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虽有时也搞别的，比如钢铁，比如女人，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却整天躲在一间废弃的羊圈里想“目”——我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对钢铁和女人也不感兴趣（感兴趣又能怎么样）——而且是不一般的“目”。我58年那阵炼过钢，就在我家房背后的山梁上。炼钢的唯一收获就是把每家每户的锅消灭了，把满山遍野的树消灭了。包括房前房后的果树。每当我的哑巴女子指着早已腐朽的树兜急得跺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场噩梦。
我有过一个女人。十几年前失踪了，至今不知死活。我不知道夫妻一方失踪几年可以再婚。我想，当时的《婚姻法》很可能漏掉了这一条。再说，我们这地头的规矩是，只要两口子有了娃，夫妻一方就是死了也不能再婚。我的女人是在与生产队长通奸后失踪的。为了吃一个梨。也有说是为了吃到一颗古巴糖。但记者在报纸上写的却是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了暴风雪。
经过大约三年的闭门冥思，我终于想到了一个“目”，而且是一个“纲”举目张的“目”——去虚构一截长城。
修长城的经过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除了我的哑巴女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熬了几个通夜把家里所有的面烙成锅魁，把圈里骨瘦如柴的两头猪十头羊一匹马杀了烤成肉干（羊和马是集体的），除此之外还偷了些生产队的红枣和核桃。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我的所作所为是冒了些风险。我还推走了生产队借给我学大寨的鸡公车。我选择了嘉峪关附近长城的一段缺口。长度是六米零十二厘米。我仔细量了的。
动手修长城那天骄阳似火，晒脱了我厚厚一层皮。但脱过那层皮后，再大的太阳我都不怕了。我没有用石头或别的什么新材料，我很懂得就地取材——从古长城上依次取一层砖做材料。我修长城的目的是要欺骗考古学家，而不是哄三岁孩童。我自然也没用水泥，而只敢用石灰黄泥。我的哑巴女子虽然年纪小手脚笨，但还是帮了我的大忙——有她在，我至少不会因为孤独而整天提心吊胆。晚上，我们就住在烽火台下面的涵洞里，要是风沙太大，我就拿古长城上的砖把洞口封了。我想过搭帐篷，但考虑到嘉峪关一带风沙大就取消了。再说帐篷也太惹眼。为了新的长城，我和我的哑巴女子吃尽了苦头。风沙是我们的一号敌人，尤其是春秋两季，黄沙漫漫，隔两三米彼此就看不清脸，一张嘴一吸气嘴里鼻孔里尽是沙。其次是缺水——春天还可以找到溪流和雪，一到夏天就急人了，小溪干了，雪早已化了，只有等雨。72年还好，一个月要下三四场。73年74年就背时了，两年没打一个点子。76年又要稍好些。我和我的哑巴女子真的喝过自己的尿。
76年初秋的一天，我终于修完长城返回了家乡。生产队的人见我只剩头发胡子和一把骨头，都不认得我了。还是我的哑巴女子证明了我的身份。有人在石墙背后的樱桃树上喊我，嘿，你是老李不？这些年都到哪里去了？我说，上老林种药去了。说过，仰起头往树上看，好半天才看见树丛中的人。怎么他们也越来越像猴子了？我心里嘀咕着。咋不见你种的药呢？树上的猴子问。我说，叫地震给摇没了。猴子梭下树说，你在老林里，也晓得摇地震？我说，我感应到了，凶得很，山都摇得莫脑壳了。猴子说，你回来做啥子？还不如就在老林里。说着说着，猴子就哭了。好多人看见我们，都跑过来了，并且都哭了。他们真的比我还像猴子。我说，咋了？你们都咋了？没有人理我，都只顾哭，有的简直是在嚎啕，有的则是在尖叫。我抱住一个泪流满面的老妇人发疯似的摇荡起来，边摇边问，表婶，你说，你们这到底是咋了？老妇人不说，扑在我肩上嚎啕起来。过了很久，一个男孩过来说，老辈子，毛主席死了，他们怕胡汉山又回来了。
哦，原来是毛主席那个了。
我没有跟他们哭。不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感情，而是我哭不出来。你们想一下，我筑长城流了好多汗，才喝了好一点水。实话说，我身体里干了，不说眼泪，就是尿都没有了。我首先下河去喝了个够，回来吃了个够，然后睡了个够。毛主席那个了，我得长点肉，好对付可能来临的新生活。我的新的长城筑起了，但它只能代表我的过去，哪怕它是我过去最伟大的杰作，我也无法躺在它上面吃一辈子。我得回家打扫多年的尘埃，消灭房角的蜘蛛，捡捡房背上的瓦——雨季要到了。我就是这么个人，不留恋过去，只看重未来。休养的时候，我还能想想新长城。新长城是我的秘密，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迷。毛主席那个了，我预感到阶级斗争要结束了。我有点欣慰，有点满足，还有点骄傲（不是因为毛主席死了，而是因为我在急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的理智选择和我已经取得的成就）。
我们生产队（包括我们公社，乃至县里）的人是出名的勾子嘴——夹不住个话。你刚才给他说的话，他转过背就讲给别个了，管它讲不讲得。我们这里的人要告诉你秘密之前先要作秀一番——明明要告诉你，却说“算了，还是不说为好，这话说出去可不得了，说成闲话了人命关天”，可不等你追问，便抖起包包地说了（多这么几回，你就知道了，他们不过是在吊你胃口）。过后，他们必定要提醒（我们的方言叫扎咐）你保密，别说出去。第一、二回，你当真保密了，但不该晓得的人还是都晓得了。后来你发现，“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扎咐你保密的那一个。久而久之，你就不在乎别人的扎咐了，不管谁说给你的话，也不管是说的谁，你转过背就说给他人了。我现在搞懂了，我们这一方为啥日本鬼子来的时候肯出汉奸。我例外。时至今日，除了我和我的哑巴女子，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虚构长城的事。如果说，以前我确实认为我生了个哑巴女子是祸，那么现在，我真感觉是福了。要管住自己的嘴都那么难，你想想，要管住别人的嘴就几乎不可能了，而一个哑巴的嘴是不需要去管的——我省了好多心啊！
