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逍遥
1967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九·五命令”发布几天后，“工联直属兵团”率先上交了全部武器，解散该组织，所属人员回归本单位，“海燕”的三十几个年青人于9月下旬回到长沙港务局。
我们这些经历了四年多驳帆船漂泊、孤独生活的青年，都不想再回船工作了，期盼文革结束，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能重新分配一个在陆地的稳定工作。新的长沙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遵照中央三结合的原则，由军代表为指挥长，原局党委副书记王荣学、局长宋毅，以及“海燕”赵家林为副指挥长。
1967年9月30日，我从北京回来，这时“海燕”队员已离开三四一工程兵学院，十几个人住进港务局大楼二楼东头的第一间办公室，我们将单人木床叠钉成三层，一间二十六平米的办公室里搁置了18张床。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们过着游手好闲的集体生活，自由、随意、任性，每天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完全不顾忌这里是机关，丝毫不顾及一直坚持工作的业务干部对工作环境的需求，更不顾及“海燕”中正常上班成员的感受。上午九、十点叫食堂大师傅蒸馒头吃，半夜敲开炊事员房门让他给我们做夜宵，大白天的上班时间里，十几个人在办公大楼二楼扯开喉咙唱歌，还乐滋滋地取名为：“海燕霸蛮合唱团”。
整天无所事事，寻找着新的刺激。
1967年11月底，我和刘利国、易双桂、陆军勃、龙有根、王伯纯以及“红中会”的李四川七人，一人带一个“红中会”袖标，乘客轮到常德游玩。常德的局势是一边倒，“湘派”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常德港务局的造反组织“海总造反兵团”在当地颇具实力，社会影响面较广，有他们作为后盾，加上“红中会”又是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学生左派组织，我们自以为在常德可以横行无阻。
客轮航行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停靠码头，我们上岸后在常德海员招待所定了两间住房，放下简单的行装，首先去拜访常德“海总”，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吃饭，问了许多长沙文革的情况。吃完中饭，七个人带着“红中会”袖标趾高气扬地走上大街，行走在建设路上，看见一栋大楼的二楼窗口，飘扬着一面“湘江风雷”战旗，刘利国一时兴起笑着说：“上去看看，去指导指导他们的革命。”我和刘利国、李四川三人上楼直奔挂着兵团招牌的办公室，一位中年男人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在友好的气氛里，他自我介绍姓李，是这个兵团的司令，然后相互介绍些长沙、常德的运动情况，告辞后，他热情地把我们一直送出楼下的大门。
正是这次无意间的访问，拯救了我们晚上的一场大灾难。
游荡在大街小巷，到处传说晚上常德工人俱乐部有文艺节目演出，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中学生文艺宣传队。晚饭后，我们早早进入剧场，不料别人来得更早，剧场里挤满了人，四处无空位，只有正中前四排的位子无人坐，我们毫不客气地坐上第一排。不一会儿功夫，后面三排座位拥上来没带袖标的三十几个青年，他们中有两个人走到前面，看看我们、再看看袖标，没说话退回到第二排坐下了。我侧耳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看中了新疆文艺宣传队的乐器，策划着演出结束后怎样将全部乐器抢下了的方案。私语中，我听出他们是常德“青年近卫军”。“青年近卫军”是恶名满常德的一霸。看到在台前台后忙碌的新疆学生，我和刘利国、李四川、易双桂耳语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必须尽早通知新疆学生，让他们迅速逃离虎口，我和刘利国登上舞台，掀开厚厚的幕布，在后台悄悄将此隐患告诉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他立刻与接待文艺队的常德中学生“红造会”商议，在常德中学生们的掩护下，这班新疆学生分批带着乐器迅速从后门撤走了，我和刘利国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立刻离开剧场，我们还未起身，常德“红造会”的学生在舞台上宣布晚会因故取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忙叫大家迅速离开工人俱乐部，转脸却不见了王伯纯和李四川，我们五人分头去找，就在这迟疑的五分钟里，听到嘈杂的高喊声：“封锁前后门，别让那几个管闲事的人跑了。”
