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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诗歌中华人的美国梦
从《金山篇》到《逐客篇》
林涧 盖健平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一
随著优秀作家、作品的不断出现，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不过，对于早期华文文学的研究则是寥若晨星。“西北洋外波连天，自古从未通人烟；道光二十有七载，得其地者米利坚。”
（道光二十七年也即1848年）。美华文学史上，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向往，对于美国之梦的追求与幻灭，至少可以追溯到张维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金山篇》
(1848-1852)。
而早期华人开拓“米利坚”的实际经歷和遭遇——“但是黄面人，无罪亦篣掠！”——则恐怕史书上也没有比黄遵宪的长诗《逐客篇》(1882-1885)更深刻详尽的记述了。这两篇经典著作，其标题虽然在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各家权威著作中有所提及，并被公认為是美华文学的开端，可惜的是，凡有提及，均是一笔带过，不见评论，欲读原文，更是苦于查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两篇美国华文文学的开篇之作束之高阁，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呢？是因為这两篇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歷史价值，还是因為它们在华文文学研究者看来缺乏现当代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颇费周折的考查，发现其原因首先可能是由于原始资料难以得见，古诗的阐释也颇费功夫。不过，这两篇诗歌中所记载的歷史与美国七十年代以后发掘出来的、被埋没的华人移民史、中美外交史、甚至汤亭亭的《华人：金山勇士》一书中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诗人们的观点和话语，与当代亚裔歷史学家民主、平权的思潮以及新的美华歷史观不谋而合；而张维屏海阔天空的想像力，黄遵宪客观冷静的观察，在文风上，也有一种异国情调。诗歌的主题和内容显然与七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华裔文学的主题和语境更接近，同时也是当代华文文学和跨国研究理当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当时这两位诗人所关心的问题很多，包括华人去美国和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竞争；国际政治中的强权和实力，成败与对策，开发天然资源的国策和移民的权利。可以说，张维屏的《金山篇》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不仅用西方的民主理论，而且用中国歷史上的民主观念，批评了美国的排华政策；《逐客篇》中，身為外交官的黄遵宪则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看到了民族问题与世界大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当代性触目惊心，值得我们研究。
几经周折，终于在上海找到了这两篇经典著作。现加以注释和研究，发表在此，与海内外美华文学的学者们分享这两篇宝贵的原文资料。文学创作先于歷史的记载。一个多世纪之前，诗人就谱下了早年华人移民开拓加州的史跡。诗中所描述的细节，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重写歷史的依据。虽然时光流逝、岁月交替，华人漂洋过海，寻找金山的美梦有增无已，不断在得失之间追逐自己的命运与未来，诗中那个时代却仍然能令我们感同身受。希望我们能在诗意的境界中重温华人的美国梦，面对无情的歷史，发掘诗人的智慧和激情，听一听政治舞台上听不见的声音。
二
张维屏的《金山篇》 （1848-1852）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出身广东侨乡番禺，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累官至南康知府，五十七岁辞官归里。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唱霞渔者。他的诗歌透露了新的时代精神，被称為“广东近代第一个重要的诗人”。虽有不少诗作写的是文人“吞花卧酒，弄月嘲风”的闲情逸趣，也有部分诗篇体现了士大夫的仁政爱民、廉洁自守的操守。张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著有《松心诗录》十卷。《金山篇》出自第十卷。
有趣的是，诗人从未到过美国，但是对于去海外冒险，客居谋生的华人和华工的遭遇和经歷，并不陌生。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同美洲和东南亚早就有联系，尤其是三邑（番禺、南海、顺德）和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掀起了“金山热”之后，不断有华人往返于中美之间，带回故乡的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大量的海外见闻，包括华人在加州采金的情形遭遇，这当是张维屏写作《金山篇》的主要机缘。
根据《松心诗录》的收录作品的起讫时间，《金山篇》应作于1848年到1854年间。根据诗的内容，甚至可以推断，很有可能是1852年美国政府推行“外籍矿工税”之后所写的。考虑到多数华文读者在海外图书馆不易看到原文，在此特将原文加以标点、注释，直接引用如下。然后加以白话阐释，以便利现代华文读者对原诗的理解。
西北洋外波连天，自古从未通人烟。
道光二十有七载，得其地者米利坚。
加里波那是其地，不喇西亚名其山。
厥地生人始裸体，自以树叶遮其前。
邇来得布大欢喜，以金易布群争先。
其山不知几千里，其金不知几万千。
彼氓蚩蚩货弃地，有客采采金满船。
宝诚可贵地不爱，利果可图人共传。
闽人粤人以万计，归述客况殊堪怜。
程遥往返动经岁，人眾逼狭相摩肩。
黄金虽多食物少，鸡子一枚银一钱。
金夫贪金不惮远，旅费每人将百元。
米利坚人既获利，乃宅尔宅田尔田。
我思金银產于土，地气岂必分中边？
中华土德秀灵聚，发育岂逊东西偏！
