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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可娉长篇小说《金山伯的女人》
序
言
刘 荒 田
一
2005年春日，临海的旧金山日落区，笼罩着老生常谈的大雾。我手捧着伍可娉女士刚刚送来的书稿《金山伯的女人》，靠窗而坐，迫不及待地读起来，一共读了好几天，到最后一页，长长吐了一口气，真想借某位电视界名女人所着畅销书的名字一用：“凭海临风”，欣然宣告：“终于有了！”“有了”什么？有了一本记述台山侨乡妇女命运的长篇小说。我，还有众多关注文学和华侨史的乡亲，盼了好多年，盼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作者伍可娉和我，都是广东台山市人。这个号称“中国第一侨乡”的县份（80年代改为市），海外人口略多于在本土。在我和伍可娉现在所居住的旧金山，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台山方言居然就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占华人人口大多数的台山人，夜郎自大到这个田地：和陌生同胞交谈，如果对方所说的是他听不懂的“省话”或“蓝青官话”，他便暗里骂一句：“唐人不讲唐话，什么玩艺？”珠江三角洲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县份，如此牛气烘烘，所倚仗的就是出洋的人多。土生土长的台山人如我，从小会唱“金山客，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儿歌，见惯侨批局穿村过巷送侨汇的自行车和绿挎包。巷子里任何一户人家，都有若干条或亲或疏的“侨路”。牛背上的野孩子，对暹罗（泰国）、南洋、“花旗”（美国）、“红毛”（英国）、旧金山、新金山（澳洲）等名字耳熟能详；大字不识的老妪，乡音里夹着英语单词，什么stamp(邮票)、Fun（玩乐）、All（全部）。
台山方言中，出洋谋生叫“出路”。从清代的“卖猪仔”到上世纪中叶，“去出路”的，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飘洋过海，一辈子能回乡两三次（一次称一“派”），算得风光无限。第一“派”，娶妻建房；第二“派”，儿子成亲；如果有第三“派”，那就是落叶归根。长亭送别的明眸皓齿，再见时变为鹤发鸡皮。截至改革开放以前，在台山境内，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和身在海外的丈夫团聚的妇女，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特殊阶层。由于有或多或少的侨汇接济（乡间称为“撕信角”），她们在经济上优于普通人，这是身为“金山婆”唯一的优越感。同时，她们长久地和配偶分离，“守生寡”的苦楚，一言难尽，也难以向外人道。极短暂的团聚，与生命等长的分离，空闺中的期盼，空床上的煎熬。《金山伯的女人》开明宗义的《木鱼调》有两句：“摸下床中又无儿和女，摸下床边又不见郎”，拙直浅白地点破女人毕生的致命之痛。
伍可娉和我的故乡，遍布着脸孔性情各异而遭际类似的“金山婆”。伍可娉的伯母，我的外婆，就是这样的女人。我在海外为文这么多年，也常常渴望将这样的人物形诸笔下，可是总感笔力不逮。去年去世的同乡诗人老南，90年代以《梅菊姐》标出一生写作生涯的高峰，这一长篇叙事诗，抒写的是侨乡妇女的坚贞爱情。此外，家乡迄今未有全方位地叙述侨乡女性历史宿命的长篇小说问世，教我不能不长抱遗憾。当然，我孤悬海外，阅读视野甚窄，如果这一空白已被国内作者所填补，那就更好了。
二
在发现类似的作品之前，我仍可理直气壮地把《金山伯的女人》称为填补“百年空白”的作品。关于这一长逾30万言的说部的成就，它在家乡华侨史、风俗史、文学史，乃至女性心灵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欠缺，有待专家在深入研究后作出阐述，我作为作者的同乡和学弟，仅能写出阅读的粗疏印象。
我以为，这本具开拓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巨制，有三方面的特色：
一是真实地描划侨乡妇女感情与欲望世界。顾名思义，金山伯的女人，主轴自然是男女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侨乡独特的爱情与婚姻，旁及婚外的情与欲，侨乡女性的性期待，性幻想，乃至性饥渴，性变态，都在书中出现。不过，读者别以为作者在效法美女作家，抄“身体写作“的捷径。区分性描写是色情还是正当，并不困难，看是否为刻划人物个性，展示主题所必须就行。对本书而言，如果不涉及性爱，那是不可思议的。只要看对主人公翠玉第二次洞房的心理描写，她和倾心相爱的新丈夫相拥时，对性的渴求却被对往昔所受性侵犯的惨痛记忆转化为阴道痉挛，写来扣人心弦，读时不能不为备受蹂躏的弱者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就明白，只有剑及履及地描叙情与性的交错，原始欲望的生灭起落，才能揭示人物最深层的行为动机，“性”是故事的有机组成。过去香港人讥笑低俗电影为了刺激票房而硬加黄色镜头，称之为“撒盐花”，可是，本书的这一类情节，都是严肃的、正派的，而况，作者在这方面，小心拿捏分寸，并没有造成视觉污染。
