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初中

    我的学生时代只有六年小学和两年初中。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社会进入疯狂时代。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并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城乡，最终定格在农村。

    1958年7月初，麓山南路街道成立人民公社，在棉花厂办起了大食堂。母亲和我们第一次无忧无虑地捧起饭碗，因为大食堂吃饭不要钱。麓山南路公社是居民和桔农参半的组织，办食堂后，家家户户倒灶熄火，每餐拿着锅碗瓢盆到食堂打饭打菜，开始几餐有荤有素，不限量，各取所需；三天后饭菜质量渐减，第七天公社主任召开大会，宣布食堂就餐收费的新规定，同时将几户生活困难的人家“请”出食堂，我们刚刚品出了共产主义的就被连根刨去，刚退出食堂，我的心情跌到了冰点，每次去上学都要绕道走。不到一个月，大食堂和街道人民公社相继夭折了，居民统一由街道办事处管理，桔农全部纳入岳麓人民公社天马大队。我那颗愤愤不平的心才渐趋平静。

    1958年8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我信心百倍地到岳麓区参加初中入学考试，河西有两个中学：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长沙市第十九中学，师院附中是众多学子的首选。中旬，收到师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

    九月一日开学，我拿着母亲给我的8元5角钱，高高兴兴随姐姐一起跨进师院附中的大门。报道后被分配在初44班，一年级六个班，40——45班，44班大半是师院和湖大教职员工的子女。在教务处报到注册，拿到分班通知单，我兴奋地找到教学楼一楼初44班的教室，教室前们排着队，十几个同学手中拿通知单，一个一个交给班主任老师，老师对应着花名册，看看每个学生的高矮，分配座位。我赶紧排在队尾，二分钟后谢清明排到我身后，他是我踏进师院附中第一个接触的人，他比我矮大半个头，右眼眶萎缩、失明残疾，左眼虽小却炯炯有神；我听到自己的座位号，后退一步，一脚踩在他的脚背上，他轻轻地哼了声：“哎哟！”

    我只是回头看看他，没说话，侧身走进教室坐到渴别一年多的课桌前，中学的教室宽敞明亮，讲台后一块硕大的黑板安放在墙壁中间，课桌分成六行，每行八张课桌。中学的课桌比小学的课桌好多了，单人课桌，桌面是盖板，书和书包可以放在桌柜里，下面安了个反扣还能上锁，第二天就有同学将书包锁在课桌里，不再背着书包上下学。

    谢清明的座位在第四行，讲台下的第一座，上课正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他走近看了看自己的座位，便朝门外走去，我追出教室门，问他：“你叫什么？”

    他一愣，迟疑了片刻，用疑惑和戒备的眼神看着我不吭声。

    “我叫李宗凡，对不起，踩你了。”我真诚地为踩他的那一脚道歉。

    “啊——，我叫谢清明。”他健全的左眼坦诚凝视着我，低低地回答，语气中充满为自己刚才的疑惑和戒备而不好意思。

    我俩就这样认识了，纯真的友谊追随了我俩的一生。

    谢清明为人老实忠厚，对所有的人始终谦让温和，从不与人争吵。同他同学两年，我们的座位经常变动，只有他就像生了根一样，固定在四行一座。因为他的好脾气，同学们亲切地叫他“谢眯子”，没人骂他“谢瞎子”，这在一班十三四岁的少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事。

    开学就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自1858年8月17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指令，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各行各业。

    学校也不列外，校长号召说：大炼钢铁，所有工作必须为钢铁元帅让路。

    学校停课，建起两个炼钢炉，除班主任外，男老师率领高中部男生开炉炼钢，女教师率领高中部女生运送废铁，初二初三的学生四处捡废铁，初一学生在学校的小山上搓黄泥球，把它晒干，再由学哥学姐们运去高炉。一个学期大部分时间在做黄泥球，我们学校，没看见炼出过一两合格的钢材。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同样是我们学校宣讲教育的主旋律。最革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上反复登载“十五年超英赶美” 、“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的”的豪言壮语，激励着全国人民、激励着附中的全体学生。