汉时黄金多且贱，若非土出来何源？
梁州丽江古有载，巳生酉壮理或然。
為羊為鼠精所变，叶子柿子名相沿。
委员开矿非善策，供应骚扰难免焉。
生财有道生者眾，此事要俾民操权。
听民自為上勿预，什中取一当无愆。
五金出土皆有用，有而不取空弃捐。
但令有利又不扰，闻风踊跃民称贤。
因民利民自不费，富民富国原相连。
芻蕘之言倘可用，请君视我金山篇。
1848年1月24日，在距今加利福尼亚州萨卡拉门托东北三十六英里的科罗马地方发现了金矿，大批华人的美国之行也由此拉开了帷幕。道光二十七年也即1848年，这个时间的准确性说明，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当年，这个消息就迅速地传到了广东，“金山”成了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个代表形象。在张维屏笔下，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幅员广大，富庶，千里群山，黄金遍地。那里生活著的土人——“厥地生人”——天真如孩童，他们不懂得黄金之宝贵，刚刚学会穿衣戴帽，非常慷慨地用黄金换取布料，对于华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新的贸易市场，可以通过布匹交易获取高额利润——“以金易布”。从当时广东沿海的经济贸易状况看，手织布匹的出口贸易数额颇高，家家户户皆以此為重要经济来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去采金，因為那也是不受禁止的。
当时全世界的冒险家都对金山趋之若??，广东、福建出现了大批的“金山客”，乘船从海路前往美国，不少人需要变卖家產，凑齐近百元旅费。“黄金路”是艰难的，即使从美国本土的东海岸到加州，也只有少数快速帆船能在一百天内到达，其余都是老旧的慢船，耗时两百天，旅费达三百美金。据回国来的金山客所诉在外的遭遇，实在是十分可怜。旅途中的华工挤在舱中，海路颠簸，苦不堪言。在美每日要花费的生活费用也很高，因為金子虽多，食物却少；一枚鸡蛋要价一钱银子。金山梦不是免费的，所有追求它的人都得吃尽千辛万苦，付出代价。在淘金热中少数幸运儿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付出的精力与找到的黄金根本不成比例，反而是不少随同采金人群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小商人们发了财。
虽有钱可赚，但客地生活却无可眷恋。起初华人在美国还能拥有土地和房屋，但是好景不长，“米利坚人既获利，乃宅尔宅田尔田”。美国人一旦从华人的劳动和贸易中取得了利益，便开始霸占华人的房產和土地。从美国歷史记载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来自俄勒冈和新英格兰、土耳其和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万人聚集到加利福尼亚。但是“宅而宅”、“田尔田”这种强行霸占的事情，却是专门对付华人的，只有华人才受到这种特殊的虐待，暴力侵害。
尽管美国全国性的排华法律是二十年后才得到正式通过的，《金山篇》中的记载却告诉我们，华人受到驱逐的事件在1854年以前就开始了。史学著作也有记载，最早的迫害华工的事件发生在1852年5月，加州于巴、哥伦比亚矿区的白人矿工以暴力驱逐华人矿工。在随后的若干年里，不断发生针对华人的暴力行為，甚至屠杀。
除了驱逐华工的无政府暴力事件，还有另一项常年的“骚扰”：外籍矿工税。美国财政实施税务官制度，从1850年开始对于前来采金的外籍矿工有额外的税收，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华人和墨西哥人等有色人种的。以这种手段，加州政府在限制了华工的同时也收取了一大笔财富，外界矿工税直到1870年才废除，彼时加州已经从华人矿工手中敛取了五百万美元。
诗人想必对于华工在美国的遭遇充满了同情，欲為华人声张平等的权利，包括淘金的权利，故在下半首诗中发表他个人的感慨和政见，批评美国的排华政策；同时，对清政府配合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禁止华人出洋的政策加以规劝。尽管如此，他诗中的言辞却不是悲愤激昂的。张维屏的观点和思路非常新颖、奇特，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知识，阐释金的起源和淘金的歷史。他说，汉时中国也有过大量的黄金，金出于土，原是自然之物，不分地域边界。言下之意，开采权也是无论地域人种，人人平等的。
中国五行说中的“土生金”就先把黄金视為天地精华，与五行周天的运行呼吸相通，按照天干地支的方位、年份生长，十二年一个轮回，每逢巳年就新生，每逢酉年就滋长繁盛，因此梁州和丽江才能以產金之地闻名天下；而各地的地气不同，出產的黄金也带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春陵出產的是柿子金，而云南出產的就是叶子金。金银至灵，除了自身生长发育的规律之外，还能化為羊和白鼠。（华人对金的出土具有这样的知识和经验，到了海外，善于淘金，竞争力强，无怪成了同行的冤家。）华人矿工不像白人矿工那样选择靠近大路的采矿点，而是宁可选择偏僻的、或者白人矿工已经废弃的矿井，全凭著耐心和细致，才用简陋的工具淘洗出了黄金，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白人同行的嫉妒。这种嫉妒很快就变成了暴力行动。
于是，张维屏便用一种世界大同，经济全球化，民生、民权、民富国强的道理，声言华人淘金的权利。他的语调从容不迫，怀著学者的风度，或者说经济学家实用的理论，来开导年轻的执政者，不要干预和骚扰淘金者。他认為金银的得失与气数相关，既然发现了有价值的矿物，一定是有用的，要不失时机加以发掘，开发利用，如不这样做，则是一种浪费，捐弃了自然资源。
在大批采金者闻风而至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张维屏认為，来者情况复杂、人数眾多，政府要面面俱到地管理难度很大，完全可以“无為而治”，简明宽松，除了抽取固定的税款（什一税）之外不需要多加干预。善于开发的人越多越好，把黄金带进世间，方不辜负天地恩泽，有如此多充满希望的采金客，他们满怀热忱的工作不但会使自己富裕起来，同时也能让国家富裕。辛勤的矿工所期望的不过是一个通情达理、能让他们安心工作的环境罢了，只要满足他们的希望，他们必然会对政府充满感激，服从管理。如果执掌大权的人希望听听民间意见的话，不妨读一读他这一篇《金山篇》。
三
