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莲
张翎
那個夏天我終於熬完了四年的大學生涯,拿到了畢業證書就跑回溫州老家去探望爹媽。哥哥到碼頭接我,劈頭就說:“玉蓮來了,住在家里。”我吃了一大惊
。
在我的記憶中,玉蓮住在大西北一個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小縣城里,一路舟車輾轉至溫州,怎么也得一個星期。路費加上住店吃飯的費用,她哪來的錢?哥哥嘆了一口气,告訴我:“听說你大學畢業了,要到北京去做事,就死活也要來看你一眼。她男人的勞保賠償,也拿出來花了。”我听了連連跺腳,卻說不得話。
到了家,推門進去,就走進了一屋的煙霧里。屋里坐了三個人,我爸,我媽,還有一個四五十歲模樣的瘦高女人。爸和女人都在抽煙。爸抽的是鳳凰牌,正是那年流行的,攸文雅雅地帶著些香气。女人抽的是自制的卷煙,辛辛辣辣地割著人的喉嚨,熏得人几欲流出淚來。女人穿了一件白底細花短袖的确涼襯衫和暗灰色的夫綢布褲子。那套衣褲隱約有些腥熟,過了一會儿我才想起原來是我媽媽的舊行頭。女丑的臉在細皮嫩肉的江南小城里也算是一奇景了,膚色构黑,雙顴泛著些隱隱的紅,毛毛糙糙的象一張風乾的析子皮。
女人見我進來,咚地扔了嘴里的煙,站起來就抓了我的手,臉上的皺紋上上下下地挪動起來。
“閶玲我的娃,你可平平安安地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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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為你過不了那個坎了呢。”
女人的手極有勁道,指甲深深地掐進我的掌心。女人身上的羊膻味熏得我後退了一步。女人覺出來了,就訕訕地松了手,轉身對我爸說:“我們青青小時候,長得就象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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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大的孩子,都象是一個模子里出來的。”
我媽正彎腰撿拾女人扔下的煙頭,听了這話就搖頭:“玉蓮你又糊涂了,你到我們家來還是個啥也不懂的小姑娘呢,阿玲哪能是你奶大的?”
算起來玉蓮到我們家那年大致是十八歲。而我才五歲。
那年我在幼儿園里感染了一种腎病,小便化驗單上紅血球白血球濃球的格子里總有長長一串的“+”號。這种病在醫學十分發達的今天實在算是小菜一碟,可是在那個年代里醫生卻沒有什么高招。有一天,我听見主治醫生嘆著气對我媽媽說:“再這樣下去,就怕尿中毒。”尿中毒是什么東西我并不懂,不過我知道我們隔壁姚苹苹的媽媽,就是死在尿中毒上的
- 頭腫得象個大冬瓜。
那時候我爸我媽都在市委机關里做著不大不小的官,忙得四腳朝天,只好雇了個保姆來照看我。醫生吩咐我不能跳繩,不能踢毽子,甚至不能上井邊玩水。而且我還得禁鹽。用無鹽醬油燒出來的菜味同嚼蠟,讓我忍無可忍。
玉蓮是我們家那陣子換過的第五個保姆。
玉蓮來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二。我們一家人剛剛吃完夜飯,就听見鄰居王阿姨來敲門,身後跟了個瘦高個的鄉下女人。王阿姨進了門,女人卻不肯進門,依舊遠遠地站在走廊上。王阿姨把那個女人推到我媽跟前,說:“這就是上回說的那個玉蓮,我們老家龍泉鎮來的。玉蓮上過几年學,識得几個字。只是不懂城里的規矩,你們盡管指教她。”