    人民日报还宣扬“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为紧跟形势，学校号令个个学生写诗歌唱新时代。

    我的第一首歪诗就诞生于此时：“踩泥巴、搓泥巴，搓个泥球当炮弹，炮弹飞上天，炸得美帝完了蛋。”居然还上了年级的黑板报。

    1959年4月中旬，我随班集体下乡到长沙县学士公社，参加春插劳动，把早稻秧按季节插到田里去。第一次下乡，一切都新鲜，在家里，肚子总是闹饥荒，在农村餐餐能吃饱，怎不叫我心生感激而努力劳动。从撒肥料、挑秧等强劳力做的事我都会抢着去做，我的表现让带队老师称赞表扬，班级团支书陈映辉，陈16岁，郊区橘农子女，比起我当然成熟得多，晚上，她俨然像领导一样同我谈心、提出要求，她说共青团的大门永远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鼓励我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春插返校后我递交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

    学期期末考试，我各科成绩优秀，大炼钢铁和春插中的吃苦耐劳，成绩和表现让我获得了此生唯一的一次助学金——人民币10元。

    天性使然，我的友善、热情常能获得旁人的好感，初中两年里与廖时杰、谢清明、吴祖黔、吴干如、张昱等学院子弟成为好朋友，也和沈利斌、邓振明、方其新等农民子弟相交甚欢。

    初一二期，同学之间更熟悉、更融洽了，插科打诨、嬉戏打闹便成了我们每天课间课外活动的主旨。根据每个同学的不同特点给他们取外号，以代替其大名，叫起来好玩又顺口；最会取小名的是廖时杰，我是他的“帮凶”；在全班同学都有了外号后，终引起全班的“愤慨”，“廖大鼻子”、“细腰子”的外号就冠在廖时杰和我的头上，我不喜欢“细腰子”的称谓，认为是把我比作了弱不禁风的古代女子，尽管不喜欢，它还是伴我到走出学校。

    初44班是年级中最活跃也是最团结的班集体，学校组织的各项学习比赛、体育竞技、劳动竞赛等活动，初44班始终名列前茅。

    我对学校的各项活动从不积极参与，实在逃不过去就应付了事。一旦离开学校，那就是我的世界了！郊游、爬山、野炊等户外活动是我最喜欢组织的，一到暑假，总要数次和廖时杰、谢清明、吴祖黔、吴干如、张昱几个同学自带炊具和米油盐菜到岳麓山上野炊，山上的野菜、池塘里的鱼虾、泉沟里的螃蟹都是我们的盘中美味，玩够了、吃饱了，踏着夕阳唱着歌打打闹闹地下山。

    我们这伙人是班上的中心，中午课间休息，欢笑声常常吸引来别班的同学共戏，初45班的易启坤便是我班教室里的常客，易启坤结实矮小，特具好奇心，一天中午，大家争论着《聊斋》里的鬼神故事，议论上吊是什么滋味，易启坤站在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把皮带套在二米多高的教室门横杆上，挂住自己的脖子，蹬到椅子，身子悬空两手在空中乱舞，瞬间就无力地下垂，我和谢清明正在下棋，听见椅子打翻的声音，抬头看见悬挂着的易启坤，吓得大叫，几个人冲上前，将他取下来，还好，只刚挂了几十秒钟，他翻翻白眼，长长嘘了口气说：“吊颈难受，寻死是不能用这个办法的。”

    少年顽皮，常常在会随性嬉戏中伤害了他人，同学何其真家境类同我家，他家做卤菜生意，平常带饭，饭菜装在一个布袋里，腰上一挂，每餐饭总有二三块猪蹄和内脏，吃完双手在衣襟上擦擦，一件久穿的旧罩衣就显得油麻水光，平日里的卫生也不注意，我们都叫他“何其马桶”。二年一期选班干部，吴干如提名何其真出任班卫生委员，附议时全班举手通过。何其真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是同学们在挖苦他，讥笑他。班主任罗浪吟煞有介事地问全班同学：

    “你们是挖苦他吗？”

    “不是！”

    “是真心实意选举他吗？”