黄遵宪的《逐客篇》(1882-1885)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不仅是近代史上的著名诗人，诗界革命的主将，而且还是中国歷史上一位极有才能，极為强干的外交家。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黄遵宪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一八七七年，旋為驻日本使馆参赞。他到了日本以后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士、以至旧日藩臣、前朝遗老，活力惊人。
1882年春，黄遵宪由日本转赴美国，担任清政府驻旧金山第一任总领事，上任之初，美国正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 旧金山既是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排华活动最猖狂的地区。黄遵宪实地考察、协调当地华人关系、与美国当局反复交涉的过程中，据理力争，护侨之功至今在当地流传。他详细了解了美国排华的种种原因和借口，在《逐客篇》中作了生动详细的描述。
1889年黄遵宪出使英国，也是“歷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不久被调任新加坡总领事，是因為当时新加坡的华侨在当地也象在旧金山那样颇受暴力威胁。黄遵宪一到，便“照会英官，凡驶小艇者须商号担保，以一千元為质，严為防患。自后劫杀之风绝跡。”
从一八七七至一八九四年為止，黄遵宪先后在国外生活十六、七年，曾任日、美、英、法、意、比、新七国驻外使馆官员。回国后他热心参与维新变法和《时务报》的创办。维新变法失败后，去职回乡。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作品传世，在警政、教育、新闻传播、裁判刑狱制度等各方面多有贡献，被称為新学的“霸才”。
《逐客篇》（1882-1885）
华人往美利坚，始于道咸间。初由招工，踵往者多，数至二十万眾。土人以争食故，哗然议逐之。光绪六年，合眾国乃遣使三人来商定限制华工之约。 约成，至八年三月，议员遂藉约设例，禁止华工。感而赋此。
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
轩頊五千年，到今种极弱。
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
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
茫芒六合内，何处足可托？
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
团焦始蜗庐，周防渐虎落。
蓝缕啟山林，丘墟变城郭。
金山蟹堁高，伸手左右攫。
欢呼满载归，群夸国极乐。
招邀尽室行，后脚踵前脚。
短衣结椎髻，单登躡草屩﹐
酒人率庖人，执针偕执斲﹔
抵掌齐入秦，诸毛纷绕涿。
后有红巾贼，刊章指名捉，
逋逃萃渊藪，趋如蛇赴壑。
同室戈娄操，入市刃相斮﹐
助以国网宽，日长土风恶。
渐渐生妒争，时时纵谣諑。
谓彼外来丐，只图饱囊橐，
地皮足一踏，有金尽跳跃，
腰缠得万贯，便骑归去鹤；
谁肯解发辫，為我供客作？
或言彼无赖，初来尽袒膊，
喜如虫扑缘，怒则兽噬搏，
野蛮性嗜杀，无端血染鍔，
此地非恶溪，岂容食人鱷？
又言诸娄罗，生性极齷齪，
居同狗国秽，食等豕牢薄。
所需日百钱，大觳难比较；
任彼贱值佣，我辈坐朘削，
眼见手足伤，谁能忍毒??？
千口音嘵嘵，万目瞪灼灼，
联名十上书，上请王斟酌。
骤下逐客令，此事恐倍约，
万国互通商，将以何辞却？
姑遣三人行，暂免眾口鑠，
掷梟倘成庐，聊试一蒲博。
谁知糊涂相，公然闭眼喏！
噫嘻六州铁，谁实铸大错？
从此悬厉禁，多方设扃钥，
丸泥便封关，重门复击柝。
去者鹊绕树，居者燕巢幕。
关讥到过客，郊移及游学。
国典与邻交，一切束高阁！
东望海漫漫，绝远逾大漠。
舟人呼卬须，津吏唱公莫。
不持通关繻，一来便受缚。
但是黄面人，无罪亦篣掠！
慨想华盛顿，颇具霸王略，
檄告美利坚，广土在西漠，
九夷及八蛮，一任通邛笮，
黄白红黑种，一律等土著。
逮今不百年，食言曾不怍。
吁嗟五大洲，种族纷各各，
攘外斥夷戎，交恶詈岛索。
今非大同世，只挟智勇角。
芒碭红番地，知汝重开拓，
飞鹰依天立，半球悉在握，
华人虽后至，岂不容一勺！
有国不养民，譬為丛驱雀，
四裔投不受，流散更安著？
天地忽跼蹐，人鬼共咀嚼，
皇华与大汉，第供异族謔，
不如黑奴蠢，随处安浑噩！
堂堂龙节来，叩关亦足躩，
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
他邦互效尤，无地容漂泊。
远步想章亥，近攻陋卫霍，
茫茫问禹跡，何时版图廓？
《逐客篇》一开头便為民请愿，声言华人移民是无辜的，為什么民族权利竟遭到剥夺！长嘆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国运渐衰，以致盘古以来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炎黄子孙，在海外却无立足之地，沦落在充满敌意阴谋之地，遭到非人的待遇，受异族凌辱。在这样的感嘆之后，诗人开始回顾华人在美国的歷史，具体叙述美国排华过程中华人境遇戏剧性的变化。这首诗如同一部小型的美国华人早期歷史，覆盖了从“淘金热”开始华人大批赴美到1882年排华浪潮席卷全美国的三十多年间的形势变化。
华人最初到海外，加州乃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那里谋生无异于开荒。他们开发加州的劳作使那里人烟渐渐繁盛，山岭变成了城市。华人在土堆里发现了金子，凭自己的勤劳到处采金。华人们返乡后盛赞“金山”之富饶，夸说是一片乐土，使得更多的乡亲慕名前往，青壮年劳力大批赴美，源源不断。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劳作，不计较艰苦的条件，卖酒的、杀猪的、缝衣的等等，不同职业的华人都在美国另起炉灶。大家都高兴自己有这样的运气，能在国内多事之秋寻得美国这一块生财宝地，慕名而往的人越来越多，华人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
后来有一批叛贼，开始闹起事来。他们原是在逃的要犯，成群逃来西部，就象毒蛇钻到了地缝里，无恶不作。先是自相残杀，后又于街头动武，在那个网无法纪的地方，败坏了民风。华人慢慢地遭人嫉恨，不断引起非议、谴责。
有人说，那些外来要饭的乞丐，财迷心窍，不择手段地刮地三尺搜寻黄金，錙銖必较，赚足了钱就返回中国去了，谁肯為我们干重活？要不就是说，那些华人是无赖，来时打著赤膊，高兴的时候象团团围聚在一起的虫子，发怒的时候就像凶狠的野兽一样伤人，本性嗜血，為区区小事就大动干戈，这里不是他们的地方，不能容忍这些吃人的怪物。又有人说，那些华人个个齷齪不堪，唐人街臟得像狗窝，吃的东西就像猪食。他们所需的日用花费比别人少得多，所以他们廉价出卖劳力，使我们的工资提不上去。怎么能眼睁睁的看著华人损害白人的利益呢？
