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政英雄——宋教仁

宋教仁（1882、4—1913、3），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
1899年，宋教仁入漳江书院读书，尤喜政治、法律学科。
1903年春，宋教仁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喜国事，常与同学大谈时政。同年，在留学日本的黄兴、陈天华回到长沙，与宋教仁初次相见，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人日后是中华民族民主建制的领袖人物。
1904年春，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建“华兴会”。夏，任武昌反清团体科学补习班文书。11月，华兴会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经湖北螺山时作诗曰：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皆神州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扶天戈。”
1905年初，宋教仁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再入日本早稻田大学。6月与同学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采用黄帝纪年以示与清庭绝裂。杂志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遭日政府查封。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
中国同盟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教仁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6年，宋教仁日记记载在这一年里，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 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多种书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
1907年春夏间，宋教仁受令赴东北安东，联络占山为王的“马贼”，谋占奉天，失败后返回日本。在日本著《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时就是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以五千金索购书稿；清政府凭此书在对日谈判中获小胜。（1907年秋，吴禄贞任延吉变务帮办，奉令处理日本侵占东北延吉属地龙峪、光霁峪等地，吴依宋书的论据提出《延吉变务报告书》，再据理力争，日本军队不得已退出占领地。军机大臣张之洞对此大为赞赏，力升吴为延吉边务督办。）
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一举夺取北京，但太难不易做成；中策是长江各省同时举义，建立政府再行北伐定天下，这是有基础的；下策是在边缘地区起义，恐终难成大气。
东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年底，他从日本返抵上海，任于右任办的《民主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革命文章。
1911年
春，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时绝大多数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笔。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7月31日，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湖洲公学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他来往沪汉间，发展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举措深得黄兴的支持和赞颂。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与黄兴同到武汉。
宋教仁与居正等人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第一部共和政体的宪法草案，草案中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三权分立国家政体的基本结构。
宋教仁在上海发表文章和通电，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正告他们“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
当时有日本人有意趁火打劫，宋教仁饬书日人：“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随后宋教仁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长，主持制定了多部法律。
在南北议和中，宋教仁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
因为：一、军事力量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加上仍忠于清朝的禁卫军、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南京临时政府的各色民军虽人数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却远远逊于对方。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黄兴），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实难与北军抗衡。
二、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了。而清帝国仍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还能借到外债，军费较充足。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维持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向国内外频频求援。他坦承：“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各省虽独立，起义军、民团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之不断请求中央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西方各国和俄日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是举步维艰。
3月，议和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因反对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
7月21日，同盟会大会上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
宋教仁游说在各政治团体和社会名流贤达里，以求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政党，来实现政党内阁的构想。
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当任全国铁路督办，去实行实业救国。袁世凯却一步步的恢复帝制，面对这种情形，宋教仁加快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的步伐，谋求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总统的权力，以防止个人独裁，使中国继续走共和的道路。他的活动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
宋教仁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国民党人，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2、为了民主、共和制度，应知道“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所以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或：“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
宋教仁旨在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他坚持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
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记者黄远庸说：“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可见组建国民党是宋教仁所为，这充分显示了宋教仁的重大影响和团结全党的威望和能力。
10月，宋教仁南下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慷慨激扬地申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时各地选举大大的有利于国民党，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如果是竞选，宋教仁必定稳操胜券。
宋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宋教仁倔强进取的个性、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都令袁世凯十分惧怕，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对宋教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袁世凯量体定做西装送他，许其出任总理……；还送他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宋教仁却在离京南下前交赵秉钧退还袁世凯，留信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终不为所动，令袁世凯顿起杀心。
1913年
3月上旬，宋教仁刚到上海，接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与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握别，被袁世凯刺客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中弹倒地后反复嘱黄克强等人：“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
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临终前，还在叮嘱身边的人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宋教仁以己君子之心来度一代枭雄袁世凯之心，始终不愿相信是袁世凯暗算了他。他那里知袁世凯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任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宋教仁到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悲乎！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党政治，更是对议会政治情有独钟，他主张“责任内阁”。认为：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宋教仁希望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国会开会前，他奔走在长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体造舆论。
宋教仁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居正文集》）