照理说，修筑长城是一桩伟大的事业（哪怕只有六米零十二），应该好好宣扬宣扬，以之来鞭策那些在阶级斗争中快要支持不住的人，好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也想过沽名钓誉，又怕弄巧成拙，丢了性命。是呀，谁会相信你修了长城？（你很可能被打成骗子）谁会相信你修长城是为了完善象征我们民族的这一举世闻名的工程？（你很可能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再说你修长城的动机本身也不纯——逃避阶级斗争，欺骗考古学家）谁又能证明是你一个人披星戴月修的？（你很可能被打成工贼）你怎能说清你除了修长城没有再干一点别的？比如欺压当地少数民族，比如偷渡苏修（你很可能被打成叛徒）……鉴于以上种种捉摸不定的因素，我决定还是守口如瓶的好。退一万步说，就是国家、人民都相信我，把我塑成榜样又怎么样？今天是榜样，明天就是靶子，这种事我还见得少吗？
晃眼二十年过去了，我步入了老年。我的哑巴女子虽然一直没能开口说话，但却出落得如花似玉，嫁了个有权有钱的官宦人家（这绝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她自己的选择），生了个会说话的儿子。一天，我正躲在睡房读《红楼梦》（别笑，我是冲着里头的男女之事读的），我的外孙子拿着一张《南方周末》在外面喊，爷爷（他不叫我外公），快来看，万里长城有新发现了！我慌了，眼前一黑啥都看不到了。我生怕他们发现了我做的假（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在我垂暮之年被人发现，该多不划算，我想把万里长城的这个假带进棺材）。
我跑出去，抓过外孙子手里的报子说，他们能有啥新发现？我嘴里这么说，心头还是很虚。外孙子不给，两只手死死卡着报子说，我给你念，我给念！外孙子刚上一年级。我没管他，夺过报子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起来（我已搬进女婿家住了）。外孙子在一边哇啦哇啦地哭。还好，并没有啥新发现（我量考古学家也不可能有啥新发现），报子上只是说，我们习惯把万里长城当作秦始皇的杰作，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万里长城是一个组合工程，秦始皇以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了，秦始皇让它达到了一个长度，而后的汉代皇帝、唐代皇帝、明代皇帝都修过，而最最重要的是，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康熙皇帝也修过（荒唐！万里长城是干啥的？康熙又是从哪里来的？）。我嘿黑地笑了。外孙子还在哭，只是不再哇啦哇啦，而是唏呼唏呼。笑过，我将报子一甩说，清朝皇帝不是修过，而是毁过（我敢说，万里长城对于蒙古人、满族人这些外族来说绝对是个耻辱。都知道，万里长城是用来抵御匈奴人的，而匈奴人或许正是蒙古人和满人的祖先）!
说句真话，我对当今的考古学家不敢恭维，我觉得考古界也该打打假（对了，前不久电视里还说，东北那边搞了个假的始祖鸟化石，甚至传到美国人那里去了）。万里长城有没有搀假，日益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反正我清楚，嘉峪关那一段有我做的假。我想，也许还会有像我一样的人在山海关、在八达岭、在长城其它地段做假。他们倒不一定是为了逃避阶级斗争，他们或许是因为情场失意，官场失败，颓废不堪；或许是因为有话要说而不能说，憋慌了发泄；或许是因为下岗，没饭吃，受人唆使挣口稀饭；或许是因为钱多得没处用，想不朽。
我越想越觉得该给万里长城管理办公室打个电话，反映反映群众的呼声。报子上有他们的热线。在要拨号的时候，外孙子走过来说，爷爷，你就别为那些垮二垮三的破墙操那份心了，再说，要打假，第一个要打的也该是你！说话时，外孙子一直用手指着我。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在透过窗户的阳光映照下像根红萝卜。我却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他的那根红萝卜来，像害怕一杆上了膛的枪似的。你这是啥意思？我说。外孙子说，爷爷，你凶什么凶？说个话声音都抖了！我说，碎杂种，你到底是啥意思？我发现我不仅声音在抖，连人都在抖。外孙子说，爷爷，你承不承认，万里长城里头有你塞的Y货？我说，碎杂种，看老爷怎样把你的嘴撕到耳叉根去！外孙子说，爷爷哦，造了Y货还不敢认帐！

借长城说事
这点选得真好：））

想到当年刘文彩的收租院
后来才知道那也是掺了假的

感谢总斑竹、区斑竹！

阿兄,你那篇《1976纪事》（？我比较少记标题的，没记错吧）也非常精彩,何不贴到美华给大家欣赏欣赏?

问好！

[QUOTE][b]下面引用由[u]二月初三[/u]发表的内容：[/b]

阿兄,你那篇《1976纪事》（？我比较少记标题的，没记错吧）也非常精彩,何不贴到美华给大家欣赏欣赏?[/QUOTE]

我也非常喜欢《１９７６：青苔，或水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