于是舆论鼎沸，排华风潮甚嚣尘上。许多人联名上书，向白宫提出排华法律的要求。联邦政府作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深知排华会违反各国通商的贸易协定，尤其是新近和中国政府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868）。该条约承认华人享有到美国旅游、经商的“自由进出”权，以及“永久居住”的权利，并且享有最惠国待遇， 美国以争取中国的门户开放為目的同意了这些条款。可是為了应付国内的排华呼声，美国联邦政府决定派遣三个使者，到中国与清政府商讨修改条约事宜。当时并没有决意改定条约，而只是想象赌博一样，碰碰运气，看看中国政府反应如何。谁知道糊涂的宰相（李鸿章）根本不保护华人的利益，居然闭著眼睛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倾尽六州的铁，谁能想像竟铸成这么大的一个错？这一做法后患无穷，从此排华暴行有了法律支持，于是到处设下了严格的排华禁令，关卡重重，禁止华人劳工入境。在美华人如惊弓之鸟，无枝可依，留下的人风险重重，如燕子在幕上安巢，不能安居。美国政府竟然将国家法律与邦交均束之高阁！不论是旅行过境的，还是拥有合法身份的非劳工华人如商人、留学生、外交官，皆受到关押、审查和牵连。如此出洋的前景就十分黯淡了，船上的人懮心忡忡，海关的官员警告他们死路一条。没有符合美国政府要求的通关证书，一来就会被囚禁起来。只要是黄种人，便不能幸免于暴力的侵犯：“但是黄面人，无罪亦篣掠”！
诗人勇敢地责疑美国的民主和平等。他说，想当年华盛顿开国时，倒是不乏雄韜大略，公开告示全世界人民，西部土地辽阔，各民族移民均可前往开发，无论肤色黄白红黑，一律是本国人民。而如今不到一百年，美国政府便自食其言，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推行种族主义政策，抵制外来的民族，诬蔑其他国家的人民，互相争夺、攻击，使外交关系日益恶化。
看当今的形势，已不是天下太平，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了，只有凭实力斗智斗勇的民族才能在生存竞争中取胜。要知道美国原是红色人种印第安人的国土，经过开拓，才有美国。鹰派的势力是强大的，他们掌握了半个世界的权力。华人虽是后来者，為什么不容在此竞争？
民乃国之本，人丁兴旺才会国家昌盛。有土地不养人民，好比驱赶林中之鸟。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国家就不会有足够的财源发展壮大；地大物博的国家只愁没有足够的人来耕种，有世界各民族勤劳的人民来归附，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接受他们，使他们投诉无门，流散不能安居，是危险的。如此天下大乱，怨声载道。华人，大汉民族，平白无故地受异族凌辱，这样的耻辱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不像做奴隶的黑人，糊里糊涂，逆来顺受。而外交官受到歧视的待遇，更是直接侮辱了中国，哪怕倒倾四海之水，也洗不尽所受的耻辱，如此下去，其他国家都效仿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华人在海外更无生存的空间了。
诗人想到古代禹的使者大章和竖亥的足跡曾远至极地，近有歷史上的武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保卫黎民，不胜悵惘，寻找大禹子孙所走过的足跡，不知华人何时才能向海外开拓，在海外安居乐业？
四
《金山篇》和《逐客篇》作為叙事诗来读，可以视為两个故事，一是发现海外金山的喜悦，一是失去海外金山的懮伤。可以说，前者是华人美国之梦的开始，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后者是美国之梦的破灭，在海外现实的遭遇和无情的歷史唤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金山篇》的语境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而《逐客篇》面对无情的歷史，则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在详细引用排华借口时，用的是自然主义的手法。诗人以刚劲的笔触描写了美国这个异质文化圈中，华人作為沉默的少数所受到的种族歧视，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美国的白人对华人的种种攻击。《金山篇》以温和容忍的口吻讨论了华工在美开矿的艰难，以及所遇到的限制。虽然华人在美开拓受到阻碍，但前景依然是乐观的，机遇平等和自由经济的神话尚未破灭，诗人依然对它充满了向往之情，因此诗歌的整体气氛是和谐的。《逐客篇》从民生的角度简述了早期的美国华工辛勤劳作、后因就业竞争遭受当地居民排挤的具体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制订《排华法案》前前后后的社会矛盾和国际政治局势。诗人以懮愤的笔调叙述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美国采取排华政策的不公，华人在美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无以申诉，只能哀嘆国家的败落和民族的不幸。
这两首诗也可以视為同一个故事，它贯穿了美国歷史上从十九世纪中叶至排华法律在国会正式通过，前后三十年最残酷、最黑暗的排华史。两位诗人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知己知彼地阐述了早期的华工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经歷和生存境遇，可以说，成為用华文写就的美国歷史的一部份，移民开发西部拓荒史上的一页。早期到美国去的移民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去美国的？為了什么去的？美国人排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两首诗虽然相隔三十年，诗人的记载倒是一致的。两位诗人都是广东地区的居民，对华人赴海外谋生，具有比内地人更确凿、更直接的感性知识，何况黄遵宪亲临其地。诗中有些细节，其形象性的描绘，倒為当代华裔学者和歷史学家正在修正的一些课题，提供了值得考察的依据。
