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文学视点：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吕红

摘　要：海外华文作家独具风格的写作，将个体、民族特质融合在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的寻找中。这种新的人文特质、新的书写困惑，纠缠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在身份认同、国籍认同、语言认同之间。经过陌生的异域文化冲击之后，正逐渐摸索着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身份超越有形无形之藩篱的精神归属。

关键词：身份焦虑，文化身份，多元文化，文化融合

一、 身份的一般意义

所谓身份，一般指的是在某个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所处的位置。

作为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原意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

任何一个寻梦者，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在美国想要待下来首先都会面临着“Status”或“Identity”---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

在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中，以主人公余念祖的经历深刻触及了长期存在却被忽略的现实：正常的移民史是第一代移民到这个国家后，第二代与第三代都是在移民国出生，并且在语言文化上完全融入移民国。然而，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政策造成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早期移民的三代华裔都是先后在祖籍国出生成长，每一代移民都从头经历第一代移民特有的挣扎与成长过程。

当小小的余念祖冒名来美，从踏上海船的那一刻起就面临了身份的困惑，他被大人反复叮嘱必须记住有关自己身份查询的细枝末节；紧接着被囚禁在移民拘留所里等候身份辨别；成年之后，又因“非美言论”和父亲的身份坦白而再度陷入身份困境。被剥夺国籍、不名誉退伍、没有工作和生存权利等种种艰难陡然压下来。但主人公没有屈服命运，在郊外务农种菊花的同时进行艰难的诉讼，与美国政府打了长达10年的官司，终于赢得一个Freeman自由人的身份和权利。

在过去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身份”的焦虑并没有凸显出来。因早期华人移民数量毕竟不比现在，文化层次也不比现在。随着地球村意识出现，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增多，移民潮暗涛汹涌。各种国际因素变化使美国这个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法趋严，条件愈来愈苛刻。(无论你去租房、求学、打工、去DMV考驾照、去医院看病、去银行申请信用卡或贷款等，方方面面，几乎任何地方都会被问到“什么身份？”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待遇。有无“身份”便左右了其生存意识和生存状况)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以敏感反映移民社会生活和移民情绪的海外华人文学，身份焦虑亦愈来愈多成为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新移民文学在身份书写中又有了更细腻感性的刻划。

譬如，严歌苓旅美最初的创作体验：“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撞车了有没有人问伤？跌倒了有没有人问疼？没有。更多的时候，生存的迫急，使生活的目的变得坚硬而直接---“摆脱贫困，就是胜利。”“拿到绿卡，就是解放。”这是每一代移民都曾有过的状态。当信念成为事实，剩下的，便是生命的虚空。小渔磕磕绊绊，一路小心，终于熬到了领取绿卡的那天，她犹豫了，她问，我为什么呆在这儿？我在这儿干什么？似乎任何一条理由都不充分，任何一条理由一旦成立，就立即显出了荒诞。《少女小渔》以巧妙的构思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里发掘出人生的荒诞意味。

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湾区女作家啸尘的中篇小说《覆水》等也都以不同的视角及笔调透出了移民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在《邮购新娘》中，被男人相中的女人以未婚妻身份进入了陌生的异国他乡，不料，婚姻在即将成为现实的关口化为泡影。女人面临要么回国要么黑下来的抉择。类似的例子应该说在美国加拿大都不乏其人，难得的是女作家在表现此类题材时，不以故事取胜，而是关注故事背后蕴含的生命本体，关注在社会背景变异中的人的命运。如小说《恋曲三重奏》，一开头便通过女主人之口，点出了“身份”问题。透过王晓楠、章亚龙的情感纠葛，表现一虽有身份却内心彷徨的女人和一身份不明却内心强大的男人的命运反差对比。

在小说《覆水》中，女主角依群25岁来到硅谷，用了20年的光阴，从一个弱不禁风(心脏病)，目不识丁(英文盲)的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成为美国顶级学府伯克莱加大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如此鲜明的反差是她骄傲的依据，也是她忧伤和苦涩的理由。因为这样的“神话”并不是她一个人创造的，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合作者，她的丈夫、美国人老德，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是上帝预先的设定，也是内心伤痛的根源。女人的人生正精彩，男人的人生却要落幕了。命运既相互影响着，也彼此独立着；每个人只能承受自己的命运，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作品梳理了移民复杂网络中的丰富经验，从男女跨国、跨龄、跨文化背景的婚姻中，去检索文化、身份、身体、利益、价值等诸多问题。让人物始终在情感和理智、得与失之间经受着考验。

