框架。所以，海外华人作家群应被视为有能力伸出触角，“并有潜力跃居主流文学的地位”，打入主流社会的文学新品类。刚接任第七届世界华文女作家协会主席的朱小燕女士说：“以多元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为例，旅加的华文作家用华文创作，增添了许多探讨认同、文化适应和心灵成长的题材，其实是丰富了加国的文学养分，同时也实践了加国文学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注六)
新加坡华人作家骆明先生说：“海外许多人，现在已经不再是‘华侨’、‘侨民’，而是‘华人’了。已经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许多人早已是移居国的国民了。他们跟其他语文其他肤色的国民已经有了感情，已经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了。(注七)
事实确实如此，走出社会封闭性和文化排他性等漂泊族群的误区，在保持中华文化优质的同时，融入和认同居住国的文化，这已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识。
前文所论及的学者、作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并至今仍分属于不同的文群，但是他们都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文学等各方面呼喊着：“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诉求。实际上，文学对这一时代的呼唤已经有了及时的回应：陈瑞琳的“在海外创立华人的新形象”的理念；严歌苓对“边缘文学”的质疑；朱小燕“打入主流社会”的雄心；骆明的“落地生根”……等等，不仅表明了一个文学观念更新和转型的过渡时期已在全球范围的华人世界里启动，而且也证实了对漂流母题的突破已是这些作家们的共同取向。
在他们的观念和实践中，对母语文化的记忆不再是文化排他性的依据，而只是多元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语境。他们与时俱进，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并积极地应答了时代对新一代华人的要求。
似乎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调整观念的时候，海外华人文学“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海外华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应答“新华人”的文化诉求
目前，海外华人文学虽然还未形成一个研究和创作良性互动的成熟的文化空间，但是，前文所述的有关观念更新的理念已在许多文体中得到验证。一个突破“漂流”悲情、不再以边缘自居的海外华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正悄悄地向我们靠近。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海外华人文学涌现了一批以居住国为文化背景的华文佳作。
如1998年1月，《美华文化人报》和沈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国华侨文艺丛书》。计有，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奔流》、刘荒田的散文集《唐人街的婚宴》、老南的小说集《豪宅奇缘》、宗鹰的散文集《异国他乡月明时》等。
以黄运基、刘荒田、刘子毅、王性初等人为核心的“草根文群”，虽然大多是老一代的移民，但是他们近年所推出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反映“新华人”诉求的文本。以黄运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奔流》为例，它既是一部近代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和血泪史，也描写了一个寻梦的故事，这个梦就是“美国梦”。黄运基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言一生“没有什么可以向人炫耀的成就，只有一个‘美国梦’，一颗‘中国心’……”他在旧金山华埠庆祝“黄运基和美华文化人报日”的宴会上说：“回顾在美国50年的拼搏，道路很不平坦，有痛苦，有欢乐；有失败，有成功。简而言之，我的美国梦是一个寻梦─圆梦─再寻梦的过程，循环不断。今晚这个盛会，也可以说是我的美国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美国梦实现了，还要继续寻梦，并为圆这些梦而不断拼搏下去。”(注八)如前所述，“新华人”是一个不受年龄、身份、地域、信仰限制的群体的符号，那么，一生追求“美国梦”，至今仍老当益壮“不断拼搏下去”的黄运基，就是一位难得的“新华人”形象。
又如，驰名海内外文坛的喻丽清在这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中也有不俗的表现，她的许多文本早就超越了“文字还乡”的模式，有关中国的记忆，只是作为多元文化背景的一部分而存在。以《沿着绿线走》一书为例，在这部史料性的文学特写中，她以浑沉的笔致，真实地记录了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无数华工远渡重洋，离乡背井来到这片新大陆，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的遭遇，充分展现了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把《飞跃太平洋》作为书中的一章，只有喻丽清这样的大手笔才会有如此的匠心编排。如果说前面的内容以翔实的史料汇成了一部美国华人移民的血泪史，读了令人黯然神伤，那么读了后面的《飞跃太平洋》则使人感到扬眉吐气，这前后相互映照，令人拍案叫好。
《飞跃太平洋》的主角蔡云辅是新一代华人的杰出代表。1984年，蔡云辅驾驶单引擎的私人轻型飞机《华侨精神号》自旧金山飞抵台北，创下55小时飞行7312海里只身飞跃太平洋的辉煌记录。《世界航空太空记录大全》中记载了蔡云辅创下的两项个人世界记录。此后向蔡云辅记录挑战的多名美国人均告失败。
喻丽清准确地抓住了蔡云辅作为“新华人”的精神亮点：他是一个梦想家、冒险家。他乐于冒险，并不是单单寻求刺激，在白人的优越感面前，他时时提醒自己，要超越那种“尾随在后”的宿命。
冒险，不知不觉中成为他意识到的一种使命，他要向高傲的白人证明：中国人并非天生的“追随者”，他要通过冒险替中国人在世人面前创造一种健康的新形象，他要以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别的民族的人能做到的，我们华人也同样做得到，甚至能做得更出色。喻丽清无限感慨地说：百年前的先侨与今天翱翔蓝天、打破世界航空记录的新侨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先侨血泪交织的忍辱负重，便是我们飞上晴空的翅膀。”
喻丽清浓墨重采地描写了蔡云辅的精神境界，借蔡云辅之口喊出：“中国人，是到了该奋起振作、改变形象的时候了！”蔡云辅的呼喊，代表了新一代华人对整个中华民族从边缘返回中心的殷切期望。通过蔡云辅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前文所论及的“新华人”的诉求，跃然纸上。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外华人文学会涌现出更多的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新华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美国的阙维杭出版的《美国写真》、《美国神话》、《世纪之吻》等著作描写的大多是美国的人和事。当异质文化碰撞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时，他并不讳言自己曾有过的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失落感，以及游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而徒生出“边缘人”的无奈。然而，他很快就认识到：“文化毕竟是一根纽带，可以冲破暂时的隔膜，可以联系差异的理解与认同，可以在拉扯碰撞中获得新的感受与憧憬。”(注九)