十九世纪中叶华人赴美的原因、移民的身份和形象，均是当代华裔学者、作家和歷史学家正在修正的课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针对官方歷史上几种传统的说法，主要有：早期华人去美的目的尽是為了淘金，无意在当地定居，不愿同化；在美不肯放弃中国人的身份、传统和文化；早期的移民都是“苦力”，穷得没有饭吃的乞丐，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是不识字的愚民；他们衣衫破烂，形象不好，所以受人歧视。这些说法原是歷史上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用来推行排华法律的话语。由于早期的舆论工具和权威著作均為白人控制，代表白人的利益，即便在废除了排华法律以后，官方语言也是為白人开脱，為白人辩护的。再说，白人对于华人和华人的文化背景知识有限，有关华人的记载往往以一盖十，充满偏见。
美国歷史书上，华人的歷史还是需要华人自己来写。通过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化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华裔学者，通过各种途径的考察研究，开始向这些歧视性的话语提出了责疑和挑战。 汤亭亭的《华人：金山勇士》一书是最早以讲故事的形式提出责疑，重写华人在美的移民史的。日裔歷史学家塔卡基写的十九世纪华人移民史虽然对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进行了批判，但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华人移民的动机，是不够全面的；另外，其中描述的华人形象可能受英语资料的局限，近来也受到了挑战和责疑。
随著跨国研究在各领域的发展，2002年出版的由苏西林卡赛尔主编的《华人在美国》一书的第一部分“蔑视刻板形象：最早抵美华人”中就有三篇文章论证，早期赴美的华人中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并不都是穷人；他们的经济地位一般属于富裕或小康的居多，也有人是会说会写英语的。华人在美国采金的成功是与他们的文明和技术有关的。科学技术并不都是西方来的，中国有悠久的采金歷史和技术，华人从国内不但带来了水利技术，还带来了淘金技术。1840－1880年间有370，000华人从广东省来到美国，虽与金矿的发现同时，但还有其他多种原因，其中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求中国政府门户开放，在华贸易，争夺市场，特别是鸦片战争，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美国国内开发西部缺少劳工而来华招聘劳工都有关系。赴美的华人有各色各样的背景、动机和原因。
据《金山篇》的记载，早期华人去美，首先是经商，以布匹换来了满载而归的黄金。贸易和淘金看来是同时发展的。也就是说，在赴美的华人看来，当地人有了黄金，还没有纺织业和衣饰文明，当地人不会利用满山满地的宝物，而荒废了自然资源。这是华人的发现。对于采金，华人是有经验的。汉代有过丰富的金矿，民间流传著金子出土的规律和对这些自然现象的阐释和认知。中国政府在管理方面，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值得美国政府借鉴。诗人对于华人采金的技术和能力似乎充满信心。黄遵宪在《逐客篇》中的描写也是说，早年赴美的华人之中，有许多是手艺人和做买卖的，要比当地的土人文明得多。黄遵宪在美，还曾為当地华人组织文化活动，成立诗社，经常和当地华人聚会，举行诗歌写作，以满足他们的文化热情。
直到今天，诗人雅集，步韵唱和、即景赋诗，仍然是美国唐人街华人经常举行的社交和文化活动。中华文化的精华因此不断传承发扬，成為牵系海外游子的精神纽带。
《逐客篇》的国内版本附梁啟超的评论。
梁啟超声称，繁盛的加州实乃中国人的血汗所打造出来的世界。没有金矿和铁路，就没有加州；而加州的金矿和铁路，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开采而建造的。说到大批华工赴美的成因，他写道，“华人之往美，实由美人招之使来也”。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开发时期，加州初合并入美国，急于拓殖需要大量劳工，当时欧洲及美国东部之移民，惮其辽远，来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及觅得金矿，盛开铁路，而劳佣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中国。”
同治七年，即西歷一八六八年，美国公使与我续订条约，其目的在于招工，“许我民与白人享同等之权利，且有招工公司在香港，极力兜揽，自是来者日眾。”
梁啟超补充说，后来美国东部的工人，闻西方之极乐，也蜂涌而至，与年具增，在竞争和就业方面与华工发生了冲突。由于华工不带家眷，开支小，费用小，加上勤劳，资本家每每廉价雇佣华工。“于是相妒相憎相仇之念，益磅礡于等之（白人）胸中，全省骚然矣”。
碰上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国内失业率增加，為了平息民怨，政客竞选时便转移目标，主张推行排华法案，用来讨好选民。梁啟超说，正如粤谚所云：“打完斋唔要和尚”，一旦认為没有需要，便翻脸不认人，实行“逐客”了。
那么排华究竟因何而起，归罪于谁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跨国研究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阐释。在没有到过美国的张维屏的臆想之中，十九世纪的资產阶级民主观念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归罪于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策的不智，怀著理想主义的精神空想经济全球化，但没有看到美国本土的种族主义观念是西方文化传统中遗传下来的致命的孽障。最初大批华人作為急需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进入美国，他们出色的工作在客观上排挤了白人工人，辛勤的劳作又得到的额外的收益，激起了同行的嫉妒，因此被竞争者以暴力或法律的手段驱赶。1869年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之后，他们转而从事其他行业，成為农业和工业的优秀工人，活动地点不再限于加州，而是向全美各地流散，这便引起了更多白人的恐慌。由于白人工人的排斥，华人不得不退让到白人不愿从事的职业，逐渐的集中在洗衣、餐饮一类的服务业中，尽管忍辱负重，依然是眾矢之的。黄遵宪在《逐客篇》序言中点明了排华的根本原因：“土人以争食故”。原因是出于生存竞争，手段则是制造舆论，丑化华人形象。
换句话说，文字和语言起了很大的作用。《逐客篇》中记载了种族主义分子歧视华人的各种诬蔑。诗人批评了种族主义的危害，大眾政治、民主制度下舆论的恶性循环，白宫实用主义强权政治的不可理喻，不可信赖。
