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记忆
刚过夏至,山城重庆的天气比往年凉爽得多,也许是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击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已临近胜利,老天爷的心情随局势开朗起来,收敛起火炉的炙热,一早一晚让人十分舒适、惬意。
1945年6月23日(农历5月14日),我出生在南温泉父亲的公寓里,依宗族辈份取名李宗凡,乳名泉生。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肺炎,母亲衣不解带地守候在医院里,没日没夜怀抱着我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安抚烦躁不安的儿子,后来姑母告诉我:你妈妈在医院四十二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没有四十八个小时。不久日寇投降了,全国光复,百废待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的,特别的忙,妈妈说:“你爸爸只要有点空,总会在第一时间里到医院看望你,听到你病好些了,他就微笑着离去,听到你病情反复,他含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
1946年初,父亲担任武汉市经济接收专员先行去了武汉;10月,怀着弟弟的母亲和姑母带着姐姐和我,乘船直下,迁居在汉口江汉关后面的英国租界公寓里,二弟宗元出生于此,1994年,我因公出差,特地寻访到这个地方,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现在是长江航运局军事管理处,该机构在三楼办公,一楼做了招待所对外营业,我便退去宾馆的客房特地住进这个毫无印象的旧居。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8年,父亲调任社会部合作司,举家从汉口迁居南京玄武门附近。1937年,母亲全家为逃避战火,离开故居整整十一年,今日归来,异常迫切地去寻访亲人和探看旧居,老宅依然故我,众多朱姓族人入住寥寥,打听南京的旧友亲朋大都不知所踪!好在外婆和舅舅一家人,这些年始终与我家在一起,1946年冬,舅舅扶外公灵柩从重庆回南京安葬,举家先我们迁回南京,住进老宅;这给战乱中飘泊的母亲以莫大的安慰。
回到家乡的日子是安逸欢乐的,在后来艰辛的岁月里,母亲常常讲述起晚饭后带着三个儿女在玄武湖漫步的情景,尽管身处社会最底层,尽管饥肠辘辘、家无隔夜粮,每每讲起往事时总是那样平静和满足,就象刚刚散了步回来一样。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兵峰直指江南大地。大炮的轰声打破了南京城内的宁静,国民政府没有与千年古都玉石俱焚之意,城中的首脑机关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都在奉令搬迁,一走台湾,一走广州。
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分发遣散费,用其安置家属。1949年3月上旬,父亲将我们连同舅舅家共十一口人送回湖南零陵乡下,南下广州向中央社会部述职,1949年8月,中央社会部整体搬迁台北,父亲上了飞机,因牵挂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女们,心中惴惴不安,便向社会部合管局局长寿勉臣告假,毅然下飞机匆匆赶回零陵。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断送了自己,却保全了母亲和我们!
时隔五个月,我们全家团聚在距零陵古城六十里的板泮塘镇东乡桥。父母都在方圆百里唯一的板泮潭小学教书,父亲教国语、算术,母亲教图画、音乐。
小学校旁有座破败不堪、阴森森的大庙,庙里的和尚在1948年家乡爆发疟疾时全跑光了,只剩下搬不走的大庙空壳和庙堂中的泥菩萨,门前几棵歪瓜裂枣的大树上乌鸦壘起数十个巢,成群结队的乌鸦飞飞停停、吵闹不休,黑压压的一片从远到近,时飞时落,飞起黑了半边天,落下乌黑一片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母亲每天带着六岁的姐姐一起去上课,我便和两岁多的弟弟和邻居的孩童,壮着胆子摸进大雄宝殿里玩,昏暗的大殿正中一尊残缺不全的坐佛,两旁站立四尊张牙舞爪的金刚,淡淡的日光影拓着渗人的阴影,极度的幽静让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大殿里金刚身上点点磷光如鬼火般时隐时现,一阵阵的过堂风发出长久尖细的刺耳哨声,夹杂着庙外传来乌鸦凄厉的哀鸣,常常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鬼哭神嚎,争先恐后逃出大殿;我们不敢再进大殿了,便在大殿前的天井里玩耍。只有弟弟宗元一个人胆大,他可以跑进大殿里学鬼叫来吓唬我们,还敢在黄昏时坐到正厅泥菩萨的身上,惹得我和小伙伴们无比的佩服。
