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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读书会”大厅后排最右边角落的座位上,每次聚会人们都能看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方面大耳、面容和善,尽管手拄拐杖的蹒跚步履显得老态龙钟,他脸上却是一派春天欣欣向荣的谐和之气,他那慈祥里透出一丝威严、微笑中略带几分沉思的面容,好像晚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这道“靓丽的风景”每晚都把自己庄严而独特的谐美,静静地洒向会场的每一个角落。

    从“云端读书会”成立大会开始,直到最后的告别聚会,他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无一场缺席,而且从始至终独来独往,从不要人搀扶。尽管他始终一言不发,但每个人都能从他熠熠闪光的双眸中读懂他的心声,他仿佛上天派来人间的一位鉴证官,见证了“云端读书会”的全部历史、见证了这段历史后面隐藏的全部奥秘。

    熟悉他的人从他面前经过时,都会尊称他一声“黄老”,初次见到他的人也会摄于他的魅力,主动向他点头微笑。如果哪一天他来晚了(这种时候十分罕见),后排右边角落总会有熟悉的人起身给他让座。他就是高泊的莫逆之交——右派黄秉一。

    在“云端读书会”被迫关闭一个月后,黄秉一在毫无血缘关系的亲人们簇拥下驾鹤仙逝。他死得很突然也很安详,八十岁生日后的第三天,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将他无情蹂躏的世界。高泊做梦也没想到,黄秉一老人两年来留在读书会的身影,竟是他留给冷酷而又温暖的人世最后背影!高泊常想如果“云端读书会”能够继续办下去,说不定黄秉一就能长命百岁了。

     高泊第一次见到黄秉一,是在每块石头都可能变成告密者的文革时期。那时文革已近尾声,高泊刚刚结束知青生涯招工回了省城,他是在朋友举荐下专程前去拜访的。对那些被阶级斗争的狂风骤雨无端击垮的读书人,高泊虽然同情有加,却并无多少好感,因为他见过的众多右派,大多瑟瑟如惊弓之鸟,惶惶如丧家之犬,全然没有一点古代文人雅士失意不失志、失势不失威的峥峥骨气。但从他见到黄秉一的那一刻起,他对读书人重又燃起了深深的敬意。

    那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一床一桌一椅,外加一口旧木箱。木箱里装载着他的主人两个朝代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当——几件和木箱历史同样久远的缀满补丁颜色难辨的衣裤。夜幕降临时,黄秉一点上一支蜡烛,在昏黄的烛影中,一个半百老人的孤寂俨然扑面而来,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当黄秉一一开口,所有的悲凉顿时一扫而空。他的声音沉稳而爽朗,没有丝毫惨遭磨难留下的畏怯与恓惶。尤其在月亮出来后,黄秉一将高泊和他的两位同伴带出房间,这时的黄秉一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富甲一方慷慨豪放的乡间隐士。

    黄秉一为每人斟上一碗刚打来的泉水,指着清风明月高声朗诵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高泊的心不觉为之一振,横亘在他与黄秉一之间的代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们开始了愉快而又睿智的交谈。

    抗战胜利那年黄秉一正上大学,日寇投降使他打消了投笔从戎的决心,在时局动荡不定年代里,他曾怀着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与另两名同学一起组织了“狂飙文学社”。他们号称校园三怪侠,编杂志、写传单、演讲、游行、集会个个胆识过人、身手不凡。然而,随着文学社的规模和影响渐渐扩大,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渐渐加深,最终分道扬镳。他们中唯一的女士远赴延安,另一人加入三青团去了北平,只有他始终恪守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留在本省。大学毕业后,他先在省报当了三年文艺副刊编辑,解放后到省军政大学当了一名讲师,直至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湘江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场执行监外劳改。
    在说到“君子不党”时,他侃侃而谈:“党的繁写是‘黨’,古意指在堂屋里开黑会,所以‘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贬义词,并不像报纸上宣扬的那么光辉灿烂。我以为,无论什么党都是某种利益的结合,是某种共同利益把人纠集在一起,这种共同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风马牛不相及。”

    “难道没有任何一个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吗?”高泊好奇地问。

    “没有!”黄秉一斩钉截铁地回答。

    “像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党’呢?”

    “都一样!任何党本质上都是专制的。人民民主、人民的福利只有当各种政党、各种权力势均力敌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政治寡头们才会为获取民众支持而让利给人民。”

    当高泊提及他被打成右派一事时,他脸上不仅看不到丝毫怨恨与惶恐,反而隐约流露出几分得意与自豪。

    “很多人整日怨天尤人,这也难怪,他们都是无辜受辱,我这个右派可是货真价实!你们想想,党要培养的是唯命是从视死如归的钢铁战士,我却想培养一些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人’,这样的教官不打成右派天理难容呀!”

    “我知道有的右派是因文获罪,有的右派是得罪了单位领导,有的右派是指标完不成而当冤大头,你不是这些原因吧?”高泊说。

    “我是个与世无争只管埋头教书的人,见了权力绕道而行,碰到名利退避三舍,所以我和领导、同僚、学生的关系都很好。”

    “那他们凭什么给你定罪的呢?”高泊很想了解每位右派定罪的原因,因为他发现那些理由大多荒诞不经,如果有幸能集之大成,兴许能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子孙后代增添许多茶余饭后的笑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知道他们往我档案里塞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黄秉一诡谲地笑了笑,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

    高泊沉默了,看得出他是在回避。也许因为人多、也许因为他们的交情还没深到足以让黄秉一向自己敞开心扉。
    对真理永久地存疑是我唯一的使命,
    ——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蹩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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