玉蓮不說話,只是點著頭笑。走近了,才看清,其實她只是一個剛剛長成的女孩而已,剪了一頭黑得流油的齊耳短發,右側的頭
用一段綠玻璃絲頭繩束起小小的一綹。穿了一件蔥綠燈芯絨棉襖,海藍燈芯絨棉褲,足蹬一雙黑燈芯絨棉鞋,手挽一個紅花細布包袱。那一身衣裝大概還很新,在胳膊腿彎處綻出一些生生硬硬的皺紋來。玉蓮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打扮—可是玉蓮長得卻不象是山里人。玉蓮的五官其實也沒服什么惊人之處,卻因了皮膚的白淨,便襯得眉黑目深攣。嘴角彎彎的,頰上隱隱跳著兩個小酒窩,不說話時事是一副喜慶的模樣。
玉蓮放下手里的包袱,就要來攷拾桌上的碗筷。我拿筷子在空碗上敲了敲,大聲對我媽說:“她怎么不脫鞋就進屋?”玉蓮的臉騰地漲紅了,彎下腰來,就解鞋帶。偏偏鞋帶綁得很緊,解了半天才解開。待玉蓮終於換上了家里的拖鞋,我媽就拉著她去了里屋,關起門來說了回話。出來時,兩人的眼圈都是紅紅的。我知道她們在說我。
玉蓮走過來,把我抱過去坐到她的腿上,嘆了一口气,說:“這么輕。阿玲我非要把你養胖了不可。”
我是從那一刻開始喜歡上玉蓮的。
玉蓮不會煮飯,不是把水放多了,米放少了,就是把米放多了,水放少了。玉蓮也不怎么會洗衣服,兩
手在搓衣板上揉來揉去,只揉大面子上的,卻很少關注袖口衣兜這些陰暗角落。玉蓮沒使過城里的馬桶。洗馬桶時只知道拿水沖一沖了事,卻不知道要用竹刷子刷刷桶底。我媽看玉蓮做事,看得著急,忍不住要說叨她几句:“玉蓮你怎么什么都不會呢?”玉蓮也不惱,卻憨憨地笑,說:“我會做針線呢。”
玉蓮沒有吹牛。玉蓮果真做得一手絕好的針線活。玉蓮閑著的時候,就給我們納鞋底。玉蓮納的鞋底,有時侯是回字針,有時侯是云型針,細密如黑蟻。納完了再釘上兩塊防水膠皮,做了鞋子穿在腳上,竟如騰云駕霧似地溫軟。剩下來的布頭,玉蓮就拿來縫成小包,裝上細沙子,和我玩丟沙包。玉蓮把沙包扔得高高的,讓我猜會落到哪里。我說嘴巴,就一准落到她的鼻子上。我說耳朵,就一准落到她的腦門上。
玉蓮干活的時候,總是哼著歌。我之所以用哼字而不是用唱字,是因為玉蓮從來沒有把一首歌從頭到尾地唱完。玉蓮往往只開了一個頭,就把后邊的扔了,再去開別的頭。玉蓮最愛唱的一首歌是關於一朵鮮花的。它是這樣開的頭:
金河岸,鮮花千万朵,
最美的有一朵。
玉蓮唱來唱去,只會唱這兩句。我纏著她往下唱,她就又從頭唱起。於是她的歌聲就象失修的唱盤一樣,無休無止地重复往返著。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問玉蓮,那最美的到底是哪一朵呢?玉蓮看了看左右無人,才點著自己的鼻子說:“這朵。”
玉蓮在我們家一個月的工錢是十塊錢。可是玉蓮并不象從前那些保姆那樣著急地往家寄錢。玉蓮拿了工錢,先去街角的醬油店換成零票,用一條粉紅色的手絹包裹起來,壓在枕頭底下。偶爾從里邊抽出一張角票來,買一包瓜籽一瓶雪花膏之類的小東西,又將剩下的仔細地包裹回去。
玉蓮不寄錢回去,是因為玉蓮的家里并不缺錢花。玉蓮的爸爸和哥哥都是木匠,一年到頭有做不完的活計。玉蓮家里掙錢的事情,都由男人來操心。家務瑣事,又有媽和姐姐。一家的忙人養了一個閑人,所以玉蓮就只會做針線了。大凡人一閑,心思也就多了。於是就攛弄了爹娘,讓進城去當保姆。現在回想起來,玉蓮關於城市生活的种种想像里,大概很早就包括了愛情的。
玉蓮命運的轉折其實是由一件極小的事情引發的。
