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浩劫逃生记（二）


禍從天降——“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圍攻

1966年5月初。
學院自從“四清運動”以來，日漸加多的白天或晚上的政治學習，已經轉入完全停課，專搞運動。每一天，全院教職員工和學生，按照各黨團支部所屬的科室或班級，分組學習《人民日報》有關社論，揭發和批判“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氣氛沉悶而肅殺，除了少數人，誰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
一天，“大海航行靠舵手，……” 醫學院的廣播網突然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歌聲，咆哮轟鳴，聲浪震蕩整個校園。
我猛然一震：又有什麽事情發生？
歌聲停止後，廣播宣佈：全體教職員工前往大禮堂看大字報。
我跟著組內同事走進大禮堂，赫然發現密密麻麻的都是大字報，用舊報紙寫成，一排一排黏掛在繩子上，大約每隔一米一排，有幾十排之多。每排兩邊貼有一張白紙標簽，醒目地標示著這排大字報的批判對象。
我被帶到標示我名字的系列，長長三大排，有幾百張之多。我倒抽了一口冷氣，渾身上下陣陣發寒。寫的是甚麼？我強自鎮定，逐一看去，發現內容驚人地一致：一是要我交代與“反革命分子魏劼沉”的關係，二是質問我爲什麽要與勞改釋放的反革命分子結婚。加上空洞的謾罵，污蔑，恫嚇。看看署名，都是學生寫的。
與“反革命分子魏劼沉”的關係？魏劼沉是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眼科主任、教授。他早年留學法國，是我父親在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前身）的好同學，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分配來昆明時，父親叮囑：“我知道不少留法回來的都留在昆明，兵荒馬亂，我跟他自震旦畢業分手後從未有過聯繫，但你不妨試著找找他。”我到昆明醫學院後，果然找到了魏教授，我尊他爲世伯。前兩天，我去附一院的路上還遇見他。那時氣氛已越來越緊張，他戴著口罩，緩緩前行，目不旁視，彷彿沒有看見我。但我還不知道他被打成“反革命”，只是覺得奇怪，也不敢跟他打招呼。他怎麽一下變成“反革命”？我簡直莫名其妙，要我交代什麽？有一張大字報寫道：曾慶斯來昆明時，手持介紹信，專門找魏劼沉聯繫。你們到底幹了些什麽勾當？ 對這樣的捏造指控，我又好氣又好笑。
“與反革命分子結婚”──我和我妻子玉鷗原是高中同學，也是同一教堂的教友。我個性內向木訥，專注學業；玉鷗則外向活躍，愛好文藝，是聖歌班成員。1953年聖誕節，教堂慶祝活動，聖歌班青年根據香港劇本演了一齣搞笑劇《忠實的一天》，諷刺說實話遭遇到的困擾，玉鷗也參與演出。當局認爲該演出譏諷時政，是“壞戲”。1954年高考，玉鷗“政治審查”不合格，被排斥於大學校門之外。玉鷗家人都在香港，她隨後申請赴港。
1950年代，全國大規模掃蕩各種宗教，幾乎所有神職人員和很多教徒都被羅織罪名捉去坐牢，甚至慘遭殺害。我可能因爲從家鄉興寧遷到廣州時間不長，在教會參加活動少，得以倖免。1958年初，玉鷗在廣州的姨媽過世，她自幼與姨媽關係密切，回廣州奔喪。那年代，政府發動天主教及基督教“三自革新”，組織“愛國會”，通過“愛國會”控制教會。玉鷗很自然地與親友談及香港教友神父反對“三自革新”及“愛國會”的態度。不料被滲入教友中間的線民告密，玉鷗被逮捕，定罪爲“傳達境外反動指示，進行反動宣傳”，坐了五年牢。這就是大字報所指的“帝國主義間諜”。在市四中我與玉鷗同班，又是同一教堂的教友，彼此接觸多一些，我始終認爲她是一個單純善良的姑娘，對她橫遭迫害心中不平。醫學院畢業時，我開始考慮婚姻，使得早先初發的情愫由朦朧逐漸明朗。玉鷗出獄一年多後，我和她結婚，是經過正式手續，由醫學院出具證明，政府的婚姻辦公室登記的。這也算“犯法”麽？犯什麽法？
學生怎麽知道我認識魏劼沉？又怎麽知道我跟誰結婚？不用說這是上頭的統一佈置，上面告訴他們這兩點，所以攻擊的也就是這兩點。我也注意到：粗暴謾罵我的，多不是我教過的學生；而且每份大字報都是好幾個學生聯名，似乎只是隨大流簽名而已。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我很清楚怎麽回事：大多數人只是跟著轉，一部分人興風作浪，實際上也是被愚弄利用。
