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和人心的解析——以散文写作为例
 
谢有顺
来源：《文艺争鸣》2007年6期

 

一

 

    现在的好书并不少，但我的阅读却日益变得狭窄。我越发地重视，一本书读完之后，能否唤醒我内心里那些沉睡的事物，或者给我带来智慧上的愉悦。一种简单的知识累积，已经无法使我满足，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借着阅读来洞悉人心、观察世界。
　　我准备读一本书的时候，首先会问，这本书的背后，我能看见作者这个人吗？如果一本书的后面，不站着一个人，我就会怀疑这样的阅读是否有价值——任何一部忠诚于自己内心的著作，必定会有他这个人藏在背后。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写作也是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自我，需要作家、学者去发现。只有这个“自我”、这个“个人”被发现了，写作才能说自己的话，才能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认为这是任何写作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背后是不是站着一个真实、自由、健旺、有赤子之心的人？一种写作，背后如果没有人，或者背后的人不成熟，文辞再优美，那都是俗的，失败的。
　　木心曾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2]这话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如果没有精神成人，要想写出成熟、有力的作品，这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文学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和人心的深度有关。没有成熟的精神，一定也产生不了成熟的文学。人成熟了，才能写出“灵魂的深”（鲁迅语），才能写出人心的真。在精神里造假，是文学中一种最大的俗。为何一些看起来貌似高雅、有学识的文字，在骨子里依然是俗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话，换一个人说，也能说得出来。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对陆游的名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的评价：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3]
　　
　　钱穆的判断未必精准，但他的意思，我是认同的。他谈的是诗，其他类型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背后没有人”，寥寥五字，道出的是文学的贫乏所在。真实、高迈的人一旦缺席，如何能够写出有个性和生命的文字？假若写作只是字面上的堆砌，却不呈现作者这个人的心，从中看不到作者对人性的细致体察，也读不到作者自己的胸襟和旨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是死文字或死知识了。它表面上看，是文字背后没有站着一个人，往深处看，匮乏的恰恰是智慧和创造力。
　　除了作品背后要有人，我还特别看重一个作家对人心万象是否具有解析能力——也就是说，要看作家是否能够将自己心中所想、所体验的，用形象、丰富的语言将它表现出来。中国作家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缺乏，就是缺乏强的解析人心的能力。他们或许是有体验的，也能调查、研究一些人的生存状况，可就是找不到富有个性、形象的语言来塑造和描述自己心中所想的，写作变得千人一面——在一些人的笔下，张三的痛苦和李四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掉眼泪罢了；草原和大海也是一样的，都是壮观罢了。这种似是而非的书写，混淆了我们内心对世界的丰富感受，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概念写作：
　　
　　很多的作家，都在进行一种抽象的写作，这种写作几乎不和当下的具体生活发生联系。他们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小说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种远离地面、远离生活现场的抽象写作，正在成为新的潜规则，很多作家都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4]
　　
　　这种危机的背后，表明文学正在沦为无心的写作，作家呢，也正在丧失解析人心的能力。这种解析能力，用梁实秋论散文的话说，就是一种把自己的心声翻译成文字的能力：“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的脑子里的思想情绪想像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头脑笨的人，说出话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是拙劣；富于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紊，写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由此可以类推。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5]解析人心、事象，翻译心声、独语，这其实一种最基本的写作才能——如今，这种基本才能已被过剩的写作技法或消费话语所遮蔽。因此，现在的文学，问题很多，但归结起来，可能就是两点：一是作家身上没有了精神重担，面对这个世界，他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和疑难；二是作品中缺乏真切、感人的体验。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困惑，也就不会有省思和发问；没有感人的情感和体验，就无法让读者在你的作品中摸到那颗热忱的心。作家麻木地写，读者麻木地读，贫乏时代的文学消费，大抵如此吧。
　　人心万象，常常是隐藏在一些细节和词语中的，作家的禀赋，很大程度就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有解析能力的语言，把人心的细微变化翻译出来。比如，辛格有一个短篇，很有名的，叫《傻瓜金佩尔》，他写金佩尔知道自己老婆生下的是别人的孩子时，就说，“如果我妈知道了这件事，她会再死一次。”一个淳朴的傻瓜的心灵，通过这句话一下就解析出来了，不乏辛酸。同样是写低智力的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的开头说：“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拔出来，打球了。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显然，这也是一颗简单的心灵，他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球（只知道“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也不知道那棵树开的是什么花（只说“那棵开花的树”），作者未有一字交代叙述者的身份，但通过这样一个开头，读者便能察觉到，这个人并不具有聪明、健全的大脑。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语言才华。还有，川端康成在写男人的手掌放到女人的乳房上时，感觉“手都大起来了”，这是对一种独特的男人心理的解析；贾平凹在一篇文章中说，“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这是对人世、人情的解析；《红楼梦》到最后，宝玉觉得一切情欲都扫荡干净了，心中坦然了，就说：“如今再不生病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一句话，就解析出只有宝玉是重人不重玉的，其他的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啊！”
　　——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人里面那颗波澜万丈的心，一旦被真正、全面地解析出来，这个世界再大，怕也是装不下的。因此，我喜欢读那些背后站着一个人、同时又具有解析人心能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真正丰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样的阅读，能使我单调的人生在想象中经历无穷的可能性。