剧场里的观众纷纷朝外涌去，我随着人群挤到大门口，大门已经紧闭，只开着一扇八十厘米宽的侧门，门口里外站着十几个常德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个个凶神恶煞，口口声声说：就是那几个长沙“红中会”伢子坏的事。人群在他们的过滤下渐渐减少，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硬着头皮朝外挤，在门框下被外面的七八个人堵住，那两个曾在我们座位前晃悠的家伙指着我们吼道：“就是他们！”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立即被十几个人包围起来。我正极力试图辩解，那边易双桂出手了，他一拳砸向正面围他的人的鼻梁，再飞起一脚踢翻他，冲出了包围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又涌出二三十个人，十几个人去追易双桂。我和刘利国被人群完全隔开了，我的颧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拳，打得两眼冒金花，情急之中，我全力朝正面冲去，突出了人群的包围，飞奔上大街朝下南门的常德港务局跑去。我清楚知道只有到了“海总”才会安全，后面七、八个人穷追不舍，奔跑中突然发现马路上迎面走来下午刚见面的“湘江风雷”李司令，我急忙向他求救。李司令和他们相互认识，我焦急地告诉李司令，我的同伴还在工人俱乐部一带，遭到大批“青年近卫军”围殴。
我领着李司令急忙跑到工人俱乐部，这时大门已打开，老远看见有两堆人在吵闹，李司令立刻喊散了人群。刘利国是毫发无损，龙有根的右眼角留着二寸长的血迹，棉大衣的后背撕开了一尺多长口子，棉花全坦露了出来。李司令向“青年近卫军”解释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完全是一场误会。于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向我们赔礼道歉，送我们到常德中医院看伤。折腾到回招待所已是次日二点半了，我主张趁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工联”身份的时候，立刻离开常德这个是非之地，龙有根坚持说要留下找他们赔棉大衣，经不住六张嘴的分析劝说，我们登上四点开往长沙的客轮。
1967年12月，为尽早安排我们这些无所事事还常常搅乱机关工作秩序的“文革功臣”们，经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研究，第一批九名人员分流到港装卸机械厂，我名列其中，能当个技术工人，心中的满足和高兴不可名状。可是没高兴上半天，由于我们内部没有分配的汤继高等人上门责问装卸机械厂厂部（厂部负责人同属“工联”派）：“为什么李宗凡那种出身的人能进工厂，我们就不行呢？”被他们吵烦了，厂部只得以出身为理由，将我和龙友根等四人退回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我终于尝到了被“战友”出卖的苦头，“海燕”的同事们平常好像亲密无间，开口闭口称“内河子”，真到了关系自身利益的时候，一切友情都化为泡影。我第一次感到人性的自私，没人愿意别人比自己好啊，哪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后又经历了二次分流，一批人上了客轮，一批人上了拖轮，我始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太显赫，没被分配出去，同一些出身红五类的“海燕”战友暂时留在了局本部。
经1967年7、8、9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大治难见踪影，小偷、流氓、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趁火打劫，过去的流氓居然公然结团危害社会，长沙最有名的团伙是“五虎十三太保”。小偷和流氓盛行，被偷去财务和被侮辱的人个个敢怒不敢言。港务局小西门客运站是重灾区，原来的客运派出所，仅留民警一男一女守办公室，既无执法权又无警服、徽章和警具，更导致了小偷和流氓的横行霸道，半偷半抢旅客财物的事几乎天天发生，候轮厅外沿江花坛里出现了二起妇女被强奸的恶性案件，发生的案件直接影响到航班晚点。客运站负责人天天告急，为保证水运交通的正常营运，保障客运站的安全秩序和旅客的财产不受侵犯，长沙港革筹决定派遣谭可成、易双桂、安湘洲和我等八名原“海燕”队员，进驻客运派出所维护客运站的社会治安，确保客轮的正常营运。
我们八个人加上留守的二位民警分成两班，日夜保护着客运站，首先端掉了长期盘踞在小西门客运站的扒窃团伙，他们的首领是我同学的弟弟，这次行动对震慑经常出没客运站侯轮室的小偷起到决定性作用，客运站的发案率立减百分之八十。在维护旅客上下船的秩序中，因为年轻气盛，也常因误会而引起斗殴，一次长沙热水瓶厂组织青年去铜官参观，下午2点上船，几个青年不遵守排队秩序，强行插队，引起我们的误会，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我们占据地利和人和，他们四个青工在群架中被打伤，解释清楚后，我和民警黎得明大姐代表客运站提着水果去慰问道歉，平息了这次纠纷。我们自认为是正义所在，也有人认为我们就是法律，因此捉住小偷暴打成家常便饭，仔细回忆在客运派出所值班的二个多月里，抓的小偷、流氓不下百人，没有挨打的恐怕只有一、二个。