1949年9月,母亲临近分娩,父母亲都辞去了工作,搬回珠山山村老屋。
回乡时已近深秋,田里只剩下枯黄的稻杆;秋风吹过田野,吹不尽稻田四周的绿,那绿色充满诗意,竟能让四岁的孩子产生无尽的遐想。南国的山依旧郁郁葱葱,哼着小曲从山里流下的溪水是那么清澈,更增添孩童的欢乐和幻想。
欧阳伯伯的儿子白崽哥哥一担箩筐挑着我和姐姐,我坐在垫着厚厚衣物的箩筐里,颤颤悠悠舒服极了,一路上欣奇地看着这陌生的一切,四岁多的新奇与后来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欢乐和惊喜汇集成我的一生。
老宅是祖父二十世纪初依山建造的一幢两层的青砖瓦房,楼下进大门是个堂屋,堂屋内能摆下六桌酒席,两边各一间正房,堂屋后门进去是长方形宽敞的厨房,宽约两米的楼梯从堂屋后墙跟引申到二楼,早先是父亲兄弟就寝的地方,现在成了杂屋和仓库。老屋左边的一墙之隔是一栋新建气派的大红砖瓦房,在贫穷偏僻的山村里显得格外豪华雄壮,里面住着我唯一的亲伯伯李森龄一家。
祖父名李显懿,字相甫。世代务农,渐渐人丁兴旺形成大族。祖父家有六兄弟,唯祖父一人念过私塾,晚清科考中秀才,是珠山乡唯一的秀才,是家族里光耀门楣的读书人。祖父从此不再农作,教私塾、做郎中,靠着勤勉和盘算,自立门庭,建房置业,在当地算是富贵不足、温饱有余之家,只有能力供一个儿子念书。祖父性格鲠直,好急人难,在乡梓里颇具声望,清末和民国初数次被乡民推举为首领,率民团和还乡团守土卫家,免遭战火和动荡的蹂躏。
祖父1928年初病逝,不久,父亲便离家求学,祖父留下的田产难以维持伯伯全家六口和姑母李玉龄的生活,伯伯每年农闲时外出替人打短工添补家用,以致没能力置办嫁妆而耽误了姑母的婚姻大事。1943年,时重庆和湘南交通顺畅,父亲知道妹妹二十多岁未出嫁,在大哥家里经常挨打受气,派人将姑母接到重庆,从此姑母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回到家乡,乡亲们见到我们时,总喜欢轻轻拍拍我们的后脑壳,亲切地称“相甫先生的孙子,多富态、多喜人。”言语中的尊敬之态在祖父故去二十年后依然呈现,足见祖父的人缘了。
伯伯李森龄,没读过一天书,故目不识丁,少年的父亲到零陵县城上学,每次都是伯伯挑着沉重的行李和生活物资担子步行六十里路送他。祖父的偏爱和繁重的劳动,以及艰苦拮据的生活养成伯伯性格的简单、暴躁和霸道,祖父去世后,伯伯摸爬滚打,独撑门楣,找个老婆也同他是一样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便宜,遇事敢拼敢打一定要搞赢,绝不谦让,输了也决不罢休,一直要纠缠到对方服软认输为止,搞得十乡八里的农民都怕他、躲他,背地骂他是“李蛮矮子”。
伯伯育有三儿三女,大女儿、二女儿(不知道她俩的大名,只知道母亲和姑母称她们为大栓子、小栓子)在我们回乡前已相继出嫁;三女儿李冬芳,幸亏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所以他们都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
大儿子李宗刚,1942年被父亲接到重庆,着意培养,后送进国民党军队,宗刚身上有其父的强悍性格,短短四年,到1949年当上了连长,部队溃败后逃回老家,新中国1953年镇反中被逮捕,不久病死狱中。二儿子李宗毅,因其十九岁时曾在当地乡政府作过杂工,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不久病故。
1998年,我和宗亮兄弟俩回乡扫墓,与大姐、三姐和李兴隆相聚数日。大姐长相极似姑母,七十多岁依然健步如飞,听堂弟从长沙来了,步行二十几里来三姐李冬芳珠山镇的家中相见。
