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就业

    回到长沙，我一直在为1960年就业中的种种遭遇而忧心忡忡，从不敢奢望有好运气会降临到自己头上。1962年8月5日，我在左家垅办事处待业登记表上工整地写到：“坚决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填写的学历是初中肄业，现在填写的是中专肄业，心里的希望和底气增加了不少。

    几天后，居委会主任于荫球送来一封介绍信，分配我到岳麓区政府管辖的集体单位“岳麓渔场”。有了工作，我的欣喜难用语言来描叙，高度的兴奋紧张，一夜都合不拢双眼，焦急地瞪着眼直到东方发白。

    8月8日清早，我怀揣介绍信和户口、粮食迁移证明，匆匆赶到阜埠河南的岳麓渔场，渔场在湘江西岸，距湘江一堤之隔，一个天然湖和几个人工湖。

    在一排平房的南端找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一位女会计，她看了我一眼，接过介绍信和迁移证明，随手放进抽屉，不满地咕喃着：

    “派个这么小、这么单薄的人来，又不是不知道这里都是重体力劳动。”

    我是被拒绝怕了的，生怕她又要退我，一脸堆笑地连连说：

    “我满十七岁了，有一米六五高了……。”

    她笑笑没回答我的话，朝着外面大叫：“曹队长，到办公室来，给你个人。”

    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淫笑着问：

    “怎么，一会不见就想我了？我来了就要那个的喔！”

    女会计也带着几分淫荡地笑着回答：“你想要什么？”

    玩笑的粗俗和直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和郑姐的交往，带给我的是温柔和清雅、神秘和向往，这是我踏入社会的另一课。

    曹队长把我带到渔场西头的砖厂，窑洞外停着两部正在装红砖的解放牌卡车，他递给我一双帆布手套，安排我和大家一起挑砖装车。

    一个队十二个人，三人上红砖，二人在汽车上堆码红砖，七人挑担上车，每付担子挑四十块砖，重二百余斤。一块一尺宽的长跳板，一头在地上，一头搭在汽车尾部，平生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咬着牙战战兢兢一步一步挪过起伏颤巍的跳板，不亚于过了一次鬼门关。挑了一天的红砖，下午收工时身子要散架了，拖着灌了铅似的脚回到家，不想吃饭，倒头就睡。第二天坚持了下来，第三天上午仍旧是挑红砖的工作，我揉揉红肿的左肩，躬身挑起重担，走过十几米平地，右脚踏上跳板，用力向上蹬，左脚还没提起，觉得腰像遭到了电击，一股酸麻锥心的痛感从左后腰直射到小腿跟，双脚一软，跪了下去。

    曹队长眼疾手快，一个箭步接住了我，拿走我肩上的挑担，将我扶到办公室，嘴里不停地抱怨：“上面也是，是个人就派来，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

    女会计看看坐在凳子上、出着粗气的我说：“回去休息吧，我们是计时工资制，休息就没有工资。当然，身体最要紧，这工作你吃不消，还是别来了。”

    离开渔场，花了比平时多四倍的时间，手撑着腰走走歇歇回到了家，进门勾腰蜷缩着爬上床，痛得卧仰难安，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父亲见我回家就躺到了床上，皱着眉不快地问：“怎么？下班这么早？”

    我说：“扭了腰，渔场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父亲说：“才做二天半事，吃不消了？真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我没理会父亲的言语，母亲放下手里的毛线衣，走到床头，解开我的上衣，用清凉油在我腰上涂抹起来，她小声问：“痛吗？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我说：“挑红砖上汽车，因为担子太重，才闪的腰。”

    父亲在一旁默默无语。

    母亲眼圈含泪，不住地推揉，再用热毛巾敷在腰部，痛感顿时消失大半，二天来的辛苦和疲惫在母亲的抚慰下释然了，我渐渐入睡，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起床后觉得腰轻松了许多，便对母亲说：“我上班去，计时工资制，不上班就没有钱。”

    母亲阻止我说：“不去了，这工作不要了，我去拿回你的迁移证明，重新找工作！”停顿了一下，仍旧是那句坚定的话：“天无绝人之路！”