我也預感到：下一波還會出現教師同事的大字報圍攻。
有兩張大字報與衆不同。一張是從我講課中斷章取句引伸出來的：曾慶斯說：“把毛毛蟲一個接一個地放在一個鐵線圈上，由於毛毛蟲有跟著前面走的習性，這些毛毛蟲就一直跟著轉圈，直到衰竭。”這是含沙射影，惡毒攻擊勞動人民，只會盲目跟著共産黨走。——這原是十九世紀英國一位生物學家的實驗發現，我引用來說明一項教學內容，不料卻被如此無限上綱，強加罪名，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又有一張：曾慶斯無論講課或指導實習，從不帶講稿，信口開河，以顯其高，以示其能。我苦笑：我確實不看講稿，雖然我是帶著講稿的。只不過我在寫講稿時，經過仔細加工，一切都印在腦子裏，根本不需要再看講稿。這樣也有罪？
我也看了一下其他人名下的大字報專欄，差不多都是針對“摘帽右派”、“歷史反革命”、教授、“學術權威”的。一味攻擊、謾罵，天曉得有多少事實？
我沉重地走出大禮堂，內心充滿憤懑、恐懼和無奈。
憤懑之下，我想寫一張大字報自辯，表白這只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當時最時興的政治術語（出自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與魏劼沉只是一般交往；結婚經過合法手續。
但我旋即明白，爭辯只能招來滅頂之災。這些大字報是自上而下組織學生寫的。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我很清楚，所謂“群衆運動”，從來就是“運動群衆”。上頭先“定性”，哪容你講道理？
我漸漸意識到，大字報攻擊之所以集中於這兩點，關鍵在於我是天主教徒：妻子固因宗教信仰受迫害成爲“反革命勞改釋放犯”；而魏劼沉之所以成爲“反革命”，我後來知道也是因爲他沒有參加“三自革新愛國會”，和幾個也是不願意參加“愛國會”的教友有來往。回想幾個月前，我被通知去看一個內部圖片展覽：《天主教的反動本質》，就意識到這是個預兆，可能不久便會把天主教打成“反動組織”，就像1953年把天主教的“聖母軍”（一個由教友組成關心貧病的慈善團體）打成“反動組織”一樣。不過以後卻不見這樣宣布，基於什麽樣的考量？我就不知道了。但實際的迫害卻毫不遜色，全國除了少數幾個作為擺景，欺騙外國人的教堂之外，其餘的都被佔用。堅持信仰，不願參加“愛國會”的神長和教友，不被逮捕就得轉入地下。天主教（及基督教）在中國長期處在被取締狀態。
後來我被兩次抄家“掃四舊”，被特別追問宗教物品的下落，證實了癥結所在。
以後我又得知：“海外關係”也是大字報圍攻我的重要原因，試圖從大字報發現“特嫌”的蛛絲馬跡。我有家人在香港和美國，還有一個叔父在台灣某大學當教授，儘管我只是在九歲即抗戰勝利那年他回鄉探親見過他一面，以後沒有任何聯繫，仍被認爲是“台灣親屬”。內地不比廣東沿海，只要有海外或港、台關係的人，都會被安上“特嫌”（特務嫌疑）、“間諜”、“裏通外國”、“叛國投敵”的罪名。文革武鬥野蠻屠殺期間，有些人便因有“海外關係”而慘遭迫害致死。後來我被兩次抄家，把所有國外來信都抄走，企圖從中發現“裏通外國”的罪證，可見“海外關係”於他們是多麼敏感和疑忌。直至文革後期對我進行隔離審查，其中一條罪狀便是“社會關係複雜”。
當然，年年檢討，年年挨批的“重專輕紅”，也是促成大字報圍攻的一個背景條件。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擔心下一步會發生什麽，會怎樣收場。九年前“反右派運動”勢頭還沒有這麽大呢！會不會把我定爲“右派”或什麽“份子”，甚至遭受牢獄之災？每次政治運動，毛澤東都硬性規定百分之五爲打擊對象，劃爲“敵我矛盾”即所謂敵人，只能多不能少。我會不會被歸入這百分之五？每次運動都來個百分之五，不斷累積，加上配偶，親屬，多少人無辜受害！
這種恐懼，就像一把尖刀懸掛在我的頭上，令我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沒人可商量，甚至不敢跟任何人說話，人家也不願意跟我說話。人人都要“站穩立場”，“劃清界限”，爲求自保，六親不認。我完全陷於孤立。                   
                   一份殺傷力很大的大字報