有一天我哥哥在拉屎時拉出了五條蛔虫,醫生說蛔虫可能來自弄堂里的那口井,就吩咐我媽不要再用井水洗菜。那時候我們家還沒有裝上水龍頭,用自來水得上一條街外的机關大院家屬樓去挑。玉蓮挑不動水,挑水是我爸的事。我媽心疼我爸,為了讓我爸少挑几擔水,玉蓮的工作日程里就增添了一項新內容:去机關大院洗菜。
我至今尚清晰地記得玉蓮第一次去机關大院時的每一個細節。
那天是個陽春四月天,泥濘的春雨停了,天上出了一輪大大的太陽,沿街的夾竹桃樹一夜之間就綻出了滿樹的紅點。玉蓮脫下夾襖,換上了春裝。玉蓮的春裝是一件翠綠帶黑格的線呢單衣。玉蓮在那一年里真正長起來了,衣服顯得又瘦又短,身子在衣裳的鉗制下發出半是無奈半是欣喜的嘆息。那天玉蓮挎著沉甸甸的菜籃子走過街面時的步態很是輕松,讓我想起一些沒有腿的東西,比如游在水里的魚,飛在荷花上的蜻蜓,飄在天上的云。
當然,那時無論是玉蓮還是我都沒有想到,命運之神已經將他的繩索牢牢地套在玉蓮的脖子上,一步一步地拉著她走向那個無法躲避的深淵。
玉蓮走到机關門口的時候腳步突然緩慢了下來,因為玉蓮看見了一個身著綠色軍裝荷槍直立的警衛兵。那時小城正坐在三年大飢荒和后來的十年大浩劫中間的縫隙里戰戰兢兢地喘息,街上很少見到荷槍實彈的士兵。大山里來的年青姑娘玉蓮,一生中第一次猝不及防地面對面地遇上了一個真正的士兵。兵很高壯,軍服里結結實實的都是內容,玉蓮仰著頭才能看得清他的臉。兵的皮膚很黑,眉目很粗很濃,不說話時臉面里就隱隱藏了些威嚴。
工作證。
兵說話時嘴角忍不住含了點淺淺的笑意。兵一笑,頓時就年青了起來。兵的普通話有些大舌頭,一听就是外鄉人。
玉蓮愣了一愣。
水,水龍頭在哪里?
玉蓮文不對題地問。還沒問完玉蓮的臉就紅了起來。玉蓮臉紅的過程就象是在生宣紙上滴了一小塊丹朱,慢慢地洇開去,從雙頰洇到額頭,再洇至脖子。玉蓮知道自己臉紅了,就把頭低垂了下來,盯著腳尖。所以玉蓮並不知道,其實當時兵的臉也紅了。
兵和玉蓮紅著臉面對面地站了一會儿,都不說話。後來說話的是我。
我爸爸是我的家屬,在三處工作。
兵和玉蓮同時笑了起來。
那天玉蓮洗菜的時候就有些心不在焉,把豆芽頭摘了扔在水里,卻把豆芽皮歸在籃子里留著。
第二天玉蓮去洗菜,兵就沒有再盤問她。她走過他的跟前,彼此輕微地點了一個頭,卻沒有說話。後來我就跑去找兵。
“你叫什么名字?玉蓮阿姨沒有叫我問你。”
兵嘿嘿地笑了,彎下腰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大白兔奶糖給我,說:“你也不要告訴你玉蓮阿姨,我叫歐陽青海。”
“陳同志,井水洗的衣服不乾淨呢。你看張同志的這件襯衫,領口都是黃的”。玉蓮指著我爸的衣服對我媽說。
那陣子玉蓮突然很講究起衛生來了。我媽有些吃惊,卻沒阻攔她:“你要不嫌煩就用自來水洗吧。”
於是玉蓮去机關大院的次數就越發頻繁了起來,有時帶我去,有時一個人去。有一回我跟玉蓮去洗衣服,發現站崗的是一個陌生人,就問兵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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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嫌歐陽青海的名字太長,叫起來拗口,就依舊管他叫“兵”。玉蓮摸摸我的頭,說:“他也得歇息呀,總不能一天站到黑的。”
玉蓮把木盆放在水龍頭底下,接了水來泡衣服。玉蓮將衣物打好了肥皂,擱在洗衣板上來回搓揉著,兩
手就消失在一堆白花花的肥皂泡里。玉蓮搓了一陣子衣服,突然停了下來,抬頭望著圍牆邊上的那棵大樹發呆。這時候又來了一個洗衣服的人。玉蓮把自己的木桶挪開了,讓那人接水。也不看那人,就問:“怎么這么晚?”