伯伯最小的儿子李兴隆,1946年生,一生命运多舛,历尽苦难,生长在恶霸地主家,见惯了捆绑游斗,小学毕业就下田农作,1960年伯伯自杀,十四岁的他离乡背井四处飘荡,过着半乞讨半打工的生活,不久,土改后留置的杂屋年久失修坍塌,他真无家可归了,只有外出谋生存的一条路走。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户口、没有证明,莫说找工作,就是住最简陋的招待所也不行啊。他过住车站、住过废弃的寺庙,他栖身荒野郊外露宿街头,在穷乡僻野找不要证明的没人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干,就这样一天挨一天。当外面紧抓流动人口时,就跑回老家,到三个姐姐家蹭几餐饭,苟延残喘,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86年李兴隆四十岁,姑母回乡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其娶妻,我2000年冬回乡,他在珠山镇建房,并育有二子,交谈中对姑母由衷的感激溢于言表。
多年来,每逢家乡有灾有难,父亲总倾囊相助。1948年夏秋之际,零陵珠山乡爆发疟疾,父亲闻讯立即汇回二万银元,教伯伯购买奎宁丸,救治病人,伯伯却私吞了这笔钱;正是改朝换代之际,兵慌马乱之时,凡有关系的大户,纷纷贱卖土地举家外迁,趁此机会,伯伯一下买进了几百亩田地和村后的小柴山,同时建造了那幢傲视乡里的大瓦房,本想从此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了,命运的捉弄始终为人力不可抗御!一年后,田租尚未收取到一粒米,便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沦为黑五类之首——地主,由于平日的霸道,还被冠以“恶霸”头衔。
我们回到老宅,推开院门,满坪长着一米多高的茅草,在老宅大门前,白崽哥哥放下我们,我下了箩筐,看着庭院里的茅草比我高,便朝草丛里跑去,白崽哥哥一手把我捉住,唧唧呱呱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手持镰刀,麻利地砍起茅草。欧阳伯伯也手持镰刀割茅草,半个多时辰,砍光了庭院里的茅草,一个五十余平方米的庭院呈现出来。接着又帮着姑母打扫房间,我们才搬了进去。
老屋和伯伯的新楼一墙之隔,庭园墙中开着一扇1.5宽的小门。这是联系两家最捷近的通道,可惜门扣在伯伯那边,我们好奇却始终无法开门去一睹豪宅。
祖父中秀才后,乡里乡亲多好攀龙附凤,祖父选择了世交的孩子作寄子,就是我们口中的寄伯伯,寄伯伯复姓欧阳,寄伯伯父子待我们如亲人,我们的交往一直到维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6月母亲收到继伯伯的信后就再无音讯了,接连寄去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多年来母亲无限感伤,常听她自言自语叹息道:“寄伯伯一定是不在了,不然,他不会不来信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五岁半离开家乡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原因再没能见上他们一面。
我家回乡前,父亲买了四十担谷,装满了老屋二楼的谷仓,待我们安家寻米煮饭时,才发现谷仓里空空如也,一粒谷都没留下!米缸里只剩下几颗老鼠屎。趁我们住在东乡桥时,伯伯凭着庭院中的小门将谷仓全部洗劫一空。
寄伯伯见状气愤不已,大骂伯伯忘恩负义,叫儿子白崽哥哥回家去拿来米和菜,应付了我们回到老屋的第一顿饭。第二天,寄伯伯带着姑母找伯伯讲理,任凭你敲破大门、叫破喉咙,里面总寂静无声,他俩只好到东乡桥告诉教书的父亲,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算了,别和他计较,再去买吧。”
傍晚时分,寄伯伯带着几个农民挑回几担谷,带回了一袋米。第二天,我好奇地摩挲着舂谷的石臼和风箱,第一次见证了谷变成米的全部过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底,农村土改工作队进驻珠山,开始了农村“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运动,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的活动在农村遍地开花,寂静的山村苏醒了,农民的情绪沸腾了。
在东乡桥小学上课的父亲接到湖南大学李达的信:“乡村土改运动开始了,快来长沙,你的身份高,捉住了肯定要枪毙。”
父亲接信,立刻离开学校,匆匆赶回乡下老宅,呆了半天时间就告别妻儿,连夜步行三十里到黄沙河火车站,独自一人乘车去八百年都未曾谋面的长沙。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是零陵同乡,李达因为理论认识和理念差异很早脱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教书为业。抗战时期居住在重庆,同父亲常有往来。1941年,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高层发出逮捕李达的密令,父亲获悉后立即通知李达,让其逃过一劫,就是这段渊源,在父亲走投无路时,李达伸出援手召父亲到长沙,安排在他任校长的湖南大学里当国文教师。