每天都有新的大字報貼出來，大禮堂內外，幾座教學樓的周圍或過道都貼滿了。教工同事的大字報也成批成批出現，其中針對我的，內容也集中在那兩個問題上，了無新意。我逐漸覺得麻木了。
然而有一天，一張新貼出的大字報把我嚇懵了：

                請看曾慶斯的醜惡嘴臉
1  曾慶斯說：“（19）62年，廣東－香港邊界突然“大開放”三天（註），廣九鐵路沿線及水路、陸路大批人潮湧入香港。”——你是否造謠，極力誣蔑社會主義？
2  曾慶斯說，他很少看電影，因爲國産片千篇一律，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進口）香港片不是哭就是鬧，沒什麽看頭。——你爲什麽要如此惡毒地誣蔑國産片和進步的香港片？
3  請看曾慶斯的戀愛婚姻態度：同事多人給他介紹對象，都給他拒絕。與反革命分子結婚前，組織上也曾三番四次規勸過他，他還是堅持。你那麽死忠於你那個反革命對象，思想根源是什麽？不是同穿一條褲子是什麽？……

這張大字報掀起軒然大波，呵斥謾罵恫嚇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
我知道殺傷力最強的是第一條——所謂邊界“大開放”的“謠言”。單憑這一條“造謠”罪，就有可能把我抓起來。有一個平常話多的同事便是因爲“散播大量謠言”，在批鬥會上被當場反手銬起，帶上警車押走。
這樁“大開放”事件，不僅廣東一帶無人不知，連上海、北京都有不少人聞風而動，我的一位朋友，便是剛好出差到北京，買了到深圳的火車票，順利過到香港的。雲南偏遠省份消息傳播絕對封鎖，人們乍聽簡直是天方夜譚，可是寫這張大字報的人，竟然是同爲廣東人的劉姓同事，他有家人在香港，有很多親友同學在廣州，難道沒有聽到一絲風聲？劉某平時與我較談得來，我慨歎無情的政治運動如此扭曲人性。
但是我沒法分辯，越辯越危險。只能憂心忡忡等待事態發展，什麽時候會來銬我，押上警車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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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的1962年5月，廣東―香港邊界曾經有過三天的“大開放”（人們這樣稱呼）或“大逃港”：當局放開人民自由去香港。平時需要出境證件或特種邊防通行證，並在少數大城市火車站才能買票到深圳去的，竟然不要證明敞開售票。不僅廣州火車站擠爆，連上海北京等地都一票難求。我的一位友人正好到北京出差，便是買到直達深圳的火車票，順利越界到香港的。大多數人買不到火車票，便用盡其它招數：汽車，單車，步行，坐船，游水（泅渡）。廣（州）九（龍）鐵路沿線及其它陸路、水路，像螞蟻一樣黑壓壓的人群湧向香港。據港英當局統計，三天內抵達香港的達六萬多人，另外被港英邊防攔截遣回的四萬多人。只到了深圳還沒有過境，隨後被遣送回去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爲什麽會出現這一怪事？據說是共産黨某大人物自信心十足，說“讓幾個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出去，沒有什麽了不起。”但是後來一看勢頭不對，馬上關閘。
據國內官方公佈，大逃港最少有四次：1957，1962，1972，及1979。 除了上述1962年的一次外，1979年那次人數最多：到深圳的11萬9千人，但成功抵港的僅2萬9千人。自1950年封鎖邊境至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初，成功偷渡至香港的竟超過達一百萬人，占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參見《百度》有關網頁；及陳秉安：《大逃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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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我的預料之外，這個“造謠”事件，以後再沒提過，莫名其妙地銷聲匿迹了。看來公安部門知道那確是事實，不讓繼續張揚炒作，以免欲蓋彌彰。實際上，我只是在四年前跟他一人談過，現在變得天下皆知，“散播”謠言的應該是他，而不是我了。
無論如何，這是對我前後幾千張大字報中，傷害非常大的一張。後來，一位和我要好的李老師對我說：“組織上多次要我寫大字報揭發你，我不能不應付，不過我不會寫出這種大字報來。”
雖然如此，我還是理解劉受到很大壓力，所以多年後劉對我表示善意，我也就既往不究了。