阙维杭超越了漂泊群族所常有的社会封闭性和文化排他性的局限，逐步地适应了多元文化互补的新环境的过程，是这一代海外华人“走出唐人街”时，比较典型的经历。正像他在《美国神话》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过去从未想到会近距离、面对面观察美国这样完全与我的祖国不同的社会，一旦接触了，所谓文化的冲击、价值观的异同和身为第一代移民每每被动地充当‘边缘人’角色的心理矛盾，使我在观察、触摸美国的同时，也不断调整、审视自己的心态、情感；或者也不妨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情感的历程中……。”
阙维杭从被动的“边缘人”角色到主动的调适，这个角色转换过程正是新一代华人作家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历程。
吴玲瑶的幽默作品在美华图书市场久盛不衰的事实，也是海外华人文学和读者在文学观念更新方面良性互动的一个例证。
《女人的幽默》、《家庭幽默大师》、《做个幽默的女人》、《不幽默也难》、《非常幽默男女》
……这一系列幽默作品竟然全部出自美华女作家吴玲瑶之手，令人叹为观止。当乡愁悲情弥漫着海外华人文学的时候，她却在努力建构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幽默天地。她的成功，与其说是个人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当前社会的、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具备幽默文学滋生的土壤，她生活在一个需要幽默的文化背景中，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正如吴玲瑶在《女人Love
幽默》一书的自序中所说：“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越来越发现幽默在这个国家是件大事业。一个幽默作家的跟随者比总统的还多，幽默在此甚至被认为是做人的基本义务，如果称某人缺乏幽默感，那简直是天大的致命伤，不论此人多有钱、多有势，一般人都相信他的日子过得极为悲哀。”确实如此，美国文化是一种泛幽默文化，正如威尔罗杰说：“有这样的政府，不成为幽默家也难。”吴玲瑶的幽默书写不仅表现了作家本人对居住国文化的融入和认同，同时也显示了接纳这些幽默文本的华人读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四、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都以中华文化为核心
回想1991年我在泉州华侨大学筹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时，几乎所有的同类研究机构都以“海外华文文学”定名。其实，倒不是标新立异，因为我认为“文”和“人”这一字之差，表明了一个探讨的方向：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对学术视野的拓展。
1992年3月2日，台湾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文”和“人”的一字之差：
华侨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以“华人文学研究所”命名，这在国内实属首倡。研究所所长施建伟教授说，海外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虽说只有“文”和“人”的一字之差，但这是
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海外华文文学是指海外华侨、华裔、华人用华文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而华人文学的范围要比华文文学更广泛，它不仅包括海外华人用华文写的作品，而且还包括他们用华文以外的其他的文字所写的作品。比如，著名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京华烟云》(
A Moment in Peking)
，不是海外华文文学，却属于海外华人文学范畴……
现在，我想借此机会把当年的话题再继续下去：华文文学本质上是以汉语华文为表达工具的语种文学，除了中国人之外，也包括极少数非华族作家用华文书写的作品，如韩国许世旭教授的华文创作；而华人文学则是由华族血统的作者所写的作品，种族血缘是创作主体身份认定的唯一依据，华人文学的复盖面大于华文文学，它由两大板块构成，除了以汉语华文为书写工具的华文文本外，还有华人用其他语种写作的文本，如谭恩美的《喜福会》、汤亭亭的《女战士》、哈金的《等待》、郭亚为的《口红及其他故事》、李彦的《红浮萍》和闵安琪的《野菊花》等英语小说，而上世纪林语堂的英语文本：《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奇岛》、《唐人街》、《红牡丹》、《赖柏英》、《武则天》、《苏东坡传》、《生活的艺术》和《吾国吾民》等更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从研究客体的层面上看，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既有交叉重叠的共同区域，又有各自的领域。若以文本的视角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将凡是汉语华文书写的文本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不论文本作者的种族归属，在世界语种文学的格局中为文本定位。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则将华人华裔视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从民族文化系统的格局中来发掘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在以种族血缘为界定的民族文化系统的格局中，不论是华文文本还是非华文文本，全部包容在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我早就说过，华人文学的核心是文化，所谓华人文学，应该是展现华人文化的文学。发掘分布于全球的海外华人共同的文化传统，及这一传统在当前的母体文化精神重构的转型时期对海外华人文化的影响，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如何与异质文化互补融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重重课题。
海外华人文学不是语种文学，这是它与华文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海外华人文学是海外华人文化的载体，而海外华人文化则是母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两者的同质性和差异性不可忽略。因为从华侨
到外籍华人，不仅仅是护照上身份的变迁。以美国华人为例，老一代华人作家黄运基先生提出了以“华侨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文学理念。他说：