那人笑笑,說:“開會呢。”我這才听出來那人原來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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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那天沒穿軍裝,換了一件白色的細布襯衫,領口敞開著,就一點也不象兵了。
我看見兵,很高興,就跑過去問他槍藏在哪里了,可不可以拿出來讓我摸一摸。兵把我的頭發揉得亂亂的,說:“女孩子要什么槍呢,我教你玩別的。”就跑去路邊扯了一株空心草,將葉子摘了,芯子吹乾淨了。又拿自己的肥皂盒,從玉蓮的桶里舀了些肥皂水出來,教我吹泡泡。我對著太陽吹出滿天的泡泡來,五顏六色的,很是好看。
兵的衣服很少,三下兩下就洗完了。兵洗完了自己的,就來幫玉蓮擰床單。床單很大也很厚,玉蓮拽一頭,兵拽一頭。玉蓮往左擰,兵往右擰。床單就漸漸細小了起來,只剩了中間大大的一個水包,死活不肯癟下去。兵把自己的這頭夾到腋窩下,騰出手來朝水包擂了一拳,水就嘩地流了出來。玉蓮低聲對兵說:“看你的衣服,都濕了。”兵只是笑。
後來玉蓮也洗完了衣服,就拉著我在旁邊的石階上坐下。兵從褲兜里掏出一個小小的鐵盒子,塞進嘴里,嘴里就流出了一些咿咿嗚嗚的聲音。我這才知道那個鐵盒子叫口琴。兵先吹了一個尖尖的急急的歡歡喜喜的調子,說那是他們家鄉結婚迎親時的曲子。兵說到結婚兩個字的時候臉紅了一紅。接著兵又吹了一個不緊不慢四平八穩的調子,說是他們那里的求雨調。兵最後吹的是個極慢極低的曲子,嗚嗚咽咽的,仿佛是一汪溪水給堵在了泉眼里似的。兵吹完了,看著天,卻不說話。玉蓮問這是什么調呢?兵嘆了一口气,才說“思鄉調。”
那天玉蓮洗了很久的衣服才回家。只吃了小小的一碗飯,就說吃不下了。
陳同志,你說青海這地方,比上海還遠嗎?
玉蓮問我媽。
那個夏天里我又住進了醫院,是一場流感引起的,發燒到40多度。去醫院的路上我就昏睡了過去,醒來時已經是一天之後了。睜開眼睛就看見我媽和玉蓮坐在床前。媽問我要吃什么,我說要吃腌蘿蔔條。我媽就哄我:“蘿蔔條有什么好吃的呢?媽給你做蓮藕羹,放好多葡萄乾。”我對蓮藕羹毫無興趣,有气無力地堅持要吃蘿蔔條。玉蓮听了,眉開眼笑地對我媽說:“腦子沒燒坏。”就把我抱起來,坐在她的怀里替我梳頭。玉蓮一邊梳,一邊問我媽:“陳同志,這孩子常年吃不得鹽,身子骨怎么能長得硬,抗得了病呢?”我媽嘆著气,說:“這醫學上的事你不懂。”
我在醫院里一住就是好几個星期。高燒雖然下去了,低燒卻持續不斷,天天要打點滴針。護士一來扎針,玉蓮就一味小聲小气地求:“輕點,啊?找個軟點的地方扎,啊?”護士就給玉蓮一個白眼:“你來找找,哪還有什么軟的地方?都扎遍了。”有一回護士扎了好几針才找著血管,扎得特別疼,我扁了扁嘴,想哭,又忍了回去。玉蓮抓了我的手,說:“娃呀,想哭,你就哭吧,哭一小會儿就好。”我問玉蓮:“打了針我就不會死了吧?”玉蓮听了,不說話,眼圈卻紅了。
几天以後的一個下午,我午睡醒來,突然看見兵坐在我床前的凳子上,手里提著一個小熱水瓶。兵見我醒了,就擰開水瓶往杯子里倒東西。兵倒出來的不是水,而是兩根冰棍。兵剝開包裝紙,遞了一根給我,一根給玉蓮。兵買的是那個夏天最貴最好的紅豆奶油冰棍,一毛錢一根的。玉蓮不肯吃,遞回去給兵。兵也不肯吃,又遞給玉蓮。兩人推了半天,還是玉蓮推不過兵。冰棍很涼,我和玉蓮咬一口,地吸一口气。兩人地吃了好久才吃完了。
我就要兵吹口琴。兵先吹了一個“草原英雄小姐妹”,又吹了一個“王二小放羊”。兵那天吹的歌曲我們都會。兵一邊吹,我和玉蓮就一邊唱。旁邊病房的小朋友听見了,都圍過來看熱鬧。看得兵和玉蓮臉都紅了,就歇了。
那天是個極熱的天,兵又穿得嚴嚴實實的,早捂出了一頭一臉的汗來。兵沒帶手巾,只好撩了衣袖來擦汗,衣袖就濕了一塊。玉蓮拿出手絹來給兵,兵猶豫了一下才接過去,擦完了汗,就放進了自己的口袋里。後來玉蓮送兵到門口,我听見她低聲對兵說:“