                             檢討 批鬥 勞動

組長命令我，要根據大字報上的“揭發”材料寫自我檢查。然後在政治學習小組會上作檢討和接受批判。然而即使任意歪曲，捕風捉影，也就是那兩點，“批判”只是重復報紙上的字眼。到後來，實在沒有什麽新的內容了，他們就從歷年來每週例行的政治學習會上，各人輪流發言時，我發言的片斷記錄找出一些句子，加以扭曲、引伸、誇大、“上綱上線”，安上嚇人的罪名。我覺得憤懑，無奈，但也只能唯唯諾諾，小心應付。
天天不是政治學習，就是寫大字報，或看大字報。另外就是不同規模、自各支部所屬科組到全院性的批判鬥爭會。在規定寫大字報時間裏，我也要寫，只好挖空心思，想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來應付。措辭要很小心，不然，給抓住話柄又是一條罪狀。不僅寫大字報，一舉一動都要小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隨時可以發生。一次在大禮堂聽報告，有一人一時大意，把一張舊報紙墊在髒兮兮的長條木櫈上坐下。那時的報紙每天頭版都有一幅大的毛像，這就不得了，被指斥“把毛主席壓在屁股底下”，即時楸出批鬥。又有一個“積極分子”，聽說有毛的大石膏像賣，爲了表“忠”，故意在人面前喧嚷著快點去買。他用繩子把毛像綁在自己背上揹回來，被人看見，落得個“把毛主席五花大綁”的罪名，現場批鬥後，算他是“紅五類”，罰他跪在校門口兩個小時了事。
全校師生下鄉幫助農民收割，我被編入我所教學生的一個小組裏。他們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尊重和照顧，但也不至於仇視刁難，只是大家都覺得很尴尬。工間休息的時候，我們之間沒有什麽話好談，苦悶之餘，廁所成爲我的避難所。當地農村的廁所是用竹笪或草蓆圍成的無上蓋的小茅坑，蚊蠅飛舞，糞蛆蠕動。有一次，我突然覺得腳踝有點濕冷，一看，原來是一條糞蛆爬上來，一陣噁心，趕緊撿起一片樹葉刮掉。儘管如此，我寧可蹲在茅坑上，捱到快開工才起身。有一次我剛從茅坑出來，遇見一個學生，他微微向我點頭，站在路邊讓我過去。我感到一絲寬慰：善良的人性並沒有完全泯滅。
除了檢討、挨批鬥外，有時我們被命令去勞動，割草，清除垃圾土堆，打掃環境等。
事實上，我們只是受到大字報圍攻，或被辱駡為“牛鬼蛇神”，但並未被宣佈犯了甚麼“罪”，或公開定性爲什麽“份子”。然而，不需要根據甚麼法律，不需要經過任何程序，便須隨時接受批鬥，抄家，或接受指令去勞動。我們已被內定爲專政對象了。
什麽時候會來收拾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怎樣定性？怎樣處理？頭上的尖刀始終高懸，惶惶不可終日，我常常失眠，頭暈，飯量減少。我去校醫室量血壓：132/ 90。我知道（按當時標準）還不算高血壓，陳醫生同情地看我一眼，沒說什麽，給我開了幾天安定藥（使精神安定的藥物）。

                                第一次抄家

一天，我們正在科室小組會上學習《人民日報》社論，一位女教師帶著學生班長走進來，跟學習組長低聲說了幾句話後，指令我跟他們出去。出到門外，她告訴我，要去我宿舍“掃四舊”——抄家的代名詞。
我木然地跟著他們，後面跟著本小組的同事。到了宿舍，一群學生已經等在那裏，一見我來，便高呼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被喝令交出鑰匙，站著，低頭，把衣服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接受檢查。接著，領隊的教師和學生便進去翻箱倒箧。抽屜裏有三十多塊錢，是當月工資買飯票剩下的，領隊指示還給我，這是文革初期還保留的一點紀律，不然連買飯票的錢都沒有了。
那年代，一個窮助教，能有什麽家當？
翻查完了，領隊問我：“日記呢？”
 “我不寫日記。”我早就知道寫日記的危險性。在歷年的政治運動中，因寫日記而惹禍甚至送了性命的，大有人在。就在不久前，一位同事便是被人舉報在日記裏寫了大量“反動言論”而遭槍斃。
領隊拿著我的一疊國外來信追問：
“還有其它信呢？”
“所有國外來信都在這裏。國內來信，看過就丟了。”
本來國外來信我也不想保留，只是爲了預防遭罹“裏通外國”或“國外通裏”的罪名，特地留下來作物證，現在果然派上用場。這也使我醒覺：“海外關係”是抄家的一個要項。
其實，人們都知道，國外或港澳通信，甚至有些國內通信，都經過公安秘密檢查，所謂“進黑房”的，假如有問題，早就發生麻煩了，還輪得到紅衛兵來檢查？
我前天買來六罐減價的麥乳精，被一字排列在桌子上，領隊問我：“你買那麽多幹什麽？”
我說：“我的小孩剛一歲，她母親奶水不足，廣州買不到牛奶或奶粉，前天我剛好看見有減價的麥乳精賣，買了準備寄回去。”
領隊女教師的丈夫和我算是熟悉的同事，總算手下留情，讓學生把麥乳精放回書架上。
以後與友人談及此事，他們說，在“文革”初期才是這樣。後來抄家越來越瘋狂，東西可以隨便拿去，連牆壁、地板都挖開，甚至連人都被打得半死。
我被抄走的是：全部相片，國外信件，從新華書店買來的一本《英漢對照歌曲選》，幾本學外文的書，及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孫子兵法注解》。當時說檢查後還給我，實際卻是一去永無蹤了。
我最可惜那些相片：從嬰兒時期到以後各年代，連同家人、親友和同學的生活照片，加起來還貼不滿一本小相冊，全都沒了。在廣州家裏的照片，也同樣因父親的宗教信仰和海外關係，又是高級知識分子“臭老九”，加上母親是被宗教事務處認定“迷信到中毒地步的虔誠天主教徒，被抄家是一併抄去了。以致十七年後，我到美國領事館申辦移民簽證時，連一張家庭照片都拿不出來。幸而領事理解，問了一句沒有多問就給簽證。這是後話。
第二天，政治學習組長問我：“你沒有宗教物品？”
“去年暑假回廣州，帶回去沒再帶來。”我答道。這時我才意識到：“宗教物品”是他們來搜尋的一個主要目標。而我受大字報圍攻的關鍵所在——天主教徒，加上海外關係，也就昭然若揭了。

