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老南共事的日子
黄运基
老南遽然辞世，令人哀痛惋惜。认识老南足20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见证了旧金山湾区华人社会的风云变幻；我们一起在一盅两件、一壶菊普的闹哄哄的唐人街茶楼里畅谈过在海外创作华文文学的甘苦；我们还一起共事过，投身到每天紧张的新闻编辑工作中，我们也曾对某些问题有过不同意见而闹过别扭，但却从未吵过架，因为我们都深知友情之可贵，懂得互相尊重和互谅互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南曾在我主持的《时代报》工作过一段日子。那时，他还算是个新移民，还带着一身的乡土气，英语还未过关，还在努力适应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然而，在老南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敦厚、豪爽、热情奔放的性格，却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他酷爱文学，尤其痴情于诗歌的创作。我当时就想，这也许就是诗人的特有气质吧。在我们共事的这段日子，我对他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与各同事和睦相处的虚怀若谷态度，十分欣赏，他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敬重。新闻工作十分紧张，因是日报，人手又不够，分秒必争，大家都很辛苦。老南一个人专责校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毫无怨言，默默工作。这段日子，老南的创作热情一若澎湃的浪涛，
滚滚奔腾不止，他在《时代报》和其他报刊时有佳作发表，以诗歌为主，也写小说，成绩斐然。已结集出版的有：《金门桥下的浪花》、《旧金山咏叹调》，其代表作则应推长篇叙事诗《梅菊姐》和小说集《豪宅奇缘》。这两本著作都受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中肯评价。
在海外办报纸很艰苦。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幕后没有大财团支持的美籍华人办的报纸，尤其艰苦千万倍！《时代报》苦撑了十五年，在从周报、半周报、双日刊发展为日报之后的第三年，终于因财政出现危机而被迫决定停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一次编辑部紧急会议上向大家宣布这个叫人痛心的消息时，与会者人人脸上那种几近痉挛的、无奈无助的表情。在这次会上，老南说了一句话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我们少拿一点工资行吗？只要度过目前这难关，财政或者会有好转。”没有人比我更理解自己当时的感受。这些年来，《时代报》是我的“宠儿”，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失去他就好像我体内的热血蓦地停止循环流动。我对老南也对大家说：“这不是一千几百的问题，这是数以万计、十万计的问题！”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当年摆在我们眼前的冷酷现实是：我们既无财力把《时代报》办得更有竞争力、更具影响力的报纸，这样勉强拖下去只有一个结果：精疲力竭，人财两空。
《时代报》停刊后，老南又干他的老本行--当厨师去了。后来还跟刘荒田合作在田德隆区开了一间餐馆。刘荒田曾在一篇题为《黄金梦三部曲》的纪实文学里描述其中的甘苦。我和老南、刘荒田和其他编辑虽仍常有聚会，然而，长达两年多时间，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一种严重失衡的感觉折磨着我。我一直在努力重新调整自己。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不能空着手什么也不干呀！我最后决定整理多年的作品，出版几本书留个纪念，也为历史留摄见证。有一天在唐人街碰见老南，我们一起到莺咕咖啡店喝咖啡，谈文学，谈家常，谈我们共事的那段日子，他说：“那是我在美国过得最充实的一段日子！”“我也是！”我跟他说。
有好几个傍晚，老南、刘荒田、刘子毅、王性初、穗青等人曾先后约我到太平洋海滩边上的岩屋餐室或到别的咖啡馆，喝酒或喝咖啡聊天儿。《美华文化人报》(
后改为《美华文学》杂志)
就是在大家多次的聚会中“聊”出来的。一晃十年。《美华文学》成为了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的刊物，它集结了一大批酷爱文学，勤于创作的老中青作家，其中有早已享誉海内外文坛的，也有惹人注目的新秀只要看看我们这一群在默默耕耘这块文学园地的编辑们，他们对《美华文学》都作出了无私奉献--没有工资、稿酬，只有费心费力，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如老南和穗青，开车把每期《美华文学》送到湾区各销售点，每次所花的汽油费、过桥费，长期这样做，算起来数目还真不少！这种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是足以感动上帝的。我想，这正是《美华文学》之所以能够坚持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因素。
在往后的几年，老南把全部时间、精力投到唐人街侨社的文书工作中去。他在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副会长的职务顾不上了，他在《美华文学》副主编的工作也顾不上了，他的写作热情亦出现日渐衰竭的现象，长期没有读到他的新作。朋友们对此均表示极度关心。我每次见到他，问起他的近况，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说：“忙呀！”语气和态度都不是我原来所认识的老南。我深感茫然。
老南离开我们了，他走得太突然，他的年纪并不算老，他还有许多未竟之业。我们20年的友情是抹不掉的。他对《时代报》、《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的贡献，居功至巨！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