 

二

　　
　　新近读到了两本书，或许可以成为这种阅读的一个例证。一本是王兆胜的随笔集《天地人心》，另一本是韩少功的田园散文《山南水北》。
　　王兆胜是我敬重的有真知、见性情的理论家，他的《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等著作，文辞锐利，创见独特，论述温润而富有激情，同时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今天这个学术日益体制化、空洞化的时代，哪怕是年轻的学人，显露出来的也是苍老的面影，学术似乎成了冷漠的材料堆砌或概念演绎，已不再关涉学者的生命与情怀——当所谓的学术向生命独立，完全遁入一个封闭的空间，这种学术实际上也就死了。
    那些拥有死学问的人，在观察世界、认识人心上，视野必定是残缺、僵化的。这种人，即便学富五车，也不值得佩服。学术并不等于知识，它理应关乎生命的自我觉悟。“‘学’的本义为觉悟，引申为仿效、认识、学问、学习、学科；‘术’原义为古代城邑的道路，从所取道路引申为权术、手段、技术。”[6]照此解释，“学”实为“觉悟”，“术”即“方法”也。学术，就是生命觉悟的方法；学者，就是生命觉醒中的人。梁启超在1911年写过《学与术》一文，也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7]可见，任何的学术，都要关乎一个自由的心灵，都要把人引向觉悟、明白真理，这才是学术的正大一途。遗憾的是，随着学术权力的泛滥和学术体制的强化，学术与人心的亲密关系已经被当下的许多学人所漠视。
    王兆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理论文字，并不愿被当下的学术潮流所制约，而是一直在突破现有的表达空间，以期将自己的笔深入到所论对象的内部。他研究林语堂的“文化情怀”，追索中国散文的“精神”，关心“文学的命脉”，便是这种理论追求的生动注释。很显然，王兆胜的文字后面，站着他这个人。他是热情的，因为他对世界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你从他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生命表情，这样的学术文字，在当代并不多见。王兆胜何以能够把自己从那些僵死的学问中解放出来？最近读了他的随笔集《天地人心》，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
　　《天地人心》主要是一些思想短章，却能帮助我们洞察世道人心。作者表达的是关于天、地、人的感悟，归结点却是在“心”上。王兆胜在“自序”中说：“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灯’能否清澈明亮，能否有古道热肠，有没有大的光辉。如果不能，他的人生恐怕就是冰冷和黑暗一片；反之，他就有‘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的温馨与辉煌。”[8]王兆胜所探求的，其实就是心的现状和出路。是啊，心乱了，一切皆乱；心若清明，万事通达。人世的温暖，无不来自对人心的呵护；人世的丑陋，也无不都从心的暗处发出。
　　文学、学术，说到底，都是对人心的钻探。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王兆胜在《天地人心》一书中，正是以心为维度，为人在天地之间，找寻安身、谐顺的生存之道。《赤子之心》、《敬畏之心》、《一颗善心》等篇，直接解释心的高贵与光辉，“有了这颗心灵，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会成为真人。”[9]《诗化人生》、《逍遥的境界》等篇，表达一种向往，以及他的慧心对当代现实的觉悟。“当有了诗心，人们才能够体悟大自然的规律与心情。天地一年四季：春天繁华；夏天挥霍；当树叶变黄、干脆，并纷纷向大地飘落，生命就进入了晚秋；而严寒到来，万物将激情收敛珍藏，这就是冬天了。其实，这种更迭与人生何异？实际上，生命在自然和人生这一点上具有一样的节奏。自然生命和人生就如同一首诗，一首有着成长与死亡韵律的和谐的诗。通过‘诗心’，在发现天地、人生蕴含的诗意后，我们就会进入一种新境界：人生就是一个进程，天地尚且还有其生死、离别与悲欢，而渺小的人还有什么困惑和滞碍？”[10]《母亲的光辉》、《三哥的铅色人生》等篇，却蕴藏着诚挚的情怀，展示出了心的重量：
　　
　　我家的纸窗户总是补了碎，碎了补，补了又碎。补者当然是母亲，捅碎者当然是我。对此，母亲从不大发雷霆之威，而是在一个秋夜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针大的窟窿瓮大的风。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也都不是因为一件事，而是一点点变成的。”母亲还说：“穷人家的孩子最怕过冬，没的吃，没的穿，没的住，冷啊！”当时，秋雨打在院子里的梧桐叶上，点点滴滴，有点凄凉落寞，而母亲的话却刻在我心坎上。从此，我再也没将窗纸捅破。[11]
