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之体与世界之用的文化意义
解芳
在全球化语境中，人是个体的人、民族的人，亦是人类的人。如何保持作为人的身份、人的独立精神，承担作为人的全部现实、命运和责任？这是个体、民族、人类的人所共同关注的思考。
全球化将现代性散播到世界各地，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机械、数字搅乱了人澄澈的心。作为个体、民族、人类的人开始躁动，使世界陷入失衡的状态。如何拯救人自身，如何返朴归真、恢复和谐，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故，王岳川先生着有《发现东方》一书，（2003年12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他提出“人类之体、世界之用”。这是他在倡导“中西互体互用”之后，又一次“知”与“情”的超越；将对于人世深挚情感寄于理性思辨，走出正反两立的困境，又返身观照仍陷于此的人类、世界，希望用一种新精神鼓舞人的自醒、自觉，最终“诗意地蜗居于”地球，和谐共生。
“人类之体、世界之用”源于“中西互体互用”，即岳川先生将其“重释中国”的事业推演到“重释人类”的新境界。人，需要不断返身自省，才能从否定之否定中回归和谐。中国的人是人类的人。中国人返身自省的收获，亦应为人类共享。
全球化实际从五百年前“地理大发现”时已开始，只是当时西方人处于劣势，对中国怀着向往与崇拜而来，并未对天朝大国造成影响。而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则遭遇到面目狰狞的全球化，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人用经济、政治、军事的优势，将中国炮轰出中世纪。“西学东渐”成为一时之主题，要旨即用西方文明拯救中国衰败。“中体西用”、“西体西用”皆出于当时。但这类宣言将文化思想与政治经济杂糅在一起，把国家的衰亡归于文化思想的彻底失败，走进文化失败主义，走向全盘西化。这让当时之人精神振奋，亦心力交瘁。
王国维是当时重要的学者，一生郁结情感与理性于中西精神的矛盾冲突中。他一方面在西方新文化刺激下秉有反省的自觉，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旧学又具备深厚的修养。他提出学“无中西、无古今”，唯有将新思想与旧传统融会，才能开拓新境界。然静安先生秉有忧郁悲观的天性，在心、物纷扰下，最终走向自沉之途。但其于中学、西学之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今日仍可视其光芒。于静安先生而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可见，在静安先生意识中，已孕育异质文化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观念，对今日中国颇有价值。
当代中国，又一次遭遇全球化，境况相异，但不出中西两立模式。一方面，西方以中心自居，把中国勾画成西方眼中的“东方”，并以一种文化霸权心态，企图主导中国按照西方想象进行“东方化”。这种妖魔化镜像中，中国人的身份俨然成为西方眼中，没有话语权的他者，可以被塑造的客体。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人，显然尚沉于科技、制度、物质的现代性愉悦里。对如何看待西方，如何看待自身，茫然不知所措。有人怀揣极端民族主义，“俯视”西方，闭关自守。有人滋长民族自卑情绪，“仰视”西方，或以西方为标准模式，全盘拿来、成为另一个“西方”；或求土求奇，迎合西方口味。这些模式显然无法平衡作为人类的人的和谐。于是，岳川先生提出“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用一种辩证适应、多元并存、平衡生态的心境去面对中西现状。
岳川先生所处的全球化中的中国，比之王国维当时之境况，似乎更复杂。虽无热战背景，但文化冷战不断弥散、愈演愈烈。
地域、人种差异，社会、国力发展不均，“强者”形象由此产生，“弱者”亦折射于“强者”的镜像中。“强者”怀有“强者”的心态，即“我”的“尺度”是这个世界的“尺度”；“我”的“合理性”是这个世界的“合理性”，甚至“真理”。“弱者”亦有“弱者”的心态，即怀着对“强者”的“敌视”，成为“强者”的“他者”。这一紧张态势，自晚清的全球化开始，从器物层面渐向文化思想之维转变。“强者”不仅炫耀物质，更将“强者”的价值、文化、观念塞给“弱者”，把世界变成“强者”的世界，成为“强者”自我欣赏的作品。这种“强者”的世界剥夺了“弱者”的声音，使人类、世界不再平衡。要改变现状，唯有突破“强者”、“弱者”显现方式的局限。如岳川先生主张，“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对待一切，才能促进作为人类的人与世界的和谐发展。
岳川先生首先是个体的人。与静安先生相近，既秉有西学的自省、又具备深厚的国学修养。唯独不同处，乃岳川先生的乐观比之静安先生的悲观。静安先生深陷忧郁，以至执著追求与孤高持守牵绊，无法超脱。而岳川先生以童心慧眼观世，深味情理，能有所超越。可能当代更为广袤的全球语境，赋予岳川先生一种走向人类的宏大之气。
岳川先生是中国的人。对人、世界的关注，必然首先体认自己中国的身份。身份是一种历史话语。所以认识中国身份，一是认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即审视中西；一是认识现在与现在之前的中国，即审视古今。在这一体认过程中，岳川先生提出“发现东方”以及“文化输出”。这是作为中国的人，在“强者”世界中发出的中国的声音。“发现东方”即要证明中国的存在，不带偏见、没有遮蔽、没有扭曲；也即重释中国，恢复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身份。这一“发现”、重释，给中国之外的民族带来发现、重释自我身份的契机。“强者”的霸权将因此崩塌。这亦是通往人类、世界“诗意蜗居”之途。
中国一直存在，作为中国的人所要发现的是被“强者”误读、遭到价值抹煞的中国。近两百年的落后，使中国从天朝大国沦为被妖魔化的他者。中国人从自尊走向自卑。中国博大精深之思想，也溃败于物质愉悦。走出困境之途，即重新发现中国。岳川先生反对极端，他认为“发现东方”就是要发现中国传统中仍有生命力、仍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中西碰撞后，产生的新鲜的火花。至于已死、腐朽的文化，自然不属传统之列。
当中国的人，发现了作为本根的文化，体认到自我身份后，就必须获得他人的认同，即“文化输出”。孤芳自赏传统文化，并不能改变“强者”扭曲的世界。唯有发出声音，让所有人知道，世界并非只有“强者”的世界，而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多元的世界。“文化输出”，一是面向中国以外的世界，输出思想。中国不能停留于京剧、杂技等民俗的传播，而应重视思想的播散，因为思想乃一国身份的内核，丧失了思想，即剩下一付空虚的皮囊。中国思想之博大，亦可引起世界之共鸣。如孔子“仁者爱人”，与康德“人是目的”，皆深蕴抑己宽人、包容他者的境界。另一是面向沉迷物质愉悦太深的中国人，使其重新接受传统薰习。中国传统文学，人们常出于相近之阅读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方法、感受联想，才能彼此产生共鸣，产生理解。因此，用传统文化、文学再一次薰习大众，是中国人自我领会中国精神之途径。
从“借鉴”到“发现”、“输出”，指向的是一种互动模式，一种平等主体间的对话、交流。静安先生在文化认同混乱之时，提出中学、西学无优劣之分。然其仍陷于两者之间，未尝脱身。而岳川先生，于今日之世，大胆提出人类之学无优劣之分，人之现实、命运、责任乃融会人类之学，在一种精神生态平衡中，发展和谐的人类世界，即“人类之体、世界之用。”这是其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知”与“情”相合的心灵踪迹。沿着这踪迹，似乎可以看见那个“诗意蜗居”的世界。
【作者简介】解芳，杭州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研究生。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