    母亲柱着拐杖一瘸一拐步行二十余里，取回我的迁移证明送回派出所和粮店。

    1962年7月，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停办，8月初，就读该校的姐姐李宗明被分配到国营企业长沙港务局客轮当乘务员，成了我家有正式工作的第一人。姐姐忠厚老实，满腔热情忘我地工作，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船上师傅们的交口称赞。

    因为我再次失业，姐姐黯然神伤，工作之余一人独自偷偷流泪，被同船驾驶部的王顺君师傅看见，询问后知道姐姐是为弟弟的工作发愁，正逢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在招收企业内部员工子弟，如有本企业干部职工推荐，可参加面试，符合条件也能入职，于是他向轮驳大队大队长曾明钦推荐了我。

    这次港务局驳船的招工，是企业组建以来的首次，一则为解决部分企业职工干部子弟的就业问题，二则为老化了的驳船劳动力构成注入活力。企业所属驳帆船都是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实行公私合营，收缴了五、六十吨位以上的私人驳帆船，收缴的船舶按值计算，船主每月领取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利息。这些小船主，是实实在在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

    湖南内河最大的水运业主叫彭六安，他拥有数百匹马力的轮船和数千吨位的货驳船，公私合营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航运局副局长。

    姐姐的客轮往返于长沙至湘阴，下午二点从长沙开出，晚上停靠湘阴，第二天早八点从湘阴开，十一点多到长沙，周而复始循环航行。

    1962年9月14日中午，姐姐利用在长沙待航的二个多小时，匆匆赶回家来，郑重地递给我一张便条，一再叮嘱我明天早点过河，准时在八点前到长沙港务局二楼找曾明钦大队长。又说港务局容易找，上五一路轮渡码头就可以看见招牌，进大门就是。

    9月15日清晨，我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忐忑不安，真的能有工作吗？我始终不敢相信。早八点准时到港务局二楼找曾大队长，有人将我带到三楼他的办公室，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便带我到二楼的船员调度室，交待给科员刘登初，刘登初递给我个人履历表和职工登记表，说：“认真填写，填好交给我审查。”刘登初接过我填好的表，随便瞄了一眼，又拿出一份体检表说：“马上去坡子街商业职工医院体检，体检完马上回来，性急一点！下午我要出差，上午给你办好手续。”

    我横穿五一路，一路问到坡子街的商业职工医院，走过场一样做完体检，十一点回到船员调度室，刘登初接过体检表倒是仔细地审阅，点点头就将体检表连同我填写的两份表格一起装进一个档案袋，对我说：“行了，你被录用啦。”扭头对调度员说：“给小李开录取通知单和调令，让他把户口粮食迁移过来。”

    刘登初拿过填好的招工录取通知书和参加学习班的调令，交给我说：

    “单位的基本规章制度在学习班上都讲了，你才来，学习班马上结束了，我就简单给你说说，你的工作是上货驳船当水手，学徒期一年，学徒期工资每月15.5元，上船工作时间每月发生活补贴7元，伙食高低船员自己定，船上一般伙食费每月十元。没有星期天，一年集中休假四十八天，公休假要求一次休完，有特殊情况可以做两次休，因为牵涉到路费报销问题，每人每年只能报销一次往返路费。各项规章制度你上船后师傅会告诉你的。你拿到调令去水陆洲海员宿舍学习班报到，今天是学习班的最后一天，今天报到可以领到一个月工资15.5元，明天是礼拜天报不了到，后天来报到就只能领半个月的工资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记得后天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过来。”

    工作来得这样简单，还在云里雾里的我鬼使神差就成了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船员，一张薄薄的纸让我与江湖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四十三年工作职业变换直到退休，从来没离开过长沙港务局，总在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长江之间转悠。

    机缘巧合当上了水手，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我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我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感激，这种感激促使我对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深信不疑。

    为领到唾手可得的一个月工资——15.5元，我在大西门包子铺买了一个包子，边吃边走上轮渡赶到水陆州新学徒学习班，等到下午二点，看着工作人员在花名册写上我的名字，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