我不但欣赏她下笔的坦率，叙述的火候，更叹服她把握侨乡女性心理的到位，旷妇的欲望与情绪变化，曲尽其幽微，却没有学院派解剖心理的呆板和冰冷。这种优势来自两方面，一是她从幼年开始的生活积累。二是她从医学院毕业后，担任医生多年。
二是展现侨乡社会的立体全景。主要场景设在台山的无名村，主人公是嫁给金山客陈年章的林翠玉，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胜利的4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故事揭幕时，林翠玉是为旧金山华人洗衣店的小开守了13年空房的怨妇，到最后，林翠玉在旧金山，给早已成陌路的前夫送殡。她站在墓碑如林的宁阳坟场，心绪宁静，人间的相思离愁，恩怨情仇都归于尘土。这一段漫长岁月，中国社会至为动荡，单是10年文革，就制造了无数悲剧。作者的得天独厚处在于，她本身是移民，在旧金山生活了20多年，这一国内作者无从获致的体验，使她在得心应手地铺陈出无名村的世俗人生之后，再从容地把镜头推到海外，将侨乡妇女的命运曲线延伸到旧金山唐人街，使得“金山伯”的女人，跳出乡村的小天地，和“金山伯”的生活道路合并起来，从而对侨乡人的生命轨迹作出总体观照。
三是集侨乡风俗之大成。这本书里头，一幅幅、一套套风俗画，教我着迷，它们把我这个离乡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台山人，一次次地引回童年，带到水塘掩映、绿竹摇曳的村庄。单举翠玉嫁给金山客一节，从茶楼相亲，文定，“担饼”，到哭嫁，闹洞房，“回门”，具体而微，绘声绘影。这一系列俚俗风物，我小时候不是没有领略过，但从来不晓得新娘上花轿前，要由善即景即兴作词的哭嫁专家主持，把喜事当丧事，唱个天昏地暗。还有，新娘上轿，要让人背着，脚不能着地，头上张伞，以挡“三煞”。本书里，侨乡的人文景致，教人目不暇给：木鱼花笺，锣鼓八音，媒人婆上头公、七夕乞巧，拜榕树娘娘、公鸡拜堂、女仔屋
三
读这一本厚重的长篇小说，我想起故乡的春节：大轰大涌的锣鼓、大红的对联、朱红的挥春、艳红的梅，明黄的□梅。举凡狮子队、秧歌队，花摊、飘色、鞭炮、烟花，无不以强烈的原色来烘托喜庆。厅堂里的年画，不管透视原理也不理会均衡，颜色呢，只要夺目，不求层次。人也俗得可以，新年见面，劈头一句“恭喜发财”。这样的氛围，简言之，曰“俗艳”。俗的对立面的是雅，这本书可以“乡土式俗艳”来形容，它和资深写手惨淡经营的命意、悬念、布局、矛盾冲突，恰成鲜明的对照。它拙直到近似村言乡语，繁复到近似墟期市集，朴素，率真，不时因为抑制不住澎湃的感情，下笔如水银泻地。运用了大量未经提炼的方言土语，好些情节也未作匠心的剪裁。毕竟是第一次写长篇的新手，驾驭庞然大物，未免力怯。
然而，我所偏爱的，正是这有“自然主义”嫌疑的原汁原味，它一似未经人力干预的原野，芜杂，然而生机蓬勃，不事雕琢却风韵天成。被畅销书市场和作秀式作品弄坏了胃口的读者，一似食家吃腻了“虎凤烩三蛇”，转而爱上咸虾酱炒番薯叶一样，返朴归真之时，喜欢上这种贴近原生态的作品。
伍可娉和我同是台山一中的校友，她考进中山医学院的次年，我才提着母亲（她是金山伯的独生女，我的外祖父和可娉学姐的祖父一样，都是坐俗称“大眼鸡”的木船到金山谋生的）交给我的小皮箱，怯生生地走进纱帽山下的著名学府。我在母校当不可一世、愚不可及的红卫兵时，她已经念完6年医学本科，在邻县担任医生。1980年夏天我在旧金山当着水土不服的“新乡里”，受乡中至交，著名的“轮椅诗人”赵元瑜之托，走进唐人街一所破旧的公寓，看望他的姐姐和姐夫。那时并不晓得，他们就是可娉的双亲。认识可娉是在20多年以后，那时，她和当过多年外科医生的丈夫，不但已将四个女儿抚养成人（他们的三女儿吴美珩，1992年在“全美华埠小姐选美会”中获得冠军，1996年在“国际华埠小姐选美会”又获亚军），经营花店声有色，而且以“小草”为笔名，在报章发表散文。
这位出色的中国儿科医生、成功的美国老板娘，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一发不可收，写出这样一部叫人刮目相看的长篇，为著名侨乡万千有血有肉的“望夫石”立传，为此，我对她致以热烈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2005年8月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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