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三十年，在以光年为计算单位的宇宙空间可以忽略为零，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也不过短短一瞬，但对那些十几岁便离开父母上山下乡、继而招工返城结婚生子的共和国同龄人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艰辛、那么不堪回首。
　　高云招工的综合厂有采石、轧钢、工程建设几个分厂，全厂一百来职工一半是知青。由于高云招工时擅自修改了档案，进厂后他摇身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厂最高行政首脑李书记特为他增设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讲员”的职务，该职务介于书记和厂长之间，可列席厂委会。高云的工作也由他自行挑选。说是“毛泽东思想宣讲员”其实就是“读报员”，书记想利用高云稳住广大知青工人的心，让他们别节外生枝给他的工作找麻烦。如果真让高云来宣讲毛泽东思想，保不定他会讲出些异样内容来。高云欣然接受这种特殊待遇，一来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二来也可以为知青谋点福利。工作上他选择了相对轻松的维修工，还冠冕堂皇地说只有不脱离生产才能更好宣讲毛泽东思想，这更增添了书记对他的信任与好感。在其后十几年中他像大多数回城知青一样忙于积攒金钱结婚生子培养小孩，八十年代末，由于手机的普及和生存压力的减轻他和许多老知青一样，开始急迫地想与过去的知青姐妹联络联系共度余下的晚秋岁月。
　　迫使高云产生这种想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亲眼目睹了两位回城知青的悲惨遭遇。一位是比高云小十岁的蔡跃进。蔡跃进是高云公社最后一批下放的知青，长得清秀单瘦、活泼顽皮，十七岁下放十八岁招工。那时正值文革最后的疯狂年代，伟大领袖每发出一项最高指示高云他们都要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到街上游行庆贺，而伟大领袖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又使这种游行不得不经常在半夜三更进行，这让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工人叫苦不迭。有一天蔡跃进上班迟到，县工作队队长冲着他就破口大骂，蔡跃进解释说昨晚游行去了，高云也在一旁替他证明，队长却仍然不依不饶，后来蔡跃进被惹火了与队长对骂起来，当晚队长就让保卫科长张诚诚组织对蔡跃进进行批斗。高云好几次劝蔡跃进忍一忍，蔡跃进年轻气盛根本听不进。张诚诚还别出心裁做了一副脚镣手铐把死不服输的蔡跃进锁上，连晚上睡觉也不许打开，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严密看守，看守员则由全厂职工轮换担任。就这样批斗吊打了十天，工作组终于了解到蔡跃进曾与未满十八岁的女友发生过性关系，于是以流氓罪把他判刑五年。还有一位是比高云大几岁的王安逸。王安逸不苟言笑、内向木纳，三十五六岁依然光身一人。改革开放后厂里进行自主承包优化组合，王安逸被淘汰下岗自谋职业。有一天高云几天没见到他就问住在王安逸旁边的职工，大家都说可能出去找事做了。那天晚上高云不放心又去找，在紧闭的房门外高云隐约听到房间里有响声于是叫来人一起砸开房门，这才发现饿得奄奄一息的王安逸。从这以后厂里每月补助王安逸八元生活费，免得他饿死了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脸。
　　八十年代刚过，高云就迫不及待地联络上七八十位留在郴州的长沙知青，郴州知青听说后也纷纷加入，最后一百多已过不惑之年的知青轰轰轰烈烈地在文化宫大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知青聚会。高云送了请柬给袁大妈和另几位知青办干部，结果只来了袁大妈。为了这场聚会高云曾受到各种压力，首先是县公安局，请柬刚发出公安人员就找到高云要他取消非法聚会，高云毫不畏惧，自称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其次是比他小十岁的妻子。她无法了解这种知青情结究竟有多深有多牢。她用离婚要挟高云，结果知青聚会的第二天，刚领了离婚证的妻子不得不又央求高云复婚。
　　聚会那天很多知青一进会场便老泪纵横，那场面真像劫后余生的患难兄弟重逢般感人。尤其令高云震撼的是听到农场来的知青说起一位长沙女知青的凄惨遭遇。那位女知青的农民丈夫多年卧病在床，缺衣少食的她只能去城里捡破烂，后来双双病死家中。死后很久邻居闻到一股异味才去她家查看；只见屋里空空如也，能吃的全啃光了，盖的是捡来的烂棉絮，翻了很久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裳，最后还是大伙凑钱买了两套衣服穿上送去火化。聚会中知青畅谈了各自的艰辛与思念，留下珍贵的合影与通信地址。聚会结束后公安人员调查了很久，后来调查到袁大妈那里，袁大妈气得将调查人员大骂一通才作罢。
　　接下来调回长沙的知青也紧跟着举办了聚会，这种聚会越演越烈慢慢成了回城知青们的不定期节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与契机。及至后来，随着电脑的普及知青网站雨后春笋般涌现，更是将知青运动推上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使后知青时代如同它的前期一样让世人刮目相看。



