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曾 宁

 

   从学校回到家,一进门,就嗅到烤辣鸡腿带甜的焦香。客厅的玻璃圆桌中央,细瓷花瓶上插着一束紫玫瑰,玫瑰裹着玻璃纸,红绸带上吊着一封信。我大声叫“妈”,没有应声。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用力地摇头,叹气,连背上的书包也来不及解下来,里外找了一遍。屋子是我从出生一直住到现在,熟得不能再熟,可还能看出一些异样来:平时散放在灰色地毯上的杂物统统不见了,留下吸尘机碾过的痕迹,落地窗的玻璃一尘不染,帘子卷得整整齐齐。走进厨房,炸鸡腿的香味一个劲从烤箱往外冒,平日积上油垢的锅台,堆满脏碗碟的水槽,给擦得干干净净,闪着清爽的光。从窗口探头看看后院,草坪和花圃刚刚修剪过,挂在马蹄莲旁边的自来水管还滴着水株。屋里空落落的,电冰箱嗡嗡响着。

   我回到客厅的圆桌前,把夹在红绸带上的信拿下,看看信封上歪歪斜斜的英文:“来自母亲的祝贺”,没心情拆开来细读,里面的内容还用猜吗?一定是祝贺我完成高中学业,然后要我和爸爸保重,她要走了。这几天我在学校忙于毕业考试,对妈妈的举动没多加留意,想不到她准备得这么充足。我拿起电话,拨通爸爸的办公室,告诉爸爸:“妈,又走了。”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再也没搭腔,几秒钟后,传来话筒重重摔下的响声。我知道,爸爸要马上往机场赶。

  打从我能记事起,妈妈离家出走了好多次。每次她都先把家里收拾好,再悄悄离开,爸爸一声不哼地把她追回来。他们并不怎么争吵,更没有打闹,只有表面平静的出逃和追踪。妈妈回到家后,会安份一段日子,兢兢业业地当煮妇似的,其实在酝酿另外一次出走。看看挂钟,到旧金山国际机场去“堵截”妈妈的爸爸还没来电话。我饿了,打开烤箱,拿出妈妈专为我烤的辣鸡腿,啃了起来。啃着啃着,泪水巴嗒巴嗒地掉,好在旁边没人。给新交的女朋友苏姗打电话,吐吐一肚皮的闷气,她的手机没开,家里电话老是忙音,兴许还在足球场里当啦啦队。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妈妈的彩照,都是年轻时候拍的。自从她宣告“变成老太婆”以后,就不拍任何照片。其实妈妈不到50岁,脸孔并不显老,就是身材臃肿,而且往下垮,走路有点蹒跚。不但从照片看得出来,许多阿姨叔叔也告诉我,妈妈年轻时候风头可劲,不但是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明星,还是个文笔优美的作家,按照那年代的标准,算得美女加才女。我听了这些话常常搔搔脑袋:妈妈不漂亮啊,作家?怎么连句像样的英文都不会?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和她出去买东西挺丢人的。虽然有时从妈妈已经发福的长腿和深邃的大眼睛中,依稀看到往日的风采,可惜我要上学,要作功课,要交朋友,打球,没功夫研究和欣赏妈妈。爸爸呢,老是忙,他是一家艺术经纪公司的部门经理,常年在外面跑,看画展和古董展览,跑拍卖会,鉴定艺术品,拉客户,天天早上出门,很晚才回家。不过,说良心话,他很爱妈妈,一直让着她,疼着她。妈妈出走,可不能怪到爸爸头上。不但我,连和妈妈结婚20年的爸爸,也解不开这个谜:妈妈为什么老要出走?