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对身份的追寻贯穿始终，对过去贫瘠荒芜年代的回顾、命运的错综纠葛、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以及人性的深刻挖掘，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荷兰的华文女作家林湄在饱经飘泊人生之后，以10年功夫磨出一部《天望》。在自序中她如此感叹，“现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境遇、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也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我是谁？像一棵树吗？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

在我的小说《海岸的冷月》《英姐》等作品所弥漫的飘泊情绪，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生存现状所带来的精神落差，无不触及了这一移民文学焦点：身份困扰。对所有移民而言，异国经历是一个颠覆心智的过程，是探险与心碎的混合：它打开了一切事物的可能性，同时也侵蚀了传统信仰与习惯。华人在新旧拉扯间左右为难、痛苦挣扎的困境，不正体现了生活之纷繁复杂、人性之纷繁复杂吗？作为自尊自强的女性典型，她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命运具有某种代表性。在梦想追寻的过程中，身份的不自由；残酷的生存压力生存环境；情感的压抑和牺牲；坐“移民监”的痛苦郁闷；都通过一柄“精神悬剑”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诸多困惑同时也反映在同胞遭受不公平待遇等问题上。譬如李文和案，这时“身份”已经不是外在形式上的，而是肤色标识。令人感到，所谓排外意识、种族歧视往往是潜隐在诸多理由和借口之下的，并错综复杂地渗透到骨髓里。那么即便你是入了籍，是有身份地位的美籍华人，但在保守者眼中，从骨子里你还是异类。这，当然又是另一话题甚至是文学创作进一步挖掘的主题。可以预料，将会有愈来愈多的海外作家对这一透着文化身份及属性的题材作深入透彻的刻划和描述。

大凡新移民，如果不是由祖辈或者父母传下的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或是拿“6.4”绿卡者，一般从求学到寻找工作、寻觅情感归宿，皆有一番心酸或一番苦斗，甚至包括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华文媒体上，我们也不时看到有关对移民身份问题关注，提到“新移民入境安身难如意”，更点出“追求绿卡，甚于追月”。一部移民史就是一部为争取身份自由平等的血泪史。身份焦虑如影随形伴随着华人移民生涯中。因此，当人们历经艰辛走出黑暗的隧道口时，竟有长吐一口气和苦尽甘来的欣慰感：终于可以做个自由人了！

二、从身份状态调整到深层精神寻觅

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在其论著中将“Identity”表述为“同一性”，即所谓的认同也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注1)身份认同带有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及烙印。移民文学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解构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人们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而是如何在身份中获得认同。人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未来的切实联系。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根基，沉入孤独漂泊的困境，最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其实，从文化层面来说，现代社会人们无论身处何方，对定义自己身份都有无法解说的惶惑。换句话说，每个身份都形成一个集合，而这无数多个集合交汇的那一点，恰是自身所在的坐标。在社会急速流动的今天，这些集合在不住的变化，人的矛盾身份也在不断地游移，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在。由此而构成了身份焦虑。透过身份焦虑可以折射出社会背景转换以及人类迁徒的漫长历程。

“新生代、新移民创作的异同让人感觉到了一个民族内部跨文化因素的出现，也显示出身份、传统、边缘这些课题将越来越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学。”(注2)这种体验有时是共通的。从诸多新移民永不停息的奔波寻找中，从穷学生、打工者到拥有绿卡身份、洋车豪宅和安稳的生活之后所面临的精神困惑；既充实同时又很空虚，既拥有一切又似乎一无所有的心理状态，从而揭示出更深刻的哲学命题。譬如，当身份转换后，寻常人也许就满足了异国他乡过安宁平淡的日子，但依旧有人惶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归宿么？鲁鸣发出“海外华人共同的痛”之慨叹；刘荒田在散文书写中坦露心迹，对“英文横行”的异域的疏离及对母语的热爱，最终仍要回到自己心灵安身立命之处、华文为根基的故园。

 诗人王性初以感性的诗句表现漂泊者“根”与“家”分离无奈的同时，“孤独已从相对外在的怀乡，发展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内视。”“孤独不再是对往昔的牵挂，喧喧大千，孤独是对世界既排拒又渗入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是哲学问题，要去询问金字塔前的斯蒂克芬。”(注3)

从儿时的故居到异国的豪宅；从诗仙李白“何处是归程？”到哲圣尼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拷问，李硕儒无语问苍天：家归何处？迷失在洪荒大野，再难找回自己的家。