　　
    这样的言辞，朴素可感，发自内心。真切，清澈，若有所思，正是散文写作中需要坚持的品质。我想，王兆胜所要守护的，不过是人类文明中的“常道”而已——那些根本的、不变的价值和信念。对心的体悟，对人生的沉思，对感情的伤怀，这本是中国文人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念想，但随着一次次狂飙突进的社会革命，这份自我省思的情怀，在今天几乎踪迹难寻。因此，比起那些充满知识资料和史论气魄的文化大散文，我更愿意读王兆胜写的一些短章，它亲切，同时又郑重地向我们重申了一些精神的“常道”，使我们得以了悟自己当下的处境和内心。《天地人心》里有一篇文章，叫《重视常识》，所呼吁的，其实就是要人类重新学习与天地之道如何和谐相处的常识——王兆胜的文字，处处可见他的赤子情怀。他怀着感恩和敬畏书写，决不在世俗面前低下他那颗高洁而骄傲的头颅，这是他人格的象征，也是他的文字充满生命省悟的原因所在。
　　这的确是一些有情怀的文字，它充分展现了一个学者的胸襟和旨趣。我一直认为，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胸襟小，笔墨里的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散文随笔的写作尤其如此，所以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12]今天的散文，境界一直上不去，问题就出在人心的容量太小。人的胸襟窄小、旨趣庸俗，再加上虚假的伪装，散文的精神命脉就断了。要改变这种状况，散文写作者就要扩展自己的胸襟，提升自己的旨趣，并学习在真实和信念里，让心有所行动。真的背面是假，心的背面是僵死的知识，而散文所有的努力，其实不过是要让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独立、有力的声音。这或许正是散文的话语容量：广大，无限，喧嚣，但有着坚定的心灵指向和精神坐标；并非它没有欢乐和游戏的权利，而是出发的前提，必须服从于那颗淳朴的心。[13] 就此而言，《天地人心》充分追问了一颗淳朴而广大、敏锐而深刻的心在今天的处境和出路，值得珍重。

 

三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则是另一种写作面貌。读他的散文，也可看见他这个人如何在乡村劳动和思索，但这个人比较淡定，像一个隐者，同时又兼具思想者与怀疑论者的面容——韩少功长于思索，但他这部散文最大的特点是，他找到了很好的感性经验和生活细节来解析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韩少功是一个智者，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也有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当代，像他这样一直坚持思想探索、质询现有话语秩序的作家，太少了。多数的作家，都在惯性里写作，而韩少功的怀疑精神，使他在文学写作上越走越远。如果存在一种跨文体写作的话，他的文字，是一个最好的范本。《山南水北》很难说是散文还是小说，但里面包含了韩少功很多新的想法。确实，文体的边界是后人划分、有意制造的。最初的文学，往往都是跨文体的，像《论语》、《圣经》，既有小说的叙事，也有散文的抒情、论文的思辩，文体上是混杂的，这其实正是对我们日常说话的最好的模仿。《山南水北》并不是写一个封闭的乡村，作者是写乡土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打开之后所面临的困惑、冲击。里面的篇章，看起来是一些闲笔，但体现了韩少功对当代社会的诸多追问。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苍白、虚假、远离本心的写作时代，韩少功的写作和生存方式，有效地反抗了这种虚假和麻木。所以，他新近获得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杰出作家”这一奖项时，我曾经这样评价他：
　　
　　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素朴，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他的文字，也因接通了活跃的感官而变得生机勃勃。出版于二○○六年度的《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14]