随我家南迁零陵的舅舅家五口人:外婆,1882年生人,小时缠足,三寸金莲,走路摇摇晃晃,年逾六旬;舅母1948年病逝后留下四个子女;在乡下的日子,两家人的生活起居全依仗姑母为持。1949年7月,舅舅朱荣森来到零陵,舅舅脾气极好,姑母已经三十三岁了,母亲便从中撮合,8月中旬俩人合卺,几天后,舅舅将全家老小托付给了姑母,离开零陵独自回南京,参加新政府举办的南京革命大学。从此,两家亲上加亲,是姑妈又是舅妈,是舅舅又是姑爹。
1949年11月,二弟宗亮在老屋出生,母亲因水土不服,生下宗亮后,风势入骨瘫痪了,一步都不能动,累苦了姑母,为刚出生的婴儿找奶、四处求医寻药,还要照料两家人的柴米油盐和一日三餐。
后来常听母亲讲述刚瘫痪时痛不欲生的心情,拼命地捶打自己的腿,哭着寻死觅活。是姑妈驱走了她心底的绝望,每当母亲狂躁要寻死时,姑妈会笑着说:“嫂嫂,想寻死吗?门外有池塘,你爬去吧。屋里有绳子,站起来找个地方挂上去就行。”转脸再苦口婆心地劝慰:“嫂嫂,就是要寻死,也得先治好腿,能走路了才行啊。相信我,别着急,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姑母请来东乡桥最好的中医李向荣先生,七帖草药就让母亲能下地行走,但留下了脚跛和心悸的疾患。妈妈终生跛脚,心悸折磨了母亲三十年,直到1979年我们兄弟全有了固定工作,心悸悄然而去了,应了李先生开药方之前说的话:“月子里的风湿深入骨髓,能让你下地走路,但会留下脚跛的后遗症,还有心悸,心悸发作会很难受的,不过,加强营养、开朗乐观、身体强健就能克制心悸。”若不是姑母起锲而不舍的寻医问药,若不是李先生的高超医术,母亲根本无法承担后来的生活重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该另写了。
1950年初,时近春节,传承了二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节日,乡村里格外讲究,特别是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浮财,一步登天的得意和手握余财的喜悦让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奢华起来,家家户户宰鸡、割肉,油炸各类食品。家乡的风干鸡,年前宰杀,不腿毛,掏空内脏,用香料和二三位中草药加上点盐,塞进鸡肚子里,封好口倒挂在屋檐前,这种鸡能保鲜很长的时间,吃起来还同刚杀的鸡一样鲜,肉倒是更香了。猪肉的保存更妙,新鲜猪肉用盐腌制一天,洗干净挂出,待表面没有了水气,放进滚滚的油锅里炸,没听见水炸声即刻捞出凉冷,然后泡在菜油里,肉可以保存到第二年过年。
年三十的下午,左邻右舍的大人在屋前禾堂中安放一张大方桌,桌上放香案,燃起二根红烛和三根香,香案前摆上自炸的点心,一个茶碗后平排放三个酒杯,酌上茶和酒,爆竹声响,大人向老天祈福,孩子们各自玩耍趁机拈点点心丢进嘴里。姑母在屋后的树上采两支绿枝插在大门两厢,寓意一年四季常青。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白天,母亲叫表哥表姐和姐姐认字写字,晚上就拢着七个孩子,怀抱着二弟,在熊熊燃烧的柴火地灶前讲故事,母亲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奋发读书的故事,讲二十四孝、人穷志不穷的故事。
一天晚上,大表哥朱家骏拿着一本书,起身去问生字,路过我身前时,不小心带翻了架在灶火上的开水壶,开水直倒在我右小腿上,我惨叫一声,撕心列肺地哭了起来,姑母抱起我小心翼翼地剪开裤腿,整个小腿后部立时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姑母连夜到村里挨家挨户讨要狗油,拿回来将整个小腿涂遍。那一夜,我痛得翻来覆去,母亲和姑母彻夜守护在床前,这是我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伤痛;二个月后烫伤好了,留下一大块永不消失的烙印。2005年我和宗元到安徽东关看望大表哥,大表哥还关切地俯身查看我小腿上的伤痕,深情地怀念我的母亲,说:“大娘(大姑母)心地真好,宽容而善良,我把你烫伤了,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还一直宽慰我别害怕、别着急。”“唉——”长叹了一声。