                                     驚喜

我自身難保，對妻子和父母處境的擔心也與日俱增，特別是妻子以“反革命勞改釋放犯”的身份，隨時都可能被重新打入十八層地獄。剛滿一周歲、學會走路的女兒小萌怎樣了？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按當時的“論資排輩”，是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後的“臭老九”；母親因信仰虔誠，曾被宗教事務處叫去“談話”和“學習”多次。他們的處境艱難到怎樣的地步？
我天天望家信，往常一週最多兩週有一次信來。現在已經過了四週，仍然杳無音信，發生了什麽事？我惴惴不安，心中如同壓上一塊大石頭。
終於有一天，我路經收發室窗口，收發室小黃告訴我有信。一瞄信封，是二妹而不是玉鷗寄來的。發生了什麽事？玉鷗遭遇到什麽？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忍著不敢把信拆開，放進口袋帶回宿舍。兩手顫抖拆開一看，二妹平平淡淡的說了幾句爸媽的情況，她自己的情況，廣州天氣。最後似乎不經意地寫了一句：表姐已出院，現在姑姑家休息。
“玉鷗自由了？啊！”我馬上領會那最後一句話的含義，驚喜得差點叫出來。
我確實有表妹（二妹稱表姐）和姑姑，在離廣州幾十公里的順德縣。因姑丈是國民黨政府的文職人員，1949年去了臺灣，值此非常時期，我們跟姑姑哪敢有甚麼來往？而且從未聽說表妹有什麽大病需要住院，二妹的信中突然冒出這一句，我馬上心領神會：“表姐”是指玉鷗。而玉鷗的爸媽在香港，“現在姑姑家”指玉鷗到了香港。二妹寫這封信確實煞費苦心，令偷拆信件檢查的人忽略，但於我，卻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我舉目向天，感謝 主，感謝 主。
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幅畫面：一只海鷗（玉鷗）在天際自由翺翔。
我精神爲之一振。玉鷗脫難了，我自己一個人，再困難都好辦。
 我擔心小萌現在怎樣了？誰帶？信中沒有提，但我想總會有安排的。
我把信放回口袋，帶到教學樓的廁所裏，再讀了一遍，二遍。“家書抵萬金”，這信何止值萬金哪？但理智告訴我：這信絕對不能留下。我一咬牙，雙手微抖，把信連信封一起撕碎，再用水沖走。那時教學樓才有抽水馬桶，教工、學生宿舍用的都是槽溝式公共廁所。
我感謝小黃，因爲平時信件都是放在教工食堂的信欄上，讓各人自取。即使專程到收發室，也要詢問才知道有沒有信。這次卻是小黃一看見我經過就叫住我。以我當時的“牛鬼蛇神”身份，旁人避之猶恐不及，小黃這樣做，顯然出於關注同情，雖然她什麽也沒有說。十多年後，我回廣州探親，第一次見到外商加工轉內銷的腰果，買了十多包回昆明，特地送一包給小黃表示感謝，雖然我沒有說什麼。
以後回想，“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歷盡劫難，九死一生，幾乎每天都在惶恐中度過，但有過三次非常高興的時候，收到這封信的驚喜，是第一次。




