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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短篇小说)
曾 宁
从学校回到家，一进门，就嗅到烤辣鸡腿带甜的焦香。客厅的玻璃圆桌中央，细瓷花瓶上插着一束紫玫瑰，玫瑰裹着玻璃纸，红绸带上吊着一封信。我大声叫“妈”，没有应声。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用力地摇头，叹气，连背上的书包也来不及解下来，里外找了一遍。屋子是我从出生一直住到现在，熟得不能再熟，可还能看出一些异样来：平时散放在灰色地毯上的杂物统统不见了，留下吸尘机碾过的痕迹，落地窗的玻璃一尘不染，帘子卷得整整齐齐。走进厨房，炸鸡腿的香味一个劲从烤箱往外冒，平日积上油垢的锅台，堆满脏碗碟的水槽，给擦得干干净净，闪着清爽的光。从窗口探头看看后院，草坪和花圃刚刚修剪过，挂在马蹄莲旁边的自来水管还滴着水株。屋里空落落的，电冰箱嗡嗡响着。
我回到客厅的圆桌前，把夹在红绸带上的信拿下，看看信封上歪歪斜斜的英文：“来自母亲的祝贺”，没心情拆开来细读，里面的内容还用猜吗？一定是祝贺我完成高中学业，然后要我和爸爸保重，她要走了。这几天我在学校忙于毕业考试，对妈妈的举动没多加留意，想不到她准备得这么充足。我拿起电话，拨通爸爸的办公室，告诉爸爸：“妈，又走了。”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再也没搭腔，几秒钟后，传来话筒重重摔下的响声。我知道，爸爸要马上往机场赶。
打从我能记事起，妈妈离家出走了好多次。每次她都先把家里收拾好，再悄悄离开，爸爸一声不哼地把她追回来。他们并不怎么争吵，更没有打闹，只有表面平静的出逃和追踪。妈妈回到家后，会安份一段日子，兢兢业业地当煮妇似的，其实在酝酿另外一次出走。看看挂钟，到旧金山国际机场去“堵截”妈妈的爸爸还没来电话。我饿了，打开烤箱，拿出妈妈专为我烤的辣鸡腿，啃了起来。啃着啃着，泪水巴嗒巴嗒地掉，好在旁边没人。给新交的女朋友苏姗打电话，吐吐一肚皮的闷气，她的手机没开，家里电话老是忙音，兴许还在足球场里当啦啦队。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妈妈的彩照，都是年轻时候拍的。自从她宣告“变成老太婆”以后，就不拍任何照片。其实妈妈不到50岁，脸孔并不显老，就是身材臃肿，而且往下垮，走路有点蹒跚。不但从照片看得出来，许多阿姨叔叔也告诉我，妈妈年轻时候风头可劲，不但是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明星，还是个文笔优美的作家，按照那年代的标准，算得美女加才女。我听了这些话常常搔搔脑袋：妈妈不漂亮啊，作家？怎么连句像样的英文都不会？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和她出去买东西挺丢人的。虽然有时从妈妈已经发福的长腿和深邃的大眼睛中，依稀看到往日的风采，可惜我要上学，要作功课，要交朋友，打球，没功夫研究和欣赏妈妈。爸爸呢，老是忙，他是一家艺术经纪公司的部门经理，常年在外面跑，看画展和古董展览，跑拍卖会，鉴定艺术品，拉客户，天天早上出门，很晚才回家。不过，说良心话，他很爱妈妈，一直让着她，疼着她。妈妈出走，可不能怪到爸爸头上。不但我，连和妈妈结婚20年的爸爸，也解不开这个谜：妈妈为什么老要出走？