1950年1月,农村土改如火如荼,缺田少地的农民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热情之高、行动之快前所未有,“搞好土改过好年”,诱人的口号在山村里回荡。我的伯伯就在这分田地、分浮财、斗地主的农民运动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田地、柴山、房屋、谷和衣物连同自己饲养的鸡、猪、牛全被瓜分一空;将他全家赶到我家老屋外的两间破旧堆放柴火的杂屋里。
运动之初,伯伯几乎天天被反剪双手戴高帽游乡示众,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我们村就剩下他一户地主,加上他平日贪小利又霸道,得罪了不少乡亲,有机会打便宜人农民最高兴,又是革命运动中拿他出气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比较很多经过土改的农村,伯伯算是幸运的,因为整个土改运动中,有200余万地主、富农人头落地。(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伯伯只是跻身于2000余万戴上“地、富、反、坏”帽子没有公民权的人之中。
随着农村从单干到农业社到人民公社,伯伯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乱说乱动,他还是没有捱过1960年的饥饿,冒天下之大不违偷了人民公社地里的一个红薯,被民兵捉住爆打了一顿,自高级社后,伯妈和宗毅相继病故,伯伯心境一直悲凉,再逢此摧残,绝望地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艰辛屈辱、可悲可叹的一生。
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在农协会和工作队的商定下公布了,寄伯伯父子都是农协会骨干,白崽哥哥担任民兵队长,后出任初级农业社社长、珠山人民公社林家大队总支书记直到退休。经他们的辩解,兼之父亲多次赈济乡梓,被乡民颂为“珠山第一好人”,所以,农协会一致赞同,土改工作队将我家成分定为中农,其实我家一寸土地都没有。
土改运动一开始,伯伯就被批斗游乡,挨不过连日的殴打,为减轻体罚,他哀求民兵们说:“我弟弟是个大官,他家里有成箱的金子,我替你们找金子去。”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伯伯闯进我家,朝抱着二弟的母亲,扑通跪倒,哀哭道:
“弟妹呀!救救我,快拿金子来换我的命呀!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你。”
我怯生生地依扶着病情刚有好转的母亲,母亲也哭了,气恼而委屈地说:
“我家哪来的金子,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伯伯无止无休地磕头哀嚎,正在相持间,寄伯伯和白崽哥哥闻讯赶来,他们怒斥伯伯:“你弟弟的钱都给了你,你都买了田和柴山,连安家的四十担谷你都不放过,还来逼什么!想逼死他们吗?”
母亲胆怯地轻声问寄伯伯:
“你弟弟不在家,我们该怎么啊。”
寄伯伯说:“你家是中农,就真有成箱的金子,我们也不会拿。”
往这伯伯狼狈的惨象,母亲真的于心不忍,她流着泪替伯伯哀求:
“我把家里值钱的衣物统统交给农会,能减轻他的处罚吗?”
寄伯伯正想开口,带队来的民兵副队长抢先说:
“那好,交些财务减轻他的罪过吧。”
谁也不再说话了,母亲就当着大家的面,翻箱倒柜找出九件七成新的大衣和旗袍交给了民兵。几天后,伯伯就被放了回来。
在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后,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偃旗息鼓了,得到土地的农民都欣喜若狂,沉醉在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的斗争成果里,无暇顾及其他,只留下几个运动骨干在从事巩固政权的工作。
农民安静了,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静,母亲又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他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心情豁然开朗,身体大见康复。
伯伯失去了一切,不敢招惹分了他家财产的农民,便把一腔怨恨迁怒于我家,他带着儿子宗刚各持扁担闯进家门,对着母亲狂吼:
“你们好过,看我挨打挨斗就是不拿钱出来!你们冒得金子?鬼都不信!我是穷光当了,姓朱的,把钱拿出来平分,要不然,大家都莫活!”