作為一个外交家，黄遵宪具有跨国文化知识，知己知彼，比谁都清楚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嘆国运的衰落。具体说来，国运的衰落，首先是朝廷的衰落。他认為《排华法律》能够得逞，一半也在于中国外交的失策。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法律和内政不够了解，对美外交不够策略。据传，美遣使来华要求修改条约时，取道日本，当时(1880年)黄遵宪还在日本做外交官，对西方政治外交却知之甚详，他了解到日本的这三位使节并非全是排华分子，因此知会朝廷，要他们争取这三人中“袒华人”者与“中立者”的支持，不要改订条约。但朝廷无人，只会在媚外与排外之间盲目摇摆，轻易地接受了改订条约的要求：“华工前往美国并在境内居住等，倘有妨碍美国之利益，或有骚乱境内居民等情，大清国准大美国议暂止，或定人数，或限年数总须酌中定限。”这就為美国拒绝华人入境、遣返在美华人提供了合法的借口。 李鸿章一时糊涂，轻易放弃了华工在美国的权利，同意美国修改条约，因而铸成这么大的错误，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给民族带来了奇耻大辱，使得所有在美国和去美国的“黄面人”均受到暴力的骚扰。如此看来，可以说，在美华人、华工的地位和命运与跨国政治，中美外交，中国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当时李鸿章是否有其他的原因，或其他的交易，而放弃了华人在美国的权益，不得而知。其实，在美国，排华早就开始了。据《美国华侨年鉴》记载：“中国人之受歧视，歷史最早，在其他东方人种之前，排华运动可追溯于1850年加省之《外侨矿工照会税法》。九十多年过去之歷史，中间可悲可泣事实甚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排华法规有1870年的“行人道条例”，1871年的“立方空气条例”，1873年的“辫子条例”，1873、1876年的“洗衣业条例”。到1879年加州起草第二宪法时，排华行动已达到了全州规模。 早在修改条约之前，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制订和通过了限制、排斥华侨的新宪法，规定：（一）各公司不准用中国人，即有前此经与中国定合同者，亦作為废纸；（二）中国人不许有选举权，不许受雇于公家职业；（三）议会须制定条例，依法招致华工之公司；（四）中国人在美国者，当设种种条例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
不过，这是在加州，国会最终通过全国范围的《排华法案》则在1882年，修改了对华条约之后，此后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1884年加以修订，加重对非法进入者的惩罚；1888年司各特法案（The
Scott Act）再次禁止华工入美，并宣布回乡华工所持的返美证书无效。1892年《基瑞法案》（The Geary
Act）将禁止华工入美的法律延长十年。
黄遵宪出使美国（1882-1885）正是排华最严峻的时期。黑暗的社会使他对美国的民主、平等、自由和两党选举制度有了现实的、不同字面的理解，因而有所保留。他在美国耳闻目睹排华的暴行，活生生的现实使他认识到美国是一个以肤色认同身份的国家。平等是一句空话。用今天的美国话来蔑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西方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压迫激起了他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那种境况之下，都会產生正义的民族感情的，何况他是一国政府和人民的代表。在美华人的安危得失，代表著民族的安危与得失。
“今非大同世，只挟智勇角”。黄遵宪不仅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现代化世界，而且他努力做一位智勇双全的外交家。梁啟超告诉我们：“先生既以先事御之之谋告其上而不用，乃尽其力所能及以為捍卫”，由于朝廷昏庸软弱，黄遵宪之深谋远虑往往付之流水，但是在他的职权之内，功绩无可置疑。 他的弟弟黄遵楷的《先兄事略》写道黄遵宪与美国各方面的排华事件斗智斗勇：“乃苦心焦思，设法挽救，所有侨商回华请由领事发给护照，為再来之据，并请律师控诉，以驳其新例。由是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寓美国再来者，均得通行无阻。即华工假道旧金山，往来檀香山、域多利、巴拿马等处者，亦由领事给照，无所留难矣。”
这是通过利用外交、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是在排华受到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巧妙的斗争艺术格外重要。
黄遵宪处理问题的方式，的确有独到之处。《清史稿》本传记载：“美吏尝借口‘卫生’，逮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故右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梁啟超说：“吾尝游美洲，去先生為领事时且二十余年矣，而吾民尚称道此事不容口。”其举重若轻、化繁為简，令人赞嘆；更有一些时候根本就是胆气的交锋。黄遵宪在《续怀人诗》中记述，有一次他和同事傅君在旧金山碰到一群人围攻，其中一人拔出手枪指著他们说：“如敢引华人入境，请你们吃这个！”当时黄遵宪十分镇定，那位傅君随即从靴中摸出武器，笑著回敬说;“你们敢吗？”
类似事件，皆传為美谈，被誉為中国近代第一位优秀外交官。
黄遵宪有成熟的外交策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于固执己见，则諉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执己权，则谬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為无理，而指為难行；不以我之说為必行，而请其酌度；不以彼不悦不懌，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謁终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幸而获济，则吾民受获商之益，不幸而不济，彼国亦必服其谋国之忠。”