  我打开一罐可乐,没精打采地喝着,回想起,妈妈这次出走还是有预兆的。前几天,爸爸刚好到巴黎去参观画展,就我和妈妈在家。我放学回来,妈妈目光呆滞,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样子已经坐了好久,头不梳,脸不洗,套着我前几年穿过,早已不合身的运动服。她身边堆满了衣服,显然是从洗衣机里面掏出来的,也不折好放回衣柜去,害得我找球衣找了一个早上。门前石阶堆着花旗松的落叶,地毯上有的是垃圾,厨房里,,煤气炉子上的平底锅里的菜是前天剩下来的。我进进出出好多次,懒得和妈妈说话,只在心里埋怨她:幸亏爸爸不在,要在,又得向我唠叨开了。真难为爸爸啊,里外一把罩,连怨气也不敢在妈妈面前撒,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和我说说。

   爸爸的忍耐力也是练出来的,开头并不是这样。我模糊地记得,妈妈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天我在幼儿园,刚刚吃过午饭,开始睡午觉。妈妈来了,要把我带走,她对老师说:“出去一小时便送回来,晚上他爸爸来接。”妈妈领着我逛了玩具店,给我买了一把冲锋枪,又带我去麦当劳,薯条啦、冰淇淋啦、可口可乐啦,通通堆在我面前,平时她是不让我吃这些垃圾食品的。她什么也不吃,只催我多吃,我吃得满嘴是番茄酱,向妈妈做鬼脸,妈妈没笑,脸孔阴沉得怕人,我问妈妈怎么啦,她说小孩子不懂。我缠着妈妈,非要她说,妈妈说:“妈妈要走了,要去大陆,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妈妈没用,老惹爸爸生气,只好走了。你要听爸爸的话。”妈妈哽咽着说不下去,“妈妈没有很多钱,不能带你去,对不起……”妈妈紧紧搂着我,小声地哭。带着泪痕的妈妈把我送回幼儿园。不一会,我光顾玩能打连发的机关枪,把伤心的妈妈忘记了。傍晚,爸爸来接我,回到家里,看见妈妈低着头坐在客厅,脚旁放着行李袋。当晚,爸爸和妈妈都没说话。算起来这是妈妈的第一次出走,原因是什么?好几年以后,爸爸看我懂事了,在妈妈的又一次出走后和我谈起,说她是受不了爸爸的唠叨。爸爸说了她几句,为的是家里脏乱啦,孩子没照顾好,吃错了东西拉肚子啦,妈妈气鼓鼓的,不辩解,不反驳,木头似的。这时候爸爸才晓得,你越是七罗八唆,妈妈越是犟,哪怕是善意的劝告,委婉的批评,乃至“建设性的意见”。那次,爸爸把妈妈从机场的候机厅截回来起,对妈妈所干的一切,尽可能保持沉默。好在妈妈也不是完全不讲理,常常地。不知怎么一来,她想通了,来了精神,边哼歌边干家务,里里外外料理得井井有条,让爸爸和我都大大吃惊。可惜的是,家里充满笑声的黄金时光并不多。

  妈妈出走的次数多了,尽管在爸爸的监视下,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把我搅糊涂了,不知她真的要走,还是吓唬吓唬可伶的爸爸。但至少有两次,妈妈是成功地出走了的,但我认为是爸爸有意放她一马。第一回,我已经上完幼儿园,过了暑假就要上小学。爸爸和妈妈忙了好一阵,看了一家又一家的私立学校,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妈妈哄我说在寄宿学校,和新朋友一起住多有趣。几天后她偷偷飞到上海去了。爸爸看了妈妈留下的字条,一点也不激动,向我说:“§你妈刚刚在台湾得了个文学新人奖,要趁这个势头回去,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让她圆梦好了。”©夜里我梦见妈妈,醒来摸不到她,大哭起来,爸爸过来,和我一起睡。我向爸爸说晚安,亲亲他的脸,竟是湿漉漉的。妈妈回去以后,几乎天天和爸爸通电话。两个星期后,爸爸到机场去,把妈妈接回家。这一晚,妈妈搂着我睡觉,她拧了拧我的脸,恨恨地说:“都怪你,害得我只写了个开头……”她说着,把那件奶白色毛线衣蒙住我的头,咯吱我,母子笑成一团。妈妈本来和爸爸约定,把小说写完才回家的,可是,爸爸在电话提到,儿子每天夜里都紧紧抱着妈妈的毛线衣才能入睡。妈妈听了就呆不下去了。不过,从此,妈妈教训我时,加了一条罪状:小孽障害得她当不成名作家。妈妈登在中文报纸的作品我一概读不懂,中国话还能马虎对付,也是因为爸妈在家从来不和我说英语,我不学中国话就没饭吃的缘故。妈妈这个“专栏作家”,写一篇只赚十来二十块,光够她和我上上海菜馆吃一顿午饭。而且,在美国,除了第一代移民,多少人看中文呢?