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
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脐带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华裔，他(她)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她)们在思想感情上、在言行举止上虽然与先辈们迥然有异，但却没有数典忘祖，他(她)们也在觅祖寻根。
从旅美华侨到美籍华人这个历史变迁中，从中国内地、港台、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涌来美洲的移民、留学生和学者中，每天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而这些正是活的华侨文化，有待我们去探索、去发掘、去表现。
……我们最大的期望，除了以文会友外，更要通过多样化的文艺形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报告文学等等，从广度和深度上反映华侨文化，反映华侨、华人今昔创业的轨迹。(注十)
华人文学是华人文化的载体，这是我们的共识，而上述的“两个特定的内涵”，实际上也就是海外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在文化性上的两个最重要的共性特征：继承性和多元性。
如前所述，无论是华人文学还是华文文学，它们的核心都是文化，但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良莠不分地对母土文化的简单的移植或复制，而是广泛地汲取了异质文化的优质而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的海外华人文化。
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美国人问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你远离祖国感到孤独吗？回答是：凡我在处就是德国。余光中教授借用这个例子说：“现在所有的华人，在世界各地，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也可以说，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是中国。”我们接下去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文化！
余光中先生又说：“华文文学是无数个同心圆，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华文作家的脚迹是这些同心圆上的大大小小的圆点。”(注十一)
我认为，在“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核心”这一点上，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是相通的。
五、前瞻将来：“新华人”文学的发韧
不久前，旅美作家陈瑞琳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误区”，她说：“二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有关北美文坛重地的研究，却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很多人都在抽打，却始终拘泥在早期港、台文学的研究格局之中，不仅研究的作家循环往复，研究的方式及关注的主题也一直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注十二)
真是一语中的！其实，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的，何止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又如何呢？看来，更新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已是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在学科性质上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资讯缺乏或来源的片面，以及距离感所造成的隔膜，使许多人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不过，问题的提出至少使我们意识到建立一个评论研究和创作写书的文化空间的必要性。
前瞻未来，我对海外华人文学发展持十二分乐观的态度。今天不仅是探讨现状和展望将来的一次机遇，而且也是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寻找自身的文化归属的历史新起点：海外华人文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过渡时期，即“新华人文学”逐渐成为海外华人文学主体的过渡时期。
与以往的“留学生文学”、“漂流文学”、“新移民文学”、“草根文学”相比较，“新华人文学”
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一、以世界公民的意识、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积极反映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精神风貌；二、越来越多的作家正将网络文学作为主动回应“新华人”诉求的首选载体，网络文学已成为“新华人文学”的重要板块，在形式上溶入了人类科技文明进步的主流。
综上所述，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使新一代海外华人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所以，作为华人文化的对应面：华人文学──不管
你有没有意识到──已经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以文学观念更新、文化母题转型为特征的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新华人”文学时期──已经来临。
注释：⑴有关“新华人”的理念详见《新华人崛起前的反省》(丁果)，刊于《华人世界》总第二期，2002年4月；
⑵摘自《华人世界·发刊词》，刊于《华人世界》总第一期，2001年12月；
⑶详见《美国华文文学概观》(施建伟、汪义生)，刊于《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⑷⑸〔12〕资料来自《原地打转的陀螺》(上)(下)(陈瑞琳)，刊于《中外论坛》2002年第三、四期；
⑹资料来自《世界日报》2002年9月27日和28日的报道；
⑺〔11〕有关资料来自《东南亚华文文学透视》(曹安娜)，刊于《中外论坛》2002年第四期；
⑻详见《美国梦：黄运基传奇》(熊国华)，花城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⑼摘自《世纪之吻·自序》(阙维杭)，美国瀛舟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⑽详见《我们的期望》，刊于《美华文化人报》1995年2月1日。
【作者简介】施建伟，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本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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