小偷真可恶，我在值班时发现一位老婆婆，空着双手，眼睛木讷，面无表情地验票上船，她趔趔趄趄下台阶，我觉得有问题，马上跟了下去，她走过跳板，不进客轮舱门，径直朝趸船的空档走去，我一把抓住了她，差一步她就跳下湘江河里了。一个女服务员也过来好劝歹劝，将她带回客运派出所，她哭诉着说：“自己在广州当保姆十几年，快六十岁了，主家送了好些衣裤和自己积攒的四百元钱，回常德老家养老，现在两个大包裹和钱被偷了，以后没法活了。”我指天指地地向她保证一定帮她追回财物，我们立刻去找那些曾经抓过的小偷，恫吓说：不提供线索，让我们抓住这个小偷找回失物，就抓你们。狠话真见效，人没抓到，第二天有人托客运站服务员将包裹和钱原封不动地送来了，老婆婆千谢万谢地留下常德大河街的地址回去了。1971年我到常德看望她，她煮了十个红糖荷包蛋，直吃得反胃。
我们的进驻，确保了1968年的内河春运安全。
1968年春节前，我和初中同学廖时杰组成“初44班筹委会”，组织邀聚了二十多个同学，相聚在师院附中我们初一的教室里，我特意邀请被打倒在家的李迪光校长参加聚会，想听听他的鼓励，他语重深长地告诫说：“莫荒废了书本，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临别合影留念，相片上题词：“我们珍惜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李校长怕连累我们婉拒一起合影的请求。在这个活动中，我曾卖弄地对同学戴松娥说：“我不耻下请，来邀你集会。”感谢她，没有嘲笑我，以她的热情对待我的热情，那相片上的题词就是她的杰作。后来在清楚了这个成语的正确用法，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感羞愧，便抓紧了自学的进度。
1968年1月18日，分配在客轮工作的谭懋森和客轮船员谭德和以及“云水怒兵团”到益阳游玩的周运泉、汪保光四人，被益阳“青年近卫军”抓走生死不明，“云水怒兵团”在益阳的逃脱者急切打电话到长港大联合指挥部求救。赵家林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在机关工作的十余人，抽调已上客轮和拖轮的原“海燕”成员十余人，临近大寒，天气特别冷，每人在港务局仓库借一件黑色棉大衣，二十几个青年连夜驱车赶到益阳。第二天上午，在“云水怒”成员的带领下找到“青年近卫军”总部，这里已是人去楼空，谁也不认识“青年近卫军”的人员，没有了目标，也问不到谭懋森四人的任何消息，临过小年只有四天了，能不能救出他们回家过年，心中实在没底，茫无头绪的我们焦急地游荡在大街上。
益阳“青年近卫军”由社会闲散青年组成，在益阳市横行霸道，早已丧失民心，不时有人偷偷地给我们提供信息。第二天下午在市民的暗示下，我们抓获了“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得知“青年近卫军”因为害怕，将所有人马撤离市区，栖身郊外一个隐秘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谭懋森四人是他们的人质，只要不进攻就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们想通过当地造反组织从中斡旋，找了几家谁也不愿意同“青年近卫军”打交道。第三天上午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又是一个市民悄悄告诉我们，站在里面柜台前的人是“青年近卫军”副司令，我们如获至宝，刘利国率先冲进商店，我紧随其后，那个副司令拿出一颗手榴弹，打开后盖，右手指扣住了拿环，幸亏刘利国眼疾手快，紧握他的两个手腕，刘利国力大，副司令双手无法挣脱，我冲上去，小心地夺下手榴弹，然后几个人拳打脚踢一顿暴揍，半拖半架弄上船来，他的随从逃了回去，下午四点，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上船代表“青年近卫军”求和，后天就过小年，大家急于回家，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约定第二天上午在码头前交换俘虏，清早，封锁大街两边，腾出一块空地，我们二十几个人分散在码头四周，九点钟，“青年近卫军”的卡车驶入空坪，二对四来了个走马换将，腊月24日前我们回到了长沙。
经历了一年多群众组织的反复倾轧更替，特别是经过1967年的武斗，政府公器“公、检、法”在1967年6月后基本瘫痪，无政府状态笼罩着全社会，沉渣泛起，社会秩序越来越恶劣，偷扒抢劫的现象大量发生。鉴于这种情况，1968年3月中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指示各地方成立治安指挥部来维护一方的社会秩序，长沙市革筹会和军管会立即指示以原直属兵团人员为基础，成立长沙市治安指挥部，分别设东南西北四区治安指挥部和水上治安指挥部，代行公安局维护市内社会治安的职责，长沙市治安指挥部总指挥是原“工联直属兵团”司令朱香桂。
以原“海燕”队员为基础，抽调少数港务局青年工人组成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外勤、内保、后勤三个组。赵家林调我到水上治安指挥部，指定我负责指挥部的后勤和内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港口各码头仓库和客运侯轮室的治安。