何处是归？何时归？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文学描述的“身份焦虑”上升到哲学意义的思考。而表现这种精神迷失和追寻的，在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最为典型。当小说主人公回答教授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看看、找找，其印度裔教授的话语则显得意味深长：看看是可以的，找什么就很难说了，等你找到，也许就不是你所要找的了。(这里顺便提一句，以往说到“海归派”多半是侧重他们回国创业什么的，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又何尝不是华人走过万里长路之后更高层面的精神回归呢？)

这也就是说，华人移民在下一代学业完成或成家立业之后，亦有再度寻求精神寄托的彷徨。譬如你有了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身份，你有了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你究竟是主流还是边缘化的？是受重视还是被歧视？都是决定你的精神生活是否充实的重要因素。东方文化背景显然成为不了西方国家的主流。西方读者往往更倾向华人作品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和寻索，而并非关注移民困境或表现移民生态的文学。

“文化身份”也是海外华人在创作中关心的主题。涉及诸如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孤独、如何融入主流等问题。多元文化中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母题。它包涵在生活经验、工作、教育、阶层、语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因素中，也包涵在一些命题中。不少叙述者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反思，以及对自己上辈生活故事的讲述，反映了种族混合的社会状态。同时亦表现他们无效地为融入主流社会所作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努力的无效而痛苦。

华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到第二三代移民身上就基本上模糊了。从出生到成长都是在种族熔炉里的土生华人，既没有华夏民族数千年文化精髓和传统包袱，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化碰撞的尴尬。但文化影响仍或多或少的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一些土生作家，渐渐以英文或其他语言创作，表达他们寻找祖宗根文化或者文化认同的困惑。“对于逐步失去中国人特征、已经失去使用汉语能力的土生华人而言，这种疏离和曲解也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它既是一条弯路，也是一条漫长的曲线的开始。”(注4)文化之间的震荡，以及同种文化内部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冲突都体现在文本中，将故事镶嵌在移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上。新一代移民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已经与老一代人显示出差异。相对于上一辈人来说，传统意识淡化——其身份情结是离散的、更加有一种无根感。

从女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无根的一代”，汤亭亭的《女勇士》，到谭恩美的《喜福会》等都表现类似的主题。《喜福会》通过描绘四对华人母女关系，表现了在“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交织着由语言差异及文化冲突所展现的代沟问题。母亲无法跟女儿沟通，正是语言作为生存本身而包含的文化冲突。语言转换“意味着一个人身份的根本性变更”。母女都相对处于失语的境地。该作品成为新移民语言命运的一种寓言和象征。

 失语失声之所以首先成为新移民笔下反复渲染的情境，是因为新移民对自己失却“存在之源”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身份的建构存在于语言属性中，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乃至失落。与第一代移民出国主要是谋求物质生活改变不同，当新移民有着强烈的跨文化精神交流的愿望时，他们在语言(包括母语的继续使用和居住国语言的学习)上的多向努力就显得更加自觉、强烈。(注5)

一种潜在而深刻的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侵扰着新移民：生存或欲望、个人或民族、社群或地域。由于独特的社群结构和移民文化，使得异域生活的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这种多元化的镜像，因此，对文化身份的追问与认同，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母题。在这里，身份不是通过其他诸如一种国籍或一种经济上的实力体现，而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故事、历史，来获得自己在文化上的根基。亦为此间建立了身份表述，成为获取文化认同的诸多路径之一。

三、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

一个人必要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在人文舞台上发出独立的声音。知识分子都具有相似的离散经验。自我放逐者则不再于现有的身份体系之中努力，转而试图进入另外一个身份体系之中寻求。毋庸置疑，人之身份不能脱离既有坐标体系而被定义。对身份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常常忽略甚或无视逻辑和秩序中根深蒂固的利益、种族、文化歧视与偏见，以及贯穿始终的经济、政治和话语上的不平等。

身份，这种不断试图向另外一个点移动的努力，便可以称之为奋斗。通过一个个坐标点来定位生活，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所处的位置。同时，不断地对自己现有的身份怀着焦虑，指向未来坐标体系，而这种潜藏的焦虑，则是动力。正是文化的无所不在，改变了人类数千年来对精神、物质以及自身生存意义的固有认识和界定，也创造着、生成着新的身份观。

其实，在社会群体中获得承认或身份的尝试几乎从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而这些力图做到标新立异别具一格的人，则希望在这个复制生产的年代寻找到自己特殊的身份与归属感。“不仅如此，一如安迪.沃霍尔在其著作《从A到B与其重复: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中宣称的那样，当下创作与时常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可以使那些最没有天赋的人有机会轻松地实现自我。”(注6)