死了,也不還給我。”
第二天玉蓮就把針線活帶到病房里做。玉蓮買了兩條手絹來繡花,一條白,一條青。白的上面繡的是兩
蝴蝶在荷花上跳舞。青的上面繡的是一座山,山頂上飄著几朵白云,山腳下彎彎曲曲地流著一條河。河邊灰灰的走著几團東西,象馬,象驢,又象是羊。現在回想起來,這大概是玉蓮有限的視野里對北方景致最初始的想像了。
我媽看見玉蓮繡的花,掩了嘴半晌無話。後來問玉蓮是給誰繡的,玉蓮頓了一頓,才說是給姐姐做陪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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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蓮的二姐要在年底出嫁,一家人都在忙著替她准備嫁妝。
這是玉蓮在我們家撒的第一個謊。
歐陽青海的名字被再次提起,是半年以後的事了。
有一天夜里,我被尿憋醒,摸了摸身邊,發現玉蓮不在床上,就光著腳跳到地上,四下找玉蓮。當我找到玉蓮時,她正坐在客廳里哭。玉蓮用一條手帕堵住了嘴,脖子一抽一抽的,似乎要背過气去,頰上歪歪斜斜地沾著几縷濕頭
。屋里不
是玉蓮一個人,還有我爸我媽,隔壁的王阿姨夫妻和一個兵。我仔細地看了一眼才看出這個兵並不是那個兵。這個兵個子比那個兵小,臉也白淨一些。這個兵的軍裝上有四個口袋,而那個兵只有兩個。我馬上知道了這個兵是個官,是管那個兵的。
兵呵呵地咳嗽了好几聲,才輕聲說:“我們決定年底就讓歐陽青海同志复員。”我爸對兵一連點了好几個頭,才結結巴巴地點出一句話來:“是我們咳,咳,沒管好玉蓮。”王阿姨咚地站了起來,說:“誰沒管好誰呀?他一個解放軍,我們一個老百姓。軍民魚水情,也不是這個情法呀。”眾人听了,想笑又不敢笑。王阿姨的手指,又直直地戳到玉蓮鼻子上:“祖宗你說句話,你讓我怎么跟你娘交代?你知道青海在哪個角落不?”玉蓮依舊不說話,只是把气抽得更急了。
玉蓮過了半夜才上床。玉蓮上了床,脫了衣服,關了燈,卻又不睡下,用兩手抱了兩腿,將臉抵在膝蓋上,一動不動地呆坐著。那夜是個大月亮夜,月光里玉蓮的臉色很白,象紙,象牆,也象石頭。我突然害怕起來,就爬過去偎到玉蓮腿上。後來我伸出手來尋找玉蓮的手。我一把摸到了玉蓮掌心一個硬硬的物件,這個物件已經被玉蓮的體溫捂得几乎有些發燙。
那是一把口琴。
玉蓮是第二天下午回龍泉的。
那天玉蓮象往常一樣喂我吃午飯。那天我吃的是米飯和雞蛋豆腐羹。我一輩子都沒有嘗過那么好吃的豆腐羹,又白淨又松軟,上面鋪了一層碧綠的油汪汪的蔥花。我三口兩口就吃完了,象家里那頭貓那樣把碗舔得乾乾淨淨。那天我從那碗羹里嘗出了一种久違了的味道,過了一會儿我才漸漸明白過來那是鹽味。玉蓮看著我笑了一笑,沒有說話。我也看了玉蓮一眼,沒有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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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和玉蓮之間的一個小秘密。
收拾了飯碗玉蓮掏出手帕給我擦嘴,我媽嘆了一口气,說:“別怪我們,都是為你好。”就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票,往玉蓮手里塞。玉蓮死活不肯要,兩人推來推去的,直推得面紅耳赤起來。後來我媽指著我說:“去,叫玉蓮阿姨收下來。”我走過去,抱住了玉蓮的一條腿。玉蓮啞啞地叫了一聲“阿玲,”才將票子揣了起來。
玉蓮走的時候穿的還是那件蔥綠燈芯絨棉襖,那條海藍燈芯絨棉褲,那雙黑燈芯絨棉鞋。一切似乎都和她來的那天一樣,而一切又都不一樣了。來的時候玉蓮是一張白紙,去的時候這張紙上已經有了景致了。