 
（三）
                           悲莫悲兮生別離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玉鷗逃港成功，是捨命拼出去的。
她是個“反革命勞改釋放犯”：1950年代，當局大規模取締各種宗教，宗教人士受到殘酷迫害，玉鷗也被橫加罪名坐了五年牢，1963年初刑滿釋放後，還被“褫奪政治權利”四年，交付群衆監督管制。每月最少三天義務勞動，打掃街道或公共場所，修道路，清溝渠，漆寫標語宣傳畫等。節假日以及每年兩次的廣州出口交易會，是他們最忙碌的日子，甚至自清晨至深夜。有時她會想：那些外賓看見廣州街道那麽清潔，假如知道是他們這些人被強迫勞動清掃出來的，會作何感想？1965年春節除夕，家家圍著桌子吃團圓飯的時候，他們卻被命令去清除溝渠。她懷孕挺著大肚子，吃力地挖掘溝泥，想到腹中的小生命：“你還沒有來到這世界，就那樣命苦麼？”不禁潸然淚下。
髒、累勞動都可以忍受，更可怕的是無時無刻的行動控制和“思想改造”：離家四小時要報告；每週至少一個晚上去派出所參加政治學習和個別彙報，或接受指派特殊任務。參加者都像他們這樣受群衆管制或所謂“歷史上有污點” 的人。“政治學習”一般只是讀讀“最高指示”和報紙黨八股，然後各人發言表態，互相批評幾句，多是走過場。個別彙報就完全不同，必須詳細向派出所交代這段期間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做過什麽，想些什麽，對自己過去的“罪行”有何認識，到過那些人家裏，談過什麽話，等等。接下來經常有嚴厲的訓斥。
玉鷗很害怕的是派出所迫問她家婆說過什麽，（家公在外工作，只週末有時回來） “陳X X（家婆的名字）迷信到中毒的地步，還偷偷接濟勞改釋放的神父。你怎麽老是說她沒說過什麽？你可以問問她神父的情況呀，你也可以和她談談文化大革命呀，她總會應答一些話的。”……因此，她盡可能不回家婆家。只是家婆挂心小萌，總得抱回去給她看看。
更令玉鷗恐懼的是，派出所指定她要去見某些人——多是當局秘密監控的對象，每次見一個。“你跟他們什麽反動話都可以說，只要彙報你說過什麽就可以了。試探對方說什麽，或要你做什麽。”“你要爭取立功。表現好的話，可以考慮縮短你的監管期。也對你愛人〔丈夫〕和孩子有好處。”
當玉鷗聽到派出所要她做這種事時，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這不是要強迫她做“公安駁腳”〔線民〕麽？要她以“自己人”、“受害者”的面貌去欺騙親友，坑害別人，她怎麽能做這種無恥的勾當？玉鷗感到無比憤怒。她竭力敷衍、推諉，結果每次彙報都受到斥責和警告，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悶中。
最讓人起疑的，是上個月與劉菲的接觸。劉是她當年坐牢時的獄友，好像是由於與香港親友合夥，偷帶手錶進口轉賣，事發被抓去坐牢的。雖在同一勞改場，但是劉菲與他們這些“宗教反革命”交往不多，出獄後也少有來往。但這次是派出所指定她要去探望劉菲。
玉鷗一到劉菲家，劉就拉著她談“文化大革命”：中山大學的教授被押成長串去遊街；某女教授被剃了“陰陽頭”（把頭髪半邊剃掉，半邊留著），還在臉上塗焦油；X X醫院內科主任陳某某被鬥，肋骨被打斷，而後割脈自殺。……又說文化大革命可能很快就會由學校機關擴展到街道，城市也要像當年農村一樣，劃階級成份，鬥地主富農。他們這些“五類份子”肯定逃不了。
玉鷗一聽不對頭，這些話很難彙報，想走，但是劉菲拉著她說：“我剛買來油香餅和豆漿，一起吃吧。”
劉菲瞄一下門口沒人，就低聲跟玉鷗說：“看來，情勢越來越不妥。與其等死，不如搏一搏。”她停頓了一下，問玉鷗：“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偷渡（香港）？我有門路。”