    学习班设在水陆州海员宿舍里，这栋不大不小的两层楼建筑，是当年水陆洲租界里欧洲人建造的欧式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赶走了外国人，房子收归国有，分配给了长沙港务局。学习班中遇见附中的同学曾省勋，接着又看见熟人王镜明，这个世界真的不大，到哪里都能遇到熟面孔。下午发工资，小礼堂里热闹异常，人事调度员和财会人员，坐在讲台后照着名册一个个点名发完工资，便大声宣布：“明天星期天放假，后天上午全体学员到轮驳大队接受工作分配。”

    想想运气真的不错，清早出门还前途未卜，几个小时后居然成了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而且没做一天事就领到一个月的工资15.5元，再说铁饭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保障，太意外了，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母亲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粪堆也有发热之时”吧！

    我领到工资，兴冲冲一路小跑回家，因为家里正面临着二件大事。

    一件是二弟李宗亮考入师院附中，九月三日报到，报到没钱交学费，学校不书发，看着全班同学都领到新书，唯独他一人没有，因而情绪低落，上了一星期的课就死活不肯去学校了，他不肯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坚决要求同父亲一起回乡吃饱饭。我想有了钱给宗亮交学费，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后来在兄弟的交谈中，他说当年坚持回乡的主要原因，是离家五年与兄弟们总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件是父亲筹划回乡的事，他决定十七日走，我回家就是要告诉他，我有了正式工作，能不能不走，免得完整的家一分为二。那还是我在钱粮湖农业技校的时候，1962年5月，从零陵老家来了个与父亲同岁同宗的满爷爷，他看了父亲的状况后大为感叹，不断地渲染说零陵乡下虽然没有城市繁荣，但一日三餐有饱饭吃。他还告诉父亲，我家寄伯伯的二个儿子都在公社当干部，老房子还完好无损，许多老人健在，都惦记着父亲的恩情，回乡去，肯定亏待不了父亲的。

    父亲1961年下半年回长沙，想重回社会，重新工作，为新中国和家庭尽一个男人的职责，他寻求原来的上级、同事，遭到处处白眼、次次碰壁，弄得身心交瘁、心灰意冷了，他清楚知道自己在长沙已经没有重新工作的机会，与其浑浑噩噩苟且于城市，不如回老家还能为乡梓贡献一点力量，他说：“回乡教教乡村孩童，也比在城市里做个废人强一百倍！”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

    我回家第一个把有工作的喜讯告诉了父亲，他神态异常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后家里的一切靠你了，好好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母亲哭诉着说：“两个儿女有了工作，家也出青天了，你就不该下乡去！”

    我反复劝说父亲，现在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国有全民企业，有了铁饭碗，今年学徒，明年两人一出师，家里生活就会大为改观。父亲应该留在城里，一家人团团圆圆不再分离。

    父亲摇摇头笑着说：“莫劝了，我只有五十三岁，不能在城里无所事事地等死，回到乡下，政府能用我，我就竭尽全力干好工作，不能用我，就做个与世无争的闲散化外人，守着青山了此残生，也许是人生之大幸。至于宗亮，乡下没中学，上中学要到零陵县城，回乡就不能继续读书了。再紧紧宗亮的嘴，想读书就留在长沙，坚持下乡就遂他的意，他能去也好，同我做个伴。”他已经从自身的遭遇认识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是他坚决要回乡避世的真正原因。

    我转而来劝十二岁多的宗亮，他比牛还犟，任你怎么说，他就一句话“一定要同爸爸回乡。”还说出孝顺之类让我难以反驳的理由：回乡照顾父亲。

    见终不能说服父亲和宗亮，母亲无奈地说：“也好，去吧，你身边有个人我也放心点。”母亲给我留下五元钱，其余的全给了父亲，说回到家什么都要添置，多一分钱是一分钱。

    父亲迁徙回乡所带全部的钱是姑妈、舅舅寄来的30元和我的10.5元。

    1962年9月17日清早，我提着父亲一个用了三十年容量约0.2立方尺的小藤箱，箱子里装着父亲和弟弟的全部家当，重量不超过十五斤，送父亲和弟弟上了南下的火车，和父亲火车站的一别就是永绝，心痛的感觉伴随我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