我倚在門口看著玉蓮跨下門坎,走到街上。她走過了一棵樹,又一棵樹。當她走過第五棵樹的時候,我終於撕當裂肺地哭了起來。她停了一停,卻沒有回頭。風呼呼地撩撥著她的頭
,後來她的棉襖就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綠點子。
玉蓮走後一直沒有消息。半年以後,我們突然收到了一個蓋著青海郵戳的包裹,包裹里是兩件手織毛衣。毛衣口袋包著一張兩寸黑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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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玉蓮和兵的合影。兵依舊穿著軍裝戴著軍帽,只是沒有了領章和帽徽。玉蓮的頭
留成了兩根辮子,身穿一件花夾襖,脖子上圍了一條三角圍巾。兩人坐得板板正正的,臉上闊闊的都是藏不住的笑。
我媽拿了照片翻來覆去地看,看完了就感嘆:“到底還是沒斷了。”我爸便搖頭數說我媽:“你管他們呢。苦不苦的,樂意就行。你跟著我受的苦還少嗎?偏你樂意呢。”我媽啐了我爸一口,卻又忍不住笑:“你說玉蓮這丫頭是不是長得有點象王丹鳳?”
後來玉蓮斷斷續續地和我們通過几封信,信很簡單,都是些問好的話。關於自己的情況,她一筆帶過,沒有細說。倒是從王阿姨那里,我們輾轉听到了些事。歐陽青海复員后回到原籍,在縣城的一家伐木厂里當了工人。玉蓮是從龍泉老家偷偷跑出來,坐了五天五夜的車到青海成婚的。玉蓮婚後三年里生了兩個孩子。頭胎是個男孩,取名叫小海。第二胎是個女孩,叫青青。一家人沒過上几年太平日子,就出了亂子。歐陽青海出去伐木時被一棵大樹壓傷,突然間就成了半個廢人。厂里雖然每月發些補貼,孩子一大就不夠用了。玉蓮只好靠給厂里的工人漿洗縫補衣服掙些家用。偏偏禍不單行,女儿青青九歲那年,突然得了腦膜炎,被厂里的醫務室給耽誤了一天,沒來得及送到縣醫院,就死在了路上。女儿死後,玉蓮的精神頭就大不如從前了,有時清醒,有時糊涂。
玉蓮那次在溫州祗住了五天。我媽拿了兩百塊錢,讓我帶她上街買點東西。我領玉蓮去了一家商場,在五彩繽紛光怪陸离的女裝世界里玉蓮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我挑了几件衣服讓她試,她比了比就放下了,說:“咱們還是去老地方看看吧”。我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其實市委机關兩年前就遷到新城區了,當年的舊址現在已經成了一片建筑工地。我們轉了几個圈才找到了從前的家屬區。那個家屬大院早連根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拔地而起的高級住宅樓。樓才起了一半,鋼筋混凝土隔成的方塊里,不時地有人進進出出的。那几級石階倒還在,只是爬滿了青苔。玉蓮找了一張舊報紙鋪在台階上,我倆就坐下來歇腳。天色晚了,太陽象個碩大無比的火輪盤,墜挂在樓頂上,將樓抹了一頭一臉的血。風一起,就有黑壓壓一片的鴿子,呼呼地從頭頂飛過,鴿哨聲嚶嚶嗡嗡地響了很久。
玉蓮從口袋里掏出一包煙絲來放到膝蓋上,慢條斯理地卷了一枝煙。卷好了,放進嘴里,含糊不清地笑了一聲:“你說現在這些兵,哪能和那時候比呢?”
【作者簡介】張翎﹐女﹐現定居加拿大多倫多市。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望月》﹑《交錯的彼岸》﹑《羊》﹑《塵世》﹑《陪讀爹娘》﹑《丁香街》等多部中長篇小說﹐並獲得中國第七屆“十月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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