    “是！”异口同声，整整齐齐，我们班做什么就是这样的齐心。

    罗老师看着啼哭不止的何其真，心生怜悯，柔声鼓励地说：“当班干部是件光荣的事，你先当当看，实在不行再说。”

    这个学期，我班实际上没有卫生委员，何其真坚不就职。

    1959年春季开学，我班分来几个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子弟，年龄比我们大，身材比我们高，一脸的傲气，仗着国家给他们的邮袋特权，对课堂纪律、尊敬老师、友爱同学他们大都肆意横行，校区里就出现过华侨同学用气枪打伤人的事件；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了吃够了苦，今天回到了家，你们是主人，应当迁就照顾他们，让他们赶到祖国的温暖。”学校硬性规定凡同华侨同学争吵斗殴者，严肃处理。

    我班有个姓林的华侨同学，他上课想来就来，手捧茶杯，脚穿人字拖鞋，进教室就讲话打趣，只要有他课肯定上不好。老师同学个个厌恶他，一天劳动课后，我们一群同学到湘江边洗澡，他来了，泼这个的水，拖那个下河，正像教训教训他，我们几个扑上前把他按在水里，呛了他好几口水，他狼狈逃走，状告到学校，教导主任亲自来主持班会，大有不处理几个学生决不罢休之势，面对全班男女生齐齐立正，请求受罚的场面，我的一次感到了罚不责众的群众力量；学校只得圆场劝慰并为林同学调班，平息了这场纠纷。

    1959年春季开学典礼上，校长李迪光说：

    “学生当以学为主，没有知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我要求从这个学期开始，校园大兴读书之风，早晚自习，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他的指令顿时把附中拉回到读书育人的学校，这个指令也成了他在文革被批斗的一大罪证。1968年春节间，我和廖时杰组织部分初44班同学聚会，团坐在附中原初一教室里，我请来李校长，尽管他已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依然语重深长地劝导我们莫荒废了书本，他说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遗憾的是他怕连累我们而放弃同我们一起合影的请求。如今他的面貌在我心里已经模糊，但他的话依旧铿锵在耳！他的举措和教导影响着我的一生！

    1959年国庆节后，我放学回家，从来都是天黑了才到家的母亲，已在家里做好了红烧肉，看着母亲自1955年9月以来消失了的喜气洋洋的脸，我知道一定有喜事发生，姐姐进家门后，母亲拿出一张通知书，激动得语不成声：“特赦……，你爸爸减刑十年了！”平静后她语重深长地说：“我说过的，共产党好！”

    1960年初三一期，我请假缺课的时间占了二分之一多，因为母亲病倒瘫痪了，手脚变形不能再织毛衣，全家六口的生活只靠舅舅每月的二十元钱，我不得不利用好天气外出打零工挣点生活费。到了期末考试，我门门功课成绩仍在中等，历史和数学还达到了优等。我读书追求轻松，只求及格、不求高分，每次考试总是匆匆应答，做完试卷不复查，时间还早就四处观看，发现有同学套钢笔，便抢先第一、二个交卷。在家里从不做作业，老师布置作业时边听边做，做完了再回家。也不复习功课，总是在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课书进考场。我的经验是课堂里绝对聚精会神，四十五分钟课从不分心，就凭这点小聪明，成绩始终保持在中上等水平，我们五姐弟中我的成绩总是最差的。

    1961年1月，基于生活的无奈，我和姐姐一同到学校教导处申请退学，教导主任刘磊反复劝说姐姐：“你是优等生，凭你的成绩，什么样的大学考不起？就一个学期了，退学实在可惜，你拿一等助学金，学费和食宿费也解决了呀。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这可是人生关键的一步啊！”

    他也劝说我无论如何要念完初中，拿到初中毕业证好找工作些。

    我俩心中虽有说不出的万般不舍，为了生存，我们坚持办理了退学手续，刘主任满脸遗憾，摇头叹息着将中学肄业证书交到我们手中。

    此刻的我，如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学校。

    听到我要退学的消息，谢清明跑到我家，送来他好不容易积攒的三元钱，陪着母亲一起流泪，清明的友谊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