 

　　确实，我尤为喜欢《山南水北》中一个人面对大地时那些活生生的经验和感受。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作家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也没想到自己还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转而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也是单调的。感官的解放，可能是把文学从苍白境地里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比如，像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能有那么烂漫的感觉和通透的想象力，其实就在于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感官的王国。他写作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所以他的文字里充满了色彩、声音和气味——支配他写作的，是一颗活跃的心。
　　《山南水北》也描述了一个活泼的感官世界。这个世界，正是韩少功对乡居生活的一种解析。他不是简单地逃离城市文明，也非单纯地回归乡土，而是在一种新的生活中，沉思乡土伦理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意义及困难之所在。他在《准制服》一文中所写到的西装，就颇具这样的象征意味：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15]
　　
　　中国乡村的现实和尴尬，由此可见一斑。韩少功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思想的碎片，以及一些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重新向我们解析了一个真实的乡村社会。他笔下的乡村，有美好的单纯，也有暗中的狡诈，有虫鸟的静谧，也有扰人的喧嚣，有炊烟的诗意，也有基肥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图景。作者是有了一个安妥自己灵魂的地方，才有心情去观察一只虫子的变化，一株菜苗的成长的，也才有兴趣去描摹那些乡村人的群像（像贺麻子、塌鼻子、卫星佬、有根、绪非爹等）。这些细碎的片断，来自于韩少功的感官对世界的捕捉，也来自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今日乡土中国的认识。韩少功以自己在一个地方的真实实践，塑造出的是一个有质感、有活力，且声音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世界，距离现代人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正因为如此，韩少功的退隐生活实录才具有反思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呆板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心中的空空荡荡。
　　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他们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他们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个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越来越远离土地。这真是让人遗憾。[16]
　　
　　切断思想和现实的基本联系，是这个时代新的野蛮和无知诞生的根源——这种野蛮和无知，正在当代生活中蔓延。作家也面临着知识增加、感觉退化的困境。在当下的文学语境里，作家越来越关注的是生活观念的玩赏，或者审美趣味的自我塑造，而道德的关切和思想的实践，正在退出他们的主流视野。所以，像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所描述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实践，虽然只是重申了一些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常识，但在道德关切和思想实践严重缺席的文学界，依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17]韩少功这样的感叹，并非一种空谈，他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的发言。他的实践，为自己的思想省思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活实证——这些实证，正是作家解析人心和世事的细小通道。
　　作家要重返生活的现场，要重新认识思想的实践意义，首要的就是要让心灵扎根，让灵魂接通那些感官的血脉，让那些边缘的人群和生活，让乡野和书斋，一同纳入到今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不仅是思想对生活的重新介入，也是写作重获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今天，作家们并不缺乏抽象的知识或思想，缺乏的是知识如何转化成行动、思想如何进入现实的能力。我强调写作的个人情怀，就是要召唤一颗广大、敏锐的心——惟有心觉醒了，作家才能了悟到写作的根本意义，才不会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中丧失必要的道德关切。而心和感官的结盟，才能使作家所描绘的实感世界具有坚硬的质地、丰富的肌理，并使它对这个世界的解析具有更强的精神说服力。
　　这个时代，需要更多感官活跃、情怀广大的写作，也需要更多有生活实证和解析能力的写作。散文写作如此，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也概莫能外。
　　　　　　　　　　　
 
 

哇， 又一篇新文，存下来阅读，谢谢曾宁！！！

luna还在网络上挂着呢？

也是个网虫啦~~
困了，要去休息了，晚安！ 周末快乐~~

唉！这个周末过的
听说大雪那里是个穷乡僻壤，网络都难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