“身份并非是一种界定或者归宿，而是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不断开掘。如果我们能更关注这一过程包含的悖论、矛盾，更关注文化情感、生存策略对身份书写的影响，华文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会呈现出更丰富的意义。”(注7)

过去国内对海外移民文学有边缘化的漠视或迟钝，资讯欠缺亦导致对海外移民作家创作主题的隔膜与疏离。尤其是评论界缺乏具体生存体验孕育的“现场感”。这种“不在场”的位置使其对移民文学的文化生存状态缺乏真切的体认，因此难以从复杂的社会背景来全面考量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实际遇。这，大概也是文学批评终竟滞后或仅停留在表象或抽象术语层面的深层次原因吧。

文学的边缘位置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困境，触及了“失语”与边陲文学的语言表征之困境，经典缺席、文学史叙事的结构与文化政治的悬浮状态，而“身份焦虑”更凸显出来。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酷烈的现实面前对自身身份的幻象，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自我建构，可以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局限。“其实，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全面地吸取其它族裔文化、中华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华，把它们视为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转化为文化资本，可能是发展的更为积极的一种策略。”(注8)

作为一种离散族裔文化表征的海外移民文学置身于各种思潮的旋涡中，艺术取向的差异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巨大分野。纪实性风格更多地体现在显性的题材、主题层面；而现代主义倾向的文本则渗透在语言的肌理血脉中，变形夸张、扭曲或佯装复古等处心积虑的语言策略，其深处，同样诉说着文化身份的焦虑。而焦虑中的困惑、飘泊里的无奈、压抑中的奋起，在北美出版的《一代飞鸿》所聚集的40多位新移民作家作品的字里行间，在全球华人各类文学社团的风起云涌中不难寻觅。“这真是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海阔天空，天外有天，而且，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撞击、融合，生成了一种新质的文学品种：有忠实的写主义传统，也有前卫的现代派手法；有严肃的社会批判精神，也有全新的文学理念；有精美典雅的华文篇章，也有探秘索隐的西方心理分析。”(注9)

这种新的人文特质、新的书写困惑，纠缠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在身份认同、国籍认同、语言认同之间，经过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正逐渐摸索着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身份、超越有形无形之藩篱的精神归宿。因此，有些海外华裔作家就选择了跨越两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在东西方之间自由穿梭和来回游走，借以扩展文化交流融合的空间。

应该说，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包括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的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尊重文化的差异，是世界之潮流。美学大师宗白华曾经提出功利-伦理-政治-学术-艺术-宗教这个纵轴，这是横亘于古今中西的境界之轴，是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在经由了艺术境界的洗练之后，最后领悟到天地人神四重根的浑然一体。学者认为，当今语境中全球化不是西化，也不等于本土化，而是包含了多层面的选择。

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观点，认为第一个轴心时代正是在西方产生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大师，而东方产生了孔子、孟子和老子等思想文化大师的先秦时代；经过历史的流变而产生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艺术流派。当今世界正进入第二轴心时代，文化的冲突碰撞必然要产生文化的交汇融合。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极，亦不可能成为中心。人类文化就像太极图般地呈现出互补结构。西方的阳刚与东方的阴柔互补，才能达至阴阳平衡。

另外，以文化融合为宗旨的“新时代运动”(NewAgeMovement)，从美国加州起始逐渐影响至全球。预示着“人类由追求社会的、物质的、科技层面的进步，将演进到注重‘心灵’‘精神’层面的探索，找到超越人种、肤色、民族、国籍以及宗教派别的人类心灵的共通点，认知人类的‘同源性’和‘平等性’，从而达成‘四海一家’与‘和平’的远景。”(注10)

而方兴未艾的海外华人文学将在此一历史过程中，以视野广阔和无羁的精神活力，担当承前启后的重任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角色。

参考文献：

1《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埃里克.H. 埃里克森著。

2《在旅行中“拒绝旅行”》，黄万华，参见《美华文学》2003年秋季号。

3《一个孤独旅人的繁富世界》，刘登翰，序《孤之旅》。

4《印尼土生华人文学曾经的“寻根”之旅》，王列耀，13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5《语言还乡：海外创作心灵栖息地的寻找》，史进，13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6《尼斯主义:黑啤酒和身份焦虑》， 朱步冲著。

7《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序言，黄万华主编。

8《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朱立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9《一代飞鸿》前言，陈公仲，侨报副刊2005年10月。

10 《拙火---生命的秘密》，Swami Mukananda原著，王季庆译，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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