治安指挥部只管现行发生的治安问题，抓的是现场偷盗抢劫流氓作案者。没有条列，没有法律，没有章程，抓进来一顿打，让其招供、退还赃物，问题小的关在水上治安指挥部拘留室里一、二天，严重的立刻送交市治安指挥部。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在中山路福胜街2号，这是栋二层的旧公馆，一楼七八间房做水上治安指挥部的各部门办公室。
我一人一间办公室，保管指挥部的手铐和警棍，配备了个大保险箱，用来存放收缴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钱，最多时保险箱里存放几千现金（那时一千元是我二年半的工资）和几十件金银器和古董字画，都是队员们出勤收缴查没的赃物，回指挥部上交给我，东西的出进，没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没有任何监管，全由我一人查收、统计、保管、上交到市治安指挥部。
我的大弟宗元和小弟宗平从河西进城常到指挥部来玩，我会给他们看我们的战利品，多年以后宗元常说起这事，他不无骄傲地对人说：“我哥哥正直，没有一丝一毫贪念，能自觉抗御任何诱惑，非常人能及。”
为使治安指挥部的工作正规化，我拟定了一系列审讯、外勤条例以及内勤纪律，拟定了严格的赃物进出的三人共同监管制度，并立即公布执行。从此以后，我们的出勤和审讯逐渐走上正规和文明，被捉小偷流氓挨打的现象大幅度减少。我建立的物品保管明细账本和上交人签字、管理人登记、保管人查收三人监管的制度，为市治安指挥部采纳和推广，我部查收的赃物和现金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长沙治安指挥部成立后，成效立见，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在治安指挥部工作了十个月，看多了权力下的暴力，看多了惩罚、哀嚎、求饶，也看多了颂扬和感激，我对这种使用群众来执法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疑惑和反感，茫然不知社会及个人的路究竟该如何走？同时又深深依恋这种安定的工作。
1969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几天后，赵家林将我撤出治安指挥部，安排到港务局基建办工作，办公地点在西湖桥供应科仓库内。
回头再说长沙市里的文革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省革筹的统一领导下向稳定过渡，摧毁“省无联”后，按照中央部署，取消了各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产业工人大联合。1968年1月17日长沙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等所有群众组织即刻自行解散。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长沙港务局革命委员会成立，赵家林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上革委会副主任。几个红五类出身的“海燕战斗队”骨干进入革委会下属各部门。
港务局的各项生产和工作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正轨，机关办公室不能再住人，我家住河西，不可能每天隔河渡水上下班，赖宇明邀我住进他家，我搬进了小西门赖宇明的外公家，外公极慈祥随和，不光接纳了我，后来左宗成当兵复员回长沙也住进他家。一住数年，到我上船为止。很庆幸，这场运动，我结交了赖宇明、易双贵、罗国华、罗中光、赵家林等终生的朋友。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龙书金（省军区）、华国锋、章伯森等为副主任，形成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主要是“工联”）联合掌权的局面。革委会中的原省政府老干部梁春阳、尚春仁借中央“3·30指示”（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风），掀起批判省革委右倾运动，在省革委的反击下，梁、尚很快倒台，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分子下到各地市以及“五·七干校”。
“海燕”的同事们大部分配上了客轮和拖轮，除进入长沙港革委会和各基层革委会的人外，只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分配，出身好的易双桂、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不愿上船，强行滞留在机关。我和龙有根由于出身差，没单位愿意接受，只有回原来的驳船一条路，我们心有不甘，也留滞在机关。不久革委会责令龙有根回船去了，好在我工作勤奋、性格随和、与世无争，一时相安无事。