姑母在厨房里看见来势汹汹的大哥和侄儿,立刻从后门跑去找寄伯伯,母亲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怕他们伤害到我们,将四个孩子紧紧地护在身后,全家都吓得嚎啕大哭,哭声和怒吼声几乎要震垮老屋。救星来了,寄伯伯和白崽哥哥冲了进来,寄伯伯手操锄头,白崽哥哥背着步枪,伯伯他们的气焰立刻消失,还没等寄伯伯开口,带着儿子灰溜溜地跑了。
风波过后,寄伯伯在我家堂屋里支了张床,守护着我们。寄伯伯有自己的家,还有农会的公务,不可能长期守护;寄伯伯家离我家有十多里远,万一伯伯真的横了心,救都来不及。姑母一女流之辈,从小被大哥打怕了的,看见大哥心里发怵,哪有能力保护我们。为今之计只有离开这里,才能逃过伯伯的侵扰和伤害,大人们商议后,决定我们去长沙找父亲,1950年11月,我们全家在寄伯伯、白崽哥哥、姑母的簇拥下离开了居住一年多的零陵老家。
我们走后不久,舅舅在南京革大学习结业,被分配到安徽省交通厅工作,要姑母带着外婆、表哥朱家骏、朱家骝、表姐朱家珍、朱家玉去合肥团聚。姑母变卖了我们老屋里所有家什、农具和谷物,还是凑不齐到合肥的路费,无奈之下,将六岁的小表姐朱家玉送人做童养媳,换回两担谷,外婆一家才顺利抵达合肥。
在乡下的一年多里,经历了几件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恐怖。
第一件事是:1949年冬初的一天,姑母带我到村后的小山上打柴,突然间姑母惊恐异常地抱住我钻进了灌木丛中,手紧紧地捂着我的嘴,在我耳边连连叮嘱:“有‘梁子’,千万莫出声。”顺着姑母手指方向望去,看见两个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山下的小路上行走。1949年下半年,乡下经常发生溃兵烧杀奸淫掠抢的事情,乡下人把散兵和土匪统称为“梁子”,谈兵色变、谈匪色变。此后好长的一段时期里,我看见背抢的兵就全身发颤。
第二件事发生在晚上,姑母正在灶台边炸过年的豆腐,我守在滚滚的油锅旁,不时拈一个烫嘴的油豆腐吃,刚刚炸出来的油豆腐外脆内嫩,在嘴里咀嚼,那是满嘴流油、满口香甜,这种味道追随了我一生,遗憾的是此生再没吃出过家乡童年的味道了。正在馋兴未尽之时,突然,村里响起了锣声,有人急促地高声喊叫:“快躲呀!‘梁子’到村边了!”于是,姑母将我抱上二楼的杂屋间,在农具堆里拿出个箩筐,把我放进去,再用个箩筐罩住,反复叮嘱千万别出声,没回来接我前,别出来,再用些锄头、耙子等物靠在箩筐外面。
安置了我,姑母匆匆下楼扶着妈妈,抱着小的、牵着大的躲进了屋后柴山的灌木丛中。我似怕非怕地团缩在箩筐里,还念念不忘放在灶台上的那碗刚出锅的油豆腐,昏昏沉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就问油豆腐呢,这事让姑母笑了我一生:“真是个二呆子,不晓得怕。”
至于有天晚上,村里突然响起急促震耳的锣声,接着就是相互传递的高叫声:“老虎来了!关好门窗。”姑母带着舅舅一家人全挤进了母亲的房间,用二根扁担顶着门栓,不停地嘱咐“莫出声、莫出声”,躲在房间的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敢动,只有我和宗元时不时地凑到门口和窗前附耳倾听,好想看看真老虎的模样。十几分钟后,又传来锣声和轻松的叫声:“老虎走了——”。
童年记忆里虽然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而恐怖却是最深最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