我打开一罐可乐，没精打采地喝着，回想起，妈妈这次出走还是有预兆的。前几天，爸爸刚好到巴黎去参观画展，就我和妈妈在家。我放学回来，妈妈目光呆滞，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样子已经坐了好久，头不梳，脸不洗，套着我前几年穿过，早已不合身的运动服。她身边堆满了衣服，显然是从洗衣机里面掏出来的，也不折好放回衣柜去，害得我找球衣找了一个早上。门前石阶堆着花旗松的落叶，地毯上有的是垃圾，厨房里，，煤气炉子上的平底锅里的菜是前天剩下来的。我进进出出好多次，懒得和妈妈说话，只在心里埋怨她：幸亏爸爸不在，要在，又得向我唠叨开了。真难为爸爸啊，里外一把罩，连怨气也不敢在妈妈面前撒，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和我说说。
爸爸的忍耐力也是练出来的，开头并不是这样。我模糊地记得，妈妈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天我在幼儿园，刚刚吃过午饭，开始睡午觉。妈妈来了，要把我带走，她对老师说：“出去一小时便送回来，晚上他爸爸来接。”妈妈领着我逛了玩具店，给我买了一把冲锋枪，又带我去麦当劳，薯条啦、冰淇淋啦、可口可乐啦，通通堆在我面前，平时她是不让我吃这些垃圾食品的。她什么也不吃，只催我多吃，我吃得满嘴是番茄酱，向妈妈做鬼脸，妈妈没笑，脸孔阴沉得怕人，我问妈妈怎么啦，她说小孩子不懂。我缠着妈妈，非要她说，妈妈说：“妈妈要走了，要去大陆，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妈妈没用，老惹爸爸生气，只好走了。你要听爸爸的话。”妈妈哽咽着说不下去，“妈妈没有很多钱，不能带你去，对不起……”妈妈紧紧搂着我，小声地哭。带着泪痕的妈妈把我送回幼儿园。不一会，我光顾玩能打连发的机关枪，把伤心的妈妈忘记了。傍晚，爸爸来接我，回到家里，看见妈妈低着头坐在客厅，脚旁放着行李袋。当晚，爸爸和妈妈都没说话。算起来这是妈妈的第一次出走，原因是什么？好几年以后，爸爸看我懂事了，在妈妈的又一次出走后和我谈起，说她是受不了爸爸的唠叨。爸爸说了她几句，为的是家里脏乱啦，孩子没照顾好，吃错了东西拉肚子啦，妈妈气鼓鼓的，不辩解，不反驳，木头似的。这时候爸爸才晓得，你越是七罗八唆，妈妈越是犟，哪怕是善意的劝告，委婉的批评，乃至“建设性的意见”。那次，爸爸把妈妈从机场的候机厅截回来起，对妈妈所干的一切，尽可能保持沉默。好在妈妈也不是完全不讲理，常常地。不知怎么一来，她想通了，来了精神，边哼歌边干家务，里里外外料理得井井有条，让爸爸和我都大大吃惊。可惜的是，家里充满笑声的黄金时光并不多。
妈妈出走的次数多了，尽管在爸爸的监视下，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把我搅糊涂了，不知她真的要走，还是吓唬吓唬可伶的爸爸。但至少有两次，妈妈是成功地出走了的，但我认为是爸爸有意放她一马。第一回，我已经上完幼儿园，过了暑假就要上小学。爸爸和妈妈忙了好一阵，看了一家又一家的私立学校，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妈妈哄我说在寄宿学校，和新朋友一起住多有趣。几天后她偷偷飞到上海去了。爸爸看了妈妈留下的字条，一点也不激动，向我说：“§你妈刚刚在台湾得了个文学新人奖，要趁这个势头回去，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让她圆梦好了。”©夜里我梦见妈妈，醒来摸不到她，大哭起来，爸爸过来，和我一起睡。我向爸爸说晚安，亲亲他的脸，竟是湿漉漉的。妈妈回去以后，几乎天天和爸爸通电话。两个星期后，爸爸到机场去，把妈妈接回家。这一晚，妈妈搂着我睡觉，她拧了拧我的脸，恨恨地说：“都怪你，害得我只写了个开头……”她说着，把那件奶白色毛线衣蒙住我的头，咯吱我，母子笑成一团。妈妈本来和爸爸约定，把小说写完才回家的，可是，爸爸在电话提到，儿子每天夜里都紧紧抱着妈妈的毛线衣才能入睡。妈妈听了就呆不下去了。不过，从此，妈妈教训我时，加了一条罪状：小孽障害得她当不成名作家。妈妈登在中文报纸的作品我一概读不懂，中国话还能马虎对付，也是因为爸妈在家从来不和我说英语，我不学中国话就没饭吃的缘故。妈妈这个“专栏作家”，写一篇只赚十来二十块，光够她和我上上海菜馆吃一顿午饭。而且，在美国，除了第一代移民，多少人看中文呢？