玉鷗雖然同樣感到日益增長的恐怖和威脅，也聽人談過偷渡的事，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處境，根本不可能。因此婉言回絕了劉菲。
回到家後，她心頭一直七上八落：該怎樣彙報這次見面的情況？最後決定只彙報劉菲談論文化大革命的部分，並盡量淡化，而把關於偷渡的話隱瞞下來。
不料，這次彙報被呵斥爲“嚴重不老實”。接著就在下一次的政治學習會上，指導員點名玉鷗站上講台，一番訓斥，命令她以後每週而不是每月彙報一次。
她差點當場哭了出來。回到家裏，反覆思忖：什麽地方“嚴重不老實”？問題只能出在劉菲處！劉菲是什麽人？是不是也要“立功贖罪”、爭取好表現的“駁腳”？玉鷗突然醒悟到：我被強迫去刺探別人，而自己也是被窺伺監控的對象啊！不禁不寒而慄，並感到無比憤慨。
腦子裏，劉菲的細眼長臉，指導員的滿臉橫肉，交替出現，衝擊著玉鷗的神經系統。
 “文化大革命”從學校機關擴展到街道，氣氛越來越緊張。他們這些受管制或被當局認為有問題的人，定期到派出所彙報受訓的次數越來越頻密。在指導員監控下，他們要互相批鬥，或被命令到街坊接受批鬥，甚至被毆打腳踢。玉鷗痛不欲生，多年以後，她回憶起這段惡夢般的歲月，說當時若不是爲了小萌，幾次都想自我了斷。
一天，玉鷗路過巷口，猛然看見與她在派出所同一學習組的，在國民黨時代做過什麼文化股長之類的何叔，站在一張小桌子上，脖子上挂著一塊一尺多見方的木板，寫著“歷史反革命份子何XX”，左手拿著破臉盆，右手拿著小木棍，“噹！”敲一下臉盆，接著喃喃訴說自己有罪，願意接受革命群衆監督改造。她嚇壞了，快步回家，心怦怦跳，預感同樣的災難也將降臨到自己頭上。
果然，第二天，街道委員會的明嬸來敲門。明嬸是玉鷗的母親赴香港前的好朋友，因爲丈夫是工人而當上街道委員。她凝視玉鷗一會，緩緩地說：“玉鷗，我看著你自小長大。不過我也沒有辦法，派出所指示，要你拿一塊木板，大約這樣大小（明嬸用手比劃了一下），寫上“反革命勞改釋放犯”和你的名字，用一根繩子穿起來，從明天開始，你出外的時候，把它掛在脖子上，不出去就不須掛。沒有事就儘量少外出，買菜、買小孩的東西，就託鄰居幫幫忙。派出所的指示，我也沒有辦法。”
玉鷗“哇”的大哭起來，連睡著的小萌都驚醒了。明嬸慢慢退了出去，輕輕把門關上。
挂著這麽一塊牌子上街，紅衛兵，小流氓，任何人都可以打你一拳，踢你一腳，或勒令你當街批鬥……還能活下去麽？
雖然偷渡的事情在廣東司空見慣，甚至曾有好友約玉鷗同去，但她始終不敢，一來因自己的身份，一旦失敗，後果不堪設想，而聽到人成功的畢竟少；二來小萌剛滿一歲，不忍心丟下孩子；三來因丈夫遠在昆明，何況運動當頭，有什麽可能約他一起走？
可是現在已經把人逼到絕境，只有铤而走險了，拼上一條命，一個人也得走。一切都交給 上主吧。
玉鷗找到好友張婷。她前天還跟玉鷗談過偷渡的事。張婷算了一下水期（根據月亮圓缺推算海水漲潮退潮周期，找出適合出海的日期和時間），決定當天稍晚就走，不然要等到十多天以後。玉鷗一咬牙，決意拼死一搏，馬上掏錢給張婷代買車票。
玉鷗匆匆趕回家，心亂如麻，邊哭邊收拾東西。她打算把小萌托給殷姑。她不敢把小萌抱回家婆家裏，家婆一家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而且家婆年老體衰，沒有精力照顧一個嬰兒。殷姑是她同學的母親，人細心，玉鷗常常托她短時照顧小萌。她把最好的衣服給小萌穿上，又在小萌腰間別了一個小紙包，裏面是四十塊錢——盡她所有，這在當時，夠她們母女一個月生活費了，又附了一張字條：“殷姑，我必須走了。請你照顧可憐的小萌。如果我有命到得香港，會盡快跟你聯繫。”她這樣寫，也是爲了事後派出所來追查時，殷姑可以表明事先不知情。她又把另兩套較好的衣服和嬰兒用品，放入一個籃子裏。然後自己更換衣裝，外面罩上平常穿的深藍泛白工作服，照例在胸前別上一枚毛像章。
最後，玉鷗從抽屜夾層拿出一個信封，裏面一張對摺的紙，她把它慢慢展開，逐字逐句再讀一遍：

