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准。但他死後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諡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讚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

在宋代有太多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後，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於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

趙匡胤統一中國後，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對公卿辱罵。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

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說：這只是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

四川有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胆地煽動造反麼·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嚴加懲治。可是仁宗卻道:「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做吧。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後病死於汴京宮中福寧殿。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