妈妈另外一次成功的出逃，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那阵子碰巧爸爸在艺术经纪公司升了职，事情更多，每天在我醒来前开车出了门，我和妈妈就寝后才回来。除了周末，很少看到爸爸的身影。妈妈和北京演视圈的朋友通了几次电话后，人活泼起来，惯常爱吃的红烧肉全让给我，她只吃生菜沙拉，天天上健身院，有氧舞蹈一跳就是一两个小时。妈妈兴冲冲地告诉我，年轻时和她合作过的一位男影星，如今当了独立制片，竭力怂恿她出山，她说过了40，胖成这样，还出哪门子风头？这哥们却选上她，在一出古装电视剧里扮演明神宗的万贵妃。妈妈没和爸爸商量，怕他阻拦，飞到北京后才给刚刚从纽约回到家的爸爸打电话。爸爸没责备妈妈，只嘱咐她不要喝酒，喝了乱性，作了傻事自己不知道。这一趟，妈妈去了3个月。那一次，我习惯了妈妈不在家的日子，学会自己作三文治，洗衣服，还没忘记妈妈的吩咐，隔天给她栽的紫色玫瑰花浇水。有一天我放了学，走进家门，看到爸爸在客厅陪着一个哭泣的女人。那女人，一头乱发，脸上又是泪水又是脂粉，一塌糊涂。她在数落着什么人：“呸，离开这么些年，那圈子里一个个狗眼看人低。老，碍你什么啦，新出道的妞，光冲我翻眼白，那势利呀！”我这才听出是妈妈，怯生生地走上前，叫了声妈妈。妈妈盯着我，眼睛发直，高叫着：“喔，窜高一截子，成小伙子啦！”她张开臂膀，要我象小时候那般扑进她的怀里，我不愿意，扭身走开。背后，爸爸安慰妈妈说：“这也好，名利心就象麻疹，出过就有免疫力了。”妈妈又哭起来：女人不能老，老就要受欺负。
我一直搞不清，妈妈要的是什么？我无法替她回答，她自己开始时还振振有辞，说她这样地道的中国人，以中文写作的人，只能在祖国才能生存。可是，自从回去碰了壁，对那里的日子无法适应以后，再也无法为自己“¬为什么回去”§作出明朗的回答，然而，她依旧一个劲地嚷：“这家，我待不下！”爸爸怀疑妈妈有精神障碍，带她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医生的结论是：心理还是正常的，毛病在于对排斥现实。我上初中那年，爸爸作出最大的让步，打算一家三口迁到上海去。可是轮到妈妈反对了。妈妈说，为了儿子，不能回去。还提醒爸爸，别忘记生前担任大学教授的外公临终的嘱咐，老人家要妈妈发誓，让他唯一的孙儿在美国完成教育。
细细想来，爸爸妈妈磕磕碰碰的婚姻，全因为我才没有拆散。只是，我拿不准我充当着怎样的角色，也许我是阻挠父母去取得新的幸福的祸根。我能拿得准的是，爸爸和妈妈，最爱的是我。爸爸常常不在家，他的爱只好表现在尽量替我买东西。妈妈的爱则表现在表情上，她看我的眼神多半是明媚的，可是我受不了她的懒散。从小到大，不知多少回了，我进家门叫一声妈，她要么在电脑屏幕前敲永远没个完的长篇小说，要么嗑瓜子看电视剧。我进厨房去，揭开锅盖，不是空的就是冷的。我发恼，妈妈慌了，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愧疚地望着我：“头城肯塔基的炸鸡腿可好啦，妈妈带你去。”她的语调一次比一次谦卑，我的回答总是：“不要！不要你和我去！”她痛苦万分地低下头，眼圈红着。可是下次，家里还是这样。