1968年2月，港务局革委会将我和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分配到长沙港基建办公室。我很快与港建工程师潘广孝、大陈等高级知识分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陈工教会我描图，潘工带我在长沙南站码头监督河岸挡土墙的施工。2007年前，我负责描图晒制、施工监建的挡土墙一直屹立在南湖路油铺街一带的湘江东岸，长沙沿江风光带建成，挡土墙掩埋在新的雄伟如霞的护城赤壁中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5日，《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长沙城里再次掀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根据政策，我家已经有两个弟弟在农村，母亲身残多病，完全可以留下小儿子在身边照顾。1969年1月13日中午，刚满十六岁的小弟弟李宗平在港务局食堂里找到我说：“哥哥，我要到农村去，已经在左家垅办事处报了名，到华容县插队落户。”
我吃惊地看着他问：“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你可以留城的哇。”他说：“1966年进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没读过一天书。留在城里，没书读又没工作，无所事事难以度日，而最要紧的是怕再来运动，又会逼妈妈下乡，我走了妈妈名声会更好，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三个儿子上山下乡。居委会就再没有理由逼妈妈下乡，妈妈能安稳地同你一起生活在长沙。”
1969年1月19日，我和姐姐宗明在长沙港客运站辛酸地送小弟登上开往岳阳的客轮，当轮船汽笛拉响时，哭声震天，码头上数千送子女的父母和亲属，轮船上四百多少男少女，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那种情景就是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动容，姐姐哭成泪人，我强压着泪转身跑着离去。从此，我的家七零八落了，母亲孤身一人居住在岳麓区麓山南路荫马塘7号，日夜忍受着对儿女们的刻骨思念和牵挂；我和姐姐虽同在一个单位，却如隔天涯海角，难得见上一面，只有在48天年假中见面和与母亲相聚。大弟在郴县板桥公社，二弟在零陵县珠山公社，小弟在华容县潘家公社，六人六处，离愁别恨永远缠绕着苦难的一家人。
1969年3月初，因工作需要，局革委调我到长沙港清产核资办公室，二个月后，再调我到局供应组担任采购员。因为文化革命运动，几个老采购员被查出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人手不够。供应组（从前叫科）在局机关南五里路外的西湖桥码头上，办公室和仓库合为一体，进仓库大门左侧用木板隔出四间办公室。组长是文革前的老科长彭顺璜，他不看出身，重在能力和表现，就是他向局革委会点名要我的，要不是后来发生的政治运动，我肯定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的。配合上级布置的各项政治任务，彭顺璜将组（科）里的政治学习、大批判专栏交由我主持。我在供应组外的沿江大道西侧，树立几个大红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牌，建立一个二米宽五米长的大批判宣传栏，每天更新毛主席语录和中央、省、市的文件精神，更新科员们写的大批判文章。
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渐渐走向极端形式化：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流利背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人人必须手擎《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身背自制的“忠”字牌。推广到全社会日常生活里，形成讲话发言先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个格式，商店购物也得如此。各地党报上经常登载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肌上的年青造反派的威武形象，登载一字不识的农民流利背诵全本《毛主席语录》的热烈场景，登载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跳忠字舞的劲爆场面。
我们供应组（科）也不例外，每天上班前，全组人员毕恭毕敬地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右手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齐声三呼：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由组长彭顺璜向毛主席汇报，总结昨天的工作，讲述今天的任务，早请示仪式结束，他再将任务分配给每个组（科）员。下班后的晚汇报，无论多忙都必须参加，开始的仪式与早上相同，不同的是各自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没有自我肯定、只有自我批评。