从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遵宪之务实与豁达。当一定要坚持自己主张的时候，可以借口对方还没有理解自己的全部意图。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时就要声称对两国都有利；不说对方的要求无理，而是向他们指出其要求实际上难以实现。不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主张办事，而是让他们考虑我们的建议。不能因对方不高兴就退缩。可以与对方辩驳，但是始终心平气和不可暴躁。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也没关系，可以反复上门要求再次讨论，使他们因為厌倦而屈服；在讨论时可以变换自己的措辞和说法，但内中的目标一定要坚持不变。始终要态度诚恳，加之以立场坚定，不谋私利，并且要沉得住气，受得了苦。而支撑著黄遵宪不断奔走的信念是：一旦能够获得一点成功，我国子民就能从这次谈判中受益。就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的工作也会让对方承认我对于国家的忠诚，不至于让他们小看。这样坦率而谦虚的表白，令人感动。
黄遵宪有能力把自己的见解付诸行动，活跃领域之大，倾注热情之深，皆是少见的。
尽管国内国际情况复杂、变动激烈，他却能在政府软弱妥协的情况下恪尽职守、维护国家利益，实属难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為他对外国的政治外交制度有清楚的了解，有外交官所必需的胆识和手腕，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当仁不让的使命感与务实的心态，明知国弱、受到歧视，却仍能不屈不挠迎难而上，因此才能出手准确，一举奏功。他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十分清醒，知道西方国家自有他们的行事规矩，若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曲意奉承，步步退让，只能受到他们嘲笑和欺凌；只有认真研究对方的行為方式，才能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五
象黄遵宪这样出色的外交家，不禁使我们想到当前文化研究中中华民族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性。《金山篇》和《逐客篇》正好提供了两个优秀的范例，一个是退居林下的士人，一个是為国家民族奔走的外交官，他们所发出的為华人抗议的声音无论是否被人听到，热情和诚恳都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包含的思想能给人以独特的啟发。在文化研究中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这两位诗人处在他们的时代，并非不了解西方之强盛，他们的心态却是从容的，并未因国弱势衰而心怀自卑，他们的语句之间，无论是张维屏之点评“汉时黄金多且贱”，还是黄遵宪大量使用古书中的典故如“凿空”、“诸毛纷绕涿”、“卬须”、“公莫”等，对于自己的文化都充满自信。“西方”尽管令人耻辱、焦虑、烦恼、愤慨、神往，却不是自卑心理的主要来源。
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对于晚清近代的歷史心怀不懌，羞耻于当时“天朝上国”迷梦而错失顺应国际潮流、引进西方文明的大好时机，因此在推卸一切“罪责”的心理中拒绝辨认、认同自己的文化血缘，似乎继承了古典的文化遗產便会泥古不化、被时代潮流淘汰。这种想法使人在文化遗產面前完全不知所措,唯恐自己不够时髦而拒绝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了解，或以现代人的优越感俯视已经“失效”的传统文化。以為忘却歷史便能否定传统，结果是由于身份意识的模糊而缺乏积极明确的行动力。将漫无目的的漂浮视為自由，把异化当作进步，而受到歧视或骚扰时，根本缺乏招架之功。
从以上黄遵宪的事跡来看，作為一个能够一肩担起民族使命的优秀外交官，除了处事的经验和技巧之外，还须有更為出类拔萃的素质，那就是对国家歷史文化的深邃理解与衷心骄傲。没有这种素质，便没有為国立功、竭诚奔走的热情。黄遵宪是客家人的后代，幼年时期受到的是相当完备的情感、智慧、品德以及美的教育，于是他从小就富于热情，有理想，有大志，并且爱好诗歌。同时他那个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带有一种平民气息，一种现实精神，这也造就了黄遵宪从小就有较為清醒的头脑，踏实而不浮华，性格开朗，平易可亲，热爱生活，热爱家园和自己的祖国。黄遵宪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随父在京，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当时列强纷纷入情，虎视眈眈，外交活动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因此黄遵宪放弃在国内為官的老路而潜心于比较艰苦、以往又充满失败纪录的外交之路。他后来足跡遍四方，周游大半个世界，但弃官后还是回到了他的故乡。他的诗中，鲜有失落之感。他的人生宛似根植在他的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上的常绿乔木一般，根深叶茂，向上生长，葱葱蘢蘢，荫覆大地。
黄遵宪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在这里值得一提。要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不开放、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前文提到，黄遵宪回国后积极推行维新思想，热心创办《时务报》，并从事《日本国志》的写作。这些活动都是针对国内的需要，“洋為中用”，改变国内的现状。当时国家无人、政府闭目塞听，不知国际局势内情，因此见识浅陋，临事畏缩。他认為“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性以啟人智慧”，须以舆论实力增长、以唤起民眾之力量，立志愿“借报纸以啟发之，以拯救之”。 他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二十年之后、从西方列强手中转危為安。于是便大力收集各种文献资料，进行认真研究和思考，呕心沥血地写下了一本改革政治的歷史巨著《日本国志》。全书四十二卷，洋洋五十万言。该书从他驻日的1877年算起到1887年
（光绪十三年）
书成，前后歷经近十年寒暑。全书分為国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事、刑法、学术、礼俗、物產、工艺等十二个门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将日本的古今往来尤其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系统、认真深刻的介绍，并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