   妈妈另外一次成功的出逃,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那阵子碰巧爸爸在艺术经纪公司升了职,事情更多,每天在我醒来前开车出了门,我和妈妈就寝后才回来。除了周末,很少看到爸爸的身影。妈妈和北京演视圈的朋友通了几次电话后,人活泼起来,惯常爱吃的红烧肉全让给我,她只吃生菜沙拉,天天上健身院,有氧舞蹈一跳就是一两个小时。妈妈兴冲冲地告诉我,年轻时和她合作过的一位男影星,如今当了独立制片,竭力怂恿她出山,她说过了40,胖成这样,还出哪门子风头?这哥们却选上她,在一出古装电视剧里扮演明神宗的万贵妃。妈妈没和爸爸商量,怕他阻拦,飞到北京后才给刚刚从纽约回到家的爸爸打电话。爸爸没责备妈妈,只嘱咐她不要喝酒,喝了乱性,作了傻事自己不知道。这一趟,妈妈去了3个月。那一次,我习惯了妈妈不在家的日子,学会自己作三文治,洗衣服,还没忘记妈妈的吩咐,隔天给她栽的紫色玫瑰花浇水。有一天我放了学,走进家门,看到爸爸在客厅陪着一个哭泣的女人。那女人,一头乱发,脸上又是泪水又是脂粉,一塌糊涂。她在数落着什么人:呸,离开这么些年,那圈子里一个个狗眼看人低。老,碍你什么啦,新出道的妞,光冲我翻眼白,那势利呀!我这才听出是妈妈,怯生生地走上前,叫了声妈妈。妈妈盯着我,眼睛发直,高叫着:“喔,窜高一截子,成小伙子啦!”她张开臂膀,要我象小时候那般扑进她的怀里,我不愿意,扭身走开。背后,爸爸安慰妈妈说:“这也好,名利心就象麻疹,出过就有免疫力了。”妈妈又哭起来:女人不能老,老就要受欺负。

   我一直搞不清,妈妈要的是什么?我无法替她回答,她自己开始时还振振有辞,说她这样地道的中国人,以中文写作的人,只能在祖国才能生存。可是,自从回去碰了壁,对那里的日子无法适应以后,再也无法为自己“¬为什么回去”§作出明朗的回答,然而,她依旧一个劲地嚷:“这家,我待不下!”爸爸怀疑妈妈有精神障碍,带她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医生的结论是:心理还是正常的,毛病在于对排斥现实。我上初中那年,爸爸作出最大的让步,打算一家三口迁到上海去。可是轮到妈妈反对了。妈妈说,为了儿子,不能回去。还提醒爸爸,别忘记生前担任大学教授的外公临终的嘱咐,老人家要妈妈发誓,让他唯一的孙儿在美国完成教育。

  细细想来,爸爸妈妈磕磕碰碰的婚姻,全因为我才没有拆散。只是,我拿不准我充当着怎样的角色,也许我是阻挠父母去取得新的幸福的祸根。我能拿得准的是,爸爸和妈妈,最爱的是我。爸爸常常不在家,他的爱只好表现在尽量替我买东西。妈妈的爱则表现在表情上,她看我的眼神多半是明媚的,可是我受不了她的懒散。从小到大,不知多少回了,我进家门叫一声妈,她要么在电脑屏幕前敲永远没个完的长篇小说,要么嗑瓜子看电视剧。我进厨房去,揭开锅盖,不是空的就是冷的。我发恼,妈妈慌了,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愧疚地望着我:“头城肯塔基的炸鸡腿可好啦,妈妈带你去。”她的语调一次比一次谦卑,我的回答总是:“不要!不要你和我去!”她痛苦万分地低下头,眼圈红着。可是下次,家里还是这样。