                    　　　  三十四、


　　梁天祥所在铅锌矿只有三四十名职工，位于一千五百多米的高山。两栋平房一座厂房孤零零地屹立在光秃秃的山头。陡峭险峻的盘山公路上山时如临九天揽月，下山时如坠十八层地狱。别说开车就是坐车也要惊出几身冷汗。高云去看梁天祥时他正在震耳欲聋的球磨机房忙活，见到高云，梁天祥脸上立刻堆满开心的笑容，看来他很久没有开心大笑过了。
　　“早知道是这么个地方，我还不如就在翠竹坡当我的山大王。现在想回梁山也回不了了。”梁天祥不无遗憾的说。
　　“慢慢想办法往城里调。”高云说。
　　“调工作谈何容易！要么你有当官的亲戚，要么你大把的钞票。”
　　“调到城里要多少钱？”
　　“至少得两三万，我不吃不喝要工作七八十年。”
　　“这儿女职工多吗？”
　　“本是一比一配来的，有本事的都走了，没走的也结婚了。剩下的都是和尚。”
　　“那可怎么办？”高云接着问。
　　“活人怎不会被尿憋死！”梁天祥回答，“我正在考虑逃港！”
　　听梁天祥说准备逃港，高云沉默了。这个话题他们曾经讨论过多次，最终都被一次次否决。首先和亲人朋友天各一方永难相见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反倒觉得能与亲人朋友一同吃苦是一种幸福。其次对自由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投奔自由”只是政治家玩弄的一种伎俩。自由从来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身外之物，不能被人施舍被人恩赐，也不能去寻找去投奔。自由是一种状态，一种你与周围的人共同创造的一种状态。自由也不是随心所欲，否则鲁滨逊便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自由必须与人分享，别人恩赐的东西是他人的施舍，不属于可以分享的范畴。一个失去了自尊的人便很再去难享受自由带来的巨大幸福感！高云清楚地知道梁天祥今天把逃港提上议事日程，只能证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高云很悲哀也很无奈。
　　高云回家后第三天，梁天祥背着一个斜挎包来到厂里。于是高云和梁天祥一起准备了十几根两头有倒钩的六毫米铁棍，铁棍五六寸长用来连接货物筐。还有一柄手钻用来钻透棺材板，此外还有六天的食物、水以及十几个装屎尿的空塑料袋。上车是郴州往广东方向的坡道上，趁火车上坡减速时飞身跃上车厢剪开车厢门的铅封，进车厢后将水果或其他货物一筐筐背出让逃港者蹲在最底层小洞里，送行的人再用铁钩将货物一筐筐连在一起将他盖上，到香港后装卸工人卸货时他们便能成功要求政治避难。躲在货物箱中最怕就是垮箱，而且过境前列车会频频碰撞，目的就是让逃港者打的洞垮塌。很多人就这么被活活压死了。有经验的逃港者都希望能遇上运棺材的车厢，躺在里面用手钻钻几个洞通风，美美地睡上几天便到了自由世界。但也有通风不畅闷死的。 送行的人把他们藏好后再从窗口出来把铅封重新封好然后跳车离开。那天高云送梁天祥时黑暗中看见路边同时窜出十几条黑影，分别上了不同车厢。梁天祥这一次逃港没有成功，一个月后他带着满身伤痕回到郴州。原因是列车过境前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三天，最后一天前后车厢的逃港者憋不住了在里面拼命叫救命，车厢外蹲守的边防战士立刻翻箱将他们找出，连带梁天祥这节装运水果的车厢也翻了个遍。后来他被关在大尖山强迫劳动，逃了两次才逃出来，身上的伤就是第一次抓回去用茶木棍打的。梁天祥在高云家养好伤又逃了一次，这一次成功到了香港，可那时已经封港，经济难民不再能取得难民资格，结果被港方遣送回大陆再一次关进广东大尖山收容所。这一次梁天祥没能逃脱，是高云带着孙石生段乔三人共同凑起来的一笔可观的钱和粮票去大尖山接他回来的。
　　梁天祥在整个逃港过程中感触最深的要数对两地监狱制度的不同。梁天祥在香港监狱用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时立刻被狱警制止，香港警察对他说你进来时称了重量我们要对你身体负责，掉了一斤肉我们都难脱干系，希望你体谅我们的难处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早上包子油条牛奶面包应有尽有，中晚餐有荤有素饭菜干净营养。监狱里有运动设施图书馆娱乐室，如果你想工作，工作所得出狱时可以如数带走。梁天祥一进大陆监狱所有物品统统被搜刮一空，只有一张百元港钞被他搓成一细条塞进运动鞋中间缝隙中得以逃脱，但很快又被狱霸连鞋带钱抢去。在监狱每天要干十小时以上笨重体力活，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带泥的青菜，荤菜根本没有，菜汤干净得可以洗脸。最可恼的是菜里很少放盐，狱方的理由是吃多了盐犯人有力气逃跑，至于有没有力气干活可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因为他们每天都对犯人规定了严格的任务指标，没完成的自然有棍棒对付。高云接梁天祥回郴州后，借来一口大锅把梁天祥的衣裤统统煮一下消毒，结果水面密密麻麻布满大大小小的虱子，根本看不到水中的衣裤了。
　　逃港回来后单位已把梁天祥开除，于是他重又开始了遥遥无期的流浪生涯。有段时间梁天祥在长沙郊区开了一家带旅店的小饭店，正巧高云女儿那时也在长沙上学，他们又经常相约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