尽管作為维新改良的积极分子，他了解中国保守势力之严重，作為外交官也深知中国政府之无能，黄遵宪在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并没有走极端，把传统视為革故鼎新的死对头，而是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与价值。同时，黄遵宪接受传统文化并不阻碍他开放的视野。环境的不利也并不能切断他报效民族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在各国游歷之中并未迷失方向，在屡屡受挫后却仍然能按照自己的目标做出新的探索，尽管他尽力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方法，却并不迷信西方的“强势”,这样的心态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钦佩赞嘆。
黄遵宪虽然对西学了解甚多，却并不盲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是充满信心的：“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敝，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新的东西有自身的包容力。尽管国力衰弱，文化却有它自身的机理，并非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愈出，真道理愈明。”
由于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根据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盲目的全盘引进，其走向也必然是中华文化的更新扩大。“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
这些充满信心的论断，目光敏锐、头脑清醒，经验丰富，且对于自己驾驭现实能力自有分寸，因此有别于那些盲目相信西方文明乃中国救命灵丹的理论家。只有对“自己”的价值明确肯定，才能清楚的分辨出“对方”的存在。从而对彼此的现实真相、他人之异己观点了然于心，从而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既了解对方，又清楚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文史兼修、法政协同的人才才是称职的决策人才。
黄遵宪能够保持中国人的尊严的意识，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文史修养。从他使用诗中用典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文字之才气纵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可以说，对于典故的使用本身就是对歷史的反复重温和思考。一方面是头脑中保存了歷史文化光荣厚重的记忆，另一方面是自知涉世以来国家的衰落、游歷各国所见的纷乱局势。对于精力充沛的黄遵宪来说，歷史与现实的残酷对比不但不能熄灭他為国奋斗的激情，反而更加激起他的热情，加强了他投身国事、尽力报效的决心。
以黄遵宪曾经留下光辉记录的外交领域而言，虽然国力是基础，人才也是关键。国力与外交要相得益彰，凭的是外交人员的经国之才。欲為国之栋梁，不知正反荣辱之全面，便没有坚强的头脑和持久的行动力。探寻自己文化之博大精深，从容认识现实的变换沉浮，又充满信心地為民族进步做出贡献。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文史二者的知识和见识缺一不可。
今天的美华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们，正是中美文化交流和对话中的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发挥外交家的作用。目前国内的美华文学研究有一种令人担懮的倾向，那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否定歷史，否定当代移民文学与早期华人移民史的传承关系，偏重于所谓的“新移民文学”，而忽视早期的华人文学研究。经常强调“新移民”不同于“老移民”，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层次高，没有歷史的包袱，没有传统的观念，同化不成问题，成了白领，便进入了主流社会。换句话说，似乎穿上西装，带上领带，有个学位，会讲英语，改变了形象，在西方就不受歧视了。种族矛盾和多元文化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主题。认為老移民受歧视是因為形象不好，贫穷，没有文化。这种论调，轻者可说是幼稚无知，说得严重一点，无异于在為《逐客篇》中所引用的那些排华言论作辩护。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华人地位的提高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中美外交关系时时刻刻依然影响著华人在美的地位，华人的国际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势必改变华人在海外的命运。十几年来研究华裔文学的经歷使笔者深深体会，没有故事的民族在歷史上便没有记载，遗忘歷史的教训将重蹈歷史的复輒，因為歷史往往重演。在这里，黄遵宪当仁不让、尽心务实的精神尤能给我们一种啟发。他的《逐客篇》，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华文学史上的经典。“全球化”风潮下，中美文化比较研究有极大的学术潜力。
对于早期移民文学的研究，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从后现代的视角重新考察金山之路，综合地认识美国社会的客观情况，而不是满足于边缘人个人心态的研究，我们的视野将会变得更清晰，更宽广。结合外交史和移民史的研究，美华文学研究无论作為美国多语种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和文化研究，都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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