我年轻记忆力好，能流畅背诵老三篇，能背诵所有发表了的毛泽东诗词，能背诵常用的大量语录，能流利地讲述党中央新发文件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的大意。我是自觉自愿地真心投入，还把这些引以为骄傲的资本。采购员工作不好搞，特别是我，多年的压抑养成我性格上的懦弱，对这种频频求人的工作很不适应，虽然当年一切物资都是计划分配，因为文革两年来生产的停顿，各种物资相当紧缺，有计划分配单也难按量买回货物。
1969年5月，奉彭顺璜的派遣，我拿着湖南省电焊条调拨令和单位付款委托书，独自一人到指定的邯郸电焊条厂提货，厂供应处的话是：“没有电焊条，你来干什么？”我好话讲尽、磕头作揖终不见效，于是打听到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家，晚上赖在他家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因为文革观点相同，他爽快地批了张条子，电焊条有了却只是分配计划的四分之一，我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向彭组长汇报，他却高兴地说：“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好，派人去了两次，一根电焊条都没捞着，你一去就搞回了十二箱，立了大功。”河南邯郸城市很小，我从车站出来，就一条大点的马路，其他的路都是沙土盖面，说它是个市，就像湖南的小镇，比不上我去过的洞庭湖小镇注滋口。我想远在战国时，它是华夏文明的楷模，如今怎么就没有一点点长进？邯郸人的返古精神真令人啧舌。
1969年8月，彭顺璜组长说：“三季度船舶和码头机械修理任务很重，急需电焊条和漆包线，小李去市物资局，无论如何多买点漆包线回来。”接到任务，我拿上配购证和付款委托书，一清早赶到长沙市物资局办公楼。在业务大厅电线电缆专柜台前，一个衣着时尚的男青年，对我递进去的物资分配证看也不看，头不抬地说：“没货，下次来。”要是在平常我会立刻离开下次再来，历史的经验证明，多跑几次在同一个人手中办理是能买到一些货的。今天不同往日，一则彭科长一再嘱托，二则太气愤他那傲慢的态度。我暗下决心今天不买到漆包线誓不罢休！我默默地站到柜台一米外，静静地等候着机会，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真是天意，几分钟后，来了个他们相互熟悉的采购员，那人笑呵呵地递上一根烟，两人嬉笑打趣着办好了业务，我靠进偷眼看他的配购单，他是西区五金厂的采购员，批购了我需要的同等规格的漆包线。我长吁了口气：没货？总算让我抓住了把柄！我重新把物资分配证递进柜台，他依旧头不抬、眼不看、声不吭，顺手将分配证仍出窗口，抛在柜台面上。
我抓起配购证再次塞进窗口，大叫：“我要货！”他吓了一跳，抻地站起了身，打量我一眼说：“说了没货，你吵什么！”
“啪！”我一巴掌拍在一米五高的柜台上，大声吼道：“吵？今天就吵给你看！我只是没开烟给你噻，人家区办的五金厂有漆包线，我们国营大企业就没有，你想害我们停产啊！谁是负责的，我要找负责人！”
我一声高过一声，口口声声叫嚣说要几千个工人来买，业务大厅里回旋着我的喊叫声，那业务员完全被我的气势压倒了，眼神胆怯、手足无措地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大厅里围拢来几个男女办事员，一位中年女业务员做了和事佬，给我批购了平时要十次才能购回的货。回到局供应组，彭顺璜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夸我有办法，说以后凡紧俏物资就让我去买。
我常对人炫耀我的胃是特殊材料构成的，这是缘自到常德裴家码头购买水泥电杆的经历。我带着省物资分配单和付款委托书，乘自家的客轮到常德，没搞清去裴家码头的走法，想当然地第二天早七点，从下南门过河到汽车站，谁知开裴家码头的班车每天只有早六点一趟，看看车站里悬挂的里程表，十八公里。决定步行去水泥电杆厂，下午一点半走到，早餐吃了二两馒头，肚子早打鼓了，进厂先找食堂，食堂里冷火秋烟，没有一丁点食物，只好饿到下午二点，到厂部办好手续，再问回常德的路，厂长说到我们这里主要交通是你们的客班轮船，下午三点有趟船回市里。告别出来，河堤荒凉，临时码头旁开了个小商棚，商棚里饼干屑都见不到，买了半斤花生，狼吞虎咽填进了肚子。回到常德港务局，晚餐时，买四辆米饭，刚吃了一口，肚子里翻江倒海起来，痛得满头大汗，忍着痛再吃一口，肚子更疼，那种痛令我终生难忘。我推开碗，乘当晚十点航船赶回长沙，想到职工医院去就诊，谁知船停靠码头，一上岸肚子就不痛了，试着在小西门面店买了碗粉，吃下肚也不痛了，还舒服得很，好像昨晚的一切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的胃挺争气的，一直恪守着它的职责，无论是在俄罗斯过海关整天不喝水只吃一片干面包，还是在打捞事故客轮的六天六顿饭的特殊情况下，始终同体内各部件一样保持着正常运转。
在供应组（科）平静而无歧视的日子里，我更相信毛泽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无数次兴奋地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