爸爸一辈子都那么累。他下班回来，看了看冷清清的厨房，什么也没说，轻轻叹口气，从电冰箱拿出菜和肉，张罗晚饭。妈妈站在炉子旁，看着烟熏火燎的爸爸，捏着指甲，什么也插不上手，有时妈妈为自己的无能伤心地哭，爸爸没看见，也不想看见。妈妈除了演戏和写中文的文章，别的永远也不会。一年年下来，爸爸麻木了。记得一次，爸爸戴着老花眼镜，替我缝校服上的钮扣，手给扎出血，妈妈和我都扁起嘴来。爸爸抬眼看看我们母子，勉强地笑了一下。这一刻我发现，爸爸和妈妈都老得比别人快。在爸爸方面，是生活压力大加上家里缺乏温暖；妈妈呢，劳碌说不上，只好说她永远是心不在焉，天晓得她的心在哪里？从前她老说心在故土，一直不愿加入美国籍就是证明。这些年她不提回去了，说那里谁也不要她。多年来，妈妈出逃，被抓，爸爸监视，抓回，他们玩一个很有默契的游戏。妈妈每次出走前，总会把家里弄整齐，烧好饭菜，刻意制造对家的留恋，似乎要在她离开后加浓父子的“悲剧情感”。到后来，她明白回去没有意义，却仍旧热衷于出走。每次，爸爸和妈妈总在机场B号候机厅的朝北角落相遇，爸爸说：“走吧。”妈妈顺从地抓过行李袋跟他上车。机场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这对中年夫妻，就是搞不懂他们在演甚么戏码。妈妈出走的成功率太低，所以行李袋几乎没被打开过，教我替妈妈担心：塞在里头的衣服，是不是还合身？
不知不觉，天快黑了，我喝光了三罐可乐，爸爸一直不曾来过电话。拨打他的手机又不通，我急了，不是为妈妈着急，她的伎俩我早惯了，无非是她数不清的出走中的一次，结局是可以预料的。我急的是今晚开的舞会，我早和女朋友苏姗计划好，由我开父亲的车子，先去接她，再到下城的法兰西斯酒店去。爸爸把车子开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铃响，我急忙抓起，不是爸爸的声音，是苏姗不耐烦的责问：“怎么还不来？”我不敢把妈妈的事说出来，只好编个故事，说爸爸的车子抛了锚，给拖到修车厂去。好在苏姗脑筋能拐弯，说：“我来开车好了。”我的脸发烧，堂堂男子汉，被爱出走的妈妈害得在女朋友面前出丑。我换上租来的黑礼服，从抽屉里拿走爸爸的信用卡，坐上苏姗的车子。我没给爸爸留下字条，也不带上手机，我要给爸爸和妈妈一点颜色：你们不在乎我，我也不管你们！
在舞池旁边，我喝了两瓶啤酒，还抽了一根雪茄，我素来是乖乖牌，可是今天故意触犯校规，不是受不住同学的“激将”，而是要报复父母。半夜，舞会完了，我坐进苏姗的车子，谢天谢地，这位平日大冽冽的女生和我拥吻好久，还把持得住，坚决地推开我疯狂的手，没让我解开裙子的拉链，使得我保住不知是可贵还是可笑的童贞。
我带着一身烟酒气，回到家门前，家里亮着灯。咳，到底回来了！我又是气恼又是宽慰，把铁闸推得吭啷乱响。踏进客厅前就预测，即将看到的一幕和先前的每一次必然大同小异：沙发一头坐着疲乏的爸爸，另一头坐着撅嘴赌气的妈妈，脚下搁着没打开的行李袋。我几乎要愤怒地叫起来：够了！我十八岁了，明天就搬出去，看你们演戏给谁看！
然而，台灯的光晕里，只有爸爸一个人，他抱头坐着。面前是插着紫玫瑰的花瓶。奔波了半天的爸爸并不知道我回来，我走近他，轻轻摇了摇他倾斜的肩膀，着急地问：“妈呢？”
爸爸没吱声，把原先挂在花束上的信递给我。我的胸口怦怦跳着，慌忙打开，是妈妈的笔迹。爸爸知道我看不懂，哽咽着翻译一遍：“我最爱的丈夫和儿子：不要来找我，你们不会找到我。我对不起你们，我永远祝福你们。”
爸爸的泪，我的泪，一起滴在紫玫瑰花瓣上。
（注：本文获2004年“汉新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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