  爸爸一辈子都那么累。他下班回来,看了看冷清清的厨房,什么也没说,轻轻叹口气,从电冰箱拿出菜和肉,张罗晚饭。妈妈站在炉子旁,看着烟熏火燎的爸爸,捏着指甲,什么也插不上手,有时妈妈为自己的无能伤心地哭,爸爸没看见,也不想看见。妈妈除了演戏和写中文的文章,别的永远也不会。一年年下来,爸爸麻木了。记得一次,爸爸戴着老花眼镜,替我缝校服上的钮扣,手给扎出血,妈妈和我都扁起嘴来。爸爸抬眼看看我们母子,勉强地笑了一下。这一刻我发现,爸爸和妈妈都老得比别人快。在爸爸方面,是生活压力大加上家里缺乏温暖;妈妈呢,劳碌说不上,只好说她永远是心不在焉,天晓得她的心在哪里?从前她老说心在故土,一直不愿加入美国籍就是证明。这些年她不提回去了,说那里谁也不要她。多年来,妈妈出逃,被抓,爸爸监视,抓回,他们玩一个很有默契的游戏。妈妈每次出走前,总会把家里弄整齐,烧好饭菜,刻意制造对家的留恋,似乎要在她离开后加浓父子的“悲剧情感”。到后来,她明白回去没有意义,却仍旧热衷于出走。每次,爸爸和妈妈总在机场B号候机厅的朝北角落相遇,爸爸说:“走吧。”妈妈顺从地抓过行李袋跟他上车。机场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这对中年夫妻,就是搞不懂他们在演甚么戏码。妈妈出走的成功率太低,所以行李袋几乎没被打开过,教我替妈妈担心:塞在里头的衣服,是不是还合身?

  不知不觉,天快黑了,我喝光了三罐可乐,爸爸一直不曾来过电话。拨打他的手机又不通,我急了,不是为妈妈着急,她的伎俩我早惯了,无非是她数不清的出走中的一次,结局是可以预料的。我急的是今晚开的舞会,我早和女朋友苏姗计划好,由我开父亲的车子,先去接她,再到下城的法兰西斯酒店去。爸爸把车子开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铃响,我急忙抓起,不是爸爸的声音,是苏姗不耐烦的责问:“怎么还不来?”我不敢把妈妈的事说出来,只好编个故事,说爸爸的车子抛了锚,给拖到修车厂去。好在苏姗脑筋能拐弯,说:“我来开车好了。”我的脸发烧,堂堂男子汉,被爱出走的妈妈害得在女朋友面前出丑。我换上租来的黑礼服,从抽屉里拿走爸爸的信用卡,坐上苏姗的车子。我没给爸爸留下字条,也不带上手机,我要给爸爸和妈妈一点颜色:你们不在乎我,我也不管你们!  

   在舞池旁边,我喝了两瓶啤酒,还抽了一根雪茄,我素来是乖乖牌,可是今天故意触犯校规,不是受不住同学的“激将”,而是要报复父母。半夜,舞会完了,我坐进苏姗的车子,谢天谢地,这位平日大冽冽的女生和我拥吻好久,还把持得住,坚决地推开我疯狂的手,没让我解开裙子的拉链,使得我保住不知是可贵还是可笑的童贞。

  我带着一身烟酒气,回到家门前,家里亮着灯。咳,到底回来了!我又是气恼又是宽慰,把铁闸推得吭啷乱响。踏进客厅前就预测,即将看到的一幕和先前的每一次必然大同小异:沙发一头坐着疲乏的爸爸,另一头坐着撅嘴赌气的妈妈,脚下搁着没打开的行李袋。我几乎要愤怒地叫起来:够了!我十八岁了,明天就搬出去,看你们演戏给谁看!

  然而,台灯的光晕里,只有爸爸一个人,他抱头坐着。面前是插着紫玫瑰的花瓶。奔波了半天的爸爸并不知道我回来,我走近他,轻轻摇了摇他倾斜的肩膀,着急地问:“妈呢?”

  爸爸没吱声,把原先挂在花束上的信递给我。我的胸口怦怦跳着,慌忙打开,是妈妈的笔迹。爸爸知道我看不懂,哽咽着翻译一遍:“我最爱的丈夫和儿子:不要来找我,你们不会找到我。我对不起你们,我永远祝福你们。”

  爸爸的泪,我的泪,一起滴在紫玫瑰花瓣上。

(注:本文获2004年“汉新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