              新畢業憶故人
                    
           呢喃燕，羽新成，
           振翅欲飛樂可聞；
           可有新燕結伴飛？
           可曾營巢忘故人？

           晶莹燕，困樊籠，
           日月韶華逝籠中；
           忍待狂風捲暴雨，
           衝出樊籠共大同。

這是當年玉鷗尚在獄中，我北京醫學院畢業時寫下的小詩，到我們結婚時送給玉鷗的，最後兩句，當時似乎有一股暗衝動寫下，自己也覺得有點奇怪。 玉鷗把它緊壓胸前，淚如雨下，想到詩中最後兩句，以前模模糊糊以爲遙不可及，莫非現在真要應驗？能衝得出去麼？
她知道這張字紙絕對不能留下，幾經躊躇，最後劃著火柴把它焚化了。
玉鷗把小萌抱到殷姑家裏。殷姑的丈夫是印刷廠工人，出身好，事後若派出所來查問，也可以減少一些麻煩。
她反復考慮要不要跟殷姑說清楚，最後還是決定不說，怕殷姑不敢接受小萌；即使敢，也要費時間解釋，而她的時間不多了，於是撒了一個謊：“殷姑，派出所叫我去開會，麻煩你照看一下小萌。”小萌正睡著，紅紅的臉蛋，好像比平時更甜美。她情不自禁地緊緊抱著，面臨這生離死別，玉鷗差點忍不住要哭出聲來。她輕輕地把小萌交給殷姑，小萌“唔”了一聲，沒醒過來。玉鷗馬上轉過臉去，強抑著淚水。
殷姑覺得有點異樣，疑心地問：“又要開什麽會？”
 “不知道。沒什麽，我很快就會回來。”玉鷗說著，就匆匆地走了。剛走出門，淚水就撲簌簌流下來了。
生離死別兩茫茫！
張婷和玉鷗坐傍晚班車離開廣州，然後以假證明住旅館。d第二天他們再用假證明轉船，轉車，混過民兵檢查，最後在傍晚到小坜站下車。她倆默默走一段路後，趁黑潛入山裏，開始了夜行晝伏的艱苦冒險歷程。她們兩人都毫無經驗，張婷聽得多一些，也只是方向和目標特徵。原先預計四天的路程，她們連舟車加攀爬山路竟然走了十天！餓得沒辦法時，只好生吃田地裏的瓜菜充饑。經歷過多次死裏逃生的驚險場面，最後在一個半夜裡爬上靠近邊界的鷹嘴嶺。下面就是海！海的那邊有藍白色亮光，她們肯定那就是澳門。望著前方亮光處，她們找到一座小山旁的大岩石，作爲游水渡海的目標，開始下山。
山腳蜿延著一條小路。張婷曾聽說，邊防軍和民兵沿山路巡邏，還帶著狗，很兇。她們看了一下不見巡邏兵，就快速穿過小路。下到海邊，玉鷗才發現下面不是她所熟悉的沙灘（玉鷗小時住香港澳門），而是高低不平的岩石、沙丘、水潭、泥漿地，還有蠔殼、螺殼，稀稀疏疏的海草叢，以及她們後來才知道名字的“海榄樹”叢。海水還在幾十米外。
這時天已開始麻麻發亮，退潮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了，必須盡快走出海去。她們走下泥沼地，避開水潭，一腳高一腳低，拄著一根樹枝作拐杖，相互攙扶著向前走，有幾次差點滑倒。帶着一身泥漿，幾乎耗盡所剩無幾的體力，終於走近海水邊。
她們本來想稍歇一下，喘口氣再下水，但一看那山邊小路離得不遠，巡邏民兵或邊防軍一眼可以發現，於是掙扎著往深處走，找到一處海草和海榄樹較密集的地方蹲下躲起來。海水齊胸肩，海浪濺到臉上。雖然白天天氣悶熱，清晨時分泡在海水裏還是覺得冷。蚊子和不知名的小昆蟲在頭上和臉前飛舞，小蟲在身邊游來游去，偶而還有小魚衝啄到身上腿上，即使休息十幾分鐘也不好受。她們還擔心海蛇咬，張婷聽說，海蛇的頭雖然是橢圓而不是三角形，可都是毒蛇。……
她們瞪大眼睛望着山邊小路。因爲民兵或邊防軍隨時可能出現。
天已大亮。她們看清岸上沒人，就站起來，先把胸前的毛像章撕下，扔到泥漿裏；把工作服脫了，抛出海面，讓海浪沖去。又把帶來的氣枕吹漲，把鞋子連剩下的半瓶水一起緊緊綁在身上，準備游出去。
玉鷗一擡頭，看見一群海鷗在藍天下自由飛翔。她忽然想起爸媽給她起的名字：玉鷗——“此鷗不如彼鷗啊！”她感歎。
她們朝著先前認定的目標——突出海面的那塊大岩石游出去。盡量放鬆，適當變換姿勢。退潮挾裹着她們快速前進。
她們都在心中祈求各自的神明：不要遇到巡邏艇，也不要碰上鲨魚。張婷聽人說，一個游水偷渡去香港的人，快要到達的時候，被鲨魚咬去一條腿，流血過多死了。
這樣不知道游了幾個小時，兩人都漸覺不支了，可是離目標的大岩石還有相當距離。
這時，玉鷗注意到右前方像是塊陸地，喘着氣對張婷說：“我游不動了。看右前方像是陸地，我們游過去吧！”
張婷說：“我也游不動了。但是那塊陸地屬於澳門，還是珠海？”
玉鷗說：“沒辦法了，游過去再說，不然會淹死在海裏。”
這時玉鷗擔心：假如那是珠海，那麽，“反革命勞改釋放犯”外逃，不可避免再被判刑，也許五年，十年。啊，十年，可怕啊！日子怎樣過？小萌怎樣過？慶斯怎樣過？……她又想到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亂勢，會不會活活被鬥死、打死？一陣恐怖和辛酸襲上心頭，她不敢再想下去，只好祈求上蒼：主啊，一切都交給你了。
她們拖著疲累的身驅，機械地向著那陸地游過去，漸漸看出是個沙灘。再游近一些時，猛然看見兩個人正朝她們游過來。她們大驚，但是已無路可逃，身體和雙手雙腳也衰弱得只能機械地划動了，只好聽天由命。
待那二人游近，見是兩個青年男女，不像有惡意。
“前面是什麽地方？”玉鷗衰弱地問道。
“澳門。”
“哦，澳門！”她們驚喜得大叫起來，眼淚都迸出來了，立刻增添了力量，快速向前游去。兩男女青年也跟著游回岸邊。終於，她們踢到海底沙地了，立刻站起，跌跌撞撞踏上沙灘。站定後，玉鷗隨即跪下，擡頭舉手向天：“主啊！感謝 您垂顧了我們。”張婷也不由自主地跪下，感謝她不認識的神靈。玉鷗接著俯伏在地，先親吻了一下沙子，再雙手抱頭，抵著沙灘，舒了一口氣：終於到了，這自由的大地！
玉鷗站起來時，見那兩位青年男女站在跟前。他們為剛才的情景所感動，深情地望著玉鷗。男的提著一網袋餅乾，女的遞過一瓶汽水，張婷已在嚼餅乾和喝汽水了。玉鷗頓然感到久違了的人間溫暖，心中一酸，淚盈於睫，連聲道謝，接過汽水和餅乾：啊！這自由世界的“屈臣”汽水，“嘉頓”餅乾，多少年沒見過了，大口吃喝起來。
玉鷗忽然停頓一下，百感交迸：我自由了，可是小萌呢？慶斯呢？其他親人呢？他們的災難何時了？不禁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