南京临时政府时，初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没通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鸣不平，他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他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因为在武昌起义，因黄兴、宋教仁等知名革命党人都不在，起义的士兵从床底下拖出个清朝旧吏黎元洪来充当领袖，对民主政体是一窍不通，木已成舟宋教仁是后悔莫及，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有可靠的制度来限制 “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之流的人，以保证不脱离共和的轨道。
宋教仁也认为：“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宋教仁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
宋教仁虑及到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国家，还没有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集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那么责任内阁制就在制度上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的国家。
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理性总结和折衷，是科学的。如果宋的理想能切切实实的实行，是能重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也可以克服旧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调动、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整合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
宋教仁曾约梁启超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甚感契合，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愿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得知宋教仁噩耗，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宋教仁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百年沧桑史，而今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透，他为此抛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满目繁华而淡忘，这是中国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宋教仁极具优良的政治人格，极具优良的品行操守，同时又极具理想主义，他是个“崭新的人”，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基；正因为他的书生气，所以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认识不足，对政客、军阀的本性认识不足，对中国国民的思想和社会现状也认识不足。才有这毫不设防的悲剧发生！
左舜生说：“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此言不妄！在上海，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要他注意安全，他都认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劝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坦坦荡荡，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气慨虽荆柯也难越其左。
宋教仁在被暗杀前，始终强调“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宋教仁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宪法应由国会制定，再有政府遵法行政；袁世凯则想绕过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另组“制宪委员会”。宪法之争，是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他也是中国“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也有人批评宋教仁，蔡东藩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才遭人暗杀。这种说法我实难苟同，纵观民国初建时，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独裁帝制，岂能容宋教仁来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袁世凯不会容他，一切专制的政党和野心家也是断然不会容他的，所以他必死无疑，这是黑暗战胜了光明啊！
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虽然这次议会选举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选举资格的规定所限：凡有民国国籍须具备下列条件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美国经过一百七十八年才实现了普选），所以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投票。但是民国初的这次选举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是首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议员。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主的春天。这个春天虽昙花一现，却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最后谈谈《临时约法》的产生，《临时约法》虽非宋教仁亲写，但他的宪政思想、智慧和思考是《临时约法》的主导。他在日本时曾对景梅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景梅九《罪案》）。因此在民国建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宪政建设中。
史料记载：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成立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此草案之要点有三：（一）列举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惟关于权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规定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对外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条文，似略采五权宪法之意。惟参议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审议，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该院旋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会讨论，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审议、第二读会、第三读会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经时间，不过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经临时大总统公布”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说：“1912年1月7日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下，参议议院召开制订约法会议，由革命党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稿，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讨论，至3月8日三读通过，3月11孙中山签署公布。”
王世杰《比较宪法》称：“于是年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一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说者谓此项大纲，在表面上虽为雷奋等三人所起草，实则出自宋教仁之手。”
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载：“先是在临时约法草案未成立时，孙总统即向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请求讨论。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议决，将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历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
这些史料都证实了《临时约法》是宋教仁主稿的。
当时各界对《临时约法》的态度不一：“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议员讨论约法。法制局长宋教仁坚主中央集权制，秘书长胡汉民则主地方分权。孙中山对五权宪法未纳入约法，表示不满，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巩固’；特别强调‘我今已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之真意义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孙中山年谱》）所以完成这个《临时约法》实属不易。
宋教仁死了，《临时约法》也死了，接下来是几十年的内战，即是在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中国人也不会忘记以中国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这是不是柏杨说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呢？
宋教仁对理想追求之执著，为理想献生的崇高精神，还有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即使过了千百年，都是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
孙中山两联挽宋教仁：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黄兴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民主党人汤化龙挽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主党人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之句。
宋教仁诗二首：
一、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二、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
家国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部分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宋教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清史人物列传》之《宋教仁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桃源渔父宋教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