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 园 春

                             魏  徴

    低矮凡夫，家穷好学，耿直狂徒。守成安思患，慎防纵欲，兼听明晰，暗则为孤。不避嫌疑，秉公办事，愿作良臣为国儒。君有倦，进十思警语，贞观阳铺。

    明君立谏除孤。家有诤臣宗庙不虞。木长须根固，国安德厚，竭诚待下，以俭消屠。铜镜明人，可知得失，鉴古兴亡成坦途。亡徴矣，朕失一明镜，国失灵枢。

    魏征（580－643）字玄成，身高约合现今1.62米，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为人耿直，好直言上谏，不避亲疏。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曾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但太子建成不从，玄武门之变后，建成被杀，魏征转为李世民幕僚。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的艰难。” 但是，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就更难的啊！”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秉公办事，不避嫌疑，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这是为良臣；一味顺从君主的意见，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君王，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这是为忠臣也。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的不舒服，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魏征进谏，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何缘故？”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想法，他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孔子家语》人受谏则圣，木受绳则直，金受砺则利。荀子《子道第二十九》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天子），有四个谏诤之臣，边疆就不会被人侵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诸侯），有三个谏臣，祖国就不会危困；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家臣（大夫），有两个谏诤之臣，宗庙就不会毁坏。木头要长势良好，必须其根要根深。国家要安定，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是事情的开始，都是充实繁多的，但事情的结束，则很少是成绩辉煌的。这就是取得容易，但守成的难啊！。为要寻咎原因，就得竭诚善待人民。当得志的时候，往往容易纵欲傲物，如果是人是竭诚的话，则吴国和越国都可以成为一体；如果是傲视万物的话，则骨肉如为行路之人，各不相干。虽然懂得使用严刑，摆出皇帝的威严，这样只能使人折服，而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不能只满足于这样，问题的核心是在人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一辆断了绳索的车子，可以呼啦地狂奔。作为人君者，的确是能纵欲。如果能深思而自制，知道适可而止的话，就可以使国家安定。 居高思患，居安思危，常常修养自己的品德，当满溢的时候，就想想江海是处在百川之下。你的满溢，是接受别人的东西而得来的。当游乐打猎的时候，就想想，一年三次，就已经足够。当人忧倦而懈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得来的不容易，善此善终的就更加困难啊！要使自己不臃肿闭塞，就应该虚心倾听下面人民的意见；要防止被谗言所蒙蔽，就要正其身以抵挡；当恩赐下臣的时候，要想想是否恩赐得得当；当责罚别人的时候，则应细想，是否是毫无原因地发怒而滥用刑法。时时想起这十思，宏扬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选拔有能力的人，加以任用，听到正确的意见，就要跟从，这样有智智慧的人，就能尽其智慧，有勇之人，就能竭尽所能，仁者能播施其德惠，有诚信的人，自然会对你效忠。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不必劳神苦思地想着如何统治，百官都会各守其职，国家自然繁荣昌盛。唐太宗得到魏征的帮助，做出了为后世所称颂的“贞观之治”。
    